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血战东南 风范长存
——纪念红十军创建六十周年
方志纯
１９３０年７月间，经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江西乐平众埠街正式宣告成立。叶剑英元帅１９３９年曾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样一首绝句：
血战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这是对红十军主要创始人方志敏烈士革命气节的赞颂，也是对红十军历史功绩的讴歌。
１９２７年弋横暴动以后，赣东北党组织从农民革命团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分子，组织了一支脱产的游击队。这支独立武装逐渐发展成为赣东北红军独立团，邹琦、郑孝胥、李上达等共产党员先后担任过团长。１９３０年初，经过弋阳余家仓整编，进一步确立了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规模又随之不断扩大。同年７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此基础上宣告成立。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政委。
红十军成立后，在以方志敏为首的赣东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两次攻打景德镇，以及出击都（昌）、湖（口）、波（阳）、彭（泽）、马当、秋蒲、东流等军事行动的胜利。回师赣东北之后，又取得了珠仙桥、河口等战役以及二进闽北等军事行动的胜利。红十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声威大振。
红十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了“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当时，全军都十分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培养政治、军事干部，各级都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同时，还设有政治工作机关，配备了政治工作人员，连有指导员，营有教导员，团有政委，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弋横暴动开始之前，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率领党员和革命骨干，在弋阳、横峰等地数十个村坊里组织起了半军事化的农民暴动武装——农民革命团，用革命武装镇压了乡村中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用革命的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开辟了弋横根据地。农民革命团，起初既是一个军事组织，又是一个政权组织。赣东北苏维埃政权、赣东北的红军，都是在农民革命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由此可见，在赣东北，政权的建立是与军队的建立休戚相关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但是赣东的革命实践，也是被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那时，我们赣东北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地，放下行装，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各家各户打扫庭院，砍柴挑水，耕田耙地，栽插收割……白天，和群众一块劳动，帮助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夜晚，跟群众拉家常，讲述革命道理。用不了多久，红军指战员就和他们熟悉了，交上朋友了，情同手足，鱼水情深。
当时我们的生活是很苦的，每天除了食米外，只有五分大洋的菜金。战士如此，干部亦如此。方志敏担负那样高的职务，可他在北上之前，留在赣东北的唯一财产，就是藏在深山里的几件旧汗衫和几双打补丁的线袜子。当有人劝他给家里寄点钱的时候，他笑着回答：“我管的都是公款，一分一厘都要用在革命事业上，我个人哪来钱寄给家里呀！”以方志敏为代表的红军指战员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廉洁奉公的品德，是根据地党群关系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无产阶级的军队，赣东北红军的纪律也是相当严明的。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没有传到赣东北之前，就提出了“打土豪归公”、“缴枪有赏”、“买卖公平”、“说话和气”等口号，后来，除了执行“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纪律条令”所规定的奖励制度和军纪军法以外，如强奸妇女、乱烧乱杀、敲诈人民财物的要处以严刑。
人民群众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平时给他们缝缝补补、浆浆洗洗，给他们打草鞋、做军衣、提供粮草……战时，给他们运弹药、送茶饭、抬伤员。红军没有给养，群众宁愿自己吃稀饭，也要送去。敌人来了，群众立即通风报信，千方百计保护红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方志敏多次遇险，都是在当地群众的保护下转危为安的。
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对红十军的拥护、爱戴与支持，是我们红十军能在赣东北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胜仗一个接一个的最基本条件。
１９３５年初，抗日先遣队皖南行动失败，红军伤亡惨重，整个队伍被敌人冲散，方志敏等同志不幸被敌所俘，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红军指战员在革命前途显得有些渺茫的情况下，依然顽强不屈，英勇斗争，纷纷转到皖赣边界、浙西南、闽北、皖南等地区，组织游击队，其领导人主要有：粟裕、李步新、余金德、倪南山、朱农、杨文翰、王丰庆、陈直斋、江天辉、黄道、饶守坤等同志。这些游击队在失去统一领导，相互联系又被阻隔的情况下，利用峰峦起伏、连绵不绝的磨盘山、武夷山、黄山、天目山进行游击战争，构成一道游击地带，威胁着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反动势力，并坚持到抗战爆发。
