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民主革命的重要里程碑
——纪念辛亥革命８０周年
李文海
１９１１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卖国、独裁、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沿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由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全部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初步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个运动的失败则表明依靠封建皇权进行改革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幻想；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的昂扬，这次斗争的失败则又一次表明了旧式农民战争无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成功。这两次紧相连接的深刻的政治大搏斗，不仅预示着旧的斗争即将让位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且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促进了这个革命。
国内外反动势力在上述两大历史事件中进一步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各帝国主义国家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再一次用自己的血手残酷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肆意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践踏中国的主权。国内封建反动势力通过戊戌政变表明他们敌视一切改革和进步，而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行径则说明他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忠顺的奴才和帮凶。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真正把中国拖上了绝境。这样，他们就成为教育更多的人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反面教员。
到本世纪的最初１０年间，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民主派，迅速形成并壮大起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是这个政治派别的旗帜。正是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经过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才使得辛亥革命成为历史的现实。
正如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
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起，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一步步地把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就开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及本国封建统治者的顽强斗争，从而揭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斗争是可歌可泣的。但在辛亥革命以前，所有的斗争，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这是因为，当时的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斗争，都还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外国侵略者或本国封建势力这两个主要敌人，都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一些直接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广大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曾以大无畏的气概血战疆场，但整个战争毕竟不得不在封建政权的组织和指挥下来进行。有的农民战争虽然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目标，但自身并不能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如太平天国运动）；还有的农民战争矛头公开指向外国侵略者，自发地组织起来展开武装斗争，但却无法抗拒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如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改革，满腔热诚地企求通过学习西方来达到“救亡”和争取国家富强的目的，却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的和重要的准备，但却还难以称得上是正规的和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为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并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制订了完整的民主革命政纲。当时的“民族主义”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论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必要性时，带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十分强烈地宣说以满族贵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清政府，已经是列强的“鹰犬”，“洋人的朝廷”，只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能避免“瓜分”、“亡国”的命运，因而在实质上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当时的“民权主义”，明确宣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人民所堪受的”，进而直接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这就把民主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孙中山曾经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甚至一度把自己视作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尽管那时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但这种主张毕竟反映了孙中山在发展资本主义时力图避免资本主义种种痼疾宿弊的善良愿望，表示了他希冀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的高尚情操。列宁曾称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纲领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政纲，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回避历史向他们提出的最紧迫的政治课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政治民主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作出了鲜明的、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深刻程度的回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正是辛亥革命运动在实践中把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和反封建两大任务首次结合了起来。
辛亥革命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帝制的废除和民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一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挣脱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禁锢的人们，积极投身于民主政治活动中去。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封建习俗遭到强烈的冲击，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一定的发展条件。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一运动在推动近代历史前进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归根到底，这依旧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人民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到了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手里。曾几何时，袁世凯就凭借自己手中的武力，在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下，逐步加强了独裁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重新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都为民主革命向新的、更高阶段的发展创造着条件。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作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这次运动的悲剧结局，又使得在黑暗中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志士仁人中间，如毛泽东同志所确切描写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人们不得不重新探索一条新的民族解放之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需要有新的阶级力量来担当政治指导者的责任。作为对这个历史召唤的回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而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经过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１９２１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我们把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人孙中山称作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这既是为了充分肯定孙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筚路开山的作用，也是为了表明除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的现代中国人，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继承当然不是照抄。孙中山自己就从来不把自己的主义和学说看作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他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世界潮流的演进，而不断充实、丰富、发展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当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孙中山也适时地把他的旧三民主义加以新的解释，发展成新三民主义，就是一个明证。就历史运动来说，不论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既有质的变化又有内在历史联系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
