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人权论坛

  关于人权的几个问题
吴雄丞
人权问题是当今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焦点。西方国家某些人士以“人权卫士”自居,鼓吹“人权无国界”,开展“人权攻势”,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施展和平演变阴谋的重要手段。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提出要用西方的“人权标准”即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来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以此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蛊惑人心,制造动乱的思想武器。这些鼓噪也确实欺骗、迷惑了一些善良的人们。
人权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不讲人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尊重和维护人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享有充分的人权的。我们不仅不怕讲人权,而且要理直气壮地讲人权。问题在于怎样讲人权,讲什么人权?邓小平同志指出:“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点不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1页)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权,只有具体的人权。不同的阶级、社会和国家对人权的解释是不同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人权问题作社会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揭露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虚伪性、欺骗性,澄清被他们造成的思想混乱。
第一,看人权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人权问题上不能只看言词多么冠冕堂皇,宪法与法律条文多么美妙动听,而要看实施人权的实际行动与后果,要看维护的是哪个阶级的、哪些人的人权?
资产阶级尽管口称人权是“天赋的”、“自然的”权利,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人人享有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决定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揭示过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权实际上只不过是财产占有者的主权,资本和金钱占有者的主权,而不占有财产的广大劳动者则只是资本和金钱的奴隶。在那里,“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因而“人权本身就是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9页)这种人权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本性的合法化与神圣化;这种人权在国内是由少数人肆意剥夺践踏多数人的人权,在国外则是任意侵略、干涉、践踏别国的主权并奴役他国人民。西方发达国家的富庶繁荣,是建筑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累累白骨和斑斑血泪的基础上的。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记载着西方资产阶级的种种丑行,这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丑行是无法洗刷掉的。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根本就没有资格谈论人权。可是他们从过去到现在,总是一面高喊维护“人权”,另一面却干着肆无忌惮的践踏人权的勾当。直至今日,他们还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私利作为人权的标准,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推行强权政治。
马克思主义者讲人权,首先关注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人权,是要为绝大多数人享受真正的充分的人权创造现实的社会条件。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才有可能享受人权。如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真正的人权,就侈谈什么整个人类的人权和自由的普遍实现,那至少是一种欺世盗名的骗人之谈。
第二,在人权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保障绝大多数人的人权。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官僚买办争人权的历史,是一部党和政府为维护、促进和发展人权而奋斗的历史。
江泽民同志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和实现自己的人权而奋斗。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争得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出发点。”(见1991年5月11日《人民日报》)我们认为,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两条,就谈不上什么人权。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就是明确地指向这两条目标,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府也一直是以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充分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己任的。
生存权是指人的生命安全、生活保障的权利。没有这项权利,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在旧中国,人民的生存权是没有保障的,因而它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争取的首要人权。毛泽东在领导安源工人罢工时的口号是“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1923年党领导“二七”大罢工时,明确提出了“争人权”的口号。1935年我党的《八一宣言》提出“为人权自由而战”。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权都非常重视人权的实现与保障,不仅规定了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而且还颁布了一些人权立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人权和保障人权,中国的人权最根本的体现是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国家独立权是实现人民的生存权的根本条件。独立权要求国家行使权利的完全自主性,在主权范围内处理本国事务而不受外来干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独立和主权,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保障,就只能任人宰割蹂躏。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而那时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存权的,就是英、法、美、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从1840—1949年的110年间,它们先后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个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剥夺了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他们抢占中国大片领土,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还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大肆贩卖、虐杀华工,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今天高喊维护“人权”的某些国家,在过去的年代里,正是造成中国人备受欺凌屈辱、毫无人格尊严的种种惨状的罪魁。只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中国人民才真正地站了起来,才真正享受到了应有的人权,才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中国的人权状况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42年来,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科技、教育与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过去饥寒交迫的人民得到了温饱,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生活质量指数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公民权利,并通过选举的人民代表集中人民的意志,管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
我们主张人权是包括生存权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权利的综合体,不仅把生存权看作首要人权,重视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且还重视经济、社会、文化与发展的权利。我国党和政府为维护人权、改善人权状况是不遗余力的,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中国人民享有的权利是广泛的、实在的、不断完善发展的。中国人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在当前的国情条件下,人民是满意的。世界上一切真正了解中国情况和不存偏见的人们,都是承认这些事实,赞赏中国的变化,并给予公正评价的。
第三,对中国人权状况要分清主流和支流,不能用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暂时的不足,以偏概全,否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我国“践踏人权”。那些不顾我国的国情特点,不尊重我国的主权,肆意在人权问题上无端指责、制造麻烦的做法,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
新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人权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坏民主与法制、人权遭到损害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回顾总结这段历史时也感到痛心。我们从来没有掩饰这个错误,这个错误正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加以纠正的。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之后,10多年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维护和发展人权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与历史传统所制约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维护和发展人权上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当然,我们在人权问题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提高的方面,距离中国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崇高目标相差甚远。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口的压力和人均资源相对贫乏还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使人民从基本温饱达到小康和富裕,使人民的生存权不再受到威胁,还有待于长期的艰苦奋斗。我国公民在享受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自由权利,经济、文化、社会权利方面,在人权的司法保障方面,在维护保障老年人、青年、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方面,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也确实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与发展的地方,这将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与提高。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和暂时的不足,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同西方国家相比是优越的,同旧中国相比更是天壤之别。西方国家某些人采取的无视历史发展,不顾国情特点,歪曲事实真相,以自己的私利作为标准,在人权问题上蓄意寻衅,干涉我国内政的种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正常的国际合作,而且损伤了中国的神圣主权,损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感情,这是我们决不能接受的。


