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好戏
——评现代京剧《高高的炼塔》
郭铁城
进京参加国庆４２周年庆祝演出的吉林省京剧团的现代京剧《高高的炼塔》，以极富现实感的主题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扬州全国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中获优秀奖，博得了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如何用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表现现实生活，一直是个难度很大又至关重要的课题。多年来，虽然不断有人尝试，但同传统题材相比，毕竟寥若晨星。其成功者更是凤毛麟角。《高高的炼塔》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不但成功地突进到现实生活领域，而且成功地突进到在现实生活领域中又尤其令戏曲艺术望而生畏的工业题材领域，并开辟了一片生气勃勃的艺术天地，取得了今人振奋的成果。
《高高的炼塔》在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处是：它一方面毫不回避矛盾、勇敢而切实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并且以艺术家独具慧眼，发掘了一些人人感觉得到，却谁都不曾写过的社会心理，一方面又摆脱了“事件”和“问题”的纠缠，着意去表现主人公在“事件”和“问题”上所引发的复杂内心感应，细致而传神地状写了我国一代正派知识分子的某种境遇、心态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耿耿忠心。它实实在在地从生活出发，从艺术家的独特体验和感悟中提取创作的“珠玉”，在具体描绘中又处处从人物性格及其独特的境遇出发，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复杂心理历程。这样就使它从根本上摆脱了概念化倾向，使人物个个呈现出丰满的血肉和独特的艺术光彩。
艺术家所歌颂的主人公苏雷，并不“高大全”，也没有把他人为的“复杂化”。他一方面对事业充满了执著和豪情；一方面又不能不为“职称”、“房子”这些实际的生活问题所困扰；他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是当之无愧的强者，但在远为复杂得多的社会关系网里，又经常是一筹莫展。他把自己全部都投入到了高高的炼塔中。化工厂的起落、成败和兴衰牵连着他的全部喜怒哀乐。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执著和投入中，他实现着自己壮美的人生历程，并获得了升华、超越和最有意义的人生选择。
苏雷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英雄。我们通过他的内心历程所展现出的对事业的忘我和忠诚，清楚地看到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在某些不正之风困扰中充满英雄主义的牺牲精神和人生抉择。尤为可贵的是，它的呈现真实、完整、浑然一体。无论是苏雷的崇高责任感和事业心，还是他的激愤、失望和痛苦，都是出于他人格的至诚，都毫无任何矫情、做作和艺术家的有意“拔高”。唯其如此，《高高的炼塔》才让人们真正看到了这个产生在中国本土的、由中国文化的多方面因素凝聚而成的实在人格，并因此而引起了观众的强烈情感共鸣。
《高高的炼塔》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它充分的“京剧化”和生动而富于创造性的舞台呈现。首先在一度创作上，艺术家就注意了京剧艺术长于抒写人物心理的特点，把“事件”和生产过程推到背景上去，运用极富表现力的京剧舞台语汇正面写人物心理，给导演、表演和音乐创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演出形式上，编导者更是从主题和形象的内在意蕴出发，巧妙构思、匠心独运。出现在纱幕后面的另一演出空间，作为化工厂业余京剧队排练场，有内容方面的依据，自然熨贴，幕间换景时便呈现出来演唱传统京剧唱段。这些唱段又经过了艺术家的精心选择。不但与幕前的戏剧情节、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绪相互呼应、相映成趣，浑然一体，大大地强化了艺术的感染力，而且也在优秀传统京剧唱段同现代京剧唱段的巧妙连接中为作品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我国古老戏曲艺术的“现代化”问题，已经有过多年成功或不成功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应以贯彻现代观念、表现现代生活、传达现代人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为本的。我深深感到，《高高的炼塔》的创新意识和所传达的丰富现实内容，以及所获得的强烈艺术感染力，毫无疑问，将以其独特的光彩长留于现代戏曲发展的历史中。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坚定的信念 执著的追求
——写在上海大型演出团赴京汇报之际
袁雪芬
今年国庆前后，上海部分文艺院团组成的大型演出团分两批赴京，向党中央和首都人民献上节日之礼。这是新时期以来上海文艺界规模最大的一次赴京演出活动。作为上海的一名老文艺工作者，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有很多感想。
这次赴京的５台节目，都是上海文艺工作者近两年来的创作。近两年来，任凭国际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我们却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着，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文艺园地也日益繁荣。事实证明，只有国家稳定，才会有文艺的繁荣；而文艺的繁荣，又是促进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
