第5版(理论)
专栏：
延安精神必将在新一代青年中发扬光大
刘奇葆
延安精神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范畴，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而形成的极为重要的精神产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已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生活在今天的广大青年，虽然对富有传奇色彩的延安和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怀有崇敬之情，但由于过去几年延安精神在青年中的传播受到了影响，许多青年对延安精神缺乏了解，也就使得一些青年感到延安精神离他们很远，甚至感到落后于时代了。然而，一些青年到延安考察之后满怀炽热，一些青年在看过《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等历史作品之后感受至深，这说明延安精神同青年的心是相通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延安精神对青年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那么，今天延安精神怎样发扬光大，特别是怎样使未来社会的主人——青少年了解、掌握并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呢？这是我们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最基本的问题。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３２８页）彭真同志在《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一文中也指出：“希望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同志们抓住实事求是，抓住群众路线，协助党研究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求是》杂志１９９０年第１８期）显然，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保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延安精神是时代本质的反映，我们应注意研究和总结它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因此，我们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应该向青年着力说明：
延安精神是当代精神
历史划分为时代，时代由世代构成。往往由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走完一个时代的历程。人们对具有社会本质特征的精神观念的理解和把握，应立足于时代的大视角。站在现时这一代青年的角度上看，延安精神是老一代人创造的，但应该看到，老一代仍然属于当今这一时代。１９１４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时代到来。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即使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民主革命，也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延安精神就是在这一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本质意义的精神。虽然，延安精神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同我们所处的却是同一时代，延安精神的实质同社会主义精神是一致的。
延安精神同社会主义精神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延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的事业是以人民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仍然服务于人民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是延安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延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当年用于表达延安精神的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概念，今天仍然用于概括和表达社会主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并身体力行的，共产党人和一大批先进分子是这一崇高精神的社会载体。社会主义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创造和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主体也是共产党人，并由此影响和带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精神。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延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仍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凝聚力的队伍去完成；我们的人民一如既往地赞颂延安精神，并且热切地呼唤延安精神。显然，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现实条件依然十分充分。
延安精神吸收了现代文明的精华
延安虽然地处一隅，但是同世界大舞台紧密相连、息息相通。当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立足中华环顾世界，以其开阔胸襟，充分吸收可能吸收的现代文明的精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精神境界不仅走到了中国社会文明的前列，而且跨入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前沿，形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一位美国著名汉学家对此作过分析，他说：国民党的创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时代成长起来。共产党人则属于战时和战后完全不同时代的几代人，对新的压力和新的思想十分敏感。参加共和革命的老一代人注定只能完成一半事业，而把现在中国可能做到的变革留给较年轻的一代更彻底地去完成，那是不足为奇的。事实说明，创业的一代共产党人是握有新知的一代人。
在延安精神中，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的思想，组织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贯路线，在延安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和新的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表现出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依靠和信任。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我们的党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采纳李鼎铭先生的意见，实行“精兵简政”；推广刘建章合作社经验，替人民办实事等等，充分体现了时刻关心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为了组织群众参政，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选举的原则，各级政府和参议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由各阶层、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和民主人士组成，构成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最民主、最进步的政治模范区域，在政权建设中充满了民主精神。一位传记作家曾在《毛泽东传》中写道：“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的意识似已存在”。
延安精神也包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视。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同志专门为中央写过一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延安时期的这些观点，代表了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全新看法。一时间，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盛事。在延安精神中，关于中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认识，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延安精神闪耀着青春的光和热
