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给我们的启示
杨得志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７０周年之际，《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在５年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和写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的基础上，又经过３年的编写，终于面世了。直接领导边区根据地和边区部队多年的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励！
冀鲁豫边区，位于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的冀鲁豫三省结合部，东缘津浦，西临平汉，南跨陇海，北界漳河。它既是华北的门户，又是联结华北、华中的战略枢纽，自古即为兵燹频仍、风云际会的战略要地。
我们党创立后不久即开始在此建立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领导当地人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和武装暴动，“一二·九”运动中又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其间虽几经挫折，但仍播撒了革命火种，积蓄了革命力量，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全国抗战爆发后，党领导我们在冀鲁豫边区创建了一个巩固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其后期，更成为敌后较大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又成为一个大战场。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曾先后在这里取得了十大战役的胜利，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和举行战略决战创造了重要条件，终于迎来了冀鲁豫边区的彻底解放。
冀鲁豫边区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这里有些什么经验？《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作了生动的回答。这就是：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毛主席从战争全局出发，及时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包括冀鲁豫边区在内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正是遵循上述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对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具体就冀鲁豫边区来说，因为有党中央关于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决策和指示，有以八路军三大主力的一部进到本地区，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才可能顺利地开展起来；广州、武汉失守后，因为坚决执行党中央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才可能得到发展和巩固；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后，因为我们全面地贯彻了党的“十大政策”，边区才能够战胜敌人，渡过难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作为一个地区、一个部队的负责人，我们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每当边区处在战略性转折或面临重大困难的关头，党中央和中央局及八路军总部及时下达方针、指示，为我们实现战略转变和克服困难提供科学的指导。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罗荣桓、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杨尚昆等都对边区的工作做过具体的指导。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就必然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要保证实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争取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使之成为边区革命斗争的坚强核心。边区党把中央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并努力结合边区的实际，使之具体化。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在边区党的建设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深入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大大转变了边区党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使广大干部、党员进一步掌握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边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同时也改造了大量党员和干部的世界观，使边区党政军民实现了巩固的团结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
应特别指出的是，冀鲁豫边区比较早地接受和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从１９４３年起就明确地反复地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在整风运动中大力提倡、认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边区的实际工作，这对于争取边区革命斗争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对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中，许许多多党的领导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忠于党的事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斗争多么残酷，他们都矢志不移，顽强奋斗，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坚定性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成为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楷模。这种榜样作用，使党组织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也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坚决贯彻。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
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人民战争，才能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才能获得足以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把广大人民群众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我们赖以发动群众的政治基础。而在武装斗争过程中，无论在兵力上和装备上，敌优我劣的力量对比又使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变得分外突出。群众，当时当地主要是指农民群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深刻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并且它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最终胜利的，所以中国革命无论如何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支持。从冀鲁豫边区的地理特点看，大部分位于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平原。这种缺少山岭沟壑掩护的自然条件更要求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平原上建造“人山”，以取得这种“人山”的掩护和支援。并依靠群众，改造地形，把根据地内的主要道路挖成道沟，使敌人的汽车、坦克无法横冲直撞。但是，发动农民，动员他们投入持久的抗日战争并非垂手之功，轻而易举。它要求我们必须在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给农民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改造旧政权。正是由于充分发动群众，并改造平原地形，加上客观的有利条件，冀鲁豫边区在抗战期间成功地保持了濮县、范县和观城三个县城，形成了连成一片的中心区。这在华北敌后是少有的情况。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边区又及时贯彻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从而在广大地区消灭了几千年来封建的土地关系，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满足了他们获得土地的愿望，进一步焕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援战争，这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源泉。邓小平同志曾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到哪里都有饭吃，都有翻身农民的支援。”这是对冀鲁豫边区的高度赞扬。
第三、从实际出发，结合边区特点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冀鲁豫边区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大部地处平原。抗战爆发后，党中央虽然提出了要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但究竟能否成功地建立巩固的平原抗日根据地，还需要实践来作出回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都建立在山区，作为八路军的基础的红军相应地也比较缺乏平原作战的经验。抗战爆发后，我党最早建立的几块根据地也都分布于山区。但实践是最好的教科书。它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平原地区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但也有其有利的方面，而且许多不利条件可以找到弥补的方法。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我们逐步摸索出一些适合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首先，要大力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形成抵御敌人的“人山”和淹没敌人的“人海”。其次，改造地形，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采取适合平原特点的作战方法，如利用村庄进行村落战，利用青纱帐同敌人周旋；勤于侦察，严密警戒，封锁消息，采取灵活的集中与分散，声东击西，声南走北，经常转移位置；多进行夜战，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等等。再次，根据边区地处冀鲁豫等几个省的结合部，日、伪、顽、会、匪交错杂处的特点，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利用矛盾，因势利导，拆散他们之间的联合，从而变不利为有利，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
