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文献
有林 阎建琪
１９８９年初春，彭真同志《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专集收录了彭真同志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８年的４４篇重要讲话，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这些讲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的这方面的基本经验，不仅对解决当时出现的实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今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就在这本专集出版不久，发生了动乱和暴乱，使这本很有现实针对性的重要文献未能及时地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了解和学习。现在，全党正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并围绕党中央提出的维护国家稳定发展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这一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时再认真读一读彭真同志的这本专集，感到这本书的出版确实很有必要，很有价值。
彭真同志在这本书里，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这样一些重要思想：
一、从依靠政策办事，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这是从革命战争时期到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历史性转变。彭真同志指出，革命战争时期，党也好，军队也好，群众也好，注意的是党的政策。那时我们没有全国性的政权，只能靠政策。旧中国的法制是维护反动统治的，要讲“依法办事”，就不能革命了。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事情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仅要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这不只是一个领导方法的改变，从根本上讲，实现这个转变，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战略方针。
我们党真正认识到需要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曲折过程的。彭真同志指出，我们在过去长时间内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有时抓得紧，有时放松，有时丢掉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他深有感触地说：“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时候我们按照这个规律去做，国家就能够安定团结，比较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什么时候违背了这个规律，就要吃苦头。这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今后决不可以疏忽、动摇，也决不应该疏忽、动摇。”
彭真同志多次指出，在我们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是一致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他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是全党的事情，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事情，关系到子孙后代，是党和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为了抓好这件大事，他要求全体干部、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守法，同违反和破坏宪法、法律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并要采取各种有效的形式，持之以恒地向群众进行普法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使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强大武器。
二、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对此，彭真同志有许多精粹的见解。他指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立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也要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毒素。彭真同志指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抓紧抓好，不能慢慢腾腾。当然，也不能草率从事，急于求成。他说：法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要很明确，要有稳定性，“它只能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的法律化、条文化。”“经过实践检验，经验成熟的，能行得通的，至少是有科学的而不是主观制造的典型经验，才能定成法”。他还强调，我们的立法工作，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立足全局，统筹兼顾；立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反复调查研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集思广益，使我们制定的法律比较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我们的法律还要备而不繁，简明扼要，便于群众掌握。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宪法和法律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等重要讲话中精辟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总的指导思想，既反映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他在题为《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丢掉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建设就没有正确的方向、规范、轨道了，那就不知道会改到开到哪里去，乱子就会多得很。特别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１０亿人，５６个民族，各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如果没有一个大家都遵循的基本原则，事情不晓得会搞成什么样子。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他针对有人将改革说成是“非马列化”、“非毛化”，“坚持马列，就是反对改革”，鲜明地回答说，这种论调，不是无知、误会，就是一种挑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我们的改革是按照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理论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他又说到，“四个坚持”，党章、宪法都写了，我们要站得高些，想得全面些，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站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看问题，我们就能分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增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就有信心去战胜一切困难。他指出，经济越是搞活，思想越要又活泼又统一。分辨是非、统一思想的标准是什么？对所有公民来说，是宪法；对所有党员来说，是党章和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维护宪法尊严的核心内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违宪的。用宪法教育全国人民，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运用宪法和法律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这是彭真同志的一个非常独到的重要思想。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彭真同志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论述，都是着眼于从制度上保证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把国家的、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那些动乱分子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谬论，彭真同志早在前几年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就作了有力地批驳。他说，坚持党的领导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统一的。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把事情办好，没有党的领导不行，这是历史证明了的。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党要包办一切，不是简单地由党下命令。党对国家的领导，最根本、最主要的是思想政治领导，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靠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靠党员的带头和模范作用来团结带领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彭真同志强调说，党对国家的领导，要通过国家的形式。党的主张、意见，只有经过法定程序，才能成为国家意志。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组织形式。凡是国家根本的、长远的、重大的问题，最后都要由人大决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有了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人民民主就有保障，国家就会比较稳定。
