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
端正思想方法 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沈钧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坚定信念。怎样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我认为，破除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很重要的。
（一）
一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科学论断，往往简单地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尽善尽美，在方方面面都比资本主义国家绝对地好，一旦发现我们社会中有这样那样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我们应当破除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辩证地、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优越是指它在基本特征方面比资本主义先进，而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现存的一切都完美无瑕；不能因为我们现实中还存在一些消极面、阴暗面，就从根本上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拿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加以比较，显而易见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要比私人占有好；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比为了满足极少数人的贪欲好；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比人剥削人、两极分化好；人民当家作主比受资本家压迫好；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比尔虞我诈的极端个人主义好。我们说社会主义优越，就是指由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所决定的社会现状的本质主流是好的，而不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现状一切都是好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做到纯而又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由于受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的影响和干扰，出现这样那样一些消极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些消极现象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产生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必将逐步得到克服和铲除。
社会主义优越是指它的根本制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说一切具体制度和具体做法都无可挑剔，不能因为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做法上存在弊端和工作中有失误，就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发生怀疑和动摇。任何新生事物都要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新的社会制度也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逐步完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优越是指它给我们提供了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和充分可能性，而不是说它一下子就能改变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落后基础。新中国成立时，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这种历史形成的既定条件下搞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不管怎么优越，也不可能像变魔术一样转瞬之间就做到财富源源不绝地涌流出来。毛泽东同志当年就曾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坚信“社会主义好”，不但要唱社会主义，更要干社会主义。这样，才能真正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二）
从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暂时稳定和发展，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某些时候却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挫折。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首先要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近几年来，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列宁不是早就讲过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吗？可是为什么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却“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就是说，要把必然性与长期性联系起来。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都经过了数百年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才七十多年，怎么能要求它一下子就超过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呢？列宁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是从历史发展总趋势讲的，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立即就完蛋了。他曾明确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要快得多。”我们一定要科学地完整地理解革命导师的论述，既坚信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又充分看到这个代替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
其次要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不能超出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指望“一帆风顺”。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包含着许多矛盾。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曲折性。这是因为，第一，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不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那些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资本主义的拚死反抗。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策上可能失误。第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但是，无论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发生多少曲折，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出现的短暂的漩涡，绝不会改变它最后胜利的结局。这就像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一样，它们曲折蜿蜒，奔向大海。我们不应当因为它们局部的曲折，而怀疑“大江东去”。
