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要力求精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
——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深远意义
奚原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问世,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在展开学习。《选集》中,军事和涉及军事的著作占了较大部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精华。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学习、应用和发展这一军事理论,需要进一步思考。
    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南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这一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历史根源,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这把钥匙,是打不开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大门的。同样,如果脱离中国实际情况,也不可能产生适合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军事科学理论。毛泽东和我党我军许多老一辈领导者,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诞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历史告诉人们,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来之不易的,是在同外部强大的敌人和内部右的、“左”的错误进行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南。
党在初创时期,还不了解组织军队和准备战争的重要性。甚至1923年,我们党正在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还劝国民党抛弃“专力军事”的“旧观念”。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党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在国共合作条件下逐步进入军事方面的活动,先后直接掌握了一小部分武装力量。但是,在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主张在国共合作中“一切归国民党”,特别是放弃争取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拒绝周恩来、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主张组织人民自己的武装,掌握党对一些军队的领导权的正确意见,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发展党的军事力量,以至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不能有效地制止和组织反击。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及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所谓“上山”,就是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实行武装割据,积聚革命力量,用枪杆子夺取政权。领导权的思想,上山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武装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确立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创造了人民战争的一套战略战术。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军事著作,就是这些经验的科学总结。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已经朴素地提了出来,并指导红军及红军战争迅猛发展。但是,就在革命力量重行集聚和发展的时候,中央领导又几次为“左”倾冒险主义所控制。特别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从1931年1月起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他们大搞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视中国国情和客观形势,照搬外国经验,推行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最后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仓促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时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损失大半。面临险恶处境,遵义会议终止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指挥红军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坚持北上方针,胜利结束长征,创造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决定中国革命存亡的关键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把党和红军从覆灭的边缘挽救过来。毛泽东到达陕北以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理论高度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已有经验,深刻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写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从这时候开始,中国革命战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奠定了必胜的基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后,毛泽东对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战争的规律和进程,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军事战略和战术,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以及斗争策略等问题,作了富有科学预见的论述。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军事著作。理论来自实践,又走在新的实践前面,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自觉性,使中国人民武装力量获得巨大的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解放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决战阶段,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争艺术发挥的高峰。仅仅三年时间,就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从事和领导的武装斗争,从1924年国共合作办黄埔军校,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二十几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为什么曲折?这一方面因为敌人强大,一方面因为自己犯了错误。回顾这段历史:在党的初创时期,自己不懂得搞军事,还去劝孙中山也不要专搞;到大革命时期,知道要搞军事了,但只准帮助国民党搞,不准共产党自己搞,结果招来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知道共产党自己要搞军事了,但只准按外国的办法搞,不准按中国的情况搞,结果把红军带到覆灭的边缘。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遵义会议才确认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树起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灯塔,照耀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之路。
    要力求精通基本原理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科学的理论。然而,仅仅这样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探讨了古今中外前人的战争经验,揭示了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一般战争(特别是一般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它不仅适合于我们过去的革命战争,而且对于指导今后的战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明确这后一点更为重要。
毛泽东军事著作,既包括了许多反映战争特殊规律的具体论述和具体原则(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同阶段、不同性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各有其不同的特点,是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的),又包括了一系列反映战争普遍规律的基本原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战争规律问题)。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把重点放在哪里呢?一般地说,应当着重学习并力求精通它的基本原理。当然也要认真学习它的具体论述和具体原则,主要目的仍是从中领会精神实质,探索基本原理。中国革命战争已成为日渐远去的历史,反映这个战争特殊规律的一些具体原则,今后有的还可以用,有的需要补充或修改,有的则已失去时效。而反映战争普遍规律的基本原理,却是指导我们研究今后军事和战争活动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内容十分丰富和精辟,需要联系历史实际和当前实际,继续进行专题的和系统的探讨。这是我们最根本性质的军事理论研究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探讨其基本原理的指针。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在分别略举其要点,以为引玉之砖。
(一)坚定的为人民、为正义而战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党从事武装斗争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离开这个立场,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立场问题是首要问题。它鲜明地贯穿在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待战争的立场问题。战争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就是对待战争的立场。毛泽东反复阐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们的立场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无产阶级把为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而战,看作自己的历史使命。有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大发展,“战争已经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抹杀战争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混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种论点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在战争问题上,我们必须永远坚持人民的、正义的立场。
第二,对待军队的立场问题。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即坚持保卫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里,领导权问题,实质上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不要党的兵权,也就是不要人民的兵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张国焘分裂主义,争个人的兵权,搞枪指挥党。这两种态度,都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站到资产阶级或军阀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现在有人主张共产党不要管军队,实际上是要解除党和人民的兵权。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第三,对待建军的立场问题。必须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个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处处以人民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我军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主要也是为了保证人民军队的素质。现在我们国家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决不能让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腐朽思想作风侵蚀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认真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洞察战争规律的唯物论战争观。这是党确定武装革命道路和考察战争规律的基本观点,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毛泽东军事思想坚持以唯物论观点解决军事领域的一切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例如:
第一,坚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探索解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些同志即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以后,教条主义者仍然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经验主义者则要照搬北伐战争的一套,都是脱离了客观实际。毛泽东等同志通过亲身实践,开辟了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这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