今天，当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努力完成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庄严使命的时候，我们隆重纪念８０年前的辛亥革命运动，并对当时那些充满了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的革命志士们抱着至深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原因也正在这里。
第5版(理论)
专栏：资料
辛亥革命
１９１１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动的清王朝就是被这次革命洪流冲垮的。１９１１年为旧历干支辛亥年，历史上就把孙中山领导的这次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以往的教训，着手组织革命团体。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１９０４年，华兴会与光复会亦先后成立于长沙和上海。１９０５年７月，三者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内批判改良派的反动谬论；一方面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与此同时，全国人民的抗捐、抗税、抗粮和抢米风潮汹涌澎湃，抵制外货等爱国运动也日益高涨。保路运动则为其高潮，规模之大遍及湘、粤、鄂、川四省，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和前奏曲。
１９１１年５月９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的上谕，２０日，又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把鄂、湘、粤三省人民在１９０５年收回利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来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建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这就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湖南人民首先起来，长沙各界举行了一万多人的群众大会，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接着爆发了群众性的罢工罢课运动。保路运动最激烈的是四川省，全省有几十万人卷入运动，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了广泛的抗捐抗税运动。清政府对保路运动进行残酷镇压，酿成有名的“成都惨案”，激起群众的极大愤慨。于是，在四川同盟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清政府急忙抽调湖北新军前往镇压。这就使湖北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１９０４年７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１／３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夏天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９月２４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但实际起义并没有按预定计划进行。１０月９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没有实现，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搜捕党人，武昌机关遭到破坏。１０月１０日瑞澂继续按册捕人，形势十分严重。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当晚７时过后，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他率领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工程营左队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当天夜里１１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４０００余人以强大火力阻击，各路大军均不得手。午夜时分，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瑞澂闻炮丧胆，从督署后墙凿洞逃遁。次晨２时，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署。武昌起义胜利了！１１日晚及１２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为之震动。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等１４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１９１１年底１７省代表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１９１２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改用阳历。２月１２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清政府的统治遂告结束。３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１９１２年４月孙中山被迫解职，让位于代表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政权遂为北洋军阀所窃据，中国依旧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就此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附图片）
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门前
首义时武昌革命军渡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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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健民杯”党史知识竞赛揭晓
本报讯 由《求是》杂志文教部和本报理论部联合举办、武汉市健民制药厂协办的“健民杯”党史知识竞赛日前揭晓。自今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日共收到参赛答卷近二十万份。评选结果如下：
一等奖（五名）：
王文杰（内蒙古）陈德巧（上海）苌江（北京）刘瑞芝（陕西）宋宇安（解放军）
二等奖（十名）：
刘亦红（湖南）梁瑞青（山东）张宝珍（天津）刘东辉（广东）王文杰（北京）金生城（江西）郗卫东（北京）陆一（解放军）张春江（江苏）项辉（陕西）
三等奖（三十名）：
解宝华（北京）张文一（解放军）许评（北京）陈德富（上海）陈桂华（上海）王小平（江苏）肖炳炎（上海）李静（上海）黄斌（内蒙古）王红发（上海）杨世伟（北京）蔡元法（浙江）姚志宏（河南）赵青（上海）劳烈莹（浙江）翁银燕（上海）张增讨（北京）孙丽文（浙江）田健民（北京）钟少玲（陕西）沈钧民（江苏）胡继红（浙江）苗俊恒（北京）徐小炎（解放军）马京平（北京）张黛（河南）宋耀明（北京）常振亮（内蒙古）张京立（解放军）李金山（内蒙古）
鼓励奖（一千名），名单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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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众日报》重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
去年１１月以来，《大众日报》“理论学习”专刊发表了多篇文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如刘志福、刘相的《评“真理多元论”》（１１月１５日）指出，“真理多元论”的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提供认识论基础。张树青的《评“个人本位论”》（２月５日）指出，所谓“个人本位论”，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为基本出发点，抽象地宣扬个人的价值、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幸福，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覃正林的《评“社会主义早产论”》（３月２６日）指出，“社会主义早产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通过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的特殊性表现出来和起作用的。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据说中国社会的发展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是不能成立的。陈乃圣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特征——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公有制的非难》（５月７日）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创建之初就十分完善，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及时地进行调整和改革。造成我国部分公有制企业无人负责、吃大锅饭和效率低下的原因并非公有制，而是旧的经济体制的弊端。李伦思的《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兼评“市场万能论”》（５月２１日）指出，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市场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具有滞后性；市场会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市场本身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今年７月份以来，该刊设立了《学习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专栏，发表了不少学习体会文章。刘岑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８月１３日），结合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批判了个别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中国也应实行西方多党制的谬论。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该报从５月１４日起，开辟了“党建笔谈”专栏，发表的文章有《高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坚持党员标准的阶级性先进性》等。 （孔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