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为团结进步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汪新
半个世纪前的１９３９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极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最大的和据有中央政权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在这年初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后，政策急剧右转，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战和把战后中国引向光明前途。当时高举着抗日、团结、进步、民主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一起，以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思想为根据，共同发动了一场旨在抵制国民党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运动。
民主宪政火炬首先在重庆燃起
１９３９年９月９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咨询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始举行了一届四次会议。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等２６人向大会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为先声，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等党派的参政员纷纷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改革政治、实行宪政。甚至连国民党参政员孔庚也提出了要求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的议案。在上述议案的基础上，大会于９月１５日达成了《请政府明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随即决议予以批准并提交政府。兼任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蒋介石亦不得不根据这一议案，指定了以黄炎培、张君劢和周贤为召集人，由各党派代表组成“宪政期成会”。民主宪政运动序幕就此揭开。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由沈钧儒、张澜和章伯钧等１３人领衔发起，在重庆银行公会，邀请包括董必武、吴玉章以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在内的各界人士百余人，举行了首次宪政问题座谈会，集中讨论了宪政与抗战的关系，宪政与建国的关系及如何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深入的问题。与会人士认为：只有实行民主宪政，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会积极投入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并使我国在战后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还一致赞同将座谈会继续举办下去，并将发起人增为包括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在内的２５人。同年１１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不得不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决议，“定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２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１２月，由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孔庚、章伯钧、左舜生、史良等组成的“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立案获准成立，随即展开工作，协调各界，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进一步开展。随着民主宪政火炬在重庆的燃起，在战时首都的影响下，成都、桂林等城市也相继发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民主宪政之火，在其它地区也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解放区有着更为夺目的光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战后解放区，虽然条件不知比重庆等城市恶劣多少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民主宪政运动更是得到了轰轰烈烈的开展。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日和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全党两次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指出：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失为进步的决议，而且的确反映了全国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我党各级组织应运用这一决议，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这一年的１１月２４日，在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８９人还发起了筹备建立宪政促进会的活动。很快，延安妇女、青年、商人、文化各界的宪政促进会就陆续建立起来。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０日，延安又召开了１０００余人参加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吴玉章当选为该会理事长，毛泽东等４６人当选为理事。毛泽东并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重要演讲。大会还通过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提出了四条主张。“一曰今日实施宪政之要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二曰国民大会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三曰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四曰全国应当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这就揭露了国民党在宪政问题上欺骗宣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宪政问题的根本主张。