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徐帅 学习徐帅
郭林祥 王诚汉
徐帅是我军缔造者之一，早在红军时期，就以功勋卓著闻名全军、全国。解放战争中，我们有幸参加徐帅直接指挥的临汾、晋中和太原三个战役，对他的崇高品德、革命精神和非凡的组织领导、军事指挥才能，有切身的感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徐帅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理解甚深，能把握其精髓，行动上紧跟，处处顾全大局，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
当解放战争的形势根本改变，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朱德总司令指示晋冀鲁豫军区要培养专门的攻坚兵团，以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和据点。时任军区第一副司令的徐帅，毅然承担起这一光荣艰巨的使命，于１９４８年初，亲率前方临时指挥所，到晋南组织攻坚临汾。
彻底推翻阎锡山反动统治山西的临汾、晋中、太原三次战役，充分展示了徐帅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和惊人的军事胆略。他全局在胸，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决心首先攻占临汾。这不但因为临汾是军区范围内仅次于太原的坚固设防城市，在日寇和阎锡山长期盘踞经营下，筑有复杂坚固的防御工事，攻克临汾能培养出过硬的攻坚部队，取得经验，给下步攻坚太原打下基础，还因为临汾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将有力地配合黄河以南的野战军和策应西北战场保卫党中央与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而且打下临汾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就可和晋绥、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山西乃至华北全境创造有利条件。再则，徐帅对阎锡山的特点了如指掌，断定他决不敢远道南下援救临汾，在得不到外援的条件下，临汾城内兵力、物资有限，没有攻不破的道理。在徐帅精心指挥下，我军采取坑道爆破为主的战法，攻破了临汾城，歼灭守城敌军２万余，总指挥梁培璜和两个副总指挥官均被俘虏。
受到毛主席高度赞扬、评为“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的晋中战役，是徐帅胆略过人、以少胜多的军事艺术杰作。临汾解放后，华北局和军区给一兵团规定的任务是“保卫晋中麦收，削弱阎军力量，相机在运动中歼敌一至两个师。”当时，阎军在晋中有１３万人之众，我军总共只６万多人。这次战役，徐帅先用各种假象造成敌人错觉，诱其五大主力的“闪击兵团”出巢抢粮，自己则指挥山区隐蔽北上的部队，从子洪口突下晋中平原，斩断敌交通线，一举全歼阎军精锐“亲训师”，围追堵截其它敌军，迫使阎锡山急令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绥，带领机动部队自太原前出祁县统一指挥。赵部一出现就被徐帅前牵后逼，将其３万余众引入预设战场，包围聚歼，全军覆没，赵承绥被活捉。继之，徐帅指挥部队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乘胜追歼从晋中各孤立守点向太原逃窜的阎军。全战役在一月之间，连克晋中１４座县城，歼敌共１０万余，真是痛快淋漓。太原战役徐帅任司令员兼政委，率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和四野的一个炮兵师以“围、诱、攻”的作战方针，自始至终牢牢地掌握着主动而陷敌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阎军先后起义、投诚、归降的达３万余人，最后，除阎锡山在我军攻城前２０多天乘飞机逃跑外，所有高级将领和官员均俯首就擒。全战役总共消灭敌人１３．８万余人。盘踞山西达３８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宣告灭亡。
徐帅十分注重和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把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英勇善战视为同等重要。他工作繁重，身体又不好，就要求机关干部分头下部队了解政治思想情况回来向他禀报，然后提出针对性强的具体意见和措施，让大家再分头下部队而不是靠发文件指示去抓落实。
“共产党员应该是任务重于生命”是徐帅的一句格言，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实践这一格言的典范。我们最初在晋南见到徐帅，看他体质很弱，腰上勒着宽布带，才知道他因长期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积劳成疾，患结核性胸膜炎已数年，勒布带是为控制胸膜积水。攻临汾时，前方指挥所只有他一位首长和为数不多的参谋、政工人员，在７２个日夜“啃硬骨头”的攻坚战斗中，他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晋中战役正赶上炎热的夏季，他冒着酷暑暴雨指挥部队，当敌人钻进他的“口袋”、拚命向包围西北角的我们十三纵阵地猛攻，从北而来救援的敌军也向我们夹击，包围圈有可能被突破的关键时刻，一贯指挥靠前的徐帅，此时的指挥位置距敌人不过２００米！太原战役攻打四大要塞的战况空前剧烈，异常紧张和日以继夜的指挥作战，终于使他病情加重，在支撑不住躺下、连翻身也不能的状况下，他仍命将电话机挪到床头继续指挥！中央连续电促他回后方休养，他仍留在前方边治疗边工作，直到太原解放。我们难于想象这一年多的时间，徐帅是以何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与疾病斗争，但清楚看到他不惜呕心沥血地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地战斗，鞠躬尽瘁地坚守岗位，正是完全彻底地实践“任务重于生命”的具体体现。
建国后，每次见到徐帅，他都亲切地教导我们，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他的逝世，使我们悲痛不已！在无尽缅怀的同时，我们更应当学习和弘扬徐帅的高贵品德和革命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新时期的我军建设事业不懈努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的工作
刘培植