彭真同志还针对那种把党的领导同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明确地指出：“党委、人大、政府，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不是权力之争，三个机关实际上干的是一件事情，概括起来，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代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它的任务是保证宪法、法律，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实施。可以说，健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两者的目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的。”
五、人大常委会要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既不要失职，也不要越权，在工作中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彭真同志说，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不要失职，就是要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二不要越权，就是不要越俎代庖，干扰宪法规定的由政府、法院、检察院分别行使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关于人大的工作方法，彭真同志指出，人大和政府的任务不同，因此它们的工作制度、方法也就不同。行政机关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人大是集体负责制，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在高度民主基础上，才能取得多数人意见的真正一致，才能达到高度的集中。彭真同志强调说，我们的权威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讲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方法，我看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为了使人大常委会真正能够担负起全国人民赋予的职责，彭真同志提出这样一些要求：人大常委会的成员必须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必要的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要多谋善断；要抓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各级人大常委会要主动地和同级党委、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依靠党的领导、同各方面密切协作，把事情办好；要加强人大常委会与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总结这方面好的经验，并逐步形成制度；要健全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要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让中青年同志多挑担子；要善于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
六、新时期的政法工作，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彭真同志在多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再三强调，政法部门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工具，必须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要做到这些，就要紧紧抓住三条：
第一，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社会实践来检验政法战线的工作。彭真同志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必须抓紧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并及时认真地加以解决。不这样做，脑子就会僵化。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牢记毛泽东同志说的，观察问题，要客观、全面、本质，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
第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彭真同志说，搞好政法工作，首先要有高度的党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反对宗派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就要保持艰苦奋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作风，坚决反对以权谋私等各种腐败行为。
第三，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彭真同志在１９７９年的一次讲话中，就非常辩证地提出：“实现四化一定要有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维护、发展这样一个局面，就要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彭真同志特别强调：讨论问题时，只要是为了工作，提出不同意见，即使讲了错话，也不要紧，必须坚决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即使不正确的意见，讲出来也往往会对大家有启发，可以促使大家思考问题，从中引出正确的意见来。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话并不错，问题是“集中指导”并不是个人的指导，而是党章、宪法的指导。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做到思想活跃、行动统一，从而使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有了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彭真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两条重要原则，他对此是始终坚持不渝的。
总之，这本２０多万字的专集给我们的教益是多方面的、深刻的。这本专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成果，是一部充满时代气息，结合中国的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理论的教科书。在这本书中，彭真同志虽然主要讲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讲的是政法工作，讲的是人大工作、立法工作，但他所阐述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也同样是各条战线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因而确实值得更多的读者去学习和研究。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三个“一百年”
敢峰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小时起，我就喜欢李白的这句诗。在我心目中，这诗句既是雄伟的画卷，又富有人生信念和历史哲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海呢？小时候我只知道海就是大海，就是太平洋；长大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于是我才认定：这“海”就是共产主义的大海。中国的历史长河，经历百曲千折，是要奔向共产主义的大海的。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共运处于低潮，西方敌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在一些国家相继得手。于是，黄河是否还东流入海，在一些人思想上竟也成了问题。
