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出奇制胜漫漫西征路
——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九十周年
罗应怀
今年是徐向前元帅诞辰９０周年。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老兵，回眸在徐帅指挥下所走过的漫漫西征路，禁不住心潮如涌，思绪万千……１９３２年夏秋之交，国民党３０余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我军未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主力被迫于１０月向西转移，离开了和我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根据地人民。
我军当时只有四个师（即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共两万余人，一万余支枪。而敌人用八个师和一个旅的兵力对我实行围、追、堵、截，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十分不利的情况，如何突破重围，甩掉敌人，完整地保存这支革命武装，成了摆在全军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危急关头，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依然是那样沉着镇定。徐总指挥部队，向以深谋远虑、出奇制胜著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了不少漂亮仗。而今，敌人前堵后追，情况瞬息多变。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员，身系全军之安危，不仅要权衡敌我态势，而且还要不断排除来自张国焘的干扰，迅速而准确地决定每一步“棋”的走法，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徐总始终保持着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清醒地洞察着敌情的变化，抓住战机，克敌制胜，使我军多次化险为夷。
（一）
我方面军主力越过京汉路之后，途经应山、安陆之间的陈家港、洛阳店，一路西进。１０月１９日拂晓，行至枣阳以南８０余里的新集地区。据侦察，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以前曾在这一带活动。但我军赶到时，红三军早已撤走，尾追之敌八十三师却迅速赶到。红十一师立即在大梨树、三里坨一线展开阻击敌人。经过激战，打垮敌人多次进攻，挫敌后退数里。
当晚，敌十师和三十四旅接踵赶来，占领了南面的制高点——乌头观。次日晨，敌人倾巢向我发起猛攻。从早晨到晌午，我军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阵地前沿，敌人尸横遍野，敌四十四师一三○旅先头团团长张虎臣被我击毙。下午四点左右，我军在徐总指挥下向敌发起反击，重创敌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被击伤，该旅向后溃逃。但由于守敌凭险顽抗，我军未能拿下乌头观。
２１日，战斗更加激烈。我们阵地刀峰领、关门山前方有个半干涸的泥塘，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许多伤号陷入了泥塘。当他们苏醒以后，不顾剧烈伤痛，“腾”地向正在烂泥中挣扎的敌人猛扑过去。顿时，泥塘里展开了一场奇特的肉搏战，拳头、牙齿、泥巴团，都成了战斗“武器”。有的同志牺牲了，双手还掐着敌人的脖子，牙齿还咬着敌人的耳朵……
从早到晚，敌增援部队不断赶来，形成对我军的合围之势。为了摆脱危局，我军当晚急速向西北方向突围转移。
行至枣阳西南的土桥铺地区，险情又生：敌六十五、六十七两师凭借大沙河死命堵击，后面敌人穷追紧逼；敌一师、五十一师又从两侧疯狂扑来，情况十分紧急。徐总果断作出决定：杀开通路，向西北方向突围。前卫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勇猛冲杀，打垮了敌人的阻拦，占领了土桥铺一带大沙河阵地。与此同时，红七十三师和三十一团分别击退两侧夹击之敌，打开了一条通道。当天夜里，全军胜利通过大沙河和襄花公路，继续向西北方向转进。
（二）
我军一路翻山越岭、涉水跨涧，直插漫川关。
可是，陕军的三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漫川关，据险扼守，堵住了前进的道路；敌第一师、四十四、六十五、五十一、四十二师也从四面八方压过来，集结８万余兵力，妄图一举围歼我军于漫川关以东康家坪至任岭地区数公里的深山峡谷之中。形势异常危急！
张国焘惊慌失措，竟主张部队分散突围。在紧要关头，徐向前同志据理力争，指出：分散突围，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一大块肉，一口怎么也吞不下去；割开了，敌人就能各个击破，一口一口地吃掉。现在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趁北面敌人尚未完全合拢，集中兵力突围出去。陈昌浩同志支持了徐总的意见。这一正确决策，再一次挽救了全军。
狭路相逢勇者胜。生死决斗的漫川突围战，就这样开始了。
徐总当即命令：红十二师为开路先锋，在七十三师配合下夺路前进；红十、十一师各一部抵御南面和西面夹击之敌。
红十二师受命后，即以三十四团在前面突击。当时，我在该团一营二连当打旗兵，兼连部通信班班长。１１月１１日拂晓，我们在距漫川关东北约十多公里的张家庄同敌人遭遇。因为山地障碍视线，当我们发现敌人在山梁上露头时，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战斗不是以枪声，而是以手榴弹、拚刺刀打“响”的。
当时，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随十二师开进。战斗一打响，首长们马上赶到前沿阵地。徐总迅速分析、判断了敌情，指着北山垭口，对团长许世友说：世友同志，全军安危唯此一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许团长深深地理解徐总此刻的心情，斩钉截铁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三十四团只要拚不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来！随即对部队行动方案作了部署。