此后不久，在山东、晋西北、皖南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地区内，也纷纷建立了宪政促进会、宪政期成会以及其它类似组织。解放区的各报刊也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关民主宪政问题的专论和报道，形成了巨大的声势。解放区的民主宪政运动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宣传上。同年初，在中国领导敌后人民收复失地后建立的晋察冀边区，普遍开展了边区、县、区和乡四级参议会、代表会，以及边区行政委员会，县区乡各级政权的民主选举，并于年中胜利完成。从而成为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集中的实践表现。同样，在山东、晋西北、华中等地建立的各级敌后抗日政权，都是人民或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出来的。这就极大地增强了解放区各抗日阶级、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参与意识，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积极投入抗战的主动精神，极大地推动了人民抗日战争的进行，也使解放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放射出了璀璨夺目的光辉。
石在——火不会绝
民主宪政运动的广泛开展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恐慌。它看到人民要求的是国家政治中的真正民主化，便开始感到恐惧，开始千方百计压制这一运动的开展。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历时１０天，终于制订出《五五宪章修正草案》。并随之将其提交给４月１日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讨论。宪政期成会还向大会提出一项补充建议，即：国民大会闭会期间，应另设“国民大会议政会”的常设机构，以监督政府实施宪政和讨论国策，围绕上述草案和建议，国民党参政员与其它党派参政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蒋介石则利用议长身份发表意见，诡称将两种意见和草案一并转交政府“斟酌处理”，实际上是将草案和建议无限期搁置起来。到了这一年的９月，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干脆宣布，原定１１月１２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因交通不便不能按期召开，会议日期另定。同时，开始采用种种办法限制各宪政团体的活动，对中共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迫害亦进一步加强，也根本不再谈什么宪政词句了。到１０月，第二次反共高潮掀起，民主宪政运动也就被压制下去了。但是，高举着团结民主进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各抗日民主党派也仍然在为民主宪政奔走呼号。石在——火不会绝。民主宪政之火并没有熄灭，仍在悄悄燃烧。
此后，国民党先后发动了第二、第三两次反共高潮，全面加强了一党独裁统治，但这却带来了它的政治经济的更加腐败和军事上战斗力的严重衰退，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的严重不满。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国民党不得不于１９４３年９月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重提实施宪政问题，并作出决议允称：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９月１８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同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重要政论文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亦纷纷在国民参政会会议上提出实施民主宪政的要求。１１月１２日，由各党派、无党派各方面代表５４人组成的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告成立。１９４４年元旦，由民盟中央常委、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创办的大型政论杂志《宪政月刊》在重庆发刊。接着，由《宪政月刊》社出面，在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君劢等主持下，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也得以恢复举行。２月１３日，张澜、邵从恩、李璜等也在成都发起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并展开活动。２月下旬，在延安召开有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出席的宪政问题座谈会上，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布重新恢复活动。接着，各解放区的宪政团体也先后恢复了活动。这样，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民主宪政之火都重新熊熊燃烧起来。
为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鉴于民主宪政运动再次高涨起来的形势，为了推动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０年３月１日再次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明确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国民党所谓抗战胜利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允诺，仍不过是政治欺骗。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有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中共还要求自己的党员，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团结一切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以达到战胜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在中共的政治领导下，各抗日民主党派从１９４４年１月到５月，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频频举行宪政座谈会和集会，并接连不断地在各种报刊，如《新蜀报》、《华西日报》、《云南日报》、《秦风日报》上，发表宣传民主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论文章。５月２０日，以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５个民族工商业团体，联名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公案之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为标志，民族工商业家也加入到民主宪政运动中来。运动在青年学生中的反响更是异常热烈，各大学校园经常举行抨击独裁腐败时政，宣传民主宪政的报告会和演讲会。至此，除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各阶层人士，几乎都投入了民主宪政运动，使运动在国统区形成了巨大的声势。也就在这一时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面对日本侵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令中外惊诧的豫湘大溃退。这正是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政治经济上严重腐败的集中反映。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民主宪政运动开始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
