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雄才大略 襟怀坦荡
——怀念敬爱的陈毅同志
陈丕显
敬爱的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快２０年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为全国人民所景仰，遐迩闻名。他的英姿风采、音容笑貌，多年来历历在目；他许多深刻而又诙谐的讲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从１９３５年春到１９５４年秋，我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其中有大半时间做他的助手，使我深受教益。他既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好老师。在纪念陈毅同志九十诞辰之际，回顾在他身边经历过的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他的高大形象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一）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之后，一直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中央苏区，最后完全丧失了。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同志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同志，于１９３５年春突出重围到达赣粤边游击区。当时，我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赣南省党政机关和省军区在蔡会文司令员率领下，也突围到赣粤边游击区，与项英、陈毅同志会合。从此，我和项英、陈毅等同志在一起，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我们常常同住一个草棚，同受风吹雨打，饱尝蛰伏草丛之苦，同历生死的严峻考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俩经常给我们分析形势，指明前途，激励斗志。
陈毅同志说：“红军的干部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英雄。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他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陈毅同志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
那是１９３７年５月１日。我党派到白军做兵运工作的陈宏，被捕之后就叛变了。他供出了我军设在江西大余县城的秘密联络站和项英、陈毅以及赣粤边特委的驻地梅岭斋坑；并与国民党军密谋设下了圈套，于５月２日晨返回梅岭，谎报中央派人来了，要找项英、陈毅谈话。陈毅等同志下山，前往大余县城接头，项英、杨尚奎同志和我留在梅岭等候消息。陈毅等同志进城后，发现有诈，速返梅岭，隐蔽在半山腰的石洞里。陈宏在大余县城久等，不见项英、陈毅前来，就领着国民党军包围了梅岭。赣粤边特委机关的哨兵发现敌情，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同志和我闻声冲出棚子，隐蔽在茅草丛中。当天午夜，陈毅同志与我们会合后，立即撤离。国民党第４６师５个营在山里搜索了５天，没有找到我们，只好撤围。在“梅岭事件”中，陈毅同志“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这就是那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真是壮怀激烈，气势磅礴，可以说是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它唱出了陈毅同志在我们被围、九死一生之际那种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唱出了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陈毅同志审时度势，于１９３７年８月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江西国民党地方当局作出了积极响应。可是少数顽固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共匪要求投诚”，红军游击队应下山“自新”、“归顺”国民党，等等。针对这些情况，经与项英同志商量后，陈毅同志给国民党大余县长彭育英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一段是：
“……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之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乌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夫无气节卖党求荣之辈如某某等，其自新之日，即脱离共党之时，界线显然，岂可强同。且此辈既无气节，复又贪生怕死，他日万一日敌深入，摇首变为汉奸，自意中事。敝党素知善与人同之义，亦愿此辈革面洗心，努力抗日。但为抗日阵线巩固计，对此辈亦应有所戒惧也。”
陈毅同志嫉恶如仇，在信中以犀利的笔锋，痛斥了“自新纳降投诚”的谬论，鞭挞了那些“无气节卖党求荣之辈”，大义凛然，昭同日月。
（二）