张家庄是个筲箕形的高山小盆地，左右两侧耸立着两座高岭。庄子大约有十六七户人家，一分为二，分别座落在两侧的山脚下。盆地出口处蹲着一座馒头状的无名小高地，像块巨大的挡门石。这里，便是红三十四团阻击敌人的阵地。我们的左侧后便是全军赖以突围的唯一通道。我们心里明白，阵地一旦失守，全军就将被堵死在山谷里，因此必须死守阵地，寸土不能丢。
我们团是支能攻善守的部队，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团长许世友，是一员能征善战、勇猛顽强的虎将。如今重任在肩，许团长的眼睛又瞪圆了。他腰里扎着一条足有四五寸宽的灰色腰带，别着两支驳壳枪，背后斜插着一把磨得铮亮的长柄朴刀，袖子卷得老高。
我们动作迅速，像饿虎扑食一样，一个反冲击，就把刚露头的敌人打了下去，占据了垭口的有利地势。但是，敌人仗着人多势众，以两个旅的兵力，轮番向我进攻。有好多次，敌人凭借松树和灌木丛掩护冲到了跟前，火力展不开，我们就用刺刀、大刀、手榴弹同敌人搏斗。弹药一时补充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砸，直打得敌人血肉横飞、尸横遍野。从早上打到下午，敌人在我前沿阵地上抛下了数千具尸体，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后来看到敌人当日的战报也不得不哀叹：共军“异常凶恶”，“经向匪数次猛攻，均未得手”，“我亦伤亡甚众，入夜仍在激战中”。
我们在北山垭口卡住敌人的同时，大部队在徐总指挥下，迅速通过山后通道，向西北转移。
经过三天三夜的奋力冲杀，我军终于从敌人的结合部撕开了一条三四里宽的口子。全军冒着敌人火力封锁，通过我三十四团控制的通道，脱离了险境。
漫川关战斗，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敌人以八个师（约２４个旅）和一个旅的兵力，集结八万余人将我军围困在深山峡谷中。当时，我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前所罕见。枪子和弹片把无名高地上的松树削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根根半截树桩，尸横遍野。我们一营５００多人，到战斗结束时只剩下８０多人。事隔５０年后，徐帅同我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情景，还无限感慨地说：“漫川关突围，真是很危险啊，多亏了三十四团在北垭口顶住了”。
（三）
我军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大踏步向西挺进，于１１月２３日进入关中平原。
当我军突然逼近西安时，敌人顿时手慌脚乱，急忙调兵围堵。谁知我军虚晃一枪，在西安以南约２０公里的王曲、子午一带折而向西。并且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在王曲镇打垮了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的阻击，歼灭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在鄠县（今户县）的傍徨镇至炉丹村之间，毙伤敌第一师团长以下官兵数百人。
为了摆脱敌人纠缠，我军由辛口子出发，再次翻越秦岭。
秦岭，山高坡陡，道路崎岖。又值隆冬，大雪封山，寒风刺骨。指战员们穿着草鞋，穿着单衣，顶风冒雪行进在崇山峻岭中。夜晚露营，有的战友一觉睡着，第二天早晨就再也起不来了。由于沿途人烟稀少，粮食极其缺乏，吃饭成了个大问题，能充饥的野菜、野果都已吃光了。我们只好忍痛宰杀战马充饥。没锅，就用火一烤，掏尽内脏，也不管生熟，连皮带肉都吃了下去。艰苦的长途行军，部队中伤病员日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干部随时碰头，党团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党员带头克服困难，帮助战友背枪、打草鞋，还让干粮。官兵互助友爱的优良作风也体现得更加充分。不论职务高低，只要身体条件稍好一点，一起上阵，轮流抬担架。我们团上自团长、政委，下至连长、排长，都轮换参加抬担架。特别是团长许世友，每天总要抢着抬一二次。
就是在这种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９天的艰苦行军，连翻太白山、马道岭、牛岭、兴隆岭、财神岭、父子岭、卡峰岭、老君岭、青刚岭等九座海拔２０００至４０００米以上的大山，于１２月７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镇。
在这里，召开了有名的小河口会议。方面军的部分中高级干部，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斗争，迫使张国焘霸道的领导作风稍有收敛。这次会议，对红四方面军以后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小河口会议后，我军得知四川军阀正酣于混战，川北敌人兵力极为空虚，那里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周围回旋余地大。而陕南地处秦岭、巴山之间，平川地带狭窄，又逢连年歉收，粮食极为缺乏，非大军久住之地。遂决定南进川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１２月１２日拂晓前，我军胜利渡过汉水。至此，局面大为改观。后面尾随的敌人，已被远远地甩在关中；前面，正是敌人防备空虚的后方。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曾几何时，敌人还狂妄地宣称：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可完全消灭”。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红四方面军自西行转移以来，历时两个月，行程５０００里，在徐总的正确指挥下，克服了山川险阻、气候恶劣、物资匮乏等重重困难，迭破重围，屡挽危局，取得了歼敌万余人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我方面军主力的阴谋，保存了１．５万名骨干力量。不久，我们这支打不垮、拖不烂的红军队伍，又翻过巴山，进入川北，同当地群众一起，再次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创建了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执著的追求 坦荡的胸怀