１９４４年９月４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召开在即，中共中央向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参政员林伯渠、王若飞发出了重要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政治斗争的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大与伪宪法。林伯渠旋即执这一主张，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后者认为，以林伯渠向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情况时，用个人名义提出这一主张为宜，也有利于他们表态支持。这一建议为中共所接受。９月１５日，林伯渠在报告之后，郑重指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中共的建议迅速获得各抗日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９月２４日，包括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冯玉祥在内的重庆各界５００余人举行集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接着，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乡村建设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先后发表谈话和宣言，主张“结束党治”，“依法成立民主的政府”。
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向各抗日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明确和集中的斗争目标，民主宪政运动也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自此，中国人民就在中共这一新的号召下，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及在战后实现建立团结、进步、民主的新中国这一光明前途，又开始了新的奋斗。而这段历史，也就生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领导地位，的确是由于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远见卓识，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反映人民愿望，和它一贯站在斗争前列，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而自然形成的。同时也证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确有着历史上的渊源。而且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就曾经为实现中国团结、进步、民主的光明前途，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４０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能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铮铮铁骨 大公无私
——悼念曹瑛同志
何洛
突然接到“曹瑛同志病危”的电话，心为之一紧！耳也嗡的一声鸣响起来。我和老伴立即赶去北京医院看他。他已昏迷不醒了。我既不能和他谈一句话，也不能和他握一握手，只能无声地向他呼唤：“曹瑛同志要和病魔斗争！斗争！”含悲忍泪回到休息室，才听他的夫人陈维清同志哽咽地告诉我们：“曹瑛同志是大面积脑溢血，可能与最近事多太累有关，正在抢救中。”听到这，更使我难过和不安——８２岁高龄了，还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劳！不胜感喟地与维清同志珍重道别。第三天，不料就噩耗传来，曹瑛同志谢世了。唉，最后一面竟成永别！不禁心酸泪涌。我痛惜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干部！我悲叹自己失去了一位多年至交的良师益友！
相逢危难中
人老了，回顾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般往事，仿佛如烟似尘；可是，曹瑛同志与我相逢在危难中的那段铁窗生活，却历久而弥新。
１９３２年末，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我们几十个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从上海逮捕来的共产党“政治犯”，集中在南市公安局院内，一一钉上脚镣手铐，由武装警察押上囚车，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审处。正在点名验收时，靠我左首站立的那位难友低声说道：“这地方我是第二次来了。”怎么，他在向我打招呼吗？可彼此素不相识。在阴沉沉的晨光中，我打量他，比我年长，是个“老资格”？好似学者模样，和我一样戴眼镜，神情庄重和蔼，我也就回他一个亲切的微笑。点名后，才知道他叫钟真才（曹瑛当时的化名）。我和他虽关在看守所同一个监狱里，但不同号子（囚室）。趁每次开门出去打饭、打水相遇之机，我总偷偷和他扯谈几句。当时我才２２岁，党龄不到一年，斗争经验甚少，有事很想找老同志商量商量。过几天，比较熟悉些了。言谈中，他才吐了一句——“要警惕！”我点点头，表示理解。经过法官提审、叛徒劝降，我们都坚定地对付过去了。不久，老钟和我在同一个判决书上同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才知道老钟是我党江苏省委巡视员，比我年长３岁。这更增强了我对他的信赖感。
监狱也是战场