延安精神是由老一代创造的，但他们当时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当年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为寻求真理聚集在延河两岸、宝塔山下，他们所奉献的青春和热血，使延安精神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与活力，闪耀着青春的光和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他采访延安后写下的《西行漫记》中说：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识知“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斗争达十年之久。他还说，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他们通过宣传和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概念。可见，当时青年在延安精神形成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可以说，延安精神不仅属于老一代，而且属于青年人；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也属于将来。
创造总是包含着真理，历史必然连接着未来。当年的青年参与了延安精神的创造，参与了这一精彩历史画卷的描写，岁月虽已迁移，然而却留下了崇高而光荣的奉献，也留下了深刻而隽永的启示：同工农结合是他们的成功之路，艰苦奋斗是他们的奉献之阶。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是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事业，历史使命仍然十分艰巨，青年和事业都需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在老一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在深入研究和传播延安精神的过程中，当我们做到了向广大青少年充分展示延安精神的崇高境界和时代特色的时候，延安精神将会被新一代了解和继承，并将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发扬。 （作者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5版(理论)
专栏：
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吴建国
在我看来，围绕改革，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不要改革？第二，沿着什么方向，进行什么性质的改革？第三，在方向、性质确定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改革？
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我们党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历史地得到基本的解决。完成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和转变的标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和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开辟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有如此之大的彻底性？我以为，这与“左”的错误在我们党内暴露得比较充分有关，其中，最切近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触目惊心的浩劫，它把亿万干部群众卷了进去，也使他们从“左”的狂热所造成的灾难中觉醒。对过去历史的深沉反思，加速了思想统一的过程。而十二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所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又愈益巩固和强化了这一思想上的统一。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本性的内在要求。不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就会枯槁自毙。这已成为全党普遍的共识。当然，必须指出，任何一种倾向的扭转，都不可能具有一劳永逸的性质。应该看到，我们还远未消除“左”的东西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因此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以某种形式复萌的可能性，所以也有适时加以防止和提示的必要。
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还是以摧毁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从改革起步之日起，我们就毫不含糊地向世人宣告：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显现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是，还有另一种主张，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对这种主张，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所谓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其改革的归宿。具体而言，大体是三个方面：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党化，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这就是他们改革观的内涵和底牌。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煞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不知这些同志想过没有，在一个有着十一亿多人口，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之中的当代中国，一旦公有制解体，失去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我以为，那是不难想见的：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中国大地上，将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悲剧，——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通过自由的“生存竞争”，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寡头之手，从而形成以千百个亿万富翁为主体的，由等次不同的私营企业主为基础的剥削阶级，而数亿人民群众则沦为资本的奴隶或产业后备军──这是目前作为国家主人的一亿多工人阶级队伍、九亿农民的唯一前景。因为进入统治阶级营垒的，在剥削制度下，只能是极少数。而这个极少数，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注定要与封建残余相勾结，对外仰国际垄断资本之鼻息，成为它的附庸，从而势必把中国再次推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灾难深渊。
还有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只能在艰苦的探索中，在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开拓前进。过去有，现在还有自以为高明的人，批判乃至挖苦、嘲笑“摸着石头过河”的提法。说“现在，经济改革已进入没有多少石头好摸的深水区”，还怎么摸下去？其实，我们的改革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前进的。要知道，在改革的领域中，我们已经获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对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意义上，河要过，可还得“摸着石头”。这实际上也就是如何逐步认识和遵循经济规律的问题。比如，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问题上，我们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私营（包括中外合资、独资企业）经济为补充的原则。如何使这一原则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得到恰当的体现？对后者我们还要允许它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具体的量度何在？也就是说，在多大规模和范围内，它的伸张才既是现实的，又是合理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心中无数。这个“数”——比例、比重如何确定？目前，恐怕谁也不能掐指算来，脱口而出。这需要追踪，观察，分析它的走向，估计它进一步扩张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由此而引起的连锁反应，所衍生的诸种社会矛盾，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权衡利弊得失，方能把握“关节线”，以决行止。再比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问题，对此，中央已明确，不要再去讨论应不应该、能否结合了。因为这种结合不仅已经成为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取得巨大成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使它们结合得更好，既能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又能发挥市场调节的长处。总之，除两者之弊，兴两者之利，使计划经济能反映市场的脉搏，同时，使市场受到计划经济的规范。这是我们希望之所在。但现在我们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往往还是重复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怎么办？唯一的出路是坚定不移地沿着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的方向探索下去，不要再回到“非此即彼”的论争中去了。
