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绩昭著 风范长存
——忆韦国清同志
乔晓光 安平生
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有一个名传中外的名字——韦国清。他于去年６月１４日与世长辞了。但党和军队忘不了他，广西各族人民忘不了他。我们作为他在广西工作时的老同事，也永远忘不了他。
国清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广西工作的２０年间，正值全国处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由于他善于从广西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掌握和运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带领广西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为广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那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坚持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至今仍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殚思极虑 建设广西
国清同志１９５５年当选为广西省省长时，还在援越抗法的战场上担任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他１９５６年回到广西，直到１９７５年才离开。这整整２０年，占了国清同志革命生涯的１／３时间。他为广西的社会主义建设殚思极虑，鞠躬尽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翻开这２０年的历史，广西各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绩是显著的：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３倍，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１倍；工业总产值增长７．８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２．４倍。粮食产量增长０．９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增长１．２倍。造林面积增长５．２倍。原煤年产量增长２２．１倍。发电量增长５３．１倍。蔗糖年产量增长４．２倍。农用化肥、汽车、拖拉机等从无到有，成批生产。公路里程增加３．６倍。普通高校增加２．３倍，中等专业学校增加５．８倍，普通中学增加９．７倍。医院增加９．３倍，卫生防疫站增加１１．６倍。体育比赛，２０年共获得８３个全国冠军，１１个亚洲冠军，３个世界冠军，打破１０次世界纪录。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多方面的因素：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有广西各级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和广大干部的共同努力，还有全区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但可以肯定地说，广西这２０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与国清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国清同志到广西任职以后，多次凝视着广西地图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出于对党、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促使他狠下决心：一定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把广西贫穷落后的“堡垒”攻破。
国清同志从广西的历史发展中，深刻认识到发展农业特别是搞好粮食生产在广西的极端重要地位。他知道，广西历史上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是旱灾，要实现农业高产稳产，必须大兴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基本条件。他常说：“水就是粮，修库如修仓，储水如储粮。”每年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他都亲自审查。从１９７１年起，自治区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每年均在１．２亿元以上，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１２％。每个冬春，都有几百万劳动力上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平均每年增加６０万亩。为了提高广西的科学种田水平，请了一大批广东潮汕老农到广西各地种试验田，手把手地向当地农民传授精耕细作的经验。