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新疆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
宋汉良
新疆是伟大祖国西北边陲的一块宝地，民族众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４０多年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使整个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全疆政治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在新疆大地充分地显示出来。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旧新疆贫穷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农副产品日益丰富。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１９９０年，全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３６４．５７亿元（按１９８０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２７．９倍。其中农业总产值１４４．６５亿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１１．４倍，粮食、棉花、油料总产量分别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７倍、９０．９倍和１２．６倍；工业总产值２１９．９亿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１４１．７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的变化尤为显著。１９９０年与１９７８年相比，全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２．４倍，年平均递增１０．７％；国民收入增长２．１倍，年平均递增９．９％；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２．５倍，年平均递增１０．９％，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交通运输条件大大改善，目前新疆已初步形成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相互配套、相互连接、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１９９０年，全疆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２．５４万公里，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６．５倍，并且实现了县县通汽车，乡乡有公路。特别是１９９０年９月我国第二座欧亚大陆桥（即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全长４６０公里的北疆铁路）的全线贯通，为我区实施“内联外引、东联西出”的对外方针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民航已发展到国内干线１１条、区内航线１０条和国际航线１条，乌鲁木齐机场已成为我国五大对外门户机场之一。全区已形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四通八达的现代化邮电通讯网。旧新疆的“驴马邮政、骆驼电报”，已成为历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扩大，新疆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主要农牧产品自给有余，并且大量外调；工业品的自给率已达６０％；许多商品已打入国际市场，与５０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全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改善，１９９０年农牧民人均收入已达６２０元。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新疆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科研队伍逐年扩大，初步形成了专业比较配套、布局比较合理、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一批科研成果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大批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促进了新疆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规模逐年发展，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全疆高校已达２１所，在校生３．１０万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到５６．４％；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１１２所，在校生４．６万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到５２．０％；普通中学１９５８所，在校生８６．３１万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到４４．９５％；小学７２４７所，在校生１８５．７２万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到６８．３％；成人教育也逐年发展，不断巩固、提高。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也都有长足进步。
为了使各族人民尽快脱贫，走向共同富裕，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制定了扶贫的特殊政策，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帮助边远少数民族农牧地区发展经济，逐步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得辉煌胜利，大批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目前，全疆少数民族干部已达２４万人，占全疆干部总数的４６％。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少数民族干部占６５．３％；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政府主席、州长、县长和人大主任以及各地、市专员、市长都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全区县（市）长中少数民族干部占８７．７８％。他们已成为自治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族干部、群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亲密团结，和睦相处，“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正在形成。
新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关怀与支援密不可分的。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关心着新疆各族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扶持。４１年中，国家不断增加对新疆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达３２４．１５亿元，占新疆基建投资总数的７０．６７％。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８９年，国家给新疆财政补贴共２９０．７６亿元，占同期新疆财政总支出的６０．７％。国家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对新疆的大力支援，使新疆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幸福和温暖。
回顾新疆４１年来的光辉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遍原理同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善和发展。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任何困难和挫折，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反对和平演变不动摇，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动摇，坚持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祖国统一不动摇。
必须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确保新疆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加强民族团结是新疆的大局，是夺取一切胜利的前提。新疆的历史证明，各民族团结就兴盛，就繁荣；分裂就动乱，就衰败。我们坚持把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努力做到各民族之间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牢固树立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的指导思想，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反颠覆、反破坏、反渗透，保持新疆长治久安，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必须从新疆的实际出发，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４０多年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坚持强化农牧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农牧业产品日益丰富；必须加强能源、交通、原材料、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都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增添经济发展后劲；必须增加财政收入，振兴县级经济，提高积累水平；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培养各类人才，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各族人民充分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认真贯彻执行“内联外引、东联西出、全方位开放”的方针，增强经济的活力，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今后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新疆继续夺取更大胜利的重要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指示精神，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充分发挥新疆的资源优势，战胜困难，迎接挑战，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八五”计划，促进新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第5版(理论)
