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新型小电扇
电风扇种类和款式在不断更新，加拿大一家电器公司最新设计的一种两叶小电扇大出风头。特点之一是，扇叶由柔软的塑料制成，不加扇罩，也不会碰伤人体。特点之二是，扇叶设计成水舀形，使风力比同样大小质地的扇叶提高了百分之五十。特点之三是，齿轮用橡胶制成，噪音减少百分之七十。特点之四是，体积小，不怕湿，易清洗，好收藏。
（柯）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怀念冈崎先生
符浩
冈崎嘉平太先生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早在５０年代，他就积极为恢复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不遗余力地工作。
１９６２年中日两国设立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时，冈崎先生作为日方的主要负责人，又为发展中日民间贸易、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冈崎先生虽年事已高，仍一直担任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和日中青年研修会负责人，始终如一地热心于中日友好事业，言传身教，为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献出了自己的光和热。
１９７７年，我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使，在任职的４年半期间，我与冈崎先生经常见面，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冈崎先生的为人和他那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精神，尤其是对中国人民深厚、真诚的感情，令我感动，深受教益。
记得我去东京赴任那年，正是日本朝野和广大人民广泛要求缔结中日友好条约的高潮时期。我到任不久，冈崎先生便作为呼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组织的发起人代表，同茅诚司和门协季光先生一起亲临使馆，介绍该组织的工作情况，并表明他们对缔约的主张和决心。同时告诉我，他们走访了日本政府有关当局，陈述了对缔约的殷切希望和强烈要求。
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一方面主张缔约的呼声日趋高涨，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钓鱼岛问题大作文章。一时阴云密布，反对缔约之声甚嚣尘上。然而，冈崎先生却为早日缔约更加积极地奔走呼吁，他充满信心，认为缔约即将实现。在一次招待会上，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向我致贺。我感到很突然，还以为是因为两国政府已商定将就缔约问题谈判一事。接着，我碰到了川濑一贯先生，他也向我表示祝贺，这才引起我的注意。当然，他们谁都没有对我明言兴奋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我和另一位更权威的朋友交谈时，才明白他们对我祝贺的含义所在。这位朋友告诉我，依他们的分析和估计：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看来福田先生领导的日本政府已下了决心，这次谈判很可能解决问题。他还加重语气说：这几乎已成定局……。
几年后，我从伊藤昌哉著的《自民党战国史》一书中得知，福田内阁早在１９７７年底就拟定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具体计划。伊藤先生在书中写道，当福田首相看完他写的关于中日缔约问题的报告后说：“考虑得很周到……，可以照此顺利进行。”由此看来，冈崎先生等不少朋友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看法，是洞若观火的。
另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是：１９８１年初，因中国遇到资金困难，不得不考虑某些大型建设项目停建或缓建。这牵涉到已同日本厂商签订的二十几项成套设备的进口。这个问题在日本引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轩然大波。舆论界、经济界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对中国无端指责，发表了一些不利于中日友好的言论。此时，冈崎先生却不为众论所惑，他坚信中国是讲信用的，中国碰到的暂时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认为日本应当站在友好和正确的立场对待这个问题。他从两国的长远利益和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实在令人钦佩。
在此，我愿摘引几段冈崎先生的讲话，以历史的真实记录说明冈崎先生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贡献和他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中国人民和政府难能可贵的友情和信任。