他坚持把发展绿肥作为一项战略性的措施来抓，逐年扩大种植面积，这对改良广西农田土壤，实现农业稳产、高产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经常教育各级干部要十分珍惜祖辈留下的宝贵耕地，不准随便占用一亩农田，如非用不可，要经过严格批准，而且占用多少要造回多少。他提倡发展蔗糖生产，今天已开花结果，成为广西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发展林业是广西的优势，国清同志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广西宜林面积广，气候很适合林业的发展。林区能涵养水源，调节降雨量，对农业生产极有好处。他提出要加快林业发展的步伐，绿化荒山，并保护好森林、草地；提倡割绿肥肥田，改变一些地方铲草皮积肥，破坏水土保持的陋习。１９６５年，国清同志在外地治病期间，还写信回来指导南宁市的绿化工作，要求“在若干年内，把南宁市变成一个我国南方山青水秀的美丽城市”。尔后，他又亲自筹划组建了林业教导大队，年复一年地在南宁市区和郊区植树造林。如今，国清同志的愿望已变为现实，南宁市的绿化，获得了“半城绿树半城楼”的称誉，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此倾注的心血。
国清同志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所作的努力，人所共知，有口皆碑。广西工业基础差，“一五”期间，全国１５６个重点项目，广西没有一个。他认为，不把工业搞上去，就无法改变广西经济的落后面貌。他抓工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总的是发展广西地方适用的工业，实实在在为广西所用。他常说，要把农业搞上去，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上不去是不行的。在他主持下，自治区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外汇，大部分是直接用于农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他提倡县一级办“五小”工业。他还狠抓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亲自多次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协商，从上海等地搬迁了一批轻纺工厂到广西各地。这些工厂后来都成了广西的骨干企业，由一厂变二厂、三厂，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以后轻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国清同志还十分重视广西基础工业的发展。他不辞劳苦，拿着周总理写给他的亲笔信，到北京、东北等地找有关部门和单位批项目、安排设备，邀请有关专家到广西工作或指导。柳州钢铁厂、柳州化肥厂、柳州重型机械厂等一批骨干企业都是国清同志亲自主持筹建起来，甚至一些重要设备也是他亲自联系要回来的。西津水电站的建设，在当时条件下，对发展广西工农业生产是一个关键性的项目，于是，他下大力气一抓到底。红水河的开发，方案设计了一个又一个，他一次又一次地参加指导。他对广西水电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顾全大局 维护团结
国清同志深知安定团结对于广西建设的重要，他为自治区的安定团结作出的努力，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国清同志是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壮族领导干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时刻关心民族的利益，但他从不站在狭隘的民族利益上讲话，而总是以党的全局利益、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１９５８年３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国清同志强调：“壮族人民应该切实尊重兄弟民族人民的权利，特别是要尊重人口较多，政治影响较大的汉族人民的权利。汉族人民也应该和过去一样积极地帮助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下，广西各民族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民族团结一直很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广西在民族关系上也是和睦相处，共同建设。
久经沙场的国清同志，十分重视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他曾说过：“军队和地方，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从来就是一家人。”在国清同志领导下，军队和地方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军队为人民做好事，人民自觉支持军队。在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期间，广西之所以出现民兵“召之即来”，群众自发送水、送粮、送鸡蛋、送猪和救护伤病员的动人情景，也包含着国清同志长期进行军爱民、民拥军教育留下的影响。