今年７月２５日是朱理治同志诞生８４周年的日子。朱理治同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至西安事变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陕甘工委书记、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等职，为我党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朱理治接触东北军问题是在１９３５年７月他被派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之后。当时，蒋介石为了堵截长征北上的红军，将大部分东北军调往陕甘一带，会同陕、甘、宁、晋、绥五省地方军阀武装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并于９月间在西安设置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与此同时，由鄂豫皖北上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于９月１８日与陕北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由朱理治主持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采纳了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人的意见，决定先打东北军，并提出围甘泉、打援兵的建议。结果，红十五军团于９月底、１０月初在劳山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东北军一一○师大部，击毙了师长何立中，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粉碎第三次“围剿”的初步胜利。
从缴获的敌人电报中，朱理治得知中央红军有北上陕北的可能，便与程子华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在无法判断中央红军确切去向、难以正面迎接的情况下，先出兵南下，攻打甘泉的榆林桥，以调敌北移，策应中央红军。于是，红十五军团又于１０月下旬打下了榆林桥，全歼东北军一○七师一个团，俘虏了团长高福元，再次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这时，朱理治看到仍无中央红军的消息，又给前方写信，要红十五军团派出一支武装交通队去找中央。当朱理治得知他们在吴起镇找到了中央红军后，要我（我那时正在苏区做经济工作）立即携带粮草票，通知沿途红军公粮站到吴起镇迎接中央红军。１１月１８日，朱理治在直罗镇参加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后，红一、十五军团在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展开了对进犯直罗镇的东北军一○九师的围攻，打击了增援的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一一七师，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５３００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充分显示了红军威力，为争取东北军创造了条件。
直罗镇会议前，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由朱理治、李富春、蔡畅、肖劲光等同志组成的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并在此后不久兼任新组建的红二十九军政委。那时，省委除了要建立健全各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队伍外，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保卫陕甘苏区。因为国民党军的“围剿”虽然已被粉碎，但包围苏区的东北军仍有６万之众；加之红军主力于１９３６年２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陕甘苏区只剩下少量正规红军，使敌我力量相差更为悬殊。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朱理治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认真学习和领会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争取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方针，配合中央对东北军上层的争取，发动苏区军民广泛开展兵运工作，向东北军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
首先，省委从上到下迅速建立起对东北军工作的组织系统。省委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朱理治亲自负责，下面设立甘洛、安塞、延安三个分工委，又根据周恩来副主席指示，设立了川口、道镇、高安哨等十余个办事处。省工委、分工委、办事处三级组织的建立，为争取东北军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其次是培训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受训的人员是从苏区和东北军俘虏中挑选出来的干部、军官，共有百余人。朱理治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亲自在省委扩大会上动员党内的同志踊跃参加。我那时就是响应他和省委的号召，参加到东北军工作的队伍中来的。
第三，组织苏区军民广泛接触东北军官兵。与他们交朋友，认老乡，帮他们解决柴草、副食等困难，动员红军部队与东北军开展联欢活动，在相互来往中加强感情联络，达到消除敌意、和平共处的目的。为了让东北军更多的了解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省委及各地工委还把编印的抗日宣传材料，如“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等小册子散发到东北军中，组织红军干部战士火线喊话。
第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驻守甘泉，与省委所在地隔河相望。因为那个师的参谋长也姓朱，朱理治便写信与他拉同宗，说“咱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能再同室操戈，让外族来灭亡中国了。”我那时正担任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他便派我去做该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经过工作，刘表示一定不向红军进攻。朱理治将此情况及时报告了中央，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又派我去做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和一○五师刘多荃师长的工作，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时，蒋介石逼他们进攻，他们不得不应付，我们为了减少蒋对东北军的怀疑，也适当做些让步，双方动枪动炮打些假仗，唱双簧给蒋看。
