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爱国主义的好教材
——《新战争与和平》序
李先念
李尔重同志写的长篇巨著《新战争与和平》（共５部，武汉出版社出版），用艺术的形象描绘了中国人民从“九·一八”到“八·一五”的抗日斗争，刻画了这段历史中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爱国主义好教材。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经历了铁、血、火的斗争，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一百年来屈辱和悲惨的历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单是必要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坚决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没有得到国民党的赞同，但国内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是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抢夺华北，推行其灭亡中国、独霸太平洋的狂妄政策。国民党步步退让，丧权辱国，激发了“一二·九”遍及全国的抗日高潮。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不甘坐视中华民族的灭亡，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宿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七七”事变后，举国奋起，武装抗日的局面出现了。
当时，面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的武装侵略，美英等列强实行绥靖政策。在欧洲慕尼黑出卖捷克、波兰、匈牙利，妄图诱使希特勒丢开欧洲去打苏联；在东方，他们不停止供给日本军用物资，不积极援助中国，却积极制造东方慕尼黑，出卖中国，妄图诱使日本丢开太平洋去打苏联；他们企图在这样的政策下，制造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局面，即当苏联、中国与德、意、日打得两败俱伤时，由他们出面收拾残局，称霸世界。
国民党当局在这种局面下，出于它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力求妥协求和，以保存其专政地位的方针。于是出现了抗日战争中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斗争局面。
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幼年的党，而是更加成熟了的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熟练地运用三大法宝，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了三三制政策；在与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的斗争中，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在敌顽的围困封锁面前，采取了生产自救、精兵简政的政策；对待伪军及汉奸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打击死心汉奸；对敌人采取了优待俘虏政策。总之，采用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策略，领导中国人民制止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渡过了重重难关，建设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的军事力量，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八年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６９％，伪军的９５％，共消灭日伪军１７１．４万余人。无数的英雄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相结合，不但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路线，而且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阐述。有了《讲话》的指引，我们党才能坚持正确的文艺工作方向，逐步培养和建立了一支文艺大军，在文化战线上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重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就深刻阐明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奠定了文学艺术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出现了空前繁荣昌盛、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社会主义的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许多杰出作家和艺术家，文艺的路子越走越宽，对社会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的挖掘和反映越来越深广，大批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等作品相继问世。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它的出版，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众多读者的欢迎，决不是偶然的。
