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近代中国救国方案的历史选择
马洪林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华民族命运的严酷史页。中华民族面临的已不是大陆圈内“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而是漂洋过海的西方列强的鸦片、大炮外加传教士的凌虐。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中国遭到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成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尖锐地提出了中国走什么道路和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说过：“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民族的先觉，把中国放在世界近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选择了那个时代的救国方案，用起义、自强、维新、革命的手段，把爱国主义一浪一浪地向前推进，使资本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第一个救国方案是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睁眼看世界的救国活动。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但已进入衰落末世。正当中国国势江河日下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英国，向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泱泱大清帝国，竟被区区三岛的英国打败了，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震惊和思考。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其中，魏源第一次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承认中国落后，中国应该“师夷”即学习西方，这在当时来说是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定勇气的。学习西方什么？当时他们主要还是只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认为这是外国的长处。
第二个救国方案是洪秀全提出的“地上天国”方案。洪秀全改造了西方基督教的教义，把平等精神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农民的平均思想相糅合，提出了代表农民利益的救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地上天国”的理想，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将士浴血奋战１４年，驰骋１８省，牺牲数百万人，把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但是“地上天国”救国方案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虽然它把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口号，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农民要求获得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追求平均平等的思想，用纲领的形式表述出来，但是“五母鸡＝母彘”，“天下通一式”的“地上天国”映像，只能是在手工业和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改造世界的幻想，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这种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悲壮地败下阵来。
第三个救国方案是康有为提出的“维新变法”方案。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目睹洋务派的失败，批评他们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皮毛，反对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本体，是“体”“用”倒置，没有学到点子上。维新派接受洋务派的教训，提出不独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体系，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全面学习西方的构想。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师法俄国彼得大帝以君主权威推行变法的榜样，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模式，提出开国会、立宪法、实行三权分立，通过“君主立宪”的办法，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又把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具体落实在开制度局上，并建议设立具有资本主义文官制度的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十二局，以推行新政。康有为提出在内廷开制度局的主张，是维新变法政治的核心，也是他学习西方的最大胆的尝试。他期望通过依靠皇帝的“乾纲独断”，用设立制度局的办法，来取代封建专制机构，实现其“维新变法”的救国方案。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参与国家权力再分配的行动，触及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权力中枢神经，结果遭到慈禧太后的血腥镇压。“维新变法”失败的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通过“变法”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行不通的。
第四个救国方案是孙中山提出的“民主共和”方案。维新志士的鲜血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猛醒到不用武力推翻清政府，就不能实现用资本主义救中国的理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由于接受了全新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他们的理性思考和政治实践更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和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风采。１９０５年８月，孙中山在东京组成了中国同盟会，按照西方政党的模式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且提出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革命党人在这一指导思想鼓舞下，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在枪林弹雨中迎来了辛亥革命的黎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发布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令。资产阶级欣然高呼：“工业革命此其时矣！”审视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部结构和发布的法令政令，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投影。可见，中国的学生们向西方的先生们学习态度是多么虔诚啊！但是，先生们只允许中国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把军舰开进长江，对革命政府施加军事压力；他们劫夺中国海关关税，对革命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他们挑选袁世凯夺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把中国推入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毛泽东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新民主主义论》）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本行不通。
回顾近代中国救国方案的历史选择和演变，可以看出这些方案一个比一个进步，一个否定一个，一个取代一个，新陈代谢迅速，螺旋式上升，既表明了救国事业的阶段性，又表明了近百年爱国主义的进步性；这些方案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但又一个接一个的提出来，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屈服于外来的压力，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既表明了救国事业的连续性，又表明了近百年爱国主义的一贯性。江泽民同志说：“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最本质、最精审的概括。