——忆廖沫沙同志
张友渔
“三家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历史冤案，曾经轰动海内外。经过十年浩劫，廖沫沙同志是“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
沫沙同志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在党的新闻、思想、文化战线上，风风雨雨，奋斗了一生，是一位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去年１２月２７日传来他溘逝的消息，我很吃惊。当年的１０月８日和１２月１１日，原《华商报》和《新华日报》在京的同志，先后两次聚会，为我们８０岁以上的老人祝寿。他是老人之一，曾兴致勃勃地讲了话。据他的亲属讲，他去世的当天中午，还与友人小酌，谈笑风生。下午，他觉得身体不适，当医生前来抢救时，他已坐在沙发上，坦然而无遗憾地长眠了。他去得匆忙，走得安详，以至于我们这些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未能在他临终前见上面！每一念及，沫沙同志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缅怀他８４年走过的道路，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沫沙同志１９０７年１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当过兵，参加了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战斗。沫沙同志５岁进乡里的私塾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革命热潮风起云涌。他受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并参加了学生运动。１９２７年，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大批革命者遭到屠杀。面对国民党的叛变和凶残，血气方刚的沫沙同志毅然加入到革命行列。在残酷的斗争中，他的革命意识开始觉醒，认识到要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寻求真理，进行革命。他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举行的罢课和集会。名字被列入了国民党要捕杀的黑名单。为了寻求革命道路，他只身来到当时革命斗争轰轰烈烈的上海，不久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他一面在报纸当编辑，一面参加革命活动。他曾经三次被捕入狱，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当时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进步的文艺刊物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沫沙同志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和文学作品，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并且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非常崇敬鲁迅先生，立志学习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战斗精神，潜心学习鲁迅的文章风格，像鲁迅那样以杂文作为利器，向黑暗社会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他不断地给《申报》副刊——《自由谈》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等报刊投稿，他的杂文显露出思想的敏锐和笔锋的犀利。在上海文坛，他与《论语》杂志主编林语堂就小品文的格调引起的争论，曾经轰动一时。沫沙同志当时只有２０多岁，对林语堂这位被称为大作家的人提出的遁世哲学，即在反动派高压面前采取“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写作态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初出茅庐的沫沙同志，表现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锐气。重新翻阅他当时所写的杂文，可以看出立意的深刻，分析问题的透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沫沙同志一直战斗在新闻战线，先后在长沙、沅陵、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任《抗战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等报社的副主编、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主笔等职，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评论、杂文和小说，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以后，沫沙同志从香港回到北京，在中共北京市委历任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等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不忘辛勤写作，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写下了不少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匡正时弊，活跃思想，振奋精神，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歪风邪气的杂文。