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脸上有光 心中自豪
——在第十届亚运会的日子里
朱中良
４年前，当参加第十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汉城时，金浦国际机场上，除在入境口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少女给每一位中国客人戴上一朵无穷花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旅客和闲散人员。取完行李，从候机厅来到停车场，眼前是另一番景象：笑脸相迎的组委会官员一字排开，同中国来宾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地表示欢迎和问候；殷勤周到的服务小姐，不停地跑前跑后，对照名单，帮助拿行李，招呼上车；摄影记者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仔细搜寻自己熟悉的中国运动员，打听“李宁来了没有？”“朱建华什么时候到？”几百米开外的广场四周，警戒线外到处站满翘首观望的汉城市民。直到我们乘坐的汽车离开广场远去，许多人还手举花束或彩巾不停地挥动着。
事后知道，对于多年来第一次来汉城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组委会方面采取了特殊的警戒措施。不仅对代表团官员和著名选手是如此，就连中国记者下榻的南汉城旅馆，也清理了国内外的其他旅客。在门厅和楼层里，２４小时都有警察值班。
此后的半个多月里，在亚运会的所有活动场所，在汉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回响着一个最具魅力的英语单词——“Ｃｈｉｎａ”。早晨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报纸，几乎每个版上都登载着有关“Ｃｈｉｎａ”的报道；来到新闻中心，专门提供材料的柜台上，随手都可翻到印有“Ｃｈｉｎａ”字样的成绩公报；在很多项目的预决赛场上，观众热烈议论的、各国记者竞相采写的、电动记分牌上赫然显示的，更是离不开“Ｃｈｉｎａ”。处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每一个“Ｃｈｉｎａ”的成员，无不感到脸上有光，心中自豪。
一位台湾省记者坦诚地告诉我：“我过去来过汉城很多次，采访体育比赛也不是头一回，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总是起伏不平，有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兴奋得真想大叫几声。我想，大概我们都是中国人的缘故吧！谁不希望中国选手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呢？”说完，他举起正在饮用的一杯啤酒，和我重重地碰了一下杯。
对于初次从大陆来到汉城的中国人，当地市民开始不免感到有点陌生。他们习惯管我们叫“中共”，“中共”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时间久了，接触多了，很多人逐渐感觉到，中国人不仅热情诚恳、很有礼貌，而且活泼风趣、非常随和，从而产生了好感。有一位正在大学学习中文的义务服务小姐，和我们谈得高兴时突然冒出一句话：“哈哈，现在我才知道，你们都是一些很好的人！”我问：“原来呢？”“原来，嗯……不好意思……”她想了一下，才说：“听人家说，‘中共’挺可怕的，很不讲理。”那些不苟言笑、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对亚运会所有场所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但每当见到佩带“中国”字样证件的记者时，检查往往只是例行公事，连包也不打开，看一看就算了事。
离我们住地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有一家干净明亮的小餐馆。这里供应的“人参鸡”独具风味，价廉物美。记者们每天向国内发完稿件已是深夜，大家经常相约去到那个小店品尝“人参鸡”的美味，日子长了这里竟成了中国记者每天聚会的场所。店主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开始很少和我们说话，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中共”记者有了感情。一次，他兴冲冲地从柜台里拿出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纸和笔，当场题写了一行刚劲有力的汉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接着又请我们每人写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我发现这张纸已经贴在里间雅座的墙上了。