专栏：报刊文摘
企业主人翁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企业在对职工进行主人翁教育中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对企业职工群众的教育代替了对企业领导干部的教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领导者和职工群众都是企业的主人，也都是主人翁教育的对象。然而许多同志把主人翁教育片面地理解为只是对企业职工群众的教育，而忽视对企业领导者、管理者的教育。往往出现对职工群众教育紧，对领导干部教育松；对职工群众要求高，对领导干部要求低；对职工群众倡导多，对领导干部倡导少的情况。致使部分企业领导总认为职工素质低，而对提高自身的领导和作风素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觉性不高。二是对职工的权利教育混同于对职工的责任教育。在进行主人翁教育的过程中，常常忽视“权”、“责”的内在差异，片面地认为对职工进行责任感教育，就是对职工进行行使权利的教育。这使得我们的教育往往在启发引导职工认清自身的责任上下功夫多，对启发引导职工认清行使主人权利方面下功夫少，使一些职工误认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不给主人权，只尽主人责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少数职工对教育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三是把提倡奉献精神与正确对待利益分配问题等同起来。职工对企业发展争做贡献，无疑是我们进行主人翁教育的内在要求。可我们有些同志却因此忽视了对职工进行奉献教育与进行利益分配教育的区别，把道德上的提倡与企业分配政策混同起来，片面地理解奉献就是在利益分配上乐于吃亏，提倡奉献精神就是教育职工正确对待利益分配问题。致使一些职工认为，我们的主人翁教育只要求职工奉献，而不得主人应有的报酬，是一种“既要马儿少吃草，又叫马儿跑得好”的教育。以上种种问题如不加以克服，主人翁教育就难以吸引职工，激励职工，取得好的效果。
（摘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９期）
第5版(理论)
专栏：
走出自己发展航天事业的道路
郑平
我国航天事业已经走过３５年的光辉历程。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和科学技术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航天事业，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社会主义的光采。
我国航天事业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由于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是由于有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作以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特别是党中央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指引着我国航天事业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走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是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唯一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百年来受人欺负的状况，必须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而且要有现代化的尖端武器。当时，我国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都很薄弱，要建立国防尖端事业，困难很多。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在最重要、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首先取得突破。于是党中央果断地作出了发展我国导弹、火箭技术的决策。
在世界导弹、火箭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阶段，一切从头摸索前进，显然是很不明智的。只有充分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才能尽快赶上世界技术发展步伐。但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采取敌视、封锁的政策；苏联是唯一能给我们以援助的国家，而在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方面，苏联领导集团也对我们采取限制政策。如果完全依赖他们，只能使自己永远处于落后和依附的地位。所以聂荣臻元帅提出并经中央批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发展我国导弹、火箭技术的指导方针。３０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经过仿制，走自行设计之路，是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具体体现。
建国初期，除钱学森等极少数老专家外，广大技术人员连导弹的样子都没见过。研制工作只能从仿制苏联提供的样品开始起步。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仿制只是手段，目的是走自行设计、独立研制的道路。因此，在仿制时，不仅要掌握设计图纸、资料，而且要对它进行重新计算和分析，弄清它的依据，通过进行反设计，学习自行设计的本领，在消化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独创。由于认真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许多年轻的科技人员通过仿制实践迅速掌握了自行设计的本领，因而在１９６０年苏联突然撕毁协定，撤退专家时，我们很快就成功地进行了仿制型号的飞行试验，并开始转入自行设计阶段。此后，我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工作获得迅速发展。
建设一支思想作风过硬、技术过硬的科技队伍，是走自力更生道路的根本保证。
我国航天事业创建初期，党中央就十分重视科技队伍的建设。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组成我国早期的航天科技队伍。这支队伍包括从国外归来的科技专家，从各高等院校挑选的青年知识分子，从部队选调的优秀军政干部，以及各工业部门选送的技术骨干。他们都怀着报效祖国国防事业的热忱汇集到一起，肩负起创建中国航天事业的重任。３０多年来，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们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
发展航天技术这种尖端技术，科技人员是基本依靠力量。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强调要信任、依靠和关怀知识分子，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研制工作中，建立了设计师系统和以这个系统为中心的技术指挥线，对研制工作中的技术问题负责。对于优秀的知识分子，及时地把他们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在工作、生活上信任、关怀的同时，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首先要帮助他们树立热爱航天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航天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在工作中组织他们深入生产实践，同工人群众相结合，一方面丰富理论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脚踏实地、联系群众的作风。在科研实践中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科研工作程序，使各项研制工作严格按科研程序进行，使每个科技工作者养成严谨务实的作风。正是由于实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管理，所以一代思想作风过硬、技术过硬的科技队伍，很快地成长起来，涌现了罗健夫、杨敏达、黄纬禄等一批为航天事业献身的先进典型。大批高级技术专家，为了航天事业，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战斗在深山峻岭之中。
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没有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援和协作，也是不可能取得的。研制一个型号，往往有几千项协作项目，需要有几十个部委和省、市、自治区、１０００多个工厂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参加协作。在总体落后的条件下，能够集中力量在关键领域形成局部优势，攻克技术难关，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３５年的实践证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快好省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正确道路。这些基本经验，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商榷
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
陈应求