对干部，国清同志一贯坚持五湖四海，择贤而用，德才兼备的原则。他十分关心干部，爱护干部。１９６９年，有个工作组到外省考察回来向他汇报，说到有的省把干部和家属一起下放农村落户的经验时，他讲：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现在干部不是多了，总有一天要用他们的，我们不能采取这种办法。为了改变广西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到处请求支援人才。７０年代初期，他从天津争取来的一大批医务工作者，对广西解决医生不足和培训医务人员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待汉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外来干部、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他历来是一视同仁。在国清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大都感到他对干部的厚道和党性原则。
实事求是 作风严谨
国清同志到地方工作后，一直保持他在部队时那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他总是思前想后，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多设想几个方案，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遇到常委在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他便建议大家进一步作调查研究，然后再继续讨论决定。一旦作出决定之后，就雷厉风行，一抓到底。
国清同志讲话朴实无华，实实在在。有人说他讲的“句句是肉，事事讲实际。”他对外地经验很重视，但十分强调要从本地情况出发来学习别人的经验。他经常说：外地有外地的情况，广西有广西的情况，我们不能什么都照搬。
坚持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是国清同志主持广西工作的一贯思想。１９５７年底，他经过调查研究，集中大家的智慧，提出广西农业生产要实行“五变”：一变旱田为水田；二变一造为双造；三变一季为多季；四变瘦田为肥田；五变荒山为森林。这“五变”，大体上符合广西农业发展的路子。６０年代初，当我们开始和他在广西共事的时候，他就提出广西应该怎样发挥自己长处的问题。他经过同许多部门的同志进行座谈和深入调查后，认识到广西的自然条件，其长处是：气候大部分属于亚热带，部分地区无霜或几年才出现一次霜冻，雨量充沛，四季常青，有利于发展林业、畜牧业和经济作物。其短处是：山区多，平原少，耕地更少，而且大部分是红壤土，土质瘦瘠。雨量分布不均，水利设施基础差，经常遭受旱灾的威胁，发展粮食生产困难较大。他还从广西的历史资料中了解到，解放前农业总产值的构成，大体上是粮食和多种经营各占一半左右，每年要进口一部分洋米和从邻省边境流进一部分粮食才能维持人民群众最低用粮水平。解放以后产量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粮食情况仍然相当紧张。他详细分析了广西的这些自然条件、历史情况以及解放后１０多年来的教训，认为广西不是一个产商品粮的省区，在粮食方面不可能对国家作出多大贡献，广西对国家建设的主要贡献应该是提供更多的经济作物、林产品、畜牧产品和土特产品方面。但粮食必须自给，才能保证经济作物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党委常委很赞成国清同志的观点，把广西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确定为：“积极发展粮食生产，力争粮食自给有余，同时，按照因地制宜和国家需要相结合的原则，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林业生产。”并于１９６３年２月６日向中央和中南局作了专题报告。国清同志对自治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完全符合广西的区情。可惜由于“左”的干扰和具体措施跟不上，这一正确方针在相当时间内却未能更好地实施。但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发挥广西八大优势的问题。
经过“大跃进”后，国清同志对粮食产量总是强调要留有余地，反对虚报，反对不顾事实搞“反瞒产”和“核实产量”的做法。他多次说过：我们已有了经验教训，再不能搞浮夸了，产量有多少就报多少，一律以生产队上报、统计局汇总数为准。统计局的数字是否反映实际，也要到春季看市场粮价和群众生活安排如何，才能最后作结论。在粮食极端困难时期，他还宣布过小杂粮和冬种作物不计群众口粮，这对安排群众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国清同志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不能说国清同志在广西工作期间没有执行过“左”的政策，但是，许多“左”的东西他在执行中多半作了一些变通和冲淡，相对地减轻了由于“左”的错误带来的后遗症。
联系群众 深得民心
国清同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时时关心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给我们的印象和教诲是很深的。