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被押送“中央军人监狱”的途中，老钟趁机又向我耳语道：“监狱也是战场！要挺住，斗争到底！”我点点头低声答道：“斗争到底！”老钟前后这些短促的悄悄话，在将近五年的铁窗生活中，我都把它当做警策的力量。中央军监规模很大，起先，我被关在北监“勇字”监，号子狭小，只容二人。同号子住的是一个早来的判刑８年名叫连登的军事犯。他假装进步，向我学革命歌曲。谁知过不多久，他为了邀功，竟向狱方冒称他本是“共产党员”，现在自首，将我教他的歌子和革命的话语，出去上工时抄下并以我的名义写假信号召以王凯同志（革命先烈王荷波之弟、无期徒刑老难友）为首的几十个政治犯起来暴动杀监狱长。幸亏对笔迹不是我的，才未大祸临头，但我也被带镣调到最差的南监（号子里住人多，空气坏，管理更严）。而且宣布永远不调我去做工。不久班长（看守）意外地又把我调到“新字监”老钟隔壁号子来了，真高兴！这里倒可以多接触难友，且有一套暗中传递消息的办法。老钟知道我的情况后也高兴，托外役传来字条说：“要小心谨慎，但要善于宣传。并根据不同对象进行工作。如对军事犯多讲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如对文化低的难友就教他们学文化。自然，革命道理都必须讲，不准记。”这些，都有同感，但也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由于监狱管理科长的克扣盘剥，我们每顿都吃“三子饭”（砂子、石子、稗子）、烂黄豆芽，老小白菜，夏天一连３个月还尽吃白水煮冬瓜。不少人得了肠胃病，吐酸水，如胃穿孔，只有调病监等死。怎么办？老钟就筹谋着和同志们商量，发动绝食斗争。通过暗中串连，大家情绪高涨，意见一致，这场争取改善伙食和其它生活待遇的斗争就在整个新字监开始了。不达目的，绝食到底。第三天上午，那个最坏的陈看守长，就把老钟和老叶钉了脚镣，妄图杀鸡给猴看。这更促使难友们躺在板床上，连水也不喝。过了一天，狱方无奈，只好把伙食改善了些。白水煮冬瓜改成小白菜，每月一次薄而小的肉片也稍厚了点儿，菜桶里漂浮着的一层油也未被撇去，放风次数加多了一两次，斗争才算胜利结束。
又一次，有个姓晏的普通犯人，说话抵触了班长两句，就被恶狠狠地打了几下，老钟听到打人的吵闹声，愤怒地高喊：“不准打人！”对面号子的陶铸同志也应声喊叫。接着全新字监的难友都喊叫起来了。班长就丢下姓晏的，把老钟拖到中央岗，那个最坏的陈看守长气势汹汹地冲向前来，打了老钟一个耳光。老钟怒不可遏，大叫“不准侮辱政治犯！”他抡起右臂，回敬了这个坏蛋一记响亮的大嘴巴。这可戳了马蜂窝。几个班长扑上来，把老钟拖到行刑室，先把右手打肿，再按他在地下乱打；然后钉上脚镣手铐，才拖回号子。老钟浑身多处乌青，四肢肿胀，饮食起居难以自理。同号子的难友们争着给他喂饭、喂水，照料生活。过些天，难友们代他打报告，不久才给他去掉了刑具。老钟为抗议打人而挨打，更因挨打而不顾一切地回击狱吏。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使所有知情的难友都对他肃然起敬。从此，反动爪牙们对囚犯也就不敢动辄拳脚交加了。
老钟号子里曾关过一个绑票犯和两个军事犯。这三人因受到他的热情教育和感化，并在物质上给他们帮助，他们对共产党也就有了初步认识。老钟得了病，他们都争着帮他洗衣服。其中有的出狱后，还来接见室探视老钟，给他送来的食物里，还暗藏几根违禁的短铅笔芯，作为与难友们暗通信息时写字用。
当我入狱两年多以后，大哥曾来信说，已托人转请国府委员熊克武和参军长吕超援救，援救的人提出条件，只要我写悔过书，就有出狱的希望。我拒绝了，向大哥说，这样出狱，没有脸见人。大哥又来信讲，“除却此渡无好舟啊！你难道不顾一切了吗？甚至老父老母？”我再次回信表示：“我爱父亲、母亲、大哥、爱人格，但更爱真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狱的，务恳你们保重身体，祝长寿！”信发出后，我免不了有些难过。老钟得知，对我加以赞慰，并赠四个字——“义无反顾！”增强了我的勇气和决心。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张、杨二将军逼蒋联共抗日，经过周恩来同志调解，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七七事变”后，国共正式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年的９月２６日，由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我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两同志的交涉和营救，陶铸同志、老钟同志、我们所有政治犯，才结束了这段非人的铁窗生活，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老钟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机智勇敢，铁骨铮铮，和地下工作时同样，起到了斗争的带头人作用。可是，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岁月里，他却遭到了莫须有的诬陷。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初，把他投入监狱，又过了７年多的铁窗生活。１９７５年春节，我家正晚餐，在爆竹声中，有人来告知，“曹瑛同志释放回家哪！”我欣喜不已，当夜，即作《喜闻战友化难呈祥》诗相赠：
翘首云天增离绪，回看大地渐逢春。
风雪涤荡澄玉宇，松柏更显翠绿新。
竹报平安传喜讯，激情满怀迎归人！
往事如烟逐逝水，重整戎装赴征程。
他读了我的诗，甚为欣慰，步我原韵，和了一首：
严冬似尽将消逝，大地回阳又是春。
且待东风澄玉宇，更期时雨润绿枝。
惊闻战友多成鬼，倍觉朋侪少故人。
记取诚挚金石语，老骥时怀千里程。
曹瑛同志预见到十年浩劫即将“消逝”，他如伏枥的老骥，时刻记挂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劳，和接近的几位难友常相交往，曾议论过撰写监狱斗争史的计划，终因人员分散，材料不全，未果。只我应《红旗飘飘》编辑部之约，发表了《冲破黑暗的牢笼》一文。
无私的奉献
曹瑛同志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集中表现在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上。同时，也表现在他对自己收藏的文物慷慨捐献上。直至把自身遗体的无私奉献上。这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磊落胸怀。
曹老酷爱文物、字画。从有条件收藏的时候起，他就随时注意购买，以便鉴赏能够反映祖国文明进程的有价值的文物和字画。但从他进入耄耋之年后，就决心将这些心爱之物奉献给国家。１９８７年开始，他把这些花了心血购置的１２２件珍藏，分赠给故乡湖南省博物馆和桂林市博物馆（他曾在该市工作过）。这当中，有商周时代的文物，和一些名贵的字画（包括吴昌硕、郑板桥、齐白石、黄宾虹的原作）。有人替他可惜，但他认为：这些文物、字画，献给国家，成为全民财富，可以让广大人民长期鉴赏，岂不更有价值和意义！
的确，岂止身外之物呢！不是连他的遗体也立下遗嘱，捐给了医院解剖，以期有助于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曹老痛感于社会上有的家属和后代在死者传略问题上大争“美誉”，在追悼仪式问题上大争“规格”。因此，１９８７年的“五一”节，他在遗嘱中还写下：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保留骨灰。曹老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多么难能可贵！他这样做，只是想为国家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以自己的行动起到对追求“身后哀荣”者的不正之风的匡正。
曹老为党的革命事业尽瘁一生，做了无私奉献后，悄然离去了；但他在遗嘱的末尾，更没有忘记又用雄健的笔迹写道：“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引起我无穷的遐思。当前尽管国际出现种种否定和篡改共产党性质和远大目标的思潮，国内也不是没有同调者，甚至出现了叛党叛国的败类。虽然只是一小撮，但人类社会必然要从阶级社会走向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曹老至死坚信这个真理。他确不愧是：
铮铮铁骨，亮节高风。
忠党为群，无私大公。
曹瑛同志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