这些杂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和文化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也给他自己带来了祸患。１９６１年，他为吴晗同志新编京剧《海瑞罢官》而写的《“史”和“戏”》评孟超同志的《李慧娘》而作的《有鬼无害论》，本是两篇谈历史的真实性和从文学角度赞扬赋予鬼神形象以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文章，竟在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反党”罪证。同年，沫沙同志与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和副市长吴晗同志，为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编写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又惹出无端的大祸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人，首先以“三家村”发难，制造了一桩影响全国，骇人听闻的大冤案。邓拓和吴晗同志先后被迫害致死，沫沙同志被囚禁了８年，以后又被流放到江西林场，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恶劣的环境里，沫沙同志始终不渝地忠于党的事业，坚持真理，临危不惧，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作坚决的斗争。他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革命斗争经验，度过了黑暗的岁月。大难未死，他终于看到了大地春回。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家村”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沫沙同志作为“三家村”的幸存者，也作为证明人，参与了对“四人帮”的审判。
回顾沫沙同志走过的革命历程，他不愧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他生前有幸看到了自己四卷文集的出版，这上百万字的文章，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与沫沙同志最初是在香港办《华商报》时认识的。《华商报》是我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张报纸，但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用商界人士的名义办报，督办人兼总经理是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邓文田，总编辑是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日常主持报社工作的是副总经理范长江，我担任总主笔，主管所有社论，沫沙同志任编辑部主任，编国际国内的要闻版。我和他的工作接触很多，他给我的印象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勤奋学习，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只办了８个月的《华商报》被迫停刊。沫沙同志同茅盾夫妇、胡仲持、叶以群等，由党组织派来的向导陪同，偷渡九龙，步行进入东江游击区，再转道回到桂林。我是从九龙乘船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在沙鱼浦登陆，经过茶园、惠阳、曲江，回到桂林的。在茶园遇到了从东江游击区来的沫沙同志和茅盾夫妇、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等一同回到桂林。在桂林，我和沫沙同志参加了当地的文化活动，沫沙同志还主持了一个印刷厂的工作。１９４３年春，我离开桂林到重庆。不久，他也来到重庆。
沫沙同志一到重庆，周恩来同志就亲自找他谈话，让他进《新华日报》社，担任编辑部主任。《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的机关报。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汉口创刊，于同年１０月２５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到１９４７年２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在《新华日报》的整个历史中，斗争是异常艰苦、复杂、曲折的。