抗战初期，陈毅同志积极参与组建新四军。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后改称苏北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４０年７月的一天，他从苏北给我发来电报：“望速带东南局干部渡江，在江都塘头会合……”收到电报后，我们即从苏南太湖地区赶到江都塘头与陈毅同志会合。他给我们分析了苏北敌、顽、我斗争态势，说：日军居第一位，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代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以下简称“韩顽”）拥有７万兵力，居第二位；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以下简称“两李”）及省税警总团团长陈泰运的地方实力派，居第三位；新四军只有７０００人，是名副其实的老四。他说，“韩顽”历来反共，“不打鬼子兵，专欺老百姓”，专向我寻衅搞磨擦，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两李”和陈泰运就制于“韩顽”，矛盾很深，想借助我军的抗日声威，抵制“韩顽”的胁迫和兼并，但摇摆性很大。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陈毅同志确定我军的斗争策略是“击敌、联李、孤韩”，即“老四”同“老三”联合起来，在反磨擦斗争中教训老二，最后消灭老大。
为了“联李”，陈毅同志三进泰州做“两李”的工作，表达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并派与“两李”交往有素的朱克靖等同志进行联络。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７日，我军为粉碎敌伪“扫荡”，移往郭村休整。“两李”在“韩顽”的挑唆下，说是占了他们的地盘，对郭村大举进攻。我军英勇还击，歼其３个团，迫使“两李”全线溃退。陈毅同志到郭村慰问部队。他说：战役与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不变。为了不把“两李”打到“韩顽”一边去，我军不但不应乘胜追击，还要与“两李”重修旧好。为此，陈毅同志决定释放俘虏，归还武器，将郭村等地全部让出交还“两李”，但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两李”见我军如此宽宏大量，愿与我通力合作。后我军假道“两李”防区，攻占苏北重镇黄桥时，“两李”如约让路，并朝天开枪，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我军攻占黄桥后，为了加强对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根据地的领导，经上级批准，１９４０年９月中共苏北区党委在黄桥成立。由陈毅同志兼任书记，我任区党委副书记，协助他抓地方工作。他对我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孤韩”，要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首先争取的对象是朱履先和韩国钧这两位苏北著名的开明士绅。
朱履先老先生早年当过旅长，年迈解甲归田，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深为不满。陈毅同志对我们说：“此人爱国，是旧军人中不可多得的有识之士，应主动登门求教。”那天，他拜访朱老先生时，我和管文蔚同志也随同前往。他和朱老先生一见如故。在融洽的气氛中，陈毅同志襟怀坦荡，详细阐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的真面目；朱履先听了深受感动，义愤填膺，痛斥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表示愿为民为国鞠躬尽瘁。我们坐在陈毅同志身边，听着，琢磨着。这是我首次随他和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谈话，是一次难得的学做统战工作的机会。后来朱老先生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
韩国钧，字紫石，早年当过江苏省省长，年高德劭。陈毅同志向他征询苏北抗日的方略时，知道他著有《张士诚传》，便从张士诚抗元谈起，诚恳地说：“紫老爱国爱民，德高望重，万人仰赖。如若为拯救我中华而奋起，其功绩又非昔日张士诚可比。”紫老听了陈毅将军出自肺腑的谈话，爱国雄心勃然而起，敬佩陈毅将军气度不凡，胸怀韬略，坚持抗战，写了一副对联送给陈毅将军：“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陈毅将军也书写对联回赠紫老：“仗义执言，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陈毅将军请韩国钧参加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并希望他通过调停议和，争取“韩顽”团结抗日。他即与韩德勤联系，“韩顽”不但拒绝参加会议，还提出新四军退出姜堰方可和谈。出乎“韩顽”的意料，我方慨然应允，让出姜堰，让给“两李”和陈泰运部接防。“两李”得到了一块“地盘”，认为新四军够朋友；紫老、朱老等各界人士认为新四军确以大局为重，值得信赖。可是，“韩顽”却背信弃义，节外生枝，倾其主力１５０００人向黄桥我军发动进攻。紫老进一步看清了“韩顽”反共投降的真面目，大骂：“贼子无信，天必殛之！”
陈毅同志一面派朱克靖同志驻在“两李”的总指挥部做工作，以稳住“两李”，一面与粟裕等同志商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先打“韩顽”嫡系主力李守维第８９军和翁达独立第６旅，吃掉强敌；同时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陈毅同志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同志在黄桥负责战场指挥，我和管文蔚同志负责动员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支援前线。
