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擂响奋进的心鼓
——电视政论片《世纪行》的艺术特色
孟仁泉
（一）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四句话。
怎样通过电视片，以艺术形式系统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
怎样充分发挥形象化政治的魅力使观众欣然接受？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政论片，无论是纪录电影或电视片都曾有过。但涉及到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和政策性这样强，要求阐明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重大题材的电视政论片，可以说是第一部。其创作的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我起初是抱着疑惑的心情去看长约１６０分钟的《世纪行》（由中宣部策划、深圳市委宣传部主持摄制）的。我的脑海里似乎是“原则”与“形象”难以和谐的结合和统一。然而，荧屏上真实的形象、热烈的情感、深邃的哲理和亢奋的精神吸引住我，感动了我。
《世纪行》的创作集体勇敢地驾驭这一重大题材，取得了值得欣慰的收获。
因为他们没有回避矛盾和困难。他们没有回避肩头的重荷，他们没有墨守成规。没有这种炽热的激情和冷静的思索，没有这种胆识和拓展，就没有《世纪行》的创意。
（二）
怎样艺术地处理这一重大题材呢？
《世纪行》的定名就反映出他们的艺术总体构想和艺术气质，艺术风格和艺术情怀。一个“行”字，包含着深层的内涵和深远的外延；“行”的国际共运史与中国革命的运动性和规律性；“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世纪行》的标题已经显现这部政论片的独特艺术形式，以及其豪放、深沉、抒情、壮烈的基调了。
怎样发挥形象化的磁力与魅力，引人入胜？怎样艺术地运用视听语言让观众接受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世纪行》政论片改变居高临下、以势压人、板起面孔说教的习惯，而是俯视现实社会生活，采取平等与平视的双向交流的立足点，用真诚与真实的思想形象，心贴心、面对面地娓娓道来。改变图解政策和枯燥说教。真理可以笑谈。干巴巴、硬梆梆的宣传往往令人敬而远之。理论和原则紧密结合实际生活和深入人心，反映在视听艺术的感性形象，就能产生一种思想感情交流的投入感和认同感了。
铿锵有力的政论片，从来是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共忧患，与时代同步共振。《世纪行》编摄者寻找到怎样告诉观众的角度的同时，始终围绕着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性内容，联系当今大众所思所想所为的问题，抓住时代的热点，抓住当代国内外尖锐性矛盾的交叉点，抓住当前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困惑、思绪、渴望与追求的关切点，就能激发我们的兴奋点和共鸣点。通过形象化的电视语言，把四项基本原则表述得有情有理，有血有肉。让我们理解这一原则无比深刻与丰富的思想内蕴。
（三）
《世纪行》有着较为缜密的艺术构思，画面与声音的构成，局部与整体的区别与联系，各集的独立成章和有机的组合，首尾呼应以及叙事结构的布局等方面都倾注着编摄者的智慧与心血。他们打破传统政论片的构架，改变平铺直叙的方式，采取立体性、辐射性、交叉性的结构，站在当代矛盾和时代精神的高度，从历史的苍穹俯冲到现实生活；时间的跨度从１５０多年风云变幻的国际共运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变迁，空间的范围从世界到中国，纵横交错、交流与交织到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的变化，然后聚集在四项基本原则上，再升腾为不枯不朽的革命精神和情深意笃的革命理想。
编摄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思考、认识和理解，都强烈地在电视片中溢露出来，并渗透在画面形象之中。为了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拓展了思维空间，扩大了观察视野，选择了新的角度，深化了剖析的层面，提炼了事物的意境。
（四）