第5版(理论)
专栏:县委书记县长工作研究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东明县王官屯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考察纪实
中共山东省东明县委宣传部部长 曹大力
我县王官屯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以丰富的内容和灵活的方法,吸引了广大农民群众,使村里面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明显提高,交售合同定购粮和提留款由“老大难”变成了自觉行动。对于兴办公益事业也表现出了近年少有的热情,纷纷积极行动起来,修水渠、打机井、开通道路、架设桥梁、平整街道、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有了明显好转。赌博、封建迷信、婚丧事大操大办等歪风邪气受到了有效遏止。村、队干部廉政、勤政的自觉性大大增强,他们制定了政务、财务公开制度,并成立了村民代表议事会,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党员干部带头不吃请、不请吃,纠正了用公款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转变了群众对村干部的看法,党支部、村委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了。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之所以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于它符合我国现在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农村广大群众的愿望。我通过对王官屯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试点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的迫切需要。
如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农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前些年思想政治工作一度被忽视,对农民的教育工作缺乏广泛性和系统性,个别地方甚至以惩罚代替教育,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从我县情况来看,当前一部分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淡薄了,具体反映是“三个看不见”:(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种各的责任田,看不见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在哪里;(2)认为集体提留多,服务少,看不见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哪里;(3)有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看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哪里。与此同时,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有了市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乘隙而入,致使人心涣散,思想滑坡。这种情况虽然还不很普遍,但很值得警惕。如果不加强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放弃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成功。通过教育活动,把农民教育工作做好了,不仅能开通今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而且可以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和组织到我们党的周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振兴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
农村改革要深化,经济要振兴,最终要靠群众才能实现。最近10多年,我县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带来了经济大发展,农民生活大改善。10年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两番,粮食产量增长了1.7倍,财政收入增长了9倍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倍多。对这些成就和变化,农民群众都不怀疑,而对“改革应当朝着什么方向去深化”、“党的政策会不会变”,有不少疑问,普遍反映有“四个难理解”:(1)联产承包是不是社会主义的;(2)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能否实现共同富裕;(3)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不好是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4)重提发展集体经济会不会回到“大呼隆”、“归大堆”的老路上去。因此,群众思想不稳定,积极性也不高。
近几年,我县农村改革迈的步子不大,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缺乏给群众服务的实力。这与农村基层干部、党员、农民群众对改革和发展集体经济缺乏认识和热情有很大关系。思想问题不解决,农村改革就很难深化下去,经济发展势必受到影响。所以,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农民消除疑虑,稳定他们的思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这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社会稳定的需要。
农民群众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更追求精神生活的富有。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强调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必须看到,有的地方封建迷信、宗族宗派、赌博偷盗、婚丧大操大办等歪风邪气沉渣泛起,有的地方拐卖妇女等丑恶现象也死灰复燃。这些问题严重败坏了农村的社会风气,影响了农村的稳定。这给我们各级党组织敲响了警钟,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决不能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这一点来说,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正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好时机,同时也是深入进行民主法制教育的好时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搞好了,可以推动农村社会道德、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向好的方面转化,为农村的社会稳定创造条件。
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迫切需要。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状况如何,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对于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总的来看,我县一直没有放松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经过今春的基层组织整顿和正在进行的党支部达标升级活动,全县农村基层组织的整体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农村党员干部的素质进一步提高。但是必须看到,当前,还有一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在基层党员干部队伍中,有的理想宗旨观念淡薄,群众观点淡薄,有的党员长时间不参加组织生活,不去做党分配的工作。上述问题虽不是很普遍,但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个别地方党群、干群关系还很紧张。如不认真加以解决,一批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会脱离群众,就没有什么号召力、吸引力,更谈不上占领和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实际上也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搞好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


