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的岁月
——忆黄麻起义前前后后
詹才芳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省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被称为黄麻起义。从黄麻起义至今已有６４个年头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黄安、麻城两县逐渐有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活动，最初在那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是一些进步青年。其中有许多是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与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的。我因家境贫困，不堪忍受为地主当长工的生活，于１９２４年到武汉谋生。我每天为人从长江挑水，过着艰难的生活。不久，我找到董必武同志，他把我安排在武汉中学当校工。从此，开始了自己半工半读的生活，并在董必武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年以后，我与一批武汉中学的同学被派回黄安搞农民运动，并与王秀松、余楚臣、王健等同志在家乡高桥区办了十几所平民学校，以此形式学习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和发动群众。董必武同志曾专程来高桥检查了我们的工作，并作了重要指示。
１９２６年，黄麻地区革命形势大发展，在共产党员吴焕先、戴克敏、汪奠川、刘文蔚、杜步蟾、王树声等同志的领导下，我们黄麻两县的农民先后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我们惩办了吴惠存、李介仁、丁枕鱼、王子历等数十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狠狠地打击了地主反动武装。尽管在当时，这两县的党组织对革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思想的认识还不大明确，但是我们的顽强奋战、革命热情却为以后的黄麻起义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和一块发动起义的革命基地。
１９２７年９月中旬，黄安县委派到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的郑位三等同志带回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黄安县委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了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宣讲了中共湖北省委拟定的暴动计划。我和戴克敏、田开寿、王秀松等同志一道参加了这个会。会后，我们开始整顿农民自卫军，使队伍更加精干，战斗力更强了。
９月，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百余名农民又一次向封建反动势力发起了进攻。举行了九月暴动。我们冲进了地主的大院，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我们杀猪出谷，一袋一袋粮被扛出来，妇女们分着绫罗绸缎，有的踏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高兴得翻滚着……
附近的土豪劣绅见状，个个惧怕，不敢躲在庄里，都逃之夭夭了。１０月间，我们黄安农民自卫军，没收了１０几家地主的财产，缴获１０多支枪。之后，黄安县伪政府和豪绅地主，勾结敌三十军的一个团，进驻了黄安县城。敌人的反动气焰嚣张，四处联合反动地主武装，准备对黄麻地区的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妄图把农民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鄂东特委认为，只有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用革命的进攻来粉碎敌人的反革命的屠杀，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自己的武装，才能使革命得到胜利。因此，１０月３日，黄安、麻城两县县委在黄安县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了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在黄麻两县进一步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讨论拟定了暴动计划，会议讨论结果，决定高举“九月暴动”武装斗争的旗帜，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七里坪文昌宫会议后，我们黄安的王秀松、余楚臣、李先念等同志以董必武同志的名义在当地出布告，发传单，采取各种形式，进一步向贫苦农民宣传发动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经过２０多天的工作，我们在黄安首先领导发动了高桥、桃花等区的武装斗争。农民自卫军扩大了４００多人，农民自卫军个个英姿勃勃，斗志昂扬，作好了战斗准备，焦急地盼望武装起义的那一天。
１１月１３日，起义军２万余人集结于黄安七里坪，晚１０时向黄安城出发。１１月１４日凌晨４时许，各路起义军队伍先后到达县城，总计３万余人，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我们黄安高桥区农民自卫军和群众攻打黄安县城的南门。
黄安县城城墙足有２丈多高，４个城门配有８门土炮，１０架机枪。只要一到天黑，城门关闭得严严实实，隔断一切来往行人。胆小如鼠的卫兵抱着大枪，就像幽灵似地在城墙上边来回晃动。哨兵时而发出恐吓声，虚张声势，为其壮胆。我带领３０人的突击队，趁夜色悄悄地摸到南门埋伏下来。
“砰！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接着城周围一片呐喊声，火光四起，总攻开始了。
我们一跃而起：“冲啊！”高举手枪，冲到城下。突击队员们架设云梯时，城上的哨兵向我们射击。我们集中火力，压倒了敌人哨兵的火力，队员们迅速地爬上了城墙，哨兵看见城墙被攻占，被不绝于耳的喊杀声吓破了胆，跳下城墙逃命去了。
我们打开了南城门，起义大军像决堤的洪水涌进城里，相继，其他３个城门被各路大军突破。城里的敌人没来得及抵抗，就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一仗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改组委员等贪官污吏多人。反动政府被摧毁，反动武装被消灭。起义军共缴获步枪百余支，子弹９０箱，被子百余床，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进步分子。