朱理治和陕甘省委在主力红军离开陕甘苏区东征的两个半月中，对东北军做的政治争取工作，自始至终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评价。早在东征前夕，毛泽东单独找朱理治了解主力红军走后省委的打算，当听了他对做东北军工作的想法及部署后，表示满意和放心。在东征途中，毛泽东看到了朱理治在党内刊物上谈省委开展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经验的文章，又特意写信给他表示鼓励。毛泽东、周恩来还多次致电朱理治和省委，向他们通报中央与东北军上层人士会谈的情况，指示有关做东北军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和具体行动计划。
东征结束后，中央根据苏区扩大的新形势，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同时成立陕甘工委，工委书记仍由朱理治担任，并要他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指导检查各地对东北军的工作。５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朱理治关于东北军问题及陕甘工作的汇报。会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东北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李克农、朱理治、伍修权、边章五等为委员，朱理治兼任秘书长。
随着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被西调甘肃、宁夏阻挡红军三大主力会合，以及我党与东北军统战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央决定朱理治以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名义到西安工作。８月９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在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中通知他，准备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西安协助他工作。叶“帮助策划军事”，朱“可帮助部队政治工作”。以后，中央又决定增加彭雪枫同志去。周恩来在向朱理治交待任务时说，叶、彭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负责领导东北军中党的地下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并向他介绍了“东工委”的情况。朱理治遂由东北军中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刘向三等同志带路，于８月底、９月初到达西安。在张学良的关照下，他与先期到达的叶剑英、彭雪枫一起，被安置在其卫队营长孙铭九家住。
朱理治到西安后，很快与“东工委”取得了联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和９月１日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文件，并与他们研究了“东工委”的工作。为了安全，他决定与“东工委”成员日常的会议分成两组开，一组是他和刘澜波、宋黎，另一组是刘澜波、苗勃然和孙达生，同时在下面设立小组，严密分工。最初的一个多月里，他主要是和刘澜波在刘多荃师长家里碰头。刘于１１月间随黄显声将军到河北后，他便主要通过宋黎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从到达西安至西安事变爆发的３个多月时间里，朱理治除不断向中央报告东北军以及西安各派政治力量的动态，汇报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提出对策性意见供中央参考外，主要抓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帮助东北军建立健全内部的各种抗日和群众组织，促进其自身的巩固
１９３６年９月，张学良在“东工委”的推动下，成立了一个以他为会长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朱理治经与叶剑英商议，决定让刘、宋、苗及栗又文等７名党员参加进去，帮助指导它的工作。这个组织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以后发展到７０多人。它是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一个进步的政治核心，在巩固张学良的地位，推动东北军开展各种逼蒋抗日的活动中起到一定作用。讲武堂同学会是东北军中原有的一个最大的群众组织，约有两千多会员。朱理治通过“东工委”帮助它将各师的联络员发展为在各师的分会，并把其各部的工作也健全起来。同时在同学会中成立抗日小组，发起救亡会，并准备促其在适当时机加入到“同志会”或“东北民众救亡”会中。
第二，排除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扩大统一战线的阵容
朱理治在１０月１７日给周恩来并转中央的信中分析了西北与华北的形势，提出用西北的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性的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之建立；用西北与华北的局部抗战来推动全国性的总抗战。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除了加紧党与东北军之间的统战工作，还遵照中央关于“统一战线越宽广越好”的指示，努力纠正东北军的左派及党组织内部的关门主义倾向，不断扩展东北军和西安各界的抗日统一战线。
为了把更多的群众纳入到党的统一战线中来，朱理治与“东工委”还积极筹划指导成立了西安“学联”、“文化协会筹备会”、“各界绥战后援会”，甚至连东北军军官的家属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问题研究会”。
第三，严密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针对东北军中党的组织因部队驻地分散而联系不便的问题，朱理治与“东工委”研究，决定就近建立党小组和党支部，如在东北军总部成立一个党支部，在学兵队成立一个党总支，并向各军、师级单位派出党的巡视员。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他们决定办一个党内刊物，取名《铁流》，并编出了一期。另外，从学兵队抽出学员办短期训练班，经过训练后派到各师去开展工作。根据中央的方针，他积极慎重地抓了党的组织发展，尤其是对主官的发展工作。有一次我从东北军一○五师驻地去西安办事，遇到他，他特别嘱咐了我这个问题。由于注意了党的发展工作，东北军中党员人数到“双十二事变”时由过去的十几个发展到２１０多个；到东北军东调时，增至５００多个。每个师，甚至有的营和连，都建了党的支部，总部机关相当多的重要岗位由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占据。对于党的抗日群众组织中的领导权，朱理治更是通过“东工委”积极争取，牢牢掌握。如“同志会”领导机构设的５个小组中，４个小组长是党员，还有两个党员进入了它的中央委员会。“东救会”中的骨干，大多也是党员。