总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当地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党我军也是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的一条根本经验，这条经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对根据地进行全面建设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是这条革命道路的两大要素。要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内无民主，外丧主权，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是一场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的指引下，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为三大法宝的革命斗争。为了抓住武装斗争这一主要矛盾，边区着重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一切为了前线胜利”。大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制定符合作战需要的各项人力、物力征集使用制度，建立适合游击战、运动战特点的兵站、粮站组织，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军队的人员补充和军需供应。其次，建立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主力军是骨干，主力军多相对集中地使用，地方军与民兵多分散活动，三者相互配合、支援，并可根据形势需要而灵活转化。再次，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并结合冀鲁豫平原地区的特点，使之具体化。这三条，保证了军事斗争的核心地位，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还需要明确，仅仅进行军事斗争，根据地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巩固。如果只看到武装斗争，把战争孤立起来看，而忽视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配合作用，势必使革命军队处于孤立状态。因此，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应特别重视政权建设，建立统一的保证基本群众优势的人民政权，改造基层政权尤其是村政权，巩固农村阵地，并使劳动人民真正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以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保证战争的物资供应，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及时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人民，组织人民，教育干部，瓦解敌军，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政军民各方面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机地配合起来，充分发挥整体力量和人民战争的威力，形成全面的对敌斗争；同时，通过对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将落后的农村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的新农村，培养农民成为具有民族气节和阶级觉悟的新农民。这也为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奠定了基础。
第五、团结是争取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因内讧、分裂而招致失败的事例可谓俯拾即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我们的敌人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强大暴力集团。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形势下，要生存、发展并最终战胜敌人，团结对于革命队伍来说就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冀鲁豫边区是三个省以上的结合部地区，干部来自四面八方。针对这一情况，边区党十分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强调增强党性观念，对广大党员进行执行党的路线、维护党的统一、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进行正确对待党内分歧、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教育；在干部使用上，既注意使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干部，让他们起骨干带头作用，又放手使用抗战后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加以培养和锻炼，既依靠本地干部，又不排斥外来干部，使各方面的干部都能各得其所，从而正确处理了党政军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团结一心、共同对敌的局面。
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好党外团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敌人，这是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径。这个问题在抗战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地位，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这使得我们争取、团结党外各方面力量，形成以我党为核心的联合抗战局面成为可能。抗战初期，在冀鲁豫边区的鲁西北地区，我们相当成功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著名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合作建立抗日武装，打开了鲁西北地区抗战的局面，成为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边区其他地区也都积极开展了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积极因素，孤立、打击了少数顽固派，始终维护了边区团结抗战的局面。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边区革命队伍的团结又进一步发展为跨地区的协作和支援。几年里，冀鲁豫边区军民除主要支援、配合刘邓大军的作战外，还曾配合中原突围部队挫败了敌人的围攻；曾大力支援陈粟野战军作战，博得陈毅同志好评；曾东援济南、南援淮海、北援平津，为战略决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后来又全力支援渡江作战，并先后抽调上万名中高级干部支援东北、西南等新解放区，迎接全国的解放。同样，冀鲁豫边区也得到了兄弟解放区的大力支援，如１９４７年的黄河抢险复堤工程中，冀南解放区３万民工从数百里外赶来支援，太行、太岳、东北各解放区则纷纷捐款相助，形成了齐心协力保卫黄河的壮观场面。这种团结与协作是增强革命力量争取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注：本文为《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序言，本报作了一些删节。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政治工作多建树 毕生心血献人民
——深切怀念钟期光同志
军事科学院
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２日，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军事科学院初创时期副政委的钟期光老上将，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噩耗传来，大家都很悲痛！人们纷纷前往他的住所吊唁，寄托深切的哀思，缅怀他在近７０年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建立的重大功绩。
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钟期光同志，１９２７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一生的主要经历，是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他是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参与创造者和重要实践者之一。