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需要我们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用人们付出努力了。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靠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办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们党领导下，有了无数烈士的流血牺牲，才有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解放以后，我们又经过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了今天的好局面。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同心同德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炕头有国情
晓红
这是前几年的事了。
黑夜，老头老伴躺在炕头议论：一个说，饲料又涨价了，卖猪钱不够饲料钱；另一个说，听说吃猪肉不发愁了，政府的补贴也不补了。两个人一合计：咱明天把那几头克郎猪卖了。
一个普普通通的炕头决策，把商业部门搞得焦头烂额：猪肉货源又在告急。
不要轻视这老两口的炕头决策。炕头有民心，炕头有国情，炕头有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课题需要研究。所有炕头、地头、车间、班组……所有基层单位的基本情况，都是我们决策的依据，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观察政治风云的寒暑表。
谁下决心研究这个“炕头”问题，谁就有治国的学问，谁就有决策的发言权。
近一年来，总书记、总理、政治局委员带头，全党研究国情的气氛浓厚多了，书记、省长、市长、县长到基层，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多了。今年５月，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像当年老八路那样，深入到山西省最贫困的临县泉井沟村，和老百姓在石磨前面促膝谈心，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听到了许多过去听不到的情况，思想上受到几点启迪。这些启迪，可以说抓住了当前农村的要害。
调查研究，掌握国情，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
在中国革命初期的领袖中，不是没有过各方面都很杰出的人物，但有的屡遭失败，而毛泽东同志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毛泽东同志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深深扎根于中国泥土之中，对中国各阶级的盛衰荣辱，对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处理问题如鱼得水。依靠他的杰出指导，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终于把国民党反动统治那个庞然大物掀翻了。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大业的胜利，同样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照抄照搬苏联初期经验固然不能胜利，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民主制”、西方市场经济的洋教条，同样不能取得胜利。
前些年，经济生活中某些照搬西方洋教条因而不断碰壁的现象不是没有反应；群众对某些显然不合理的现象不是没有怨言。“风起于青萍之末”，那时候的风已经很大了。应该说，这是“国情”在说话，是客观规律在那里起作用。然而，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就是相信自己以及自己周围那几个只知道、只钟情纽约、伦敦、巴黎，而不知道中国国情，不珍爱中国国本，读了几本洋书也没有读懂的参谋，听任他们乱出主意。
在他们影响下，有一段时间风气很坏。有的人以把西方某些著作照搬过来当作自己著作为业；有的人热衷于罗列几个“大趋势”、搬弄几个“新思维”、拼凑几个“模式”，而不愿对中国任何一个热点问题进行起码的调查研究；有的人靠在广播、电视、电话上指挥生产，靠坐上小汽车一天跑几个县的方式进行“调研”；有的想仅仅依靠发几张民意调查提纲，就要弄清许多相当复杂的问题。群众对此种风气早有讥讽，叫做：“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
对中国社会无知不能治国。１１亿人大国的事情不能靠那些只会背诵几句洋教条的人去办。中国的事情要靠对中国国情、国力的透彻了解。中国的希望在那些真正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透彻地而不是皮毛地到人民中间去进行调查研究的人身上。
这是我们党的传家法宝。有了这一条，我们就会有科学的决策，就会减少失误，办好国事，国内外敌人就只能看见我们蒸蒸日上而无可奈何。
第5版(理论)
专栏：资料
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
乔文
１９００年７月１４日，八国联军（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侵略联军，目的是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占领天津后，兵力增至２万人，其中日军８０００多人，俄军４８００人，英军３０００多人，他们是出兵最多的帝国主义国家。８月４日，联军兵分两路，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６日，直隶总督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清政府不但不全力抵抗侵略，反而于８月７日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决心向侵略者乞和。８日，李秉衡率领的“勤王军”，在京津之间的河西务一触即溃，退走通州张家湾。他愧恨交集，于１１日服毒自杀。北京局势万分危急。１３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当晚，日、俄军队进抵北京城下。日军进攻朝阳门，俄军进攻东便门，遭到守城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１４日，英军攻破广渠门，进入内城，俄、日等侵略军也相继入城，北京终于陷落了。１５日晨，联军进攻皇城东华门。西太后、光绪皇帝、皇后、大阿哥、李莲英等人惊慌失措，换便服从西华门仓皇出逃。临逃时，西太后命太监将珍妃推入井内淹死。西太后一行经宣化、大同、太原逃往西安。她逃出北京不久，便授权李鸿章放手卖国，向联军投降。并发布“上谕”要痛剿义和团。
八国联军是一伙穿着军服的有组织的匪徒。他们的足迹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到处烧杀，以致京津之间“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至少当有５０万人，变成无屋可居。”（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第２９页）
据历史记载：凡是义和团设坛之处，都被八国联军焚毁。光明殿、礼王府、西华门丁字街一带，皆大火冲天，虽值黑夜却同白昼。庄王府被焚时，当场被活活烧死的就有１７００多人。
英使馆牧师于联军占领北京后一个多星期回国，他记述了从北京到通州沿途的亲见亲闻。他说：“我们一路经过的村落和分散的农舍，全部地绝对地被废弃了。地里的庄稼都已成熟，但无人看管，无人收割，留在那里任其腐烂。”“一路上见不到男人、女人和小孩。到了通州，见到的景象更加骇人……这个城市经过俄国人掠劫，主要街道成了一大堆瓦砾。我们以为北京很残破了，它比起通州来，却又算不了什么。”他们在通州，只见到两个中国人站在十字路口，“可能是替外国人服务的”（《北京使馆被围记》，第２９２—２９４页）。
伴之焚烧而来的是杀戮，侵略军狠如豺狼，惨绝人寰。北京城陷时，他们“毁门而入，见人就杀”；对义和团实行疯狂的报复，“只要见着一个情形稍有可疑的人，便指是义和团，也不问究竟是真是假，立刻按倒就杀”，或路遇中国人，就把他们逼进一条“不通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他们在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就枪毙，致使“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庚子记事》，第３４页）。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