我们的红军指战员为什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不畏险阻，一往无前？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革命一定要胜利。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宁愿居住简陋潮湿的茅棚，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饥饿、寒冷、危险、困难……一切难于忍受的屈辱和痛苦，都能忍受，都丝毫不能动摇革命到底的决心；一切都能舍弃，唯独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文化战线上
——回忆黄镇同志
刘复之 贺敬之 林默涵 陈辛仁 姚仲明 王阑西 王仲方
黄镇同志逝世半年多了，我们依然沉浸在对他的深切怀念中。
黄镇同志幼年即热衷于作画，青年时期到上海先后入美术专科学校和新华艺术大学攻读，在刘海粟和潘天寿等名师的指教下，技艺大有长进。他本来立志从事艺术教育事业，由于客观形势逼人，便投笔从戎，探求救国之道。后来，他参加了宁都暴动，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红军干部，从此他所长期追求的崇高愿望得以实现。
（一）
黄镇在红军五军团担任宣传干事，他运用自己平生所学，编歌、编剧、绘画、写标语，并且自己参加唱歌演戏，积极开展战地宣传鼓动工作。他的艺术才能和工作热情，很快被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所了解、赏识，刘派他到瑞金去接受短期训练。训练结束后，他担任了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并领导“猛进剧社”。在苏区，他参加了《杀上庐山》的戏剧演出，获得好评。他绘制的大幅油画《粉碎敌人五次进攻》，被红五军团献给第二次全国苏区大会，悬挂于大会会场。他编的歌剧，受到了瞿秋白重视并曾计划出版。这时，黄镇的革命画家的名声，在红五军团中，已颇有影响。
在长征途中，黄镇连像样的纸张也没有，只能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写字、作画。就这样，他在万里长征中主要的贡献是他沿途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鼓舞士气的写生画。十分可惜的是，在那动乱苦难的内战年月，只幸存下来２４幅，成为红军长征时期罕有的形象史料和极其宝贵的艺术珍品。这２４幅画，１９３８年由肖华同志带到上海，阿英（钱杏村）安排，很快以《西行漫画》的书名编印成集发表。阿英在叙文中写道：“虽是２４幅的漫画，却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坚实，以及作为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之中在开始成长。”“在中国漫画中，请问有谁表现过这样伟大的内容，又有谁表现了这样韧性的战斗？刻苦、耐劳，为着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这是怎样的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意志。非常现实的、乐观地在绘画中，把这种意志表达出来，是从这一束漫画始。”“这一束漫画，它不仅要伴着那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的伟大行程永恒存在，它的印行，也使得中国漫画界，受到一个巨大的新的激刺，走向新的开展。”《西行漫画》当时只印了２０００册，绝大部分流传在上海和新四军地区，１９５８年重印过３０００册。１９６２年７月再版的时候，正式定名为《长征画集》。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８年８月又先后出了第二、三、四版，并出了英、法、日等外文版，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黄镇同志在长征途中，写了不少歌剧和话剧，其中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是《英勇上前线》和《破草鞋》两剧。特别是话剧《破草鞋》，演出后受到部队官兵和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由于该剧获得的成功，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４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黄镇奉命率红三、五军团剧社赶往参加庆祝大会的文艺演出。《破草鞋》的演出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当舞台上出现国民党军队屡遭惨败，几十万大军的战果仅仅是红军丢弃的几双破草鞋的场面时，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黄镇对太行军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是文武双全的政治委员，他深深懂得，战斗不仅仅是铁血的较量，有时也是文墨的战斗，必须同时运用两种武器去战胜敌人。因此在部队政治工作中，他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多幕话剧《清平乡》演出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为太行军民所喜爱的秧歌剧、话剧等好作品。
黄镇对太行军区部队创办的《战场报》和刊物《抗日战场》，经常给予切实的指导，并且亲自为它们组稿、撰稿，使它们更为读者所欢迎。黄镇同志还为建立太行部队的摄影工作倾注了心血。从规定工作方向、配备干部、调拨经费，一直到《战场画报》的出版，在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出现的时候，他都亲自加以逐个解决。最后，使《战场画报》终于胜利出刊，并办成了太行全区的一份印刷十分精良的以图画、摄影、文艺三结合的艺术刊物。
（二）
黄镇从１９５０年起，从事外交工作长达２７年。
他对使馆文化处的工作十分关心，帮助业务建设，督促对外活动。由于他有很高的文化艺术水平，又善绘画，与驻在国文化界人士交往共同语言多，很受对方的敬重。例如，苏加诺总统十分爱画，总统府设有画室藏画，并有画师负责管理此项事务，黄镇同志便常与总统交往。苏加诺总统有时还专请黄镇去与之一起评画。黄镇同志对绘画艺术的见解以及对我国绘画传统的介绍，使苏加诺深表赞佩。苏加诺出版其藏画集，就是通过黄镇同志与我国内联系安排的。