过去，我常说：舞台是社会的镜子。舞台虽小，但反映着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风貌，也反映着艺术家的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我不赞成、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总不能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不能脱离时代和人民。近几年来，上海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这对文艺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从赴京演出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正满怀信心、充满活力地迈向美好的未来，看到上海人民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拚搏的风采，同时也可以看到上海文艺工作者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他们正确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把主旋律的多样化、思想性和艺术性、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力求把优质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用社会主义思想鼓舞人民，用生动的形象和精湛的艺术扣动人们的心弦。舞台有限，人生追求无限，只有把握住时代脉搏，理解新时期的民族精神，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艺术财富。
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使艺术家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中汲取了激情，创造才思喷涌而出。各种文艺形式根据自身的特点，发挥自己的长处，从不同侧面，以不同风格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海乐团的大型交响合唱《七月》，是上海作家与音乐工作者为纪念党的７０周年诞辰而创作的。它以磅礴的气势、昂扬的激情，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不朽业绩，唱出了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
话剧《大桥》和《魂系何方》可以看成“姐妹篇”。开发浦东，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而建设南浦大桥——世界第三大斜拉索桥又是开发浦东的一项重要工程。这两部话剧的作者都很早就深入生活，敏锐地捕捉到时代信息，及时地反映了建设者们的历史使命感、无私奉献的精神，从中我们可以听到上海人民向着宏伟的目标迈进的脚步声。
滑稽戏是在上海和江南一带生长起来的艺术花朵，通俗幽默，拥有大量观众。近几年来，上海滑稽戏工作者致力于提高艺术品位、加强思想深度，发扬特色又摆脱无意义的噱头，这次赴京的《ＧＰＴ不正常》就是艺术探索的最新成果。
沪剧《明月照母心》，是这次赴京的唯一的戏曲剧目。它在艺术的完整性、艺术感染力上，都标志着沪剧艺术又迈上一个新台阶。这出戏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素材为基础创作的。它赞颂了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新道德。收养孤儿的故事，古今中外的戏剧中并不罕见，但像这出戏中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人物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却只能出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中国。金晓晖身上既有民族的美德又有时代的特点。这出戏非常感人，我看戏时几次被感动得流泪，受到感动，灵魂也得到净化。看了这出戏，使人们对戏曲表现现代题材更增强了信心。
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不是在作品里进行枯燥的、强加于人的说教，而要落实在艺术质量上。这次赴京演出的节目，都注意避免了以前见过的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并且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加工，精益求精。艺术精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靠千锤百炼；艺术高峰不会一蹴而就，要靠不断攀登。我相信，这次赴京听取了首都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意见后，这些节目会在艺术质量上得到进一步提高，上海的文艺会更加繁荣。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构筑自己的歌剧大厦
——看《归去来》有感
刘诗嵘
近年来，为了争取观众，不少歌剧作者致力于轻松风格的轻歌剧、音乐剧的创作，也已产生了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这当然很好。但是，一个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的文艺园地中，不能以仅有轻松愉快的通俗小品为满足，也十分需要能给人民以更高的精神境界的享受以至振撼灵魂的宏篇巨作。就像现代的建筑群体的设计，也不能只看重了小桥流水的园林而忽视了宏伟的大厦一样。去年株洲的歌剧盛会，集中地展示了近年来歌剧创作的辉煌成果。辽宁歌剧院的《归去来》便是优秀作品之一。
世界歌剧史上曾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经验：在１８世纪中叶，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定居英国，以他创作的意大利风格的正歌剧曾一度执伦敦歌剧剧坛之牛耳。然而，好景不常，由英国诗人约翰·该伊编剧的《乞丐的歌剧》以其贴近当时社会生活的思想内容配以英国的民歌、小调的音乐冲击得亨德尔的正歌剧一败涂地。但是顽强的亨德尔总结了失败的经验之后，又以反映英国民族精神宏伟壮丽的清唱剧将观众赢了回来，重新稳住了他在英国乐坛的地位。亨德尔后来的成功恰恰是他能够在清唱剧的创作中将德国的复调音乐技巧，意大利的流畅旋律和英国的圣咏等多种优良传统加以创造性的融合，以观众能听懂的英语剧词表达了当时英国的民族精神，从而才大获成功的。这历史的经验于我们亦大有借鉴的意义。