第四，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形成逼蒋抗日的强大声势
朱理治深知，要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放弃“剿共”，走上抗日的道路，只做上层的统战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正如他在西安事变后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所说：“双十二事变之前，西安与东北军内部所以造成轰轰烈烈的状态，我想主要的还是得力于群众运动。”那时，如要碰上重要的纪念日或政治事件，如“九·一八”、“双十节”、“十·一九”鲁迅逝世，朱理治与“东工委”都通过抗日群众组织召集群众大会，发动请愿活动。特别是１１月初，绥远抗战开始，朱理治遵照周恩来指示，抓紧扩大援助绥远运动，如通过“东救会”发起募捐，派代表团到绥远慰劳，组织由市民学生参加的宣传活动等，使军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绥远问题。
１１月间，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一方面表示要出兵援绥，另一方面调动７个师的中央军入陕，逼张、杨“剿共”。据此，朱理治在１１月４日给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目前时局若无其他变化与重大压力加于蒋氏，则出兵援绥很大可能成为一种姿势与手段，表面上领导抗日，而实质上是拆散西北联合战线的情势，进攻红军与解决东北军”。他还托此时返回苏区的叶剑英报告中央：“如不发动一个突然事变，蒋是不会改变原有的方针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分析，他那时几乎每天与宋黎在公园碰头，布置隔天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双十二”事变发生前的２０多天里，西安几乎天天都有群众的游行示威。为了进一步促使张学良逼蒋抗日，他与“东工委”还通过学兵队的党组织，发动学兵队员向张请愿，说他们来投东北军是为了抗日，现在绥远已打起来了，如果东北军仍在这里打内战，他们就要走了。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第二次回到西安，要与张、杨“摊牌”。针对这一情况，朱理治和“东工委”布置了大规模请愿活动，１２月８日，西安各界援绥后援会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由他们事先拟好的请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组织援绥联军、释放被捕爱国领袖等三项要求。第二天正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上万的学生、市民参加了游行示威。当队伍向临潼蒋介石住地进发时，张学良怕群众遭宪兵镇压，赶上去劝大家回城，表示他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大家。当时党组织不知道张、杨已在准备实行兵谏，故朱理治１２月１１日给中央的信中还表示，待下星期张答复后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活动”，“设法动员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缨，请愿签名”，“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第二天，张、杨用武力抓住了蒋介石，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西安事变爆发后，朱理治和东工委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收集各方反映，掌握政治动向。这时，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在到西安后的第三天，即１２月２０日，抽出时间到孙铭九家中与朱理治会面，听取了他关于事变后工作情况的汇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方针，指示他仍以中央特派员名义领导“东工委”，通知他代表团中分工博古与他联系，并要他从孙家搬出，另立机关。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当面要我也参加“东工委”，并担任组织部长。随后，朱理治与“东工委”分别在西安设立了机关。他主持“东工委”连续开了几次会，研究落实代表团交办的任务，动员党所领导的刊物及政府宣传机构中的党员，还派出几百人的宣传队到东北军各师，广泛宣传党中央对“双十二”事变的正确估计，解释释放蒋介石的原因。
在西安事变前后，朱理治患了重感冒，由于一直得不到休息，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底转为肺炎，住进了医院，在他住院期间，博古到医院看望他，告他代表团除周恩来外都要撤出西安，已布置“东工委”在他高烧退后也送他出城。２月１０日左右“东工委”派了一辆大车，由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地下党员贾陶用摩托车护送他出了西安，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方总部休养。
１９３７年３月中旬，朱理治到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军东调的详情以及根据情况变化而制定的“东工委”改组方案和今后工作的安排。３月底，朱理治在云阳镇召集“东工委”成员开会。会议肯定了“东工委”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与争取东北军等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的教训，对改组后的“东工委”工作，如建立上层工作委员会，在各军分别建立“工委”，重新组织东北民众救亡会，动员旅陕的东北籍文化界人士迁往东北军新的驻地，把党的组织尽可能建在营一级，妥善安排学兵队骨干以及改进党的活动方式等等，进行了周密的布置。然后，他向中央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４月底，朱理治完成了党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交给他的特殊使命，返回了延安。５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派往新的战场。在他负责河南省委及以后担任中原局委员、代理书记的过程中，也曾参与过对中原战区东北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对于朱理治１９３５年底到１９３７年初所做的东北军工作情况，过去人们知道的不多，很有必要加以回忆和研究。这不仅对纪念他本人，而且对进一步了解我党在促成西北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主导作用，都是有意义的。朱理治的业绩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