红军时期，钟期光同志先后任湘鄂赣省军区宣传科长、红１６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常以自己革命的思想、鼓动性的词句和遨劲的书法，宣传革命，发动群众，鼓舞士气。在李宗白、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同志领导下，他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从而，使湘鄂赣苏区不断发展壮大，全盛时期，包括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２０余县，纵横数百里，人口近千万，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外围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他们独立地坚持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失去联系、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率领根据地军民，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几落几起，顽强奋斗，终于赢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保存和发展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从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到一师和苏浙军区，钟期光同志都具体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在陈毅、粟裕等同志领导下，部队战斗在大江南北，黄海之滨。从韦岗战斗，黄桥决战，到浙西三次反顽战役，屡战屡胜，威震敌胆。这一时期，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战方针与政策，深入战争实际，以保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为目的，对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完善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与民族解放建立了功勋。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妄图限制和溶化新四军，提出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口号；钟期光等同志根本不予理会，坚持我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军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并且公开宣布，我军继续设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政治机关是党在军队的工作机关，统一对外，对内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作系统，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组织上得以落实与保证。同时，新四军一师始终没有接受国民党关于不得在军队中发展中共党员的限制，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１９４１年底，党员占全师人数的３８％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钟期光同志认为，我军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应具体体现为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创造性”和“知人善任”。首先，政治工作要有战斗性：“树榜样，正上梁”；“敢于反对不良倾向”；“对有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不蓄意整人”。其次，政治工作要有创造性。他根据从红军到新四军、从内战到抗日、从山上到平原、从较为单一的敌我斗争到极为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等实际情况，对政治工作在斗争策略、方针政策、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各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展。把抓好思想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民族与阶级觉悟，始终当作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其方法是：“正面灌输”；“扶弱为强”；“见事就教”。第三，政治工作要知人善任：“重视配好两个军政主官”；“爱才惜才”；对干部战士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体贴”。
他作风务实，不尚空谈。“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一切工作在基层，政治工作在前线。”这是他在１９４２年２月提出的战时政治工作方针。新四军一师机关最精干时，从师长政委以下只有２６人。其中师政治部刚好一个班的人数。把精简下来的人充实到基层，尤其是加强连队的领导力量；而机关在精简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解放战争开始，钟期光同志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委领导下主持政治工作。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矛头首先对准苏中解放区。华中我军主力３万余人面对国民党军１２万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为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充分发挥了解放区的优势，党政军民齐动员，万里战场忙备战，部队开展了军政大练兵。钟期光同志主持制定和颁发了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军民团结，提高警惕，粉碎反动派的进攻”等醒目大标语，写满战区村庄的墙壁；营地街头，荡漾着《狠狠地打》的嘹亮战歌。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争取主动，华野在策略上果断采取了先发制人、大胆试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措施，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３日首先发起宣家堡、泰兴战斗，旗开得胜；至８月２７日，七战七捷，一个半月歼敌５万余人。广泛深入的战时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毛泽东主席对苏中战役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转发全军。苏中战役后，钟期光同志注意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使所属部队战时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
１９４７年１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后来整编为第三野战军。钟期光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他负责前线政治工作的领导，主持部署战役动员、战场鼓动、执行政策与纪律、战后总结等工作，保证了部队连续作战和打大仗、打恶仗的必胜信念与高昂斗志。
１９４９年７月，为适应国防发展和国家建设对干部的大量需求，钟期光同志坚决执行三野前委的决定，参与创办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校长和政委由陈毅同志兼任，他任副政委和党委书记。华东军大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旬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招收了３万余名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还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营团级干部，编成两个“上级干部训练队”，专门培养中级军政指挥人才。钟期光同志除了主持党务和政治工作，还亲自参与讲课，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将一批最优秀者分配到正在创建的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加速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华东军大数万名毕业学员分布在国防、外交、经济、政法、文化等各条战线，不少人成为党政军的骨干力量。
１９５１年１月，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军事学院正式成立。钟期光同志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在刘伯承同志的领导下，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军委的办学方针，具体负责学院政治建设。
在刘帅关于“组织起来，团结会师”的号召下，钟期光同志以极大的热情，落实建立三支队伍：机关队伍、教员队伍和学员队伍。当时选调干部严格以“选贤任能、五湖四海”为标准，集中全军的精华，反映全军的军政素质。先后建成５０个教授会，１２个学员系，拥有教员１３００余人、学员１４００余人。成为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军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在政治思想建设上，钟期光同志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头五年间，院党委组织全院先后进行了十次思想整风，保证了全院人员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旺盛的学习与工作热情。尤其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以革命老干部为领导，以中共党员教员为骨干的基础上，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决策，具体落实院党委的决定，大胆起用了近６００名起义、投诚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担任军事教员，经教育改造，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并从毕业学员中逐年选拔新教员充实教员队伍，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
１９５２年春，钟期光同志代表刘伯承同志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军事学院的工作。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将南京“军大”比喻延安“抗大”，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７月，毛主席为军事学院写的训词指出：“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人民解放军的一代高、中级将领，多数曾就读和毕业于５０年代的军事学院。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钟期光同志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后兼任一段战史研究部部长。作为叶剑英同志的助手，他同其他院领导一起，带领全院开展以编写我军条令条例和战史为中心的各项学术研究工作。１９６３年９月，根据院常委的分工，他负责党委的日常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在政治思想上，他头脑清醒，观点鲜明，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单纯引用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创造相结合”，搞军事理论研究“不要光是马恩列斯怎么说、毛泽东怎么说，还要看你怎么说！”在学术思想领导上，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战史研究中强调尊重历史事实。他主张研究干部尽量减少行政兼职，保证５／６的科研时间。他要求政治工作要鼓励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军事科学院编写和出版的《史料选编》、《战役学》等多项重大成果，他都参与了领导工作。他为我军建立和发展军事理论研究体系、开创军事科研工作的新局面，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期光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但他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