尔重同志是一位老同志。他在退休之后，仍不辞辛劳，伏案提笔，花了八年的时间，写出这部３８０万字的文学巨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尔重同志是一个榜样。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大众”上下功夫
梁光弟
电视剧的载体被称作大众传播媒介，要提高社会主义电视剧创作的质量，需要在“大众”二字上多下功夫，努力满足人民大众的审美要求。
首先，电视剧的思想内容，要倾注在人民大众当前最关心的事情上。回应大众的脉搏，心系大众的命运。反映人民大众当前最关注最迫切的事情和心思，是说要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的思想感情。当然，这不是说，仅仅停留在一般观众思想感情的水平线上，而是应该既贴近观众的身心，又能使观众有所启悟和感奋。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要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把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提炼为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世同堂》是抗日战争历史题材，为什么能广受８０年代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呢？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大众的心声，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能够振奋民族精神，也就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为此，我们的电视剧艺术家们就要站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前列，真正把电视剧艺术当作一项灵魂工程，肩负起灵魂工程师的历史使命。
其次，电视剧的题材，在坚持多样化的同时，要把镜头更多的（不是全部的）对准人民大众的生活现状，使屏幕上的图景，真正显示人民大众的生活风貌。“大众”是１１亿多人的大众，他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广阔远大，既不是单一的，凝固的，也不是平淡的，肤浅的。当然，表现群众的生活，不能囿于淡漠的写实（包括所谓“新写实”），不能停滞在“生活的原生态”，要向群众生活的深层开掘，显现出平凡中的崇高美。对于生活中的丑也需要表现，但要把生活中的丑化作艺术中的审美对象。
第三，要努力塑造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崇敬的典型形象。我们的电视剧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塑造了许多感人的人物形象。但是，真正能够在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上成为艺术典型的屏幕形象，特别是从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艺术典型，还是太少了。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相比，同火热生活中造就的社会主义新人相比，差距是明显的。
第四，努力提高艺术水平。只有好的思想内容和题材、人物，没有艺术魅力，也是无法打动广大观众的心灵的。一定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起来，才能赢得观众的欢迎。提高艺术质量，要在创作中沿着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向精益求精。电视剧是一种大众艺术，不能因为它是大众艺术，就不讲求艺术性。不能把群众的喜闻乐见看作艺术上可以降低要求。相反，既要做到大众化，又要做到艺术化，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需要高度的精湛的艺术功力。当前，需要电视艺术界研究一下在电视剧的表现手法、情节结构、语言对话、镜头切换、画面节奏等方面，怎么样适应广大群众的欣赏要求和民族的审美情趣，并且在适应中不断加以提高。只有适应，没有提高不行。只有不断提高，才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电视剧艺术。
总之，要提高电视剧创作质量，从创作上说，要在心目中时刻装着中国的亿万人民大众，使电视剧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提高“雅俗共赏”的审美品格
童道明
不需要作专门的社会调查，我们也能确信，现在中国老百姓欣赏艺术的主要方式是看电视，或者说是看电视剧。
这是一个具有最广泛观众层面的视听艺术，因此决定了电视剧艺术的“雅俗共赏”的审美品格。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叫《论雅俗共赏》的文章，他认为“雅俗共赏”这句成语，是从“有目共赏”这句话演化来的。我想，现在再没有比电视剧更为全国人民“有目共赏”的了。
近年来，我们的电视剧艺术确实有了提高，这从“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来看，也能得到证明。今年飞天奖名列前茅的《渴望》、《围城》，尽管题材与风格迥异，但它们都能赢得不同阶层的观众群，成为“雅俗共赏”的电视剧佳作。
怎么才能达到电视剧的“雅俗共赏”呢？除了道德理想、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得到观众大多数的认同之外，艺术表现的引人入胜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渴望》剧组在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时，得出了“要有一个好的故事，一支好的插曲……”的创作心得。但我以为，《渴望》赢得广大观众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它有“好的人物”，或者说得更具体，因为有像刘慧芳、宋大成等人物身上折射出的为中国老百姓倾倒的道德力量。我们欣赏着他们的从善如流的品德，如沐春风。
