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试论企业“三角债”的形成及对策
周正庆
企业相互拖欠货款，俗称“三角债”，已成为当前困扰经济生活的一大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年来，各家银行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为解决“三角债”做了大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支持了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目前企业相互拖欠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前清后欠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为了进一步解决企业相互拖欠的问题，有必要对拖欠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从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企业相互拖欠货款的现状
企业之间形成大面积的相互拖欠货款，就其实质讲，是近年来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发展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一些比例关系失调的一种反映。应该说，这个问题前几年就已存在，不过在经济过热、银根较松的时候，矛盾被掩盖了，表现不突出；而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一些潜在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我们应该正视这一问题。目前，在清理相互债务时，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是要把企业间的正常相互债务关系、正常的商业信用和不正常的拖欠区别开，否则，不利于我们提出恰当的治理目标。
企业间的正常债务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发生于货款支付的时间差和企业间的商业信用。在现代社会，企业间的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情况是非常少的，一般都要通过转帐结算。这种商品买卖与货币支付的时间差，在企业帐户上就表现为应收应付款。只要办理结算的时间是正常的，那么这种债务关系也是正常的。另外，企业之间除了现货交易外，还会有赊销、预购的情况，这种约期付款付货的商业信用，只要企业能按期偿还货款、提供商品，一般地讲也是正常的。
我们现在提出需要清理的企业之间相互拖欠是指超出正常限度，即超过结算时间和超过商业信用的约定支付时间而不能偿还的债务。因此，从总量上讲，应当剔除企业正常债务占用以后的债务，才是企业间不正常的相互拖欠。
二是企业债权债务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宜相加。企业债权反映了企业资金被占用的情况，因而以企业债权来分析问题较为合理。
从国营工业企业债权债务的情况来看，据统计，１９８９年底在工商银行开户的部分，工业企业发出商品约６５０亿元，应收及预付款约５９０亿元，应付及预收款约有８００多亿元。按目前一般的提法似乎这些都可算企业间的相互拖欠。三者相加高达２０００多亿元，这个数字的确令人吃惊。但我们分析一下这些相互债务的构成，与历年的状况作一分析对比，就会发现，其中有些是属于正常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有些则是不正常的，需要我们多方面做工作，采取措施，尽快清理解决；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加以疏导，使之逐步规范化，纳入正常的商业信用轨道。根据上述分析，把发出商品和应收及预付款共１２００多亿元的企业债权全部看成是不正常的拖欠也是不妥当的，这一方面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不可达到的清欠目标。据有关方面用不同的办法测算，１９８９年全国工业企业不正常的拖欠大体在四五百亿元左右。
企业间大面积拖欠货款的原因
目前企业间形成大面积拖欠货款的主要原因是：
１、产成品大量积压，无法实现销售，占压了资金。据统计，１９８９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８．３％，而全国国营工业企业的产成品资金却增长了８０％。这种产成品占用资金的超量增长，是当前企业间相互拖欠、前清后欠，以致发展为大面积拖欠的直接原因。
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失衡，投资的增长超过了国力的承受限度，加工工业的发展超过了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的发展，出现了现有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在治理整顿中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而减少了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也减少了对某些机械设备的需求，形成了某些产成品的积压。而生产建材和机械设备的企业产品不能销售、货款不能收回，产生了支付困难，进而又影响到为它们提供原材料的企业，形成一个相互拖欠的债务链。
企业产成品超量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企业不适应调整后市场销售情况的变化，不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形成积压。
经济过热时，市场需求旺盛，有些企业面对“繁荣”的市场不断扩大生产，使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容量；在过旺的需求中，一些企业盲目追求产值，不顾产品质量，生产了许多质次价高的产品。实行紧缩方针，过热的需求得到了有效控制，使一些产品相对过剩，质次价高的产品更是无人问津。由于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不少企业资金循环出现了阻滞，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不能转换成货币，再进原材料也无力支付，于是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债务拖欠。
２、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不落实，形成基建方面的货款拖欠。据统计，在建设银行开户的施工企业被拖欠的施工款，有７５％是由于建设单位资金不落实，无力付款而造成的。有些重点建设项目也因债券发行状况不理想，或财政资金不能及时拨付、自筹资金不落实而无力支付工程款项。此外，有的基建单位开支超过概算，或原材料价格上涨出现资金缺口，形成拖欠货款和施工款。
３、有些企业政策性亏损应由财政拨补而未拨补或企业经营亏损无法弥补占用资金而形成拖欠。据典型调查分析，这部分资金占国营工业企业债务的１５％左右。