汉城亚运会闭幕那天，我们最后一次来到“人参鸡”餐馆。刚跨进店门，一位年轻姑娘迎上来，焦急地问：“阿达吉（叔叔），你们明天要走吗？”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她背过脸去，好一阵子没说话。随后，她和老人每人拿来一瓶当地出产的名酒“真露”，执意要为中国客人送行。临别时，姑娘握住我们的手带着歉意地说：“真对不起，你们刚来时，我的态度有点冷淡，现在又不愿意你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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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是一方热土
念宁
飞抵莫斯科的第二天，一位谙熟人情的朋友指着车窗外大团大团的雪朵对我说：“普通的莫斯科人，有着这些雪朵一样的神韵，总是那么含蓄、庄重。只有落在实处，你才能看出它内里的晶莹。”朋友的话，一半我自然不甚了了，一半倒勾起了我对车外景色的兴致。
那是去年１月６日，该是莫斯科最冷的时候，偶现的阳光却使人感到格外地暖。放眼望去，但见苍穹中缕缕金灿，路两旁高大的白桦和俏娆的松树上，结满了雪絮。车子经过的大街，也已是银装素裹。再看那雪时，果然有几分风采：飘飘洒洒，纷纷扬扬，一副超凡逸世之态。我暗自佩服朋友的想象。
但直到有了几个月的经历，我才信了他的譬喻。
我曾以旁观者身份领略了列宁故乡的良好风尚。
不要说那令人头疼的随处吐痰、弃物现象在莫斯科绝少发生，而且你还可见到一些退休老人义务替公共场所搞清洁。每当看到他们用穿条将散落地面的纸片、废屑等叉进垃圾箱的那股认真劲，除了肃然起敬，你不是还能体会出什么叫“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吗？！
不要说那令人瞠目的挤车现象在莫斯科很难碰到，而且妇孺、老人、病残在任何交通工具上都能享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如果你目睹了１０岁的少女给５０多岁的妇人让座，而接着这位妇人又把座位让给了比她年纪更大的老人；如果你目睹了公共汽车司机为了让一位还在数十米开外的赶车老人乘上他那趟车，竟足足等上两三分钟，并且得到乘客们的赞许；如果你目睹了地铁站里发生的这一幕：当一位癫痫病人突然摔倒、电梯紧急制动的瞬间，百米长电梯上数百人不由自主地随着惯性东倒西歪，却没有一声抱怨，人们只是默默地闪身，为救助病人的人让路，你会无动于衷吗？！
我也曾感受到普通莫斯科人淳美的心地。
３月里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晚间去看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出，不想归途遇雨。跳下公共汽车，夜已很深了。我那时就往回走，还赶得上公寓关门，可滂沱大雨准会浇得人感冒发烧。若是迟了，异国他乡，去何处投宿呢……正犹豫之际，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原来是位须发灰白的老者。
老人首先用生硬的中国话向我问好，然后告诉我，他在车上就注意到了我脚上穿的“中国功夫鞋”（其实是双北京布鞋），从而判断我是中国人。老人动情地说，３０多年前他在天津工作，到过北京、上海、杭州等许多美丽的地方，至今还保存着美好的记忆。说着，老人揭开外衣，露出崭新的格条衬衫，告诉我，这件中国衬衫是他专程去市中心排了１小时队才买上的：“可惜每人只准买５件”。老人最后这句话不无遗憾却又充满得意，令我会心地笑了。是啊，上星期天我还见过莫斯科人争购中国商品的场面。那蜿蜒一公里长的排队，那售货姑娘脸上的汗渍，那购到者喜盈盈的表情，使我真切感受到我的祖国如今在莫斯科人心目中的位置，感受到多年的疑云并没有影响人民之间根深叶茂的友谊。
我正想对老人说点什么，猛地瞥见手表已指到１１点，不禁一阵着急。老人似乎觉出我的局促，连忙问明情由，爽朗地邀我去他家住宿。我推说同屋会不放心的，婉言谢绝了。老人见我坚决，只嘱我一句“稍等”，挺身冲进淅淅沥沥的夜雨。望着老人蹒跚的背影，我真后悔自己不该和盘托出难处。
不多久，老人打着伞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位披雨衣的老人。近前才发现，后面那位老人正是公寓守门的柳芭大婶。我眼睛一亮，心里也豁然亮堂起来。原来，老人刚才是回家叫醒今夜歇班的老伴，专门送我回公寓的。从柳芭大婶的嘴里，我知道她的老伴叫安德烈。