这部片子运用了一百多年来的有关文献资料。编摄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明确地认识到反映历史也是反映现实，离开时代精神则无法理解和准确反映历史的趋向。他们严肃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没有把历史当做任意打扮的天真小姑娘。他们注意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理性与感性、外象与内核、虚与实、事件与人物的和谐统一的艺术组合，使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实内容，从多侧面表现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题旨，由于总体构思和把握比较得当，所以主题是单纯而不单调，内容是丰富而庞杂。全片虽然分为“智慧篇”、“意志篇”、“团结篇”、“道路篇”四集，却形成一个整体思想形象。
电视片中出现了有些鲜为人知的珍贵镜头，让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活动，给人以极亲切和浓烈的真实感和沧桑感。编摄者从千头万绪、繁杂众多的材料中，始终用四项基本原则的主线贯穿，使人感到艺术与思想的线索是比较清晰地理明和理顺的，它牵动着观众的心弦——中国革命为什么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什么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如此跌宕起伏、艰难险阻？为什么共和国几度风险依然岿然耸立？为什么百年来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甘于为多灾多难的祖国血洒神州？为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历史的抉择？形象化政论给予观众沉思与震撼。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变革，革命的挫折与前进的事实，人民的呼唤与急切的期待，深入浅出，情理交融地让观众认识到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世纪行》坚持正面宣传和正面教育，但并不粉饰与美化现实，并不回避党在革命与改革中的失败与失误。既没有一味“形势大好”的歌颂，也没有无原则地热衷于扩大和夸大党的失误和失败；没有借“忧患”为名行丑化之实；而是情真意切，说真话，吐真情。所揭露的问题和矛盾是适当、适时和适度，反映出艺术家的成熟和严肃的使命感。我们党虽然有过失误，将来也难以避免遇到曲折和挫折，但党和人民决不失望，而是充满信心和希望。这样的描述是沉重而不消沉，是悲壮而不悲观，增强了这部政论片的可信性和战斗性。
（五）
《世纪行》在艺术上注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善于小中见大，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艺术细节的刻画，赋予政论片以情趣和感情色彩，给主题以铺垫和深化作用。例如：电视片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把提琴手”与“第二把提琴手”共同谱写“资本论”的细节，以及他俩最真挚最亲密的战斗友谊，为我们树立了人类最崇高友谊的典范。还有关于童心未泯的马克思同小孩交换小刀的“生意”。因为马克思的小刀钝口，他认真地按照研究的价值规律，补给小孩一个便士。列宁在病榻中斥责腐败的官僚作风，“要用剩下的好牙咬掉这些毒瘤”。
又如：解放战争的１９４６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历代王朝几经更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找没找到摆脱恶性循环的良策？毛泽东当时回答，找到了，这就是民主。真是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电视片还真实地展现毛泽东６０岁时学英文，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用“毛体”写满了单词。领袖好学不倦的毅力，令人肃然起敬……这些精采的细节，穿插在政论片中，画龙点睛，闪现着伟大的灵魂，显示着伟人品格的力量。伟人再不是头罩光环的超人，同样有着凡人的苦与乐，爱与恨，有着个性和生活情趣。它形象地告诉观众：马克思怎样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列宁怎样创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怎样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新中国的；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怎样进行改革开放的。它具有时代性、政治性和知识性，是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世纪行》的序幕使人耳目一新。一曲热情昂扬，富有现代感的歌声：“你是一个火种，点燃这片沉睡的土地。你是一个预言，画出人类理想的轨迹。你是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伴随歌声画面同时呈现：人们凭吊马克思墓、恩格斯在热情演说、列宁振臂号召、毛泽东讲课的洒脱英姿、邓小平在大海搏击风浪……这一组简洁的、寓意深刻的镜头，扣人心扉。《世纪行》的尾声的艺术处理是壮怀激烈，发聋振聩。它提出了再过１０年的灿烂前景。