“黄桥决战”的胜败，对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具有决定意义。这时陈毅同志已把苏北各阶层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把一切中间力量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因此，“黄桥决战”打响后，出现了我军与“韩顽”两方作战、多方观望的奇特局面，显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由于陈粟指挥有方，叶飞、王必成、陶勇各路部队英勇善战，黄桥地区３０００名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参战，广大人民群众奋勇支前，结果我军以７０００精锐，歼敌１１０００余人，创造了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韩顽”残部向兴化方向狼狈逃窜，顽８９军军长李守维渡河逃窜时，失足落水淹死。我军迅速挥师北上进入海安时，紫老和当地各界代表，隆重举行了欢迎仪式。后来“韩顽”通过紫老和李明扬向我求和，陈毅同志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决定停止向西北追击。事后，陈毅同志对我说：“阿丕，前几天我在严徐庄真够紧张的啊！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有几夜连眼睛都未合过。说老实话，战争这玩艺儿，多少总有点‘冒险’，当然不是冒险主义啰”他说：“黄桥决战后，‘韩顽’龟缩兴化，我已升居第二位。今后领导苏北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任就非我莫属了。”陈毅同志在“黄桥决战”中巧妙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结合起来，使我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许多东西。陈毅同志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所取得的出色成绩，当时受到毛主席的赞扬。他出任外交部长后，运用这些经验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广交朋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我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２日，我接到华东局领导同志谭震林的电话，要我马上到上海工作。当时我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又回到陈毅同志身边工作，可以得到更多的教益；忧的是到上海大城市工作，怕当不好陈毅同志的助手。我把苏南区党委的工作稍事安排后，就从无锡乘火车到上海向华东局报到。这时，原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借病赴京休养，受饶打击排挤、被迫离沪回宁主持华东军区工作的陈毅同志，比我早几天从南京回到上海。他一见面就对我说：“阿丕，想不到吧，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我说：“军长（这是我们许多老同志对他的习惯称呼），上海我哪搞得了！”他说：“苏南搞得了，上海搞不了？！”３月４日，华东局接到毛主席的电报批示：“同意陈毅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从此，我又在他身边做他的助手。
陈毅同志亲自指挥解放上海，亲自领导接管上海，亲自带领上海人民恢复生产、安排生活，开展反封锁、反轰炸的斗争，江南一带到处传诵他的动人业绩，我在苏南时，早有所闻。我到上海后，又耳闻目睹他在领导五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中，对资产阶级又斗争又团结，在斗争中求团结的高超领导艺术。
上海的五反一开始就落在京、津和其他城市后面，受到中央批评后，又搞过火斗争，搞得资本家人人自危。这与饶漱石思想右倾，领导不力，有直接关系。后五反暂停，中央派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到上海指导五反工作。因此，上海五反运动的重大决策都是由陈毅同志和薄一波同志商量，经上海市委讨论后作出的，并且报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
五反运动经过充分准备，重新开始。如何做好动员报告，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陈毅市长在全市人民面前，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是３月２５日，上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今劳动剧场），广播电台向全市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
陈市长在报告中讲了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后，强调说：“上海的五反运动，是全国五反运动的成败关键，上海人民应首先担负起打退上海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光荣任务……就上海资本家来说，如果他真是爱国的分子、遵纪守法的分子，如果他虽然是犯了法但确系愿悔过的分子，就应该拥护五反并踊跃参加，这也是可以预料的，这一点我们让上海资产阶级自己选择。”接着，陈市长全面阐述了党的五反政策。他指出：在上海１６３４００户工商业（１１万户摊贩在外）中，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共占９５％以上。“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估计不会超过工商业总户数的５％，其中罪大恶极不办不足以平众愤的当然是极少数，就是罪恶很大如能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他人而立功者，仍可酌予减轻。所有不守法的资本家，都可以在坦白与抗拒，宽大与严惩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薄一波同志对陈毅同志的动员报告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很会讲话，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现象，全面交待了党的政策。这次会一开，上海资本家稳住了。”