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大多面临困境。这些年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外部环境、内部机制都有很大的变动和调整，何以眼下会陷入困境呢？为什么企业设备、技术严重老化，而无力更新？是不是折旧率低了，是不是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个人倾斜？是不是企业的短期行为近年来有所发展，资金投向趋于“轻型化”、“消费化”？如果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那就要考虑调整有关政策。怎么一再放权、让利，而有些企业却每况愈下？何以企业资金都感到紧张，而全国帐外资产总额却高达３０００亿元以上，这些帐外资产哪里来的？是否与国有资产流失有关？如果这是事实，那就要寻找放权让利的下落和帐外巨额资产的来源，堵住流失的漏洞。再比如，为什么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效率低、技术原始、资源消耗大，却不仅得以生存，且显现出“高效益”，而相当大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则与之成反比？这主要是不是和它们负担过重，同其他经济成分没有同等的竞争条件有关？前几年的舆论、政策导向，是否真正放到了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的全局上，还是有所倾斜？如果确有倾斜，那就应当设法矫正。所谓“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私营”的说法，迄今为止，仍在流传，到底应该怎么看？笔者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摘自《真理的追求》１９９１年第８期，标题为本报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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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昆仑杯青年跨世纪的思考征文
任重而道远 弘毅为长行
——“跨世纪的思考”征文来稿摘编之二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曹康（二十七岁）：在新世纪的历史长卷上，我们将看到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念折射出刀光剑影的殊死交锋的一页，这一页很长很重。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两种本质上水火不容的制度，就不会有掩卷浩歌的一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新世纪将可能承受异乎寻常的重压，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国际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共和国年轻的公民们，如何搏击这扑面而来的历史浪潮，穿行波峰浪谷而至中华腾飞的“黄金海岸”？窃以为最关紧要的，是生逢斯时，身负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大任的亿万青年，要振奋精神，胼手胝足地苦干！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张呈东（二十九岁）：古人云：欲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历史经验表明，政治进步、社会稳定、经济雄厚、军事强大，这是一个国家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作为炎黄子孙，人人都应有责任感、危机感、紧迫感、奋争感。我们跨世纪的一代青年，应当珍惜历史机遇，积极投身于振兴中华的事业，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聪明和智慧、勇敢和奉献，谱写历史新篇章。
辽宁省地质矿产局宣传处副处长苗世杰（三十九岁）：艰苦奋斗是一面无往不胜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上，镌刻着中华民族的一种伟大精神，这就是百折不挠，泰山压顶不弯腰。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高举艰苦奋斗的大旗，才把社会主义的摩天大厦高高矗立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之上。传奇般的事实，是艰苦奋斗的昂扬颂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一些人以为要同“艰苦”告别，同“奋斗”分手了。我们要大声疾呼：朋友，新的世纪需要我们去建设，而不是等待我们去享乐！只有高举起艰苦奋斗这面大旗，我们这一代才有资格充当跨世纪的一代。
辽宁省阜新矿工报记者谈四敏（三十九岁）：在肯定跨世纪的一代思维敏捷、眼界开阔、专业理论素质高等优势的前提下，也应看到我们尚有很多“缺钙”之处。我们大多是从“甜”、“暖”主调中生活过来的，缺少必要的艰苦锻炼；我们大多只经过“学院式教育”，缺乏亲身参加实际工作的经验。所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教育中，我们还要补“艰苦奋斗”的课，包括与工农相结合，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向人民群众学习。
江西省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机动能源处团总支书记程?（三十岁）：“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中国正是经过几代人在风风雨雨中苦苦求索，才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今，中国已成功地达到了经济建设战略部署的第一步目标。怎样走好第二步？担子已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应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竭尽全力，努力奋斗，用勤劳和智慧敲开小康之门。让我们在这块生养我们的土地上，挥动改革的画笔，追忆过去，记叙今天，描绘明天；在东方大舞台上，高奏二○○○年的青春之歌。
四川石油管理局川西北矿区经济民警中队郭康宁（三十岁）：我们不仅要有忧患意识，还应培养创业意识。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守业不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把忧患意识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转化为务实和创新，我们才不辱使命，成为真正的跨世纪者。
云南工学院管理系本科生樊林（二十一岁）：西方发达国家不会拱手奉送一个现代化给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发展、债台高筑引发“消费示范效应”的危害更是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国民过多地攀比生活享受，就会失去自立奋斗的斗志和韧性。我们应当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打一场经济发展的持久战。
辽宁省本溪市安装公司净化除尘设备厂李连全（三十八岁）：未来十年，我们将成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综合体，这是时代对我们自身素质的严格要求。我们要像铆钉一样毫不松懈地咬紧自己的责任，把身心与新世纪紧密相联，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努力奋斗不息。
中共山西省孝义县委宣传部马明高（二十八岁）：全身心地投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之中，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的每一个步骤乃至每一个细节而埋头苦干，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意义，我们的行为才会有价值。我们的起点低，这是事实。对于这个现实，抱怨无用，伤感无用，眼红别人无用，乞讨做美梦也无用。只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才能一步步接近我们的宏大目标。
中共湖北省宜昌市委宣传部李兴慧（二十三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我把理论从心灵的太空直接切入足下的大地。教育者首先受教育，在深入实践、深入农村的过程中，我感到了劳动人民真善美的情操，看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际成就，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党的领导的不可或缺。我心甘情愿、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农村社教，并深深感受到：实践是大学生成才的必由之路！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张平（二十五岁）：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被抽调到萍乡市委社教工作组。一年多的山村蹲点，我深切体会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来不得半点轻浮。要使北大人多一份谦逊少一份自大，多一份实在少一份空谈，多一份成熟少一份浮躁，就必须从博雅塔下的燕园走向社会，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江西省南昌市职业技术师院进修学员吴作兴（三十八岁）：练功是为了献艺，架桥是为了渡河。学习和改革都是为了更有效率地进行社会生产。不能光是搞些花架子，而不愿意踏实地进行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常规劳动。应当在实干中改革，在改革中实干。
（胡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