近代中国四、五代人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进行了多层次的模仿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试验，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破坏下，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这说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也不能救中国。正当中国人苦闷彷徨找不到民族出路的时候，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先进的中国人从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摆脱贫困落后，走上独立富强的脚步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走俄国人的路，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总结中国近百年救国方案选择的历史经验，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通过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进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近代中国救国方案递嬗选择的必然结果。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珍惜共同走过的路
诸葛立早
刊登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的一条短新闻，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那条新闻说，上海市市建一公司、三公司组织５０、６０、７０、８０年代建筑工人举行“四世同堂”座谈，老年工人纵向比着讲，其肺腑之言引起了中、青年工人思想上的共鸣。“四世同堂”展示了上海建筑业几十年走过的一条沐雨栉风却又生机勃勃的希望之路。
久违了，“四世同堂”座谈。如果说，生活是一部教科书；那么，“四世同堂”本身就是这教科书的一个篇章。如果说生活是一条路；那么，“四世同堂”本身就是这奋斗之路上搏击者留下的一连串脚印。在这条路上行进的每个人，既要昂头向前看，也要回头往后看，当然也需要转头两侧看。如此审时度势，才能信心百倍，鼓舞自己前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世同堂”座谈，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迪：要珍惜我们共同走过的路。
我们共同走过的路，决不仅是时间的流逝，它是一段对我们的现在与将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在契柯夫的小说《我的一生》中，曾有这样一段争论：女主人公玛霞沉湎于幻想，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过去。她给丈夫米沙伊尔的信中说：“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着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们又会难过起来。”但米沙伊尔不这样看。他回信说：“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对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来说，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确实，时间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一个对人生采取严肃态度的人，决不会一笔抹煞过去，决不会对自己走过的路弃之如敝屣。其中道理很明显，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没有将来。过去不仅影响现在，而且影响将来。人们在通讯、机器的控制中，可以根据过去操作、活动状况，调整未来的行为，这种原理在控制论中叫“反馈”。这也就是说，过去发生的可以赠给将来发生的。珍惜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从往事与今日的对比中，增强前进的信心，义无返顾地走向未来。
对于我们来说，共同走过的路是一笔宝贵的遗产。不能因为强调“横比”就把“纵比”视为怀旧。“明镜照形，古事知今”。一个有进取心的民族总是善于从自己走过的路中获得一种激情，一种创造的激情。美国著名的企业家亚科卡在自传中讲到，他小时候，父亲常开着一辆旧的“老爷车”，把全家带到艾里斯岛上去爬台阶，目的是要他们不要忘记祖先从欧洲移民来美洲时开发新大陆的精神。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也讲了一个《烟草路》的故事。在纽约最繁华的百乐大道附近，一家有名的戏院每天都上演一出名剧《烟草路》。这出戏描写的是美国早年出烟地方的人民的穷苦情形。但上演十几年，每天有观众，差不多天天客满。据说，这是因为人家对那段艰苦奋斗的历史念念不忘。时时回顾这段历史，从中找到自信，汲取力量。这几乎和我们过去说的“忆苦思甜”毫无二致。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当然更应珍惜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任何自轻自贱、自贬自卑、自辱自诋、自暴自弃的情绪，都是不足取的。
记得日本经济数理学家森岛通夫所著的《日本成功之路》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国的过去会对其随后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一个国家如果无视自己的过去，就不能进步。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历史地去研究问题，具有同样的意义。任何一种不重视历史的社会科学理论，虽然它可能作为一种最初的接近实际的理论而发挥作用，但到一定时候会变得十分危险。”这一见解是十分精辟的。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一个单位和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其间有着共通的道理。平心而论，只要我们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便能仿佛听到一阵阵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路是人走出来的。对我们共同走过的路，大至国家，小至工厂、商店、学校、乡村、家庭，都要珍视之，爱惜之。
第5版(理论)
专栏：
积极开发新产品 保持工业稳定增长
河南新乡市市长 田纪震
近几年来，我们新乡市坚持把开发新产品作为调整产品结构的关键一环来抓，每年开发１００多个新产品，投产１００多个新产品，淘汰１００多个老产品，使企业活力不断增强，保持了工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全市乡以上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１４．７％。去年下半年虽然遇到了市场疲软等问题，但全年仍达到了１２．７％的增长速度。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提高认识，增强开发新产品的自觉性。新乡是一个中等城市，工业以轻纺、机械电子等加工制造业为主。近几年来，国家在这里没有投资大项目。为了保持工业的稳定增长，我市对于依靠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走内含扩大再生产路子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由于全国一般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加工工业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技术改造必须与产品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大力开发新产品。这实际上是一种适应性调整。随着生产规模的发展和产品数量的增长及消费需求在量上的满足，许多短线产品一般不再是老产品的短缺，而越来越表现为结构新、功能新、用途新的新产品。因此，开发新产品就是对产品结构的积极的、开发性调整。大力开发新产品，以及时更新市场上进入衰退期的老产品，做到投产一代，研制一代，设计一代，对于增加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期间，搞好新产品开发，更是关系到企业成败兴衰的大事，必须把它当作调整产品结构的关键抓好。
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要，选准新产品的开发方向。为了提高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我市的企业普遍加强了信息和市场调查、预测工作，注重开发有潜在市场和发展前途的产品。一是瞄准市场空档，开发能增加有效供给的产品。这几年，我市抓住时机，不仅开发了一批市场上紧缺的产品，使产值逾亿的企业由两个增加到五个，而且研制生产出一批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新产品，如各种新型电池、耐火材料、低压电器、除尘设备等，迅速占领市场。二是开发高性能、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如电医厂的ＳＮＤ—１型食管检测仪，就是依据当前医学领域的新理论，结合先进的电子技术研制成功的，并在巴黎第８０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金奖。三是着眼于社会效益，开发节能、节约原材料的产品。如无氧铜材总厂的无氧铜材、水泵厂的高效节能泵、花园劳动服务公司的废旧再生装置等产品，不仅使生产企业获益匪浅，而且对用户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等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四是开发出口创汇、进口替代产品。印染厂开发的纯棉泡泡纱远销海外１８个国家和地区；毛巾厂的高档毛、浴巾新产品，北方工业公司的多功能防身健身器，国营１３４厂的便携灶等，也都受到外商欢迎，全市出口创汇额大幅度上升。石油化工厂的低温润滑脂、风动工具厂的柱齿钎头等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为国家节约了外汇。