黄镇同志在担任驻外大使工作中，总是把促进我国与驻在国开展文化交流放在使馆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他在任匈牙利大使期间，以周巍峙同志为团长的中国青年文工团，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１月１７日在匈牙利访演一个多月，先后在２０个城市演出了６０多场，观众８万多人次。黄镇同志作为驻匈大使，对该团在访匈期间给予了十分周到的照料，从安排日程到演员生活，无不亲自过问安排。又如：他在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期间，我国访问印尼的文艺团体仅大型的就有：以郑振铎同志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７７人，以萨空了同志为团长的中国艺术团９１人，先后于１９５５年６月至８月和１９６１年３月至５月，访问了印尼各大中城市。我驻印尼使馆在黄镇亲自主持下，对我出访艺术团的访演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保证了访演的成功。
黄镇同志作为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为开辟和扩大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以画会友，与法国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友谊。通过这些朋友的积极活动，大大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法国一些始终热心从事法中文化交流的老朋友，就是黄镇同志在那时候结交的。
１９７３年黄镇出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把开展双方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作为联络处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他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７年的任期内，中美文化交流在中断２０多年后，从无到有，交流项目逐年增多，互访人数成倍递长。
（三）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可是文化部曾在“四人帮”的直接控制下被践踏得面目全非，人皆称之为重灾区。而主管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对外文委，也早已被迫关门歇业。中央将驻美国的黄镇大使调回国内担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职务，既抓全国文化事业的拨乱反正，又抓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
黄镇上任后，根据调研结果，决定先解决几项大事：第一，抓整顿队伍。该调出的，该调进的，既是慎重的、又是干脆利落的，明确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立场正确、“文革”中没有问题的同志手里。第二，抓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在“文革”中散布的极左思潮和种种谬论，及时清除“四人帮”的流毒。第三，抓整顿秩序和开展业务。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克服各种混乱现象。组织和扶持重点的文艺创作，清理积压的创作成品。第四，抓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树立民主、团结、奋发图强、兢兢业业的新风气。
文化部经过一段雷厉风行的整顿，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逐步出现了一批好作品，文艺创作开始走向繁荣。
进入８０年代，鉴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际文化交流势将增多，而且它在发展外交关系方面是相当重要的。于是，重新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对外文委再次兴家立业的背景。不久，对外文委正式恢复，黄镇同志被任命为对外文委主任，离开了文化部。
黄镇同志在筹备对外文委中，为争取尽快地开展对外活动，采取一面建立机构，一面开展对外工作，很快，对外文化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仅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这段时间里，就先后同６４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协定，加上“文革”前签订的３４个中尚有１８个有效的，我国当时即已与８２个国家有了文化协定；共派出文化代表团２２起，访问了５０多个国家，接待了来访的文化代表团６９起；派出大中型表演艺术团共１８６起、７７７９人次，接待外国来访的表演艺术团１６５起、５８００余人次；派出的文化艺术展览共２７８起，接待外国的文化艺术展览１２８起。
黄镇同志对于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建设性的观点：一是文化交流必须和外交工作相配合。文化交流要宣扬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增进我国与外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加强友好合作。二是对外文化交流既防止崇洋媚外，又防止大国沙文主义的排外情绪。要宣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也不能唯我独尊。要学人之长，补己之不足，抱寻求友谊、寻求知识的态度。三是吸取人家的东西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洋为中用”的方针。四是要求出国的节目必须是有代表性、有水平的，出国人员必须对接待国的文化特点有个大致了解，对本国的文化政策和历史及其趋向有较清楚的认识。