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提高经济效益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生产消耗高，产品质量低，建设浪费大，资金周转慢，劳动生产率低，企业亏损严重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这也正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诸多困难的症结所在。
我国经济效益差的原因很复杂，分析起来恐怕主要有：
第一，以经济增长速度代替经济效益，屡屡出现片面强调速度的势头。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也会造成经济结构比例失调，效益下降以及资源严重浪费。经济效益是经济活动效果的综合反映，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相互排斥的，也可以是互相促进的，其关键在于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应建立在最佳的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我国的现状是两者相互脱节，甚至出现相互排斥之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对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但由于企业还未改革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同时市场发育不够，宏观调控手段不力，因此，随着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的推行，企业取得一定的自主权后，集团利益公开化，而相应的宏观调节措施跟不上，致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逐步蜕变为企业职工收入最大化目标，并在企业间造成投资、消费相互攀比的局势，产生了投资、消费的严重失控，企业行为短期化的问题也日益严重。这一恶性反应致使经济发展速度难以抑制，效益的提高相对滞后，使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难以互补，甚至处于恶性的相互排斥之中，并一度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我国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还未充分建立起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要求有平等和适度的竞争。而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旧体制的作用犹存，漏洞与摩擦较多。一方面，存在着不利于竞争的行业垄断和行政区域分割垄断；另一方面，行政的不合理保护和干预也妨碍了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一些行业，众多厂家重复布点，分散使用资金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没有形成“优胜劣汰”机制的竞争，不可能激发企业为增强竞争能力而改善经营，改进工艺、技术，从而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缺乏动力和压力；同时，条块分割的旧体制和行政的无原则保护，阻碍了专业化规模经济的正常发展，致使社会化生产水平低，小而全分散生产的现象比较普遍，行业结构很不合理，使企业缺乏提高经济效益的外部条件。
第三，产业结构失调，企业产供销严重失衡。我国原材料、能源的供应本来就长期严重缺口，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加剧了原材料、能源的供求矛盾，致使许多加工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使部分产品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我国工业经济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失调，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即加工工业盲目超速发展，而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发展相对迟缓，消费市场的需求也相对有限。
第四，加工业的产品结构不尽合理，企业难以承受各生产要素的政策调整的压力。在加工工业中，以初、中级技术的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生产过程中消耗原材料、能源量大，其活劳动创造的附加值（纯产值）比例很低。我国长期以来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定得过低，基础产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流入加工工业中。近年来国家适当调高了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这本是一种合理的价值还原，也是刺激增加基础产业投入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加工工业未能及时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未致力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产品的附加值低的状况无甚改进，从而难以承受来自原材料、能源调价的压力，特别是在工资普调之后，企业更难以消化产品的费用增支，甚至出现一些亏损企业。此外，近几年来企业外部环境欠佳，流通环节增多，也是工业效益难以提高的一个因素。
第五，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落后，人、财、物诸生产要素未能充分调动起来。表现为：一是经营责任制落实得不彻底，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二是技术开发和质量管理工作薄弱，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比例过大，劣质产品积压严重；三是财务管理水平不高，费用开支过大，资金周转困难。
面对低效益、高消耗的现状，在指导思想上，应尽快从以发展速度为中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企业生产中物质消耗有更大的节约，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提高，真正实现从外延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过渡。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端正指导思想，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体说来，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结合治理整顿的要求，谋求合理的发展速度。要继续适度控制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产生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是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增长过热，因而加剧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矛盾，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直接影响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基本建设信贷资金的发放，特别应该平抑加工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防止盲目设厂、布点现象的产生。
其次，深化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治理”与“整顿”是根据经济环境的近期状况而采取的措施，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服务的。因此，在继续治理整顿的同时，要努力深化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是长期的方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是推进企业改革，在继续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企业产权的关系，推行产权有偿转让制度；二是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使各生产要素都纳入市场的轨道。这就需要逐步取消有碍市场竞争的行政垄断和行政干预，让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改善经营，自觉提高经济效益；三是逐步完善宏观调控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并以完善的法制为保障，使国家计划功能有效化、制度化。
再次，制订正确的产业发展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我国经济效益低的状况，是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密切相关的。必须加强产业发展的规划、管理工作，对战略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要做出透明度较高、时效较长的政策指导，通过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基本建设资金的投向，逐步使产业结构优化。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应与财税、工商、金融部门建立分工协作关系，保障行业发展政策的实施，推动工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改变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不合理状况，使那些因专业化生产水平低、规模小而效益差的小型企业，通过专业化改组和联合，提高产品生产的批量，以谋求规模效益。
最后，优化技术结构，大力开发新产品。通过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而尽可能地降低物质消耗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针对我国近年来工业生产中物质消耗率有增长之势的现状，我们必须重视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的开发工作，在加工工业中逐步提高“精、高、尖”产品的比例，对同行业重复布点的中、低级加工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改组，以减少工业生产中的物质消耗。 （作者是广东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