转眼之间到了６月，结束了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习即将归国前夕，我特地去向两位老人话别。善良的柳芭大婶为我安全担心，劝我过些日子再动身。我肯定地告诉大婶，我不会那么脆弱，我必须立即返回我的祖国。想不到几句很平淡的话，竟引起一直沉默不语的安德烈老人强烈的反应。老人站起身，紧紧拥抱着我，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送我出门时，安德烈老人忽然凑近我耳边低声说：“一个不爱自己祖国的人，也别想指望得到别人祖国的爱，小伙子，你懂吗？”我懂了，但只是无言地点点头。我想说，这是将近６个月的莫斯科生活给我留下的颤动心灵的震撼，可我没有说。我要把这作为一份礼物，完整地带给我的同胞。
飞机盘旋上升的当儿，我最后一遍环视了莫斯科，默默地为她祝福：愿十月革命的故乡、列宁安息的地方，永远是一方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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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正为世界瞩目
袁明纯
撒哈拉沙漠的盛夏，湛蓝的天空托出几朵白云；火辣辣的炎阳普照着浩瀚的砂砾。在阿尔及利亚阿德拉尔省城，庭院及街道两旁热带树木林立，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确实秀美。虽然４６—４８摄氏度的酷暑使人感到灼热难当，但作为中国医疗队的成员，我们始终热情满怀地工作。
医疗工作的频繁接触，我们同当地人日益熟悉起来。漫步街头，总会有人用汉语向我们致意：“您好！”在远隔重洋、身居异邦的土地上听到“乡音”，使人倍感亲切。
往事历历。在阿尔及利亚北部海滨的日子，周围常有人唧唧咕咕地误把我们当成“日本女人”。据说，就因为过去亚洲人中只有日本人的衣着讲究。一次，连几位马来西亚籍的华裔工人也误以为我们是日本人。当知道真情后，与我们一见如故。他们渴望了解新中国，言谈中渗透着对中华故土深深的思慕之情。
当今，中国人给世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记得在阿尔及利亚某医院，外科陈主任带我们去药库参观。他以纯熟的法语和工作人员侃侃而谈，由于他见多识广，挥洒自如，顿时使在场的人惊讶，由衷地用钦佩的语气问道：“您是法国人？”在旁的我们自豪地回答：“不，我们是中国人！”
也在同一医院，当外科护士长为收治一例重症黄疸病人而对我们的一位医师的工作有所责难时，陈主任持重自若，言词中肯定地告诉她：“小姐，请您务必看看书，复习如何作黄疸的内、外科鉴别诊断，也许您已忘记了！”……随着思想的沟通，病人的迅速痊愈，护士长对中国医生终于心悦诚服了。
以上事例说明，世界上有一些人，仍以凝固的眼光看待中国人，从而难免会有所失误。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只知道日本和法国等国富强、先进；而殊不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正在大步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正在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历史的必然。世俗的偏见难免落后于现实。但当人们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人，认识了今日中国，他们怎能不刮目相看呢！
去年，我们初来此地，与当地医院人员彼此陌生。一次，为给一位妊娠子宫痛病人引产，所使用的方法受到该院一位青年医师的非议，认为“你们使用的是非技术性的古老方法”，并引用他的法国教授的论点对我们进行批评责难。寥寥数语，显露了对我们的不信任。我们的妇产科医师齐心协力，施用从国内带来的药物于当天下午就引产成功，终于挽救了这位产妇的生命。事实胜于雄辩。这完美的医疗结果，终于使他们折服了。
随着时间的验证，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认可，我们只有１４位专科医师，却总揽了这个省医院的主要医疗工作。特别是两位妇产科医师，三名外科医师，承担了原先需要一倍以上的人才能完成的医疗工作。中国医疗人员挽救了许多的生命，治愈了大量疑难病症。今年，省卫生局长常高兴地宣称：“中国医疗队是我们省的骄傲！”