《归去来》便是以我国古代神话中后羿与嫦娥的传说为题材，以中国的古典词牌为文学结构的基础，借鉴了西洋的大歌剧和清唱剧的音乐结构与手法写出的颇有新意的作品。文学与音乐作者丁小春、徐占海二位出手不凡，将中国民族传统词牌的严谨组织按西洋曲体的展开的音乐结构进行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妥贴，全剧音乐成了一个美好的整体。
《归去来》很难有严格明确的体裁界定，说它是清唱剧，它又有形象鲜明的多种人物和一定的舞台表演动作与调度。说它是一般意义的歌剧，它在舞台上又突破了一般的时、空界限，挥洒自如地抒发着剧中人物之情和作者之情。因此，我们不主张将它早早地用个什么名目把它框起来，而主要看这部作品是否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我理解，我国传统的戏曲音乐从曲牌向板腔体发展，为的是扩展戏剧音乐的表现力，让剧中人物的感情能更加自如地抒发。但是，曲牌本身也有以其严谨的结构、规范使感情更加凝炼的长处。《归去来》的作者们便是在很好地继承了先辈创造的基础上以现代的音乐创作手法将它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像嫦娥在《惜分飞》中唱：“只有他才能让我心里这么难过，天地无颜色，有一颗爱心飘落！……”夹叙夹唱，音乐是如此地动情，剧词与音乐结合得如此缜密，将嫦娥由于对后羿的深深误解而决心独自服下仙药飞升的心情表达得是如此地细腻、痛切！再紧接着她服下仙药之后感人的《离别难》唱毕，后羿又通过《霜叶飞》一曲将沉痛、追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且柔和刚的对比十分富于效果。
另外，剧中几个人物的音乐形象的塑造也是比较成功的，如后羿的阳刚、嫦娥的柔美、逢蒙的阴险狡恶……尤其是蝴蝶，通过她唱的《字字双》：“一支好箭沉又沉”……表明了这位拟人化的少女的天真痴情，她虽作了伤害嫦娥与后羿的事，但只因受了逢蒙的骗，她的音乐、语言都恰如其分。这一点，正是音乐戏剧创作中的关键。
《归去来》的优点便在于作者从中、外传统技法中吸取了适合这一部作品的因素，因此唱与叙的结合较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较强的戏剧效果。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戏在舞中演 情自歌中出
——评湖南省花鼓戏《桃花汛》
郭汉城
观看戏曲现代戏，往往会产生两种感觉。一是觉得累，因为戏里蕴涵着过多、过重的社会思想容量；二是觉得空，满台的强歌劲舞，激光电声，淹没了戏剧的实体。出现以上情况，归结起来主要是未能确切掌握戏曲艺术的特点和妥善处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最近，湖南花鼓戏剧院晋京演出的《桃花汛》，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作家汪荡平，导演余谱成那种给予现代题材作品以完美艺术表现的进取精神，是很值得肯定的。
《桃花汛》的戏剧情节并不复杂，它描述的是在江南水乡一群年轻妇女和她们的男人，在桃花的领导下搞起内河运输的事。从前被拴在田间、灶头的村姑，一旦从事这种开放而流动的职业，自然有着心态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也引起新的交流与撞击。戏的切入点就落在这群年轻农妇的思想境界和行为取向上。而戏剧的创作者几乎将全部的心智用于寻求对这种立意的独特的艺术表现，他们“要找回并拓展一种被人淡忘，能被各种文化层次的人们欣然接受的戏曲表演形式。”
帷幕拉开，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江南风情的画卷。桃花，李花、梅花等几个姑娘在明快的花鼓小调的旋律中，有一段优美奔放的洗衣舞，把各自的精神风貌一一展示出来。戏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歌舞性向戏剧性内容渗透的方式，步步推动剧情发展，完成形象的塑造。以歌舞性与戏剧性的结合来表现当代生活，本来就符合传统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美学本性。《桃花汛》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歌舞性不是简单的歌舞场面的穿插，也不是一般或外来的音乐舞蹈语汇的套用，而是立足于湖南民间艺术的沃土，运用戏曲的“虚拟空灵，变形取神”的美学原则，对戏剧的整体结构和具体的形体动作进行的一系列艺术处理。戏在舞中演，情自歌中出。基本上每个场景都是用形体与声音的双重造型手段来传递人物情态和戏剧思想的，并且在花鼓戏的节奏与风格中取得和谐。因而，舞台上的一切，既是歌舞化的，又是戏曲化的，既散发着现代生活气息，又保持了花鼓戏的风韵。目前，戏曲现代戏正处在艺术上由低向高的发展阶段，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这种以民间艺术为基础，向戏曲本体回归，在歌、舞、剧三者结合的表演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标志着戏曲现代戏在解决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方面，逐渐从摸索趋向成熟。
《桃花汛》的成功，除了编导独具匠心的艺术运思，还得力于它的舞台演出。全剧的音乐像一首美妙动听的山歌，处处给人以亲切之感，整座舞台连同角色的服饰在内，都烘托出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与精神气质。所有演员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剧中主人公桃花是由刘赵黔扮演的。她的动作洒脱自然，唱腔甜美醇厚，显示出良好的艺术素质。演员谢晓君是个舞台上的多面手，数年前首都观众在《喜脉案》中曾欣赏过她的出色表演。如今她扮演的李花，又展露出新的艺术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