１９８１年２月，冈崎先生对《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决定停止海外工程项目，这绝不是对日本使坏，而是因为中国陷入了困难状态。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因为处境困难而做出欺骗别人的事情的。中国人的为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是年２月２４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冈崎先生的主张：“如果中国资金不足，日本应该从日中友好的立场出发主动地提供贷款，使计划项目得以完成。”
同年３月１０日，冈崎先生同《财界》半月刊总编辑谈话时又指出：“假如我们当时必须用１０年或１５年时间赔偿中国的战争损失５００亿或８００亿美元，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储备，这一点，我们不妨牢记在脑内。”现在，我们再来阅读冈崎先生这些明是非、讲道义、有胆识的评述，不仅加深了对冈崎先生的了解，也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他。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让中印友谊之花开得更绚丽
刘水明
１９４１年８月７日，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一星期前因病而动过手术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哮喘不止，他那艰难的咳嗽如同曲终的余音慢慢衰弱下来，身体渐渐丧失了知觉。中午时分，这位孜孜以求“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一代诗哲，安详地靠在睡椅上，永远闭上了那双深邃慧敏的眼睛，享年８０岁零３个月。
泰戈尔辞世至今整整５０年了。然而，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冲淡中国人民对他的怀念和景仰。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印度爱国主义诗人、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哲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且也是近代印中文化交流的开拓者，是中国人民最诚挚的朋友。为纪念泰戈尔诞生１３０周年和逝世５０周年，向中国人民介绍泰戈尔的多种才能，８月３日晚上，印度舞剧团在北京朝阳剧场首演了泰戈尔７２岁时创作的名剧《纸牌王国》。
《纸牌王国》是印度加尔各答舞蹈协会专为访华而演导的。该剧主要讽刺了在封建压迫的社会里，人民的生活像“纸牌”一样没有活力，表现了他们怎样获得自由解放的情景。舞蹈采用泰戈尔创立的音乐概念和印度古典舞蹈、瑜伽有机结合的形式，生动地表达了作者影射批判现实的精神。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悠扬的印度民族乐曲在剧场回荡，看到年轻的印度艺术家翩翩起舞的身姿，我们仿佛感受到了泰戈尔这位鹤发银须的智者热衷印中友好的激情，仿佛听到了他倡导印中友好的高亢演说：“让我们，中国和印度，联合起来吧；让欢迎伟大时代的歌声响起来吧！让我们两个国家把欢迎的灯点起来，迎上前去吧！”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意，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１８８１年，年仅２０岁的泰戈尔写了一篇题为《在中国的死亡贸易》的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使用强制和欺骗手段逼迫中国人吸食鸦片，然后便向中国索取金钱，从中牟取暴利。他说：“这种贸易和积累财富的方法，只有用客气的口气才能叫做贸易。它简直就是强盗行为。”他在叙述鸦片战争的经过之后，义正辞严地指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场贸易的历史，无论心肠多硬的人也会对大不列颠感到厌恶，对中国表示同情；在英中鸦片贸易中，人类天性竟然堕落到这样卑鄙无耻的地步，以致令人难以把这个故事读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泰戈尔义愤填膺，多次以书信、电报、谈话、诗稿等形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１９１６年，泰戈尔在出访日本途中经过新加坡码头时，最初看到了中国搬运工人，为他们熟练而有力的劳动赞叹不已。他从中国工人身上看到了“蕴藏着的整个中国的巨大力量”，认为这种力量一旦能够掌握现代科学，走上现代化的轨道，中国就会迅速向前迈进，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