言论是报纸的灵魂。《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写社论，由总编辑章汉夫同志主持的社论委员会负责统筹安排。每篇社论都要送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审阅。我当时是社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主要写民主、宪政和日本问题方面的社论，另外还写“国内述评”和一些论文。日本投降后，我还一度代理总编辑。平时与沫沙同志接触较多，每次见面，总能听到他对于时局的分析和见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的眼皮下面出版发行，政治对垒异常激烈和尖锐。沫沙同志当时的工作就是上夜班，主持当晚国内国际两个版面的编排。他在编辑工作上，首先是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作斗争。报纸除了发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来的稿件以外，其他任何新闻报道、评论文章、文艺作品、通讯、资料都要送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检查。为了应付这种检查，沫沙与编辑部的同志想了许多方法，重要的评论和报道往往“化整为零”分段送检或夹在其它报道的缝隙中，使检查大员不能从头读到尾，从而让这些评论和报道能与读者见面。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领导下，沫沙同志每天要花大量的精力，在新闻版面的编排上与敌人周旋。
１９４５年底，沫沙同志在党的部署下，接受了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的指示，离开重庆，第二次赴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复刊《华商报》。他是１９４５年底到１９４９年一直担任副总编辑兼主笔，在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战争发展的形势，鼓舞斗志，沫沙同志除了写社论、评论之外，还负责写一个军事评论的专栏《每周战局》，以“怀湘”为笔名，发表了６０多篇军事评论。
解放后，我曾经与沫沙同志在一起工作过几年。我是１９４９年５月间到北京市工作的，当时我是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处成立后，为书记之一），主要职务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在市委分工是主管政法工作，也参与过宣传、统战方面的领导工作。虽然我不在市委办公，但工作上同他有所接触，相处甚得。在市委开会时，他总是坐在一边思考问题，很少轻易发言，但是每次讲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问题很精辟，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可以说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他经常在报刊上写文章。文笔依然如故，幽默风趣，鞭辟入里，形象生动。除了前面所讲的那些文章外，影响较大的是１９６２年他与夏衍、吴晗、孟超、唐弢五人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的《长短录》。当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报刊上的文风不正，“假、大、空”的文章风行一时。《长短录》上的文章，别有风格，文笔清新，内容准确，针砭时弊，表彰先进，实事求是，不尚浮夸，使人读了耳目一新。
沫沙同志为人正直，心地无私，胸怀坦荡，他执著地追求真理，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在十年浩劫当中，江青、康生等人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多少次被扭臂栽头批斗，多少次被无中生有栽赃诬陷，多少次被辱骂恐吓棍棒相加，但是他始终没有屈服，即使满口的牙齿被打得脱落，也没向“四人帮”低头。面对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他达观自信，从容镇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凛然正气。１９８５年，他把当年囚禁时用烟纸盒和燃尽的火柴棍写成的诗集《余烬集》送给我。读着这些感人肺腑的诗，能深切体会到他那时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斗争情景。当他与吴晗同志同台挨斗前，还相互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来打趣鼓励，在《嘲吴晗并自嘲》中写道：“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真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沫沙同志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感情真挚热诚。粉碎“四人帮”后，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前来约他写文章或写字，尽管他年事已高，身体有病，还有许多社会工作缠身，但对来访者从不拒之门外，他没有一点架子，不管是谁，有求必应。虽然门前贴有“遵医嘱上午恕不会客”的纸条，但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他在生活上，清心寡欲，不求舒适。晚年，他的住房和用车问题没有解决好，给生活上带来诸多不便，但是他从没向组织张口。对于身后事，他早在６０年代就撰文呼吁从简，不搞形式主义，反对铺张浪费。他多次嘱咐家属，去世后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存骨灰，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
沫沙同志小我１０岁。当我９０岁生日时，他曾在给我的寿辰祝辞中写道：“恬静无私，罕与人争；敏而好学，古今贯通；文章精锐，牛鬼心惊；笃志马列，陷阵冲锋；赤诚待人，情深义重；德高望重，谦逊从容；老犹奋发，健哉渔翁。”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十分过奖，十分溢美，使我感到万分惭愧！实际上可作为沫沙同志自己的真实写照。我愿以此回赠沫沙同志，不幸的是他未能同我一样健在，而先我逝世了，使我更添怀念之情。沫沙同志一生对真理执著追求，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精神和许多感人事迹，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