正是：小小黄安，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１４日清晨，红日东升，金光万道。黄安县人民群众在战斗中迎来了第一个新生的黎明。城头红旗猎猎，城内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黄麻起义后的第４天，黄安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了。黄安为鄂东军的第一路，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戴克敏为党代表；麻城为第二路，由吴光浩任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刘文蔚为党代表。我被任命为第一路特务营长。
黄麻起义的消息，震撼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不及时消灭黄麻的革命势力，其他几个县再闹起事来，将直接影响到武汉、南京的民众造反。于是，武汉政府调遣十二军一个师前来镇压。
１２月５日夜晚，敌军向黄安城发起攻击。我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群众守城，与敌激战４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后来，终因寡不敌众，北门被敌突破。敌人突进城里，枪杀无辜的群众。我鄂东军死死地顶住敌人，掩护群众撤退。
我带领特务营紧紧跟随在总指挥潘忠汝的身边，挑起了掩护部队和群众突围的重担。我随潘忠汝六出六进，掩护撤退。当第七次冲进城时，城内除了一小部分地方外，大部都被敌控制，仍有一些部队和群众没能撤出来。潘忠汝带着一部分战士，在东门城楼上继续还击敌人。这时，他身上已多处负伤。忽然，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他“咚”地一下跌倒在地。顿时，血流如注。我见状，立即命令特务营的战士顶住敌人。我与吴世安等七八个同志，一起用布腰带将潘忠汝抬下城门。
“我不行了，才芳，快带队伍出城，保住我们的火种……”潘忠汝微微地说着便闭上了双眼。
见总指挥牺牲了，我满腔怒火油然而升，拾起潘忠汝的手枪，用两支枪一齐向冲过来的敌人射击。子弹打光了，拎起大刀片，一声吼叫，像一头猛狮冲入敌营，左右开弓，一路冲杀。敌人个个躲闪，生怕砍了自己的头和身子，我也不知砍倒了多少敌人，最后，带领三名战士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城。
参加这次起义的同志们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英勇杀敌。他们之中有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王建安、周纯全、秦基伟、徐深吉、吴先恩、吴世安等同志。
起义军失败了，总指挥和许多战友牺牲了，党组织解体了。我们痛彻肺腑。后来，我遇到了王健同志，搭伴一起去找副总指挥吴光浩，我们终于在木城寨找到了吴光浩。
１２月下旬，县委和鄂东军的领导人在木城寨召开了会议，决定留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人枪转移到敌后打游击。会后，在黄安北乡闵家祠集合了７２人。吴光浩作了动员，号召大家要立场坚定，革命斗志旺盛，坚持武装斗争。在吴光浩的带领下，我与７０位战友其中包括陈再道等同志，迈着坚定的步伐向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转移。我们终于在木兰山扎下了根，后来我又返回黄麻打了３个月游击。
从黄安突围，经过以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到返回黄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是当地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所经历的又一次严峻考验和锻炼。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后来，逐渐实现了鄂豫边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与此同时，豫南、皖南西的党组织亦先后在商城、六安、霍山地区领导了起义。大别山区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星星之火燃烧起来了。
回顾过去，回顾最初的革命史，回顾黄麻起义，更激励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英勇向前。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为革命而献身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啊！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坦荡胸怀 将才风范
——悼江拥辉同志
吴岱
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３日１４时，赵秘书从沈阳打来电话，报告了拥辉同志病危的消息。从赵秘书几乎是哭出来的声调中，我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紧接着又传来了拥辉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和全家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甚至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回想一个多月前他来京参加十三届七中全会，我们在一起交谈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现在他竟与我永别了，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拥辉同志和我从少年时期开始就是战友，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俩都是少共国际师的红小鬼，一起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中，我俩又一起在山东与日伪军作战；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以后的２０多年时间里，我俩搭档在同一个师、军和旅大警备区担任军政领导。感情笃深，患难与共，成了彼此最相知的战友。