三、大厂靠科研，小厂靠横联，独立研制与技术引进相结合。我市有几十个大中型企业，它们拥有一批科研人员和较先进的科研设备，具有一定的技术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全市已建立了２４个厂办科研机构，如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电池厂等企业的新产品，从设计、试制到投产，主要是依靠本厂的科研力量完成的。这些企业自己开发的新产品数量或产值已占到全厂产品品种、产值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然而，我市大部分企业是小企业，大都缺乏科研技术人员，缺乏必要的科研技术设备。这些企业开发新产品，一个办法就是主动、积极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联合协作，搞技术引进。１９８９年，环保工程设备厂与冶金部安全环保研究院协作，采用该院的最新发明专利“井式电除尘器技术”，承担马钢一钢厂两台平炉烟尘“黄龙”的治理工程，从设计、制造到安装、调试仅用９个月时间，粉尘排放浓度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我市一批小化工厂、机械厂，都是靠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获取信息、引进技术、人才，先后开发出油田化学剂、振动机械等一个又一个有生命力的新产品。几年来，全市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接受科技成果转化和共同开发技术项目达３００多项。再一个办法是独立研制与技术引进相结合。东海配电设备厂原来是一个区街企业。近年来，这个厂利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大企业雄厚的科技力量，提高本厂的科技素质，加快高新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先后研制开发出中倍率镉镍直流屏、电池电压微机自动检测设备等２１个新项目，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区街小厂一跃成为国内专业生产直流电源成套装置的最大厂家。
四、制定落实鼓励政策，精心组织搞好服务。开发新产品主要靠企业自己努力，但政府部门如何从政策上加以鼓励、引导，并做好组织、协调、服务工作，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也十分重要。近几年，新乡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从编制计划、组织实施、奖励兑现等环节上帮助企业搞好新产品开发。从１９８６年起，每年初都要组织企业编制新产品开发计划，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全市的新产品开发计划，同时搞好项目、资金、政策“三落实”。项目落实，即把列入计划开发的新产品以承包的方式落实到项目承包人；资金落实，除企业靠留利自筹一部分外，建立技术开发基金，并主动协调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每年为新产品开发落实资金５００多万元；政策落实，主要是贯彻执行各级政府关于新产品的减免税规定。为了鼓励企业大力开发新产品，我市还制定了“优秀新产品评选奖励办法”，每年年终组织评选，奖励兑现；企业对新产品开发有贡献的人员也大力表彰，予以奖励，有力地调动了企业和科研人员、广大职工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由于上下一齐努力，全市近８０％的新产品是当年立项，当年投产，当年见效，投入产出之比达到了１∶３。三年来，全市开发投产的新产品达４７０余种，创造产值１０．５亿元，利税１．５亿元。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现代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简介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和北京市分会于５月中旬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现代经济法理论研讨会”，７０多名与会学者就经济法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关系，以及经济法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与会者认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加强和完善经济立法，是促进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重要保证。从１９７９年以来，我国虽然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规，并且这些经济法规的实施有效地促进和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但是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关系相比，我国的经济立法尤其是市场方面立法的步伐明显地落后于改革的实践。一些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至今还没有制定出来，同时，一些现有的经济法规中还留有过多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因此，当前经济立法的重点应当是紧紧围绕着市场的基本要素——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以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内在要求的市场调节法律体系，确认、保护和促进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得到有效地发挥；同时还必须继续制定和完善计划机制方面的法律制度，如计划法、预算法、投资法等。与会者认为，加强市场立法与完善计划法律制度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切不可只强调其中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只有摆正了这两者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地通过经济立法促进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与会者认为，调整国民经济和治理整顿是一项综合社会工程，除了靠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外，还应用法律的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调节微观经济，综合治理。国家应当进一步重视经济法制建设，充分发挥经济法在调整国民经济和治理整顿中的如下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在控制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经济法的作用表现为：（１）通过颁行《固定资产投资法》，以法律的形式约束投资者的不规范的投资行为，从根本上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２）通过制定工资法规和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对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实行适当的抑制和正确的引导；（３）通过完善外资法律制度，避免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真正使引进的外资服务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经济法的作用表现为：（１）通过制定农业投资法规，严格规定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占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最低比例，改变目前工农业投资比例悬殊的状况；（２）完善投资税法，促使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的合理化；（３）完善企业立法，运用法律手段打破地区、行业间的不合理封锁，推进企业联合、企业兼并的发展，促进企业的优化组合。第三，在整顿经济秩序方面，经济法的作用表现为：（１）既可以使现有的公司依法得到进一步整顿，又可以通过制定《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使公司的一切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２）通过完善物价法规、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商品交易结算法规等，可以建立起正常的交易和市场秩序，以整肃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３）通过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制止不正当竞争。当然，经济法上述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经济立法的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杜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