１９６４年，年过半百的国清同志到武鸣县梁同大队蹲点。一进村，他就拉着老人的手问寒问暖，摸着小孩的头逗笑打趣。当时，谁也不知国清同志的身份，只知道他姓韦，于是大家都亲热地喊他“老韦”。国清同志住在一家有６个小孩的贫困户，一日三餐全喝稀饭，他前后在那里住了６个月。尽管国清同志在战争年代负过重伤，且留有后遗症。但从秋收、冬种、植树到春播、春种，许多农活他都参加了。国清同志平易近人，没有官气，群众都愿意和他一起出工，拉家常。他通过“三同”，了解到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不少问题。一次，他发觉房东上午挑谷子去碾米，直到傍晚才回来。经了解，原来这个村没有碾米机，一年之中为碾米花费许多时间和劳动力。于是，他便找有关同志商量，帮助这个村子及邻近的几个村子都装上了碾米机，群众十分高兴。为了帮助农民解决养猪的青饲料困难，国清同志曾派人从外地引进一些水花生在梁同试种。不几天，当他得知这些水花生可能带有血吸虫卵，即亲自到现场去指挥销毁和消毒。根据国清的意见，蹲点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农林牧副渔，山水田林路，衣食住行都作了规划。当时的情况以至１０多年后的情况，国清同志都考虑了。群众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他都想到了。梁同的群众说，老韦比我们想得周全。国清同志蹲在梁同，想的是整个自治区。他在点上看到的问题，就请有关同志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推广到面上。广西发展和推广为群众喜爱的碾米机、粉碎机、手扶拖拉机等小型农机具和其他群众迫切需要的东西，都是从点上受到启发的。为群众办事周密而执著，反映了对群众爱的深切与真诚。这些日常琐事，看来似乎平凡，然而却反映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群众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极端负责的高尚品质。
国清同志很注意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一些重大的政策，写成草稿之后，他常亲自派工作组下去，请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提出修改意见。他对群众来信十分重视。武鸣有个桥艮水库，坝首附近库底多次渗漏，每次接到群众来信反映这个问题，都立即指示有关同志去处理，并要求向他报告处理情况，直到落实为止。他从群众来信中，发现有个县粮食产量严重浮夸，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
廉洁奉公 品德高尚
与国清同志一起工作过或者同他接触过的同志，都留下这样一个深刻印象：他是一位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好领导。
国清同志到广西工作后不久，他的住处发现有白蚂蚁，有的楼板已经蛀蚀。办公厅两次提出要给他重新择地建房，他不同意。后来又多次提出要维修房子，他也没有接受。最后确实不能再继续使用下去了，他才答应修缮。对公家的东西，公私分明。１９７５年他将离开广西到广东任职时，请区党委秘书长到他家清点“营具”。他说，这是红军的传统制度。并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地图说：“这是公家的，我不能带走。”
国清同志下乡视察工作，历来是轻车简从。一次，他到武鸣腾翔调查粮食问题，和群众一样在公共食堂打饭，晚上就和同去的几位工作人员在老百姓家的楼上打地铺。每到一个地方吃饭，他的秘书和警卫员有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先到厨房观察，发现有备杀的鸡，立即劝阻，告诉炊事员不准杀鸡招待。
国清同志对家属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准搞特殊。有一年，在上海读书的孩子回南宁，事先打了电报，当国清同志得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用小车去接时，当即严加制止，而让孩子雇三轮车回家。他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以及自己的子女、胞弟、侄儿、侄女在就业、升学、招工、提干、调动等问题上谋取私利。他对东兰老家的亲属订下这样的规定：不得用他的名义向政府要照顾、搞特殊，或办各种事情。他的弟弟韦邦定，１９５６年从部队复员后，国清同志鼓励他回乡务农，安心在农村生产。直至现在，他的两个胞弟仍在农村，过着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其侄儿右腿骨折，在３０３医院治好了，院领导考虑到国清同志的弟弟家中生活困难，难以支付住院费用，决定将这笔款作为治疗部队伤病员的费用来销帐。国清同志知道此事后，批评了这位领导，并主动交付全部医药费。事后，他又了解到，侄儿在县医院治疗时欠下的一笔医药费也已由县里报销，国清又如数把钱寄去，还给县里。
在廉政问题上，国清同志对己严，对各级领导干部也严。他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强调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并且总是先从自己做起。一次，有一个单位给区党委领导送来几筐柑桔，每位常委同志１５公斤。他知道后，严肃地提出批评，并要求收受柑桔者都如数付钱。接着，他又把此事提交常委讨论，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要收受礼物，下级机关也不得向上级机关送礼。国清同志这一言一行，反映了他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尊崇，对执行党的纪律的高度自觉性。他是当之无愧的廉洁奉公的楷模。
国清同志卓著的功绩将永垂千古！他的高尚情操、优良品德和思想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军毯情深