１９２４年４月至５月，泰戈尔应邀来中国作学术演讲，对中国进行了将近５０天的访问，到过北京、上海等地，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成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回国后，他除了口头宣传中印友好外，还在他所主办的国际大学里创立了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机构——中国学院和全印最大的中文图书馆。即使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仍对守护在身旁的秘书库马尔·钱达先生说：“一定要把中国学院办好，发展再发展，为印中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在他逝世的睡椅旁的桌子上，摆着一个他心爱的中国瓷花瓶，瓶里插着一束荷花，他睡的那个雕花木床是中国工匠制作的。诗人的身心，直到最后一息，始终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在长达６０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泰戈尔一共写了５０多部诗集，１００多篇短篇小说，１２部中篇和长篇小说，２０多个剧本，以及大量论文、专著、游记、随笔、书简、回忆录等。此外，他在音乐和绘画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才华。他作曲填词的歌曲达２０００首以上，其中他谱写的歌曲《人民的意志》，在１９５０年被定为印度国歌。他留下的水彩画和素描有２０００多幅。他那卷帙浩繁的作品不仅是留给印度的不朽遗产，同时也是整个东方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泰戈尔的作品远在７０多年前就已传入我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哲学、美学以及创作思想曾在我国一些文化人士中有过积极的反响，我国文化界也一贯重视对泰戈尔作品及思想的研究介绍。我们纪念泰戈尔，就是要沿着这位先驱者的足迹前进，让中印友好事业，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附图片）
1931年的泰戈尔。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京都祇园祭和万福寺
屠培林
日本各种各样的民俗节日很多。去年７月１６日我自福冈到达京都后得知，第二天正赶上当地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日本最大的祭典祇园祭。
日文中的祭，就是节日的意思。据记载，公元１０世纪左右，日本平安时代的古都京都发生了疫病，这被认为是怨灵作怪，为此，公元９７３年举行了祭慰怨灵的仪式御灵会。自此历经１０００多年后终于发展成为每年７月举行的祇园祭，其中的最高潮则是７月１７日的山鉾（音“矛”）巡行。日文中的鉾是指装饰有幡旗和塑像等的大型花车，山则是指小的花车，就如同过去中国许多城市有过的出会巡行一样。
７月１７日清晨，我所住的旅馆早就人声鼎沸，喧闹非凡。许多外国旅游者和日本各地赶来的观光客都提早用餐，做好上街准备。上午９时，待我赶到市中心时，二三公里长的大街两旁早已人山人海。９时半祭典开始，但闻远处鼓乐齐鸣，用各色锦缎、幡旗和人像装饰起来的３０多支五彩缤纷的大小花车队伍循序缓缓而来。最大的花车高达２５至２７米，有１２吨重，车轮直径就达２米。随车的吹奏乐队和牵引人员多达四五十人，另有４０余人随行替换。他们身穿各式和服，头戴竹笠或扎白巾，有的光脚穿草鞋，有的套白袜木屐，许多人手持折扇，伴随各种乐曲，一路载歌载舞而行。这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花车，每一辆都形象地表达一个历史掌故。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其中竟有７辆花车展示的是中国的历史和神话故事：尧治天下时人民安居乐业，衙门内诉讼用的大鼓因长期闲置而成为鸡窠；周代抚琴名家伯牙得悉知音钟子期死讯后，悲痛地割断琴弦；齐国孟尝君闻听鸡鸣声后溜出城门自函谷关逃之夭夭；唐朝大诗人白乐天向道林禅师请教佛学；孝子孟宗为奉养有病的老母而在严冬卧雪挖笋；从地下挖出黄金锅的郭巨，用以侍奉母亲尽孝；此外还有鲤鱼跳龙门等等。这一庞大的队伍在烈日下浩浩荡荡沿街巡行，直到中午１２时半才结束。许多扶老携幼、全家出动观看巡行的京都市民莫不喜形于色，引以自豪。
看罢祇园祭，当天下午我又赶去京都南郊的黄檗（音“波”）山参观佛教黄檗宗的大本山（总寺院）万福寺。这是中国明代高僧隐元禅师创建的寺庙。１６５４年隐元应邀由福建渡海来日本弘扬佛法，在日本佛教界创立了一个新的禅宗黄檗宗，在１６６１年兴建了万福寺。
如今，黄檗宗在日本各地有４６０所寺庙。隐元禅师在公元１６７３年他８２岁时在万福寺圆寂。寺内专门供奉有他的塑像，并立碑建立了安葬他的灵塔。
万福寺占地１０万坪（１坪约等于３．３平方米）。我站在宏伟壮观的山门前，抬眼就看见悬有开山老人隐元手书的巨匾“通玄”两字。寺院门前矗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有“不许荤酒入山门”几个汉字。寺门两旁悬有一副汉字对联，上联是：“地辟千秋日月山川同庆喜”；下联是：“门开万福人天龙众任登临”。跨进山门，但见寺内松柏苍翠，庭院幽深，古朴雅静。寺内面积辽阔，共有大雄宝殿、法堂、斋堂、钟楼、鼓楼、藏经库等２３座典雅的建筑。寺后妙高峰下还专门辟有华侨墓地。据陪同我参观的日本熊仓和尚介绍，万福寺建成后第一代至第十三代的主持都是中国僧人，１３代至２２代主持由中日两国僧人轮流担任，自２３代起才全由日本僧人任主持。目前在万福寺的日本僧人中，这几年已有７人去过中国。１９９２年将是隐元禅师的４００周年诞辰，日本佛教界黄檗宗的信徒们已在发起集资募捐，筹备多项纪念活动，他们计划要在隐元禅师的故乡中国福建重建一所黄檗寺。
通过在京都一天的参观访问，我深深地感受到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真是源远流长，它在人民心目中播下的友谊种子，几经风雨，依然影响深远。如今，中日两国领导人都号召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正是这一历史的延伸和继续。
（附图片）
日本奈良东大寺（速写） 姜延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