第5版(理论)
专栏:县委书记县长工作研究

  努力提高农村工作水平
中共江苏省丹阳市委副书记 尹名年
在今后10年,要确保我国农村改革有一个新的发展,形成经济繁荣兴旺、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我在实践中体会到,当前县委应抓住三个重点开展工作,努力提高农村工作水平。
党的农村工作重点之一,是做好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此,我们突出社会主义教育这个主题,并抓住三个环节:一是抓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采用正面灌输、算帐对比、专题演讲等教育形式,用发生在群众身边看得见、信得过的事实,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和感染力,培养广大干部和农民爱社会主义、爱国家、爱家乡,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摸准不同时期群众脉搏跳动,“对症下药”,消除干部、农民对党的富民政策的疑虑,引导他们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三是精心组织和开展以文明新风户为主要形式的一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弘扬传统美德,引导广大干部、农民成为“四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从而真正成为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的生力军。
党的农村工作重点之二,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领导。这就要做好科学决策,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县一级党委,不能完全陷于具体的经济活动,而是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实施科学的领导。我们的做法:一是以保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总目标,念好中央“经”,唱活地方“戏”,把中央和省、市委关于稳定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同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的三级分配、农业综合开发、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科技兴农的实施等有关全局性的问题上。在农业综合开发的决策上,我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基础和优势,扩大蚕茧、山羊板皮、食用菌、水产、茭白等生产规模,目前已分别被列为全国、全省的生产基地。二是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如在增加投入上,我们抓了诱导投入、扶持投入、定向投入、自我投入、积累投入等5个方面,共投资3400万元,投劳1200万个工日,完成了5个主要灌区和3个10万亩丰产方的农田水利配套工程。从近两年情况看,科技因素在粮食增长的比重中占40%左右。三是结合丹阳实际,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我们总结经验,健全了统与分的结合,形成了集体经营管六统(统一大宗农作物布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新技术推广、农业大型机械作业、粮棉油种子供应、农资供销流通渠道)和“农户经营抓五分”(分户进行田间管理、收割栽插、精耕细作、用肥植保、经营核算)的“六统五分”基本格局。由于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使我市农业生产始终保持上升势头,粮食总产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连续9年稳定在5亿公斤左右。
党要抓好农村工作,其关键在于加强村级组织建设。近几年来,我们紧紧抓住两个重点环节:一是选好一个“班长”、建好一个班子、配好一批助手。为此,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育才用人上,通过考察和培养,把一大批年富力强、善于开拓创新、能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的同志选拔到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来,使之成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带头人。同时理顺村级班子内部关系,配齐配好村级干部,把村级各个组织建设成为团结奋斗、整体协调、充满生机活力、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强集体。二是关心爱护村干部,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如通过举办专业理论培训班、理论研讨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来提高村干部的思想、业务素质;根据村干部不同的职责,按联绩计酬的原则,建立健全以目标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岗位责任制,增强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广泛宣传和大力表彰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先进人物和优秀事迹,为无私奉献、坚持原则、开拓进取的村干部撑腰,努力形成一个关心、理解、支持、尊重村干部的良好社会风气和舆论环境。


第5版(理论)
专栏: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出版
牛仁亮
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模新著《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当代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MPS和SNA)和我国统计制度改革问题》,不久前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阐述系统、分析入微。第二,对两大核算体系的批评公允而又较为深刻。第三,提出了一系列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例如,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该书根据马克思在阐述该问题时的内在逻辑,确立了三个限定条件,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分野,这就从根本上跳出了学术界围绕行业或产品划线的理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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