在众多的电视剧艺术元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是人物形象。创作者的思想主要是通过电视剧的人物形象传达给观众的。
“七一”电视剧展播期间，山西台的《好人燕居谦》得到一致好评。这部拍得非常朴实的电视剧，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也没有流传得开的插曲，但这个“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人燕居谦，实在感人至深。这个电视剧的编导和演员魏宗万同志是多么重视在这个人物的平凡之中发掘他的不平凡，多么重视用情感来激荡观众的心灵。
“七一”电视剧展播的另一部获奖剧目——吉林电视台的《纪委书记》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不仅要着力于表现他们的本职工作与社会实践，而且也应该注意表现他们的内心生活与情感世界，使电视剧的主人公形象更加血肉丰盈，更加具有动情的力量。
毫无疑问，我们的电视剧应该具有思想的力度，但为了使思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得努力把电视剧拍得动人心魄。因为，一般来说，思想都是通过心灵进入观众的意识中去的。
近年来我们的电视剧创作的成功经验，都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电视剧赢得广大观众，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我们就不能忘记文艺创作的一般艺术规律。这些艺术规律已由马列主义的导师和世界文化的大师指出过，我在这里想特别引证这两句话：
恩格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致敏·考茨基》）
列夫·托尔斯泰：“只要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那就是艺术。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词句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同样体验到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什么是艺术？》）
优秀的雅俗共赏的电视剧的创作者们，都能理解与把握上边两句至理名言的内涵。他们懂得，要用作品教育人，首先需要感动人；而直白浅露的作品是感动不了人的。因此，提高电视剧的人物形象的动情力，也可以说是提高电视剧的感召力，使其真正成为“雅俗共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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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山情思 祖国之恋
——读《生命的火炬》
张同吾
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铁木尔·达瓦买提的诗集新著《生命的火炬》（乌提库尔译），最近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铁木尔·达瓦买提出生于吐鲁番盆地的托克逊县，自幼酷爱文学艺术，深受民间歌谣的熏陶，因而形成了他色彩绚丽而又舒朗明快的诗风。此前他出版的《天山欢歌》、《献给祖国的爱》、《时代的召唤》等诗集，都鲜明地表现了新疆风情和新疆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由衷热爱。
《生命的火炬》这部诗集所涵纳的思想内容是丰富的，在他所描绘的旖旎动人的风光里，在他所营造的五彩缤纷的意象里，在他所激荡的真挚热烈的感情里，都闪烁着一种莹亮的火光——发自内心的对时代的讴歌和对祖国的热爱。诗人足迹遍布天山南北锦绣的山川和大地，令人艳羡的是他处处能捕捉到诗的灵感，用一派繁荣景象“谱写着民族团结和睦的诗篇”。他从丰收的粮食和瓜果的甜蜜中，他从奶茶奶酒的飘香里，他从木卡姆欢腾的乐曲中，他从无数花绢手鼓翩跹舞动的海洋里，都感受到在社会主义时代各族人民祥和进取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满怀深挚的感情，把热情的颂歌献给开发和建设这片土地的工人农民教师科学家作家们，献给捍卫这片神圣大地的解放军战士，献给为报效祖国而远赴异乡的赤诚学子，从广阔的视角表现了他炽热的爱国情思。
诗是最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学样式，诗人的政治理想、人生观念和美学情趣，都包容在他感情的流程中。诗人面对新疆这片如诗如画的神奇的大地，在历史新时期所焕发的蓬勃气象，就像仰望着天上绚烂的虹霓，在他心中便喷涌出彩练般的激情——“我右手抚胸向你致意／前来投身你沸腾的生活之中／你美丽的容貌深深打动了我／我特来倾注对你满腔的恋情”。我们从他滚烫的诗行里，感受到了他怀着怎样虔诚而炽烈的情思，走向新疆的每一个日新月异的工厂和农村，扑进人民的怀抱。同时，他又是富有深邃的历史感的诗人，在他心中铭刻着历史的灾难与辉煌，因此，他常常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历史的彩带／特来翱翔在你荣光的天空”。由于爱祖国爱新疆的深情牢牢地在他心里生根，才能在时代的阳光下绽开艳丽的诗艺之花，不管是在异国访问，还是在首都北京，他的眷恋家乡的情愫都像丝丝缕缕的金线，把新疆同全国连接在一起，把现实同未来连接在一起，让人感受到蕴积肺腑的热忱。铁木尔·达瓦买提善于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同时又善于营造富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五彩缤纷的意象。铁木尔·达瓦买提的诗语言是优美而舒放的，节奏是明快而悠扬的，想象是开阔又辽远的，情感是深挚而热烈的。他把昂扬进取的心志与维吾尔族开朗热情的性格融铸为一体，形成了热情酣畅而又优美飘逸的美学个性。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一定会激发他更美妙的灵感，我们热情地期待着他不断创作出更浑厚更壮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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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壮大相声创作队伍