值得称道的是《世纪行》的解说词撰写，它鲜明地服务于主题，是总体艺术构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解说词热情而朴实，并非单纯地“看图识字”似的解释画面，而是引申画面的内涵，补充并丰富形象思想内容之不足，使画面更加立体和充实，意味深长。全片沸腾着、流动着滚烫的形象化“语言”，它从多角度地、带有浓烈感情色彩地阐明了当代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然而，《世纪行》的艺术遗憾也是明显的。在叙事的结构方面时有松散，个别内容的表现上也有重复感，有些资料的使用也缺乏典型性，个别地方尚存在政治大于形象的不足。但是，《世纪行》电视政论片不失为一部非常可贵的、具有感情冲击力、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的佳作。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通向永恒的绿色之路
——池田大作《自然与和平的对话》摄影展印象
石少华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的足迹遍及４０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地方，除去繁忙的公务和与人的交谈之外，他都要听凭一种诗人和思想家的独特气质的驱使，抽暇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静思独处。如果说他的文字作品凝聚着力图使人与人沟通的哲学思考，那么他的摄影作品则体现着力图使人与自然神交的诗人心境。最近在北京展出的《自然与和平的对话》摄影展，充分表达了一位思想家的“生命的跃动”。
诚如池田大作先生所言：“摄影不单是求艺术”。形式的美并不意味着剔除了思想的美，而只是使思想的美更隐匿、更曲婉、更多地诉诸观赏者的心灵。一味地追求形式、玩弄技巧、忽视思想的内涵和精神的升华，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形式美的意义。古希腊诗人所谓的“画是无言的诗”，中国儒士所谓的“画者有形之文”，在我看都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池田先生摄影作品的真正动人之处，也恰恰在于那种“显示心境的作业”，在于始终潜在其间的思想的魅力。
作为人类命运、追求、前途和归宿的象征意象，“路”是池田先生摄影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圣教新闻社为池田先生印行的摄影作品集《与自然的对话》中，他所拍摄的“路”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眼里的“路”，大多是通达平坦、晴装素裹。而这次影展中的“路”，则更加深邃、千回百转：或者是“与皑皑白雪对照的漆黑国道”，或者是“石路上刻着风雪的年轮”，或者是一串“弧形的足迹”，或者是“万籁俱寂、野道无人”。正像池田先生在影展的配诗中所说：人生的路上，既有“悲剧之旅”，也有“希望之途”；既有“愤怒之小径”，也有“欢喜之大道”（《旅人》）。通过一幅幅画面，他将一个哲学家对人生的概括、思虑和最后的信念传达给人们。无论他的“路”多么冷峻、曲折，最终都毕竟通向诱人的绿色：空灵闲寂，总有“树影婆娑”；野道无人，也“仿佛听见春天的脚步”。这位不倦的“旅人”，在照片中凝结了思想的流动，又在诗行里延伸了照片的内涵：“旅人哟／从何处来／去往何方／月／已沉／日／未升／破晓前的混沌中为寻求光明／我／前行”（《地涌》）
这种不屈不挠的理性呼唤和始终如一的乐观信念，使富于希望的绿色成为池田先生摄影作品的主调。池田先生从不追求夸张、明丽的色彩，而是力图用一种接近于自然的原色调缩短人与自然的间隔。他让我们看到：“嫩绿的大自然，闪烁在初夏的阳光中”；“稻田的嫩绿，是春天田园的怡人景色”；浓淡的绿，构成了诗情洋溢的田园佳作；他的“绿色”表达着大自然的生机与和平，是人类的追求所在、希望所在、也是人类的理想所在。因此，尽管池田先生的作品中从来没有那种盲目扩张的、独往独来的“自我”，而只有一片片绿色和融入绿色的、无人的野路，使人感觉到天地之悠悠、宇宙之广袤；他那些通向绿色的旅途却恰恰反映着整个人类的追求和终极关切。池田先生的“自我”，是一种超越了一己私情的更崇高的“自我”。
作为创价学会的领导人和日莲正宗法华讲总首席讲师，池田先生将禅心佛性与日本艺术的“空寂”传统相结合，使他镜头下的一切景物生灵都在总体上呈现出与那绿色之路相通的格调。因此，当我们看到那迷离的月色、朦胧的阳光、绿叶遮面的荷花、宁静淡泊的锦鲤时，总会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情感的升华，总会分辨出一个思想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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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我的苦恋》随笔