我们的成绩赢得了人们的诸多礼遇与尊重。我们体会到这样一个哲理：中国人要了解世界，同时也要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国；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正以飞跃的发展来冲刷传统的世俗观念，使中国人为世界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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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他们的吃
何钰铮
在联邦德国三个月，有机会接触从家庭主妇到企业家等方方面面的人士，在诸多印象中，留给我最深和最长久的，却是他们的“吃”。从生活水平看，他们高于我们好几倍，可花在“吃”上的精力，却又比我们简单到难以比拟。
开始，我住在科隆市一个普通技术员豪余肯夫妇家中，为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尽管按规定我可以利用他们的厨房灶具自己做午、晚饭，但他们总是不让我自己做，而是约我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我的房东对中国朋友的热情友好，几乎达到使同我一起来到这座城市的同志羡慕的程度。但每天的晚餐并不显得多么丰盛，只是晚饭后的冷饮和水果使我倍感惬意。
一天，我从语言培训中心回来，厨房阵阵飘香。豪余肯太太给我引见了她们的客人，我寒暄几句就躲进自己的小房间，怕因语言不太熟练在客人面前出现尴尬。可房东说：“我们的客人就是你的客人，快！快！”我只好走进餐厅，和客人们一起就座。大家互祝“胃口好”后开始用餐。这时我发现餐桌上只比平时多了两个菜，一个是西红柿拌色拉（凉菜），另一个是炸土豆炸肉片加奶油等调料，其余就是平时餐桌上常见的黄油、果酱、肉片、面包和啤酒、果汁、咖啡等饮料。
客人是一对中年夫妇，看来比我的房东要绅士气派一些，这不仅从穿戴上，更是从一周后回访他们家时看到的陈设推断的。书架上满满的精装书籍，说明他们是知识分子之家。他们先请我们用了主妇自制的糕点，然后一起驱车去打高尔夫球，从球场回来才正式进餐。可餐桌上的佳肴仍是黄油、果酱、灌肠片、面包。显示华贵的只不过是一大盘凉拌虾仁和一大盘炸肉排。没有中国式的七盘八碗，也没有更多的花样。大家边吃边谈，主妇只是客气地问声“喝什么？”然后就自酌自饮。在他们看来，朋友互访主要是聊天，如果主人躲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而把客人撂在客厅里，那可太不礼貌了。如果单是为了吃，那就不如下饭馆。而即便在饭馆，也是聊天比吃喝的兴趣更浓。
回忆这些“吃”的往事，又使我想起在豪余肯先生家时，每天晚上他们都邀我跟他们一起看电视或下跳棋，同时吃些冰激凌水果之类。一次邻居的朋友也在场，他们切开了一个类似哈密瓜一样的瓜，当我吃第一块时，我特意不要啃的太干净，留了一些红瓜瓤在上边。可我发现其他人啃得都只剩下很薄的一层皮了，这倒使我不好意思起来。只好在吃第二块时和他们一样啃得干干净净。
在慕尼黑，我们参观了联邦德国第四大银行，音译为“裕宝银行”。这是一座１８层的银行大楼。接待我们的副经理麦克菲先生说要请我们吃中午饭。我们走进食堂，就像进入自选商场一样，每人选了几样自己喜欢的食品，然后到计价口用计算机计价，把金额打在卡片上投进记帐箱。据说依此在副经理工资中扣除。这可真是谁请客谁掏钱啦！这一餐我们吃得又轻松又满意，边吃边议论这种“独特”的请客方式。
在西柏林的西门子公司，接待我们的是教育培训部的负责人汉斯。这天午饭给我的感觉是：喝酒各尽所能，吃菜各取所需，一点硬拚和勉强的举止也没有。最精彩的是我无意中见到这么一个镜头：汉斯先生最后用一块面包把盘子里的菜汤擦得一干二净，然后放入口中，再把刀叉一并放好，取下餐巾，表示他用餐结束。在返回住地的汽车上，我们大家都很欣赏这个发现。
对于这几次“吃”，我曾跟德国朋友聊过。他们的看法是不论生活多么富裕，浪费是不应该的。我认为，这对我们有些单位倒是应该认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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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见闻征文
致读者作者
人民日报国际部与生产１０１的北京章光毛发再生精联合总厂最近联合举办的“海外见闻”征文活动，得到海内外读者热情支持，许多作者惠寄稿件，对此谨致衷心感谢。征文稿自今年７月４日开始选登，今天截止，评奖工作将于近期进行。另有一些来稿今后将陆续在本报国际版刊登。特此敬告，并致谢忱。
人民日报国际部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