接着，陈毅同志在市委研究五反部署的会上提出：“上海五反的面很宽，不容易掌握。要由‘主力’解决‘重点’，‘民兵’解决其他。这样上海这个‘海’才能搞清，不致搞浑。”为了解决“重点”，经市委研究并报中央批准，先在７４户私营工商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市有代表性的３０３户上层资本家在华懋饭店集中学习。由陈毅同志亲自领导，由潘汉年、许涤新等同志具体负责，组织３０３户互助互评，交代“五毒”不法行为。与此同时，由３０３户所属的企业职工进行“背靠背”揭发，揭发材料交我们掌握。３０３户初以为政府不知道他们的不法行为，企图蒙混过关，不认真交代问题。于是，陈毅市长亲自召集３０３户开会，表扬坦白交代的，严厉批评不愿坦白交代的，分化“攻守同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这一来，他们的防线很快被突破了。后来，有的资本家误以为五反是政府向他们“要钞票”，有意加大违法数目。陈毅市长指示，那些不属违法所得，在计算时应按政策规定予以剔除，资本家听了心悦诚服。陈毅同志对我说：“琴弦要拉紧才能发音，但拉得过紧就会断。”
解决“重点”，为面上的五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市委在面上派出１０００多个工作队到私营企业，依靠工人店员，分期分批开展五反，运动进展比较顺利，仅仅用了不到４个月的时间，全市五反善始善终，宣告结束。党中央的评价是：“上海五反，反而不乱。时间虽迟于京津，但后来居上。”
当五反基本告一段落，陈毅同志从沪回华东军区处理公务。这时３０３户中的代表人物要到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筹备会议。他们出发前，考虑到退赔和今后的经营问题，情绪有些消沉。火车经过南京时，陈毅市长特地留他们在南京住一晚，并设宴欢迎他们，鼓励他们不要有消极情绪，工商界有什么困难，人民政府不会不照顾解决，到北京开会要当好上海工商界的代表。陈市长的话，诚挚坦率关怀，使他们感到很亲切，对企业的经营增强了信心，心情舒畅地到北京去开会了。
陈毅同志很关心上海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知识分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上海的各界知识分子，也对陈毅市长怀有深厚的感情。一位大学教授说，陈毅市长襟怀坦白，热情豪放，我们文教界最喜欢听他的报告。他常常在报告中作自我批评，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讲起话来，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广征博引又富有针对性，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他的话，妙趣横生，一语中的，说到知识分子的心坎里。有的作家说，听陈毅市长的报告，可说是思想上一种美的享受。
周总理说过，在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上海人才荟萃，是“半壁江山”。从市委的日常工作中，我也深深地感到陈毅同志认真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和爱护。他积极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政治斗争的实践，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对电影和戏剧十分关注，比如有什么新片子，或者影片发生争议，只要他知道了，都设法挤出时间去看。他有什么意见，也坦率地提出，和艺术家共同研究。有一次，陈毅同志同周总理一起到电影演员白杨同志家里作客，便和白杨、张瑞芳、秦怡、黄宗英等同志谈起电影问题。他说：“你们电影中扮演的领导干部，一出场把手背在身后，讲话装腔作势，只会板起面孔训人，专整人家的思想，我看了就有气。他自己就没有思想问题？没有感情？也不通人情？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像这样还了得？打起仗来谁来掩护你？不打你冷枪才怪哩！”接着，他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塑造有血有肉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他反对在文艺作品里宣传他个人。
陈毅同志不仅亲自做知识分子工作，还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多次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武装，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组成。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增加了军队的知识和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是愚蠢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教育我们：“要改进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要以外行充内行，干涉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原有的科学家、艺术家。”他强调说：“知识分子从事精神生产，很难以物质价值来计算和比较，所以对他们的生活待遇要有适当安排。”对此，他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上海解放第９天，他参加了文化界座谈会，同１６２位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和中小学教师，作了一次热情、坦率、幽默、风趣的谈话，使与会者受到启迪与鼓舞。他登门拜访了著名化学家任鸿隽、生物学权威秉志、著名诗人和书法家沈尹默等。沈与我常有交往，曾对我说：“上海刚解放，陈毅市长就来看我，进城后他访问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是我。”当陈毅得知文教界知名人士张元济瘫痪在床，就前往探望，亲切关怀。由于陈毅市长热情关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把陈毅市长看作知音。