——忆陈毅同志与警卫战士夜宿青藏高原
王震学
岁月如流。３４个春秋飞逝而去。当年从部队带回来的黄色衣物，早已为儿孙们改作小衣服用完了。但有一条退色的灰军毯，我却洗了又补，补了又洗的犹如家珍似地保存在身边。
当年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同志，曾用手久久地抚摸着这条军毯，那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１９５６年４月，在内地已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季节。然而，在青藏高原上，依然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这时，我作为一名警卫战士兼随军宣传员，有幸和战友们护送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驱车万里，前赴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一天下午，我们来到了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名叫温泉的兵站过夜。初听到温泉两字，心里猜想这里定会温暖。哪知世上有许多名不副实的东西。到了宿营地一看，不仅没感到一丝暖意，相反，这里比其它兵站更冷，漫天大雪和寒彻骨髓的刀子风扑面而来，仿佛是用高原上的礼仪来欢迎我们。在瑟瑟发抖中，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古诗中的“四时飞寒雪，六月飞霜寒”佳句。下车后，人们想洗漱一下，也得费尽气力砸开尺八厚的冰河。过夜帐篷，也要搭在这坚冰的地上。铁锹砸下，溅起的只是一束束坚硬的冰渣儿，打在脸上，冰冷而生疼。
时年，陈元帅已五十有五，且有高血压症。按照当时进藏的身体健康条件，陈元帅是绝对不够条件的。
兵站的官兵们受到陈元帅的亲切慰问后，不忍心让元帅再在冰天雪地里搭帐篷，硬是让出自己的小泥屋。可是陈元帅和张茜坚决不肯，在连声谢谢之后，又幽默地说：“古有君子不夺人之美”之说，你们比我更需这个小泥屋“宾馆”。
“在这冰天雪地里搭帐篷过夜，也真够大家冷的。”张茜同志望着战士单薄的铺盖关心地说。
“不冷，有这风雪帐篷哩。”战士们笑着说。
“不冷？这是假话，这么单薄的帐篷，在这风刀雪剑似的高原上，起啥子作用吗？充其量只不过起点遮风挡雨的作用而已。”陈元帅深有体会地说：“老天给咱们设下了这‘不经一夜彻骨寒，那有梅花扑鼻香’的恶劣环境，像是要和咱们较量较量似地，好在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咱们吃点小苦，让广大的藏胞得到更多的甜，值得！再说，眼看就要进入藏北草原了，据说，那里的气候要比这里暖和一些。”陈元帅说这番话时，两眼直盯着战士的单薄被褥，充满了对战士的关怀。
细心的张茜也把目光盯在了战士的黄军被上，关切地说：“铺盖是太单薄了些，晚上一定很冷吧？”
“不要紧，晚上睡觉还搭皮大衣哩！”一个人称“冷娃”的战士说。
“搭上大衣也得当‘团长’（脚腿不敢伸开的意思），对吗？”陈元帅风趣地说。“冷娃”和所有的战士都笑了。
“你们警卫连的苦，在咱们代表团里吃的最多、最大。白天行车，代表和其它人可以把车上的门窗、篷布关严，你们就不行，因为要执行观察警卫任务，篷布硬是得搭起，让风雪吹进来。晚上，别人可以睡个天明觉，而你们要执勤，钻进被窝还莫得暖热，又要三番五次地起来上哨，真是够辛苦的啰！”他边说边抚摸着这条灰军毯。
临别，他还叮咛说：“风雪高原这个鬼地方，你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身体，上哨前一定要把衣服穿好，包括所有衣服扣子扣严实，帽子、鞋带，也得绑结实些。”
“是！”战士们齐声回答。
元帅走后，战士们纷纷不约而同地抚摸起这条灰色的军毯，感慨万分地说：“咱们的陈老总啊，把兵算是爱到心上了。”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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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组织上决定留在江西瑞金附近的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同志转移到闽西。长期患病的瞿秋白和年大体弱的何叔衡拟经广东、香港去上海就医，邓子恢则留在福建坚持游击战争。二月二十四日晨四时许，他们行抵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小径村休息吃饭时，被敌人发现，三路包围上来。他们只好边打边撤，夺路突围上山。
何叔衡年已六十，开始还能走，后来面色苍白，实在走不动了。为了不拖累同志们，他恳切地对邓子恢说：“子恢！给我一枪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在这危急关头，怎能遗弃战友！邓子恢要特务员架着何叔衡走。走到一个大悬崖，何叔衡伸手抓特务员的枪要自杀，特务员赶紧护枪，手一松，何叔衡趁势向崖下一跃……
但是，何叔衡并没有牺牲，只是受了重伤，滚落在山脚下的一块稻田里。战斗将近结束时，他被两个敌人发现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叔衡用尽全身力气将敌人的脚紧紧抱住，奋力和敌人展开搏斗。残暴的敌人将他杀害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终于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北京支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