另据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叶昌炽在其日记中写道：北京“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锸既毕，既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毙，亦埋坑中。旗人多举火自焚，或阖室雉经，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今高门大宅，尚有虚无一人，而遗尸未敛，蛆出户外者。虽青燐屑，扬州十日记，何以过之！”（《缘督庐日记》，《义和团》（二）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英国人记载：联军攻占北京后的一些日子里，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中国与列强》，第１２５页）。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中，俄军尤为凶残。北京被占后，各国侵略者分区抢劫。美国人马士说：“俄国占领区凌辱和暴行最为显著，而且也最持久。”（《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３卷第３０８页）英军一头目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在各占领区都有很多中国人，只有俄国占领区是例外，在那里只看见狗而已。俄人占领盛京，将所有东方藏书，俱运回俄国。
与焚烧、屠杀同时发生的是奸淫。在北京，联军的兽行令人发指，他们不仅强入民宅奸淫侮辱，还将掳获的中国妇女集中一处任意蹂躏。“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一），第２６８页）不只平民受此蹂躏，就连清王朝的皇戚权贵们的家属也难逃此祸，同样受辱。直隶总督裕禄，“其家居京师，破城后亦被掠，女公子七人尽为联军所掳”（同上，第２６８页）。贵族崇绮，“其眷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诸天坛，数十人轮奸之”（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一）第３１４页）。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年已九十余，为联军所获，“挫辱备至”而死（同上）。
抢掠破坏是一切殖民主义侵略军的共同特征。八国联军在北京抢夺劫掠，其毁坏之惨，罄竹难书，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之大，无法统计。
侵略军攻陷北京后，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笔记中招认：“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３１—３２页）。
瓦德西是德国的元帅，德皇威廉第二派他统率侵华德军，并且为他争得了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德国侵略军是在北京沦陷后赶到北京的。瓦德西本人则在１９００年９月底才到天津，而于１０月１７日到北京。他的笔记生动地描绘了英、日、美、俄、法各国军队在对北京的劫掠中谁也不甘落人之后的情景。
参加抢劫的不仅是侵略军，还有传教士。当时的法国报纸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回国的兵士叙述说：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义和团运动史论丛》，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２７页）。
北京的一个目击者写道：“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此往彼来，一日数十起”（仲芳氏：《庚子记事》）。他们在大街小巷，遇人“则遍身搜索，凡银钱不拘多寡，全行掳劫。”（同上）他们公然赶着二套大车数乘，到各处抢运居民的东西。他们不仅抢劫居民，更热衷于抢劫皇宫、官衙和府第。西苑及三海中的各宫殿，均被侵略军占领，各处陈设，皆被侵略者所抢掠；雕梁画栋被蹂躏成废墟，“颐和园万寿山亦为洋兵所占，天宫景致竟成鬼域之乡。”（仲芳氏：《庚子记事》）皇宫、颐和园所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珍宝金银，包括《永乐大典》等数万册珍本图册，均被抢劫一空。日军从户部抢去３００万两银子后，立即放火烧房，毁灭罪证。北堂主教樊国梁，从立山家里一次就抢走价值１００万两银子的财物。他曾经宣布，北京教士、教徒抢到的所有的银子、粮食、衣服及“一切的一切都进行了登记，总值达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枚”（《传教杂志》１９０２年合订本，第１２２页）。
侵略军抢劫后，除捆送回国外，有的就在北京进行拍卖。“其出售之物，以古铜，各代瓷器，玉石为最多。其次则为丝货，绣货，皮货，铜瓶，红漆物品之类。”（《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４４页）不仅许多外国商人跑来经营，许多侵略军也摆摊叫卖。“军队均变为商家”，“军队之拍卖场，到处皆是”，“虽日日拍卖，毫不见少”（《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二）），抢掠数量之巨可想而知。
以上引证的史料，应该说是极不完备的。但即使如此，这些史料足可以戳穿八国联军及其本国政府一贯自吹自擂的所谓“西方文明”是什么东西！也彻底暴露了他们一心为掠夺中国，大发横财的侵略本性。
第5版(理论)
专栏：
全国高校首届马克思主义原理暨第九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讨会召开
全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原理暨第九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讨会七月四日在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八十余人。这次会议本着深化新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与原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改革的精神，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研讨两门课教学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探索两门课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关系，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两门课的教材、教学和科研中的影响，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探讨大学生中存在着的带有普遍性的现实思想问题以及两课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和方法等等。
经过认真而活跃的讨论，与会者就上述问题取得了比较统一和正确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两门课继续深化改革的路子。
（德华）
第5版(理论)
专栏：
金岳霖基金会评选优秀论著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最近决定今年举办首届全国优秀逻辑论著评奖活动。
这个基金会是为纪念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而设立的。金岳霖学术奖主要奖励中青年哲学和逻辑学工作者的优秀科研成果。凡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一九九○年六月正式发表的逻辑著作和论文的作者，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者，均可申请参评。
申请参评者可直接向金岳霖学术奖评选办公室（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办理申请事宜。申请截止时间为一九九○年八月十日。
（刘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