黄镇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谆谆教诲永远萦绕在我们脑际，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闪耀在我们眼前！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韶山女杰王淑兰
陈高举
毛泽东的弟媳、毛泽民烈士之妻——王淑兰，１８９６年２月５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１９１３年与毛泽民结婚后生有一男一女，子，名远益（后夭亡），女，名远志。王淑兰既是一位勤俭持家、贤惠能干的农家妇女，又是一位热爱党、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女中豪杰。
送夫救国
１９２１年２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寒风阵阵，黑夜茫茫。然而，在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家的火堂里，炉火熊熊，通明透亮。
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王淑兰等兄妹弟媳围火而坐，家常声声，话语不断。
毛泽东说道：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弟弟也到长沙读书去了，家里的事情全靠泽民、淑兰料理，实在是辛苦了。
毛泽民接过话头叹息着说：“唉！这几年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民国６年房子起火；民国７年败兵抢东西；民国８年、９年母亲和父亲相继去逝。不瞒三哥说，这几年家里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啊！”
毛泽东沉思片刻之后接着说：泽民讲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只是我们一家人的事，而大多数人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啊，因为国乱而民不安嘛！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我们要舍小家为大家，舍家为国呀！泽民，你把家里的田、房、账目处理一下，跟我到长沙去。
血气方刚的兄弟姊妹们，讲者振振有辞，听者入耳入脑。
尔后，毛泽民、王淑兰夫妇忙碌开了：泽民按照其兄之安排，将猪栏里的猪赶到银田寺卖掉并用其款还清了欠下别人的钱，而别人欠下自家的钱则当面宣布不要了；池塘里的鱼打上岸之后也送的送、卖的卖了；田给穷人种，房给穷人住。而淑兰呢，又是缝补浆洗，料理家务，又是清理物品、整理行装，一连忙了数个日日夜夜。
夫妻离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毛泽民出发的时候，这对年轻的恩爱夫妻，时而一前一后，时而比翼同行。妻子送丈夫，送了一里又一里，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长沙城。
在这里，王淑兰深情地望着丈夫久久不愿离去，望着他登上了城南的妙高峰、跨进了城北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门、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征途。
坚持斗争
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在殊死地较量着，毛泽东的亲人们在顽强地战斗着……
年方２０有余的王淑兰，在丈夫出征救国之后，先是在长沙生活、学习了一个时期，后来回到了韶山，隐居于上屋场旧居的一间房子里。
从此，王淑兰便开始了她那寡母孤女的生活，开始了革命的生涯。她起初从事革命交通联络工作，随后投身于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湘潭县韶山特别区委员和妇女联合会负责人。她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革命道理；积极组织领导广大妇女开展募捐、剪巴巴头（旧社会婚后妇女发式）、进祠堂、坐头席和妇女放脚等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韶山妇女运动的深入发展。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韶山。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密探，常常带着照片潜入韶山搜捕缉拿毛泽东的亲人眷属。
王淑兰在乡亲们的掩护和党组织的护送下，悄悄地来到了湖南长沙。
在长沙的岁月里，王淑兰经常出没于长沙、华容、临武、桂阳等地，以乞讨、当女工、做裁缝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联络工作。后来不幸被捕，被关押于国民党长沙陆军医院监狱。在铁窗牢笼里，她仍然坚持斗，不向敌人供出党的秘密。她还接受了养育革命后代的重任。一位王姓同狱难友在就义之前将其身边之子交给了王淑兰代为养育，后改姓为毛，名华初，并为其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心血。
１９３０年红军攻打长沙时王淑兰获救出狱，出狱后便投入了紧张的党的地下工作。她奔波于长沙、衡阳、湘乡、湘潭等地，与战友们一道创办了“湘潭纱厂”，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地下斗争。
４０年代，她在桂阳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组建游击队；开展保卫仓库、保卫粮食，迎接抗战胜利、迎接翻身解放的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
奉献余热
５０年代，王淑兰告老退休后居住于长沙，开始了她的晚年生活。
然而，退休之后，王淑兰并没有忘记党的工作，她仍然牵挂着韶山人民的冷暖温饱，尤其是家乡妇女姐妹们的特殊权益。她每每回到韶山，不是走村串户，就是深入田头地角，通过拉家常、讲故事等形式，向妇女群众宣传党的关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方针政策；对她们进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艰苦度日的思想教育，激励她们走出锅台、参加生产劳动；倡导“一人有困难，大家都来帮”的社会新风尚。
王淑兰同志于１９６４年７月６日不幸病逝，终年６８岁，其墓安葬于韶山冲之象鼻山下。
王淑兰虽然与世长辞２６年了，但是，她那种热爱党的事业、爱护革命后代、关心妇女权益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