公木
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杨继笑诗集《我的苦恋》。
诗集于扉页题曰：“谨此献给——大自然与小鸟”。诗人是在对自然与心灵交谈：在谛听，在倾诉。正如作者在诗集《后记》中所说：“我们生存在无限广阔的大宇宙中间……在时空变幻流动的长河中生息繁衍，在生物链上吸收和给予着大自然”。诗人以半是惊喜、半是迷茫而又极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大自然。
是啊，就这样，诗人写诗，乃是对春花秋月，夏云冬雪自然造化的反馈，是对那“地球上最高的花朵，能思维着的精神”，心灵的小鸟的赠与。诗人投进这诗的光圈里，诗人发现人人头上都罩着同样的光圈：人们！人与人之间，今人与今人之间，今人与古人之间，今人与来人之间，岂不正是用诗相沟通、相联结起来的吗？
苦恋酷爱偌多情，我不要诗诗自成。这是继笑诗的另一特点。诗人于《自序》中说：“我多想不要诗／不要那脉脉情思／不要那眷眷苦恋。”但那就“像太阳驱赶光环／像大海抛弃波澜”。情不由己呀，办得到吗？
苦恋缘酷爱，多情若无情，“我多想不要诗”，等于说我多想不要生命。诗本来是一种生命的表现，一种生命活动的投影。人怎么能离开诗呢？假如失去了声音和光芒，时间与空间也便会僵死了啊！
“诗的语言，不是单义性、低密度的，而是复义性、高密度的，不是静态、平面的映象，而是流动的闪烁生辉的多棱镜，它不仅有抽象化的理性思考，更含有非理性的浓厚的情感和美感的深层意蕴”（《后记》）。是的，这是诗之三昧，是诗之所以为诗，是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掌握方式，它是诗人所熟谙而且确切掌握了的。但是，我想补充说，任何精神产品，都不能产生于虚无，诗亦然。无论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抑或是直接表现外部世界的斑驳陆离；也无论是在表现手法甚至创作方法上怎样多样化，从总体上看，决然摆脱不掉现实主义精神的统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确实是无边的。《我的苦恋》当也不免会体现出或印证了这一规律。“嫩江的船队”这一辑，写人写景，像一具具浮雕。绘影绘声，引人进入画境，而大都是纪实。这些，都可以读作长诗《嫩江，我的苦恋》的铺垫；城乡对照，联想回忆，在不同空间里显示出时间的推移，又在不同时间中摹写出空间的对比，这种写法是新颖而生动的，而且充分展现着苦恋的情怀，又是多么别具风趣的抒发啊！这一辑基本上得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诗篇，是无庸烦言的。即使在“生命鸣奏曲”中，在“心海珠贝”中，在“沉思的年轮”中，似乎着意在探索幽冥，搜寻隐微，要求“记录下自己心灵的符号”，而诗篇仍然犹是紧贴着而不曾离开现实。总之，三辑诗作，浮想联翩，闪烁着人生历程中滴滴点点、浅浅深深的体会，显示着浓厚的情感色彩和美感的深层意蕴，虽然有的也还并非一目了然，未能一瞥通幽，而是须要按门铃，才得把手言欢；甚至尚有少量诗章，纵千呼万唤，犹抱琵琶半遮面，尚待破译。尽管如此这般，但从总体上看，《我的苦恋》仍不失为是这样一部诗集，它的主体是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与多种创作方法，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诗歌在探索前进中通向未来的一条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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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露滋润花烂漫
——四川绵阳文艺一瞥
邵建武
重访绵阳，印象颇深。
四川绵阳市王金诚市长的一席讲话，冯崇泰副书记的几番交谈，绵阳文艺界人士的短语长侃和摆在案头的著作文章，给我勾画出绵阳文艺界的轮廓与细部，生机勃勃的整体，生机勃勃的元素，生机勃勃的运行机制。
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并持之以恒，是绵阳市党政工作的传统，这个传统来自于这样一个共识：绵阳起飞，靠科技；科技起飞，靠人才；人才起飞，靠环境；环境，即人文环境。文艺是改良环境，优化环境的主力。
自１９８５年建市以来，绵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负责同志都以一定的精力关注着当地文艺队伍的建设与文艺创作的发展。这种关注，并不是一般性的口号与要求，而是具体的行动，扎实的措施——千方百计地为文艺界排忧解难，诚心诚意地与文艺界作朋友，适时妥当地给文艺界指方向，身体力行地参与文艺创作。在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绵阳市尽可能地为文化艺术单位增加经费，解决落实人员编制、办公设施乃至创作人员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绵阳市还以临时拨款的方式，支持当地文艺界每年举办一至二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以提高文艺队伍的素质，近几年，应邀到绵阳讲课、交流的专家、作家、编辑多达近５００人次。