陈毅同志在党内斗争中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坦荡胸怀，也很值得加以介绍。１９５４年２月，在我们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开展了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四中全会后，谭震林同志向华东局机关和上海市机关的干部作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传达报告。４月，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又作了详细的传达报告。由于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工作，所以我们华东的同志对这场斗争更为关注。在这场斗争中，陈毅同志无论在大小会上的发言，还是在和我们的个别交谈中，都充分表现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尤其是在对待饶漱石排挤、打击他的问题上，更显出他的光明磊落。
记得在１９４３年底，陈毅同志突然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到延安去。那时我在苏中区党委工作，听到一些议论，心中非常不安。饶漱石曾分别把一师和苏中区党委及各地委、专署的负责人找到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驻地做“解释工作”。他对我说：“军长为什么走，因为他反对我，结果很多同志反对他。本来一文一武，应该合作得很好，我很愿意，他却不肯。”又说：“我们军部，不是营团，只管战略问题，军长不在不要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搞不清楚。陈毅同志离开黄花塘时，冷冷清清。他的爱人张茜和两个小孩离开军部到后方医院去了。我特地去看望，并代表苏中区党委送给张茜母子数百元法币，解决当时困难。
陈毅同志从未向我提起他离开黄花塘的事，我也不便问及。直到１９５４年听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才知道“黄花塘事件”的真相。原来，“皖南事变”后，陈毅同志任新四军代军长，饶漱石任华中局代书记、代军政治委员。饶由于缺乏部队工作经验，工作很吃力，陈毅同志热情相助。后来饶对情况日渐熟悉，就骄傲起来，处理问题主观臆断，权力欲随之增长。陈毅同志批评帮助他，他就怀恨在心，散布谣言，挑拨离间。１９４２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他暗中活动，整理陈毅同志的材料。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６日，在华中局常委整风学习会上，陈毅同志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趁机抛出了所谓陈毅同志“十大错误”的材料，进行打击陷害。陈毅同志逐一予以驳斥，并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黠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饶盗用华中局、军部的名义，发电中央，诬告陈毅同志。中央鉴于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党的七大，来电调陈毅同志到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１９４４年２月，陈毅同志在延安见到毛主席，要求中央开一次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毛主席说，有人告你的状，这个电报如果你要看，我就给你看，但最好你不要看。陈毅同志说，那我就不看。过了三个多月，毛主席找陈毅同志去，说黄花塘问题应该有一个结束，并说他已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中局，大意是：陈饶的争论中提到的闽西苏区的争论，不属于路线性质，且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内战时期、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如果有同志不了解，应进行解释。饶漱石接到电报后，未按中央精神向干部做解释工作，却给中央回电，声称他与陈毅同志的争论虽不属路线问题，也是带有原则性的争论。公然把中央电报的精神顶了回去。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同志听从毛主席的劝告，以政治家的广阔胸怀，没有再向中央提出意见。直到后来饶的野心愈益膨胀，反党阴谋在十年后终被揭露。１９５４年６月，毛主席同陈毅同志谈话时，引用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贯彻１９５４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中，陈毅同志从不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而是多讲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在谈到“黄花塘事件”时，他说不能因为饶搞阴谋，就把我自己有时过分严厉批评同志等缺点掩盖起来。这个春天，他由北京返回南京时，感触纷来，慨然命笔，写下了《感事书怀》的诗词。关于高饶罪恶的篡党活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他还写了自励晚节的警句：“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在纪念陈毅同志九十诞辰之际，我深深感到，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陈毅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传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