拥辉同志一生戎马倥偬，不忘砥砺学问。他尤其注重学习和研究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并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带兵打仗，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和治军水平。他经常说：“毛主席就是站得高，看得远。只有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指导战争，才能无往不胜。”战争年代，他一有间隙就独自坐在那里苦读深思，书本上划了密密麻麻的杠杠和标记。就是我们在一起吃饭他也不放过机会，同我一起讨论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心得。他每指挥打一仗，都要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思想组织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利用作战间隙写的作战总结笔记一直保存至今，成为今天部队研究军战史的重要资料。“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许多同志都称拥辉同志有“儒将”风度，我看很贴切。
拥辉同志治军严谨，尤其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狠抓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拥辉同志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指示，在组织部队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旅大警备区工作期间，拥辉同志紧紧抓住海岛防御这个海岛守备部队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对所属每个海岛的地形、海情都进行了周密勘察和认真研究，组织撰写了《海岛防御作战八个问题的研究》，对岛岸守备部队的战备、执勤、训练和管理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然后又组织召开了“长山要塞区和长海县军民联防会议”和“大连岛屿战备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岛屿建设规划与岛屿战备工作的落实问题。
拥辉同志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他曾担任过教导员、政治处主任和团政委，对思想政治工作比较熟悉。他深深懂得，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改当军事领导以后，他仍非常注重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记得部队入关时，一些干部战士缺乏连续作战的准备，拥辉同志及时用毛主席关于要解放全中国的思想，对部队进行动员，教育指战员认清东北解放与全国解放的关系，稳定了部队的思想，提高了指战员的士气。在他的建议下，部队以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为着眼点进行了训练，为完成后来的南下作战任务打下了基础。
拥辉同志还具有襟怀坦白、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和他一起共事过的同志都深深感到，他这个人最讲大局。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１９４３年精兵简政，上级决定让已经当了团政委的拥辉同志去当教导员。后来营长在打日照时牺牲，又让他改行当营长。对这次降职和改行，拥辉同志没有任何怨言，愉快地服从了。记得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时，由于情况掌握不准，他所在的军初战打得并不理想，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批评。拥辉同志虽然是副军长，但毫不推卸责任，在军党委会上作了非常深刻的检查，主动承担了责任，使大家都很感动。
１９８５年百万大裁军时，拥辉同志是福州军区司令员。很多同志都建议拥辉同志找军委首长请求不要撤销福州军区。拥辉同志语重心长地劝大家：“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至于撤销哪个军区，要等军委决策，我们谁也没有权利去干扰军委决策。我自己不能去找门子，也不准你们去拉关系。”军委决定撤销福州军区的命令下达后，拥辉同志没有任何怨言，他主动出面做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并陪同南京军区向守志司令员和傅奎清政委对所属师以下单位的工作一一进行了交接。对编余干部和剩余营产也都做了妥善处理。在拥辉同志和福州军区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福州军区撤销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拥辉同志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１９８３年他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管理局特意给他安排了一套大房子。可拥辉同志到任后说什么也不住。他说，我的孩子都在外地，用不着这么大的房子，坚持和老伴住招待所。几位老同志去福州看他时，看到了老两口有时自己煮面条吃，都有些不理解，而拥辉同志总是说这样做心里踏实。拥辉同志对家属子女要求甚严，从不为孩子们的进步去找人说情。他的几个子女多数在基层工作，有的当兵，有的当工人，唯一一个任技术九级的干部，还是部队同期入伍干部中职务偏低的。前几年，有人劝他出面为孩子的事活动，他婉言谢绝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干，这样做他们心里踏实，我的心里也踏实。前年他来京开会时，几位老部下要宴请他，拥辉同志坚决不肯，硬是在一个同志家里吃煮面条，还风趣地说：“吃宴请我于心不忍，吃面条我心里踏实。”拥辉同志去世后，我和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一提起拥辉同志的廉洁正直品德，都忍不住落泪，从心底对他怀有一种崇敬之情。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拥辉同志１９１７年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１９３１年参加革命，从一个出生入死英勇奋战的革命战士，成长为一名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走过了６０年漫长的战斗历程。他为我们留下了踏踏实实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我们缅怀他，就是要学习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更好地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踏踏实实地开拓前进。拥辉同志九泉有灵，肯定会为之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