绵阳党政负责同志与文艺界人士的交流，很少是上下级式的，相互之间，多是以诚相待，商量工作，讨论问题，常常是各抒己见。当然，这种朋友式的平等交往并不是无原则的。对于文艺界人士的一些模糊认识，文艺创作的某些偏差失误，绵阳市的党政领导同志也及时地表明态度，提出要求，交换意见，促使他们少走弯路，多出佳作。早在去年５月，冯崇泰同志就针对部分文艺界人士在创作上的迷茫徘徊，和他们座谈交心，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应该高奏时代的主旋律，应该高唱社会主义的正气歌，并据此撰写了论文《文艺要高奏时代主旋律》。
绵阳文艺界人士是不负这番厚爱与厚望的。他们深入生活，刻苦读书，潜心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绵阳市共有１５０件文艺作品在全国与四川省的各种评比活动中获奖。
由绵阳市文联举办的双月刊《剑南文学》，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尽心培养文学新人；作家吴因易自１９８５年以来，相继推出了《宫闱惊变》、《开元盛世》、《魂销骊宫》、《天宝狂飙》等５部长篇历史小说。文化局长陈明星在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之余，创作了别具一格的歌舞川剧《华清池》，在当地久演不衰，在赴省和进京演出时，获得好评。郭四旭、谢宗年的报告文学《他骄傲地举起世界》荣获全国报纸连载作品评选一等奖。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绵阳市就有８件作品参展，杨昆原的漫画《大买主》和吴映强的国画《原上草》分别获得金牌奖和铜牌奖。何多俊的年画作品先后在全国第三、四届年画展览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田茵创作的舞蹈《海的女儿》在１０省市少儿舞蹈录像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小诗人郁奉的诗集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全国优秀少儿读物评奖活动中获小作者作品鼓励奖。小书法家赵文杰多次在国内书画展评活动中获奖，并应邀赴日展览。周玉清的小说、雨田的诗、母碧芳的散文，以及其他业余作者的作品，都有一定的影响。
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山花烂漫；老年、中年、青年、少年……四代争先，这就是绵阳文艺界，这就是绵阳的气概与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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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烟花泪［电影］
（改编：杜波赵乙张峰李安华谢添
导演：谢添 艺术顾问：赵子岳
摄制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宋时，烟花女子敫桂英在丈夫高中后被抛弃，她求得海神爷的帮助赶往开封相府，终于将正与丞相之女成亲的忘恩之夫擒拿。然而，这却是一场梦。醒来的敫桂英，依旧是怨恨无处诉，空悲对寒秋。
本片根据蒲剧优秀保留剧目《打神告庙》、《情探》改编而成。其在对敫桂英赴相府复仇路上的复杂心理的刻画，敫桂英相府怒斥王魁时情绪的宣泄，以及梦醒后空悲切的氛围渲染上，较好地运用电影声画表现手段，增强了原作的艺术感染力。
（向）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闹书院》［新编历史故事剧］
（编剧：曹涌波导演：李玉彬
演出：河北省赞皇县丝弦剧团）
《闹书院》以尊师重教为主线，通过清朝乾隆皇帝巧妙处理皇后与宠臣侮辱太子的老师王尔立这一事件，反映了教育与立国的关系。该戏的编导本着还戏于民的愿望，努力将宫廷生活民间化，使之更适合农民观众的口味。
丝弦是河北省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其唱腔激越悠扬，慷慨奔放，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的特色。该剧团努力挖掘传统，善于出新，较好地发挥了丝弦艺术的特长，其主要演员景印楼、马国福也有不俗的表演。
该剧已在农村公演二百余场，在省第二届戏剧节上获编剧一等奖。
（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