第二,要善于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察和掌握战争规律,克服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战争是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私有制和阶级)相联系的历史现象,它“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而是可以认识的。毛泽东特别抓住战争认识论的关键,即如何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使二者好好地符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原理:“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他对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曾就敌我双方分析了它们的主要特点,并据以规定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他还对如何认识战争,作了多方面的周密论述。
第三,贯彻人民战争的战争观。历史上有过不同程度的人民战争,然而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大规模的、最彻底的人民战争。毛泽东基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兵民是胜利之本”等唯物史观,发展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思想和原则。他特别重视把全体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只要我们依靠人民,……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今后仍须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三)驾驭军事和战争活动的辩证法。这是指导战争、制敌取胜的科学方法,也是迫使敌人就范的战争艺术。毛泽东的许多军事著作,充满了生动的辩证法,这里择要列举几点:
第一,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遵循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毛泽东把反映战争客观规律的战略战术等,称作战争指导规律。他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中国革命战争经历了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之间三次大的战略转变,至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对象的具体作战方针、方法,发展变化就更多了。进行任何战争,都必须认真研究战争的指挥规律,因循保守的思想都是危险的。
第二,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促使敌我强弱转化,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方法。革命战争总是从敌强我弱开始的,毛泽东说:“战争过程中,……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为此,在长时期内我们曾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即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从战争全局看,由于敌人强大,我们不能不采取战略防御,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农村包围城市方针,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方针,解放战争前期的内线作战方针,都是为了赢得时间,实现战略上的强弱转化。从战役战斗局部看,我们却可以集中兵力,取得一时一地的优势,实施战役战斗进攻,各个歼灭敌人,也就是以局部敌我强弱的转化,促成全局的强弱转化。今后相当长时期,如果发生反侵略战争,我们仍将面临强敌,因此,强弱转化的辩证法,仍须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应用和发展。
第三,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自觉的能动作用,科学地解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他又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里所说的“人”,包括“人力和人心”,即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重性。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还表现在参加战争的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能够高度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灵活性以及勇敢和智慧。这就是人民战争无限的潜力,也是区别于敌人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毛泽东早已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同样,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目的也全在于应用。
关于学习为了应用,大家似乎并没有什么分歧。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应用”?理论并不是传说中的灵丹妙药,拿来就可包治百病。真正科学的理论,也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有活力。因此,所谓应用理论,一定要针对特定的具体实际,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有的放矢,方可能见到成效。确切地说,“应用”就是探讨特殊规律。
人类的认识运动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如此循环往复,逐步提高。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通过中国革命战争大量的特殊事物,总结和概括出了一般认识(即由特殊到一般);我们应该以这些一般认识为指导,进一步探讨当前军事领域存在着的问题和事物,找出其特殊本质,正确地解决问题(即由一般到特殊)。
当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时候,应当着重于精通它的一般认识(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当我们应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时候,应当以它为指导着重于探讨当前事物的特殊规律(即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具体原则和方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应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国防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有两种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态度是不适当的,一种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作教条照抄、照搬、照套的保守态度;一种是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过时的否定态度。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是不了解精通和应用理论的真义。现在许多同志都在谈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究竟怎样坚持,又怎样发展呢?关键也在于应用。所谓坚持,就是通过应用才能坚持;所谓发展,也是通过应用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新的理论。应用属于实践范畴,只有实践可以把一般和特殊、绝对和相对、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如果离开了应用,一切都是空话。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评论员文章强调
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
今年第四期《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刊载题为《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将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清醒地认识,我们是在一种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西方一部分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实行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他们的野心很大,公开宣布“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共产主义”。西方有些政治家不是说什么“不战而胜”吗?不是说什么“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吗?在实施这个图谋时,他们往往借助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公然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敞开方便之门。他们的图谋已经在一些国家得手或者在相当程度上得手了。应当估计到,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有可能要承受比以往更大的压力;而国内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则可能从中受到鼓励,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采取各种方式,来散布自己的影响。所以,我们切不可低估国外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切不可低估国内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要知道,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不仅安定团结的局面将被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根本无法进行,而且我们党七十年来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付之东流。
面对复杂环境,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一下:如何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以便毫不动摇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坚持下去,并把它引向新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回顾党走过的道路,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显然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机会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或很少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一开始就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了解了党的这个历史特点,我们就会懂得,当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我们党仍然能够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歌颂为公话人生
蔡葆真
近来经常可以从有关抗洪救灾的大量报道中了解到许多撼人心灵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是:无私奉献,一心为公。
近些年来,有些人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成见:为公奉献只能是共产党员的事。其实,为公之道虽是漫无止境,却非高不可攀;人人都可从点滴做起,从讲卫生、守秩序直到有关人类发展的百年大计,从一时一事直到数十年如一日。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都可争上游。这是道德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还有些人认为在当今按劳分配阶段不应侈谈为公。殊不知,道德与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容混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济政策三五年便可初见成效,并在工资、奖金、法制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实有赖于为公精神的发扬和表彰。政策是阶梯,道德是目标,道德“应然”就是要高于道德“实然”,提倡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决非“超阶段”、“超现实”。何况这里强调的也仅仅是“提倡”或“力争”为公。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我国在1980年的一场人生观论战中,有的刊物曾步入歧途,甚至把一些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也引入歧途,直到四年之后才又公开承认其“不良影响”和难以“弥补”的“失误”。引起那次论战的焦点就是:人是不是都是自私的?
私心也分不同层次。极端自私是万恶之源,为众人所不容,迟早要身败名裂,利令智昏者,也只能是既损人、又害己。
只有出以公心,才能居高望远方向明,心底无私天地宽。历史也表明:人作为社会性的万物之灵,正是因为公心起主导作用,才使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中得以不断进化,并逐步积累起灿烂文化。难道我们这个保障个人利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再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去重温进化之途吗?
一心为公,是民族精神的脊梁,两个文明的支柱,廉政建设的发动机。为公,才能坚韧不拔地追求善良,才能摆正“小家”与国家的关系,才能苦中有乐、乐观进取,才能胸怀坦荡、无私无畏。而且,也只有那时刻装着亿万人民的公心,才能使人更自觉地虚心学习,忘我劳动,崇尚唯物,遵循规律,从而殚精竭虑、优质高效地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人生哲理:有所奉献便是幸福。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