朱积敏
相声作为笑的艺术而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然而目前相声的创作状况，令人不够满意，主要表现在相声作品的窄、单、旧、俗，而受观众喜爱，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越来越少。究其原因很多，我感到相声创作跟不上是很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相声创作力量薄弱，相声演员（包括业余）与相声作者队伍极不成比例。据估计相声作者是相声演员的千分之一，甚至还少，这种求与供的极大反差，形成了相声领域“僧多粥少”的现象。
二是专业与业余创作队伍的断层。专业创作队伍是相声创作的中坚，他们功力深厚，理论修养、艺术技巧和创作条件都是业余作者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他们创作出许多相声段子，对业余作者起到了指导和鼓舞作用。但从一些作品中，也感到他们与工农兵、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隔得较远，生活面狭窄，有些作品往往从想象出发，合理却不尽合情，难以引起大多数观众的共鸣感。
业余创作队伍作为专业创作队伍的基础、后援和补充，近几年来写出了不少可供发表及演出的作品，如在今年４月间举办的全国青年业余相声邀请赛上，就出现了不少佳作。这些作品的突出特点就是生活气息浓厚，时代感较强。这是因为业余作者本身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能感受到基层群众的呼吸，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因而他们的作品所刻画的人和事能为大多数观众所熟悉，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共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火热的生活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源泉。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我不是在厂工会工作，就很难写出《工会主席的晚餐》相声；如果我不是生活在工人群众中间，不与工人群众交朋友，也写不出这次在全国青年业余相声邀请赛上获作品一等奖的相声《一无所有》。但是我们业余作者由于理论与技巧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先天不足，创作思维有时又恰恰被生活环境所局限，对作品的主题及深度挖掘上功力不足，很难在层次上有所突破，作品往往粗糙、单调。另外，我们业余作者是在工作和家务之余写出点东西，又往往苦于无处发表和演出的机会。另外，创作所付出的劳动与所得不成比例，也挫伤了不少作者的积极性，有些作者搁笔甚至改行，使创作队伍更见凋零。
我感到，繁荣相声创作，必须壮大相声的创作队伍，而壮大创作队伍又必须走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专业业余携起手来。希望专业相声作者能走出来走下去，辅导、教学，以提高业余创作队伍的理论和艺术素质，发现培养创作人才，帮助他们提高作品的质量和品位，并在辅导、教学的过程中，取长补短，汲取业余作者的“自然营养”，写出更多更好的相声，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及学术讨论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就文学与政治、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表彰了一批研究著作。
（章民）
△钱钟书的《管锥编》，熔汉、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数语种的文、史、哲典籍于一炉，渊博深厚，文心卓具，号称当世学术奇书。蔡田明以洋洋四十余万言的《〈管锥编〉述说》作评议，以奇书中“则”（或札记小“节”）为纬，以奇书之性质、内容、主题、事理说、文艺论、创作论、文体论、批评论、修辞识、治学言为经，把握奇书构成，并以平实之语述出，貌似普及读物，细读实则匠心独运，熟奇书者可平视之，想读奇书而不甚了了者更不忍释手。
（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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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弘富的《小说大辞典》
何镇邦
近年来，出版界掀起了一股辞典热，但其中精品似不多见，平庸以及重复出版者又屡见不鲜。最近读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大辞典》（王先濡主编）给人面目一新之感。这部收入４０００余辞条，１２０万余言的关于小说的大型工具书，作为一部小说“百科大辞典”，填补了一个空白。编者力求反映小说理论的成就以及中外小说史的面貌。
《小说大辞典》作为一部关于小说创作和小说史方面的专门化辞典，收入的辞条相当全面，大致实现了其所标榜的“追踪小说演变的历史轨迹，反映小说发展的当代流向，囊括各国小说的作家作品，再现中外小说的奇景异观”这一编辑宗旨。辞典分为小说理论、中国小说史和外国小说史三大部分。小说理论方面除了介绍一般的小说创作理论外，均较注重介绍有关小说结构、叙述方法等方面的小说写作技巧，并介绍西方最新的小说理论，与我国古典小说理论的介绍相映衬。例如，有关小说结构方面，就收入“复式结构”、“线式结构”、“包孕式结构”、“蒙太奇结构”等３２个辞条，有关叙述方法的辞条亦收入较多。在中外小说史方面，编者力求全面，尽钩沉补白之能事。给我留下较深刻印象的是，编者对明清小说史料的钩沉以及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北欧小说史料的收集，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过去被人忽视的中外史料的钩沉整理，成了这部辞典的一个突出的特色，也是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