其实，社会主义所遇到的挑战，正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契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我看来，这“上”，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下”，就是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的实际。共产主义尽管还很“修远”，我们就是要在这“上”“下”两者的结合中，不断探索和开拓前进的“路”。
为了回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问题，让我们展开历史的座标，从中国在世界上兴衰伏起的历史曲线中寻求启迪。
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具有５０００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举世难与伦比。１８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已普遍兴起，而东方的中国，却从文明的峰顶渐趋衰落。从那时起，中国经历了一个由渐趋衰落，到挽救危亡，到走向振兴的历史过程。如果把走向振兴的历程，一直算到２１世纪中叶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步曲”，那么，我们会看到三个“一百年”：百年衰落、百年救亡和百年振兴。
１８世纪中叶到世纪末正值乾隆年代，中国政治上的强盛掩盖了它技术和经济日益落后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１９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陷于四分五裂，濒于危亡。恰如康有为所叹：“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
从１９世纪中叶起，中华民族投入了挽救危亡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最后，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分裂、战乱和民不聊生的局面，使濒于危亡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重新站立了起来。这是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实现的第一个飞跃——从黑暗和苦难的旧中国向光明的新中国的飞跃。
２０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由于缺乏经验和中途出现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但毕竟取得了在过去剥削制度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成就更是举世瞩目。这是第二个飞跃——从“一穷二白”的中国向繁荣富强的中国的飞跃。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个飞跃的过程之中，即从温饱型到小康型、再到中等发达型的转变过程之中。
百年衰落、百年救亡和百年振兴，这三个“一百年”，放到世界近现代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大座标上来看，是整个中国历史轨迹的一个大曲线，是显示亿万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大曲折。再过五、六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航船就要驶出这个历史的大曲折了。到那时，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巨人的英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上。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至关重要、无比壮丽的征程之中。每一个怀有崇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华儿女，特别是肩负历史重任的青年一代，能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成果，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同心协力为振兴中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吗？多少惊涛骇浪和急流险滩都经历过了，中华民族正面临历史上一个难得的机遇，最好的机遇，中华新的振兴已经在望，我们应当满怀信心，牢牢把握历史的机遇，奋力夺取新的胜利。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看问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已经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１１亿人民的中国同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分开。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是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
在这里，我想借用清人郑板桥题写在一幅画竹上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新中国是建立在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之上的，但是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历经“千磨万击”，战胜重重困难，岸然挺立在世界上。我们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和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毫不动摇，管你世界上刮什么风，我们都不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铮铮风骨。
第5版(理论)
专栏：
加强农业的深层开发
庚德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农业劳动力才可能产生剩余和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因此把农业搞上去关键是加强对农业的深层开发。
农业的深层开发，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造占全国耕地面积２／３的中低产田，以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保证农业的稳定高产；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开发荒地资源，以弥补非农业占地造成的损失；加强农业的水土保持工作，以提高土地生产率。
农业深层开发的重点是，农业生产不发达，农民生活水平较低的贫困地区，如黄淮海地区、西北和西南地区，这些地区中低产田面积大，农田水利设施差，水土流失严重，可垦荒地资源多。它既是农业生产的落后地区，也是农业生产潜力最大的地区。搞好这些地区的农业深层开发，将会产生多种效应，有利于改变农业生产的不平衡状态，提高农产品产量，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同时，这些地区农业发展，也才能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这些地区要想发展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就要把农业的深层开发放在首要地位来抓。
现在的一个尖锐矛盾是，深层开发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投入，而这些地区贫穷落后，资金短缺，靠自身积累资金十分困难。深层开发与资金短缺的矛盾，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给予解决。一是工农联合，由工厂投资在农村建设原材料生产基地。如上海、天津等地的毛纺厂在西北地区投资建立羊毛生产基地；棉纺厂在华北地区投资建设棉花生产基地；卷烟厂在云南、贵州、河南等地投资建立烤烟生产基地。二是地区间横向联合，建设大型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如广东省可同两湖和江西等省的有关地区联合，由广东省投资在这些地区建立商品粮生产基地，定量向广东省提供粮食，以支持广东省的非农产业发展。三是城乡联合，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如北京市在河北固安县建立蔬菜果品生产基地等。这种通过联合形式兴办农业生产基地的办法，可以为贫穷落后地区筹集农业发展所必要的资金，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也可以为工业和经济发达地区稳定提供所需农产品，防止形成对农产品的争夺战。此外，还可适当引进外资，促进农业的深层开发。
加强农业的深层开发，政府要给予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主要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几项政策：发放农业深层开发贷款，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支持各类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保证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改变收购农产品价格的双轨制，逐步实行合同价格制；加强农业深层开发的科学研究工作，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到实践中去为农业发展做贡献。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用的农业机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