４、一些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不足造成支付困难。一方面，一些老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比重不断下降。据统计，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占定额流动资金的比重由１９８３年的３３．５％下降到１９８８年的２０．７％。另一方面，一些新投产的企业３０％的自有流动资金无人补充，每年形成巨额的资金缺口，给按时、如数支付货款带来客观压力。
５、法制观念、信用观念淡薄，违反经济合同和结算纪律，人为地助长了拖欠。在企业大面积拖欠的情况下，有些企业对拖欠货款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法不责众，别人能拖欠，我也可以拖欠，于是明明有支付能力也不付款，甚至认为拖欠产生最佳效益，有意占用他人资金以减少自己的利息支出；有的企业提出对等清欠，量入为出偿还债务；还有的企业认为拖欠既然是普遍现象，我也不用着急，存在等待观望的思想；有的银行部门也从本位主义出发，采取“压票”等不正当手段，挤占外地资金，延压客户资金，截留他行资金。这些不讲信誉，不履行合同，违反结算纪律的情况，在拖欠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拖欠之风愈演愈烈，而且给清理“三角债”带来很多人为的障碍。
解决企业“三角债”的对策
鉴于形成企业“三角债”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我们必须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一面要积极组织清理“三角债”，疏通资金渠道，缓解企业的资金困难，保持生产适度发展，一面要努力做到五个结合：
第一，把清欠工作与贯彻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是商品不能顺利实现销售，资金不能加速周转，企业相互拖欠的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必须努力搞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对生产长线产品、积压产品的企业，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做好转产、限产、停产工作，要妥善安置好转产、限产、停产企业职工的生活和职工培训工作。对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要从资金、原材料、能源、运输等方面优先照顾，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为解决基建拖欠问题，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应多方筹集资金，保证重点工程的资金需要，使之尽快竣工投产。对结构调整过程中停缓建项目的专用设备，应按隶属关系设法筹集一部分专项资金储备起来。为避免出现前清后欠的情况，要支持建设银行加强对基本建设资金的管理，资金不落实的不许开工。
第二，把清欠与盘活企业资金、启动生产结合起来。
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有些产品的价格严重地背离了价值，有些产品不适销对路，造成滞销积压，资金无法周转。有些省市从实际出发，本着财政、企业共同承担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了降价损失，从而盘活了物资，盘活了资金；有些省市采取召开物资交流会，开办闲置设备租赁市场，组织企业从各自需要出发，以货易货、以货抵债等多种形式处理了积压物资，从而搞活了流通、搞活了生产，这些做法都值得仿效。
第三，把清欠与搞活市场结合起来。
当前大量产成品积压，并不是市场真正饱和了，从总的趋势看中国的市场还是需求大于供给，许多产品不是销不出去，而是没有销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没有真正做到货畅其流。我们应该继续深化流通领域的改革，疏通城乡物资交流的渠道，组织工业品下乡，搞活流通、搞活经济。物资部门、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社要发挥“蓄水池”和“主渠道”作用，要为国家储备一些重要的物资和商品，同时也要当好生产企业的参谋，提供信息，帮助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第四，清欠要与加强资金管理，建立、健全制度相结合。
要建立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补充制度，实行多渠道补充流动资金。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要从留利中拿出一定比例补充自有流动资金；财政部门每年应增拨企业一部分流动资金。对新建或扩建项目所需要的铺底流动资金，应按照“谁安排，谁负责”的原则予以落实。对企业因价格调整引起原有库存商品物资升值而增加的收入，应全部调增自有流动资金。
第五，清欠要与强化信用观念和法治观念、维护商品交易的正常秩序相结合。
既然企业间的债权债务，有正常的，有不正常的，形成拖欠有客观经济原因造成的，也有人为助长的。为此，我们必须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努力维护商品交易的正常秩序。
对于结算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我们要通过加强结算监督，严格结算纪律，使之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最近，银行恢复了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各地银行要切实负起结算监督的责任，对无理拒付，有钱不付的单位要按制度扣款，并按规定收取滞纳金。各级银行要加强结算纪律的稽核，对有意“压票”占用资金的，要严肃处理。
对企业在正常的生产、流通过程中，由于一时资金周转不灵形成的相互拖欠，可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的办法来处理。由购销双方重新商定还款期限，签发商业汇票，经付款单位开户银行承兑，负责到期监督付款；销货单位急需用款可向银行申请票据贴现；专业银行可以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通过票据承兑、贴现、再贴现方式，帮助企业解开拖欠锁链。
对企业商定采用分期付款、延期付款或代销、寄售等方式的商品交易欠款，属于正常的商业信用范畴，要积极推广商业承兑汇票，使之规范化。根据企业双方同意的付款时间，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通过银行办理结算。在票据未到期前不再视为拖欠货款。
要在企业乃至全社会中加强信用观念和法制观念的教育。实践证明，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必须强化信用观念的教育。不重合同、不守信用是一种不好的风气，不下决心纠正，必定带来经济生活的紊乱，更谈不上正常的经济秩序。今后社会应加强对企业的资信评估工作，在社会树立一种珍惜信誉的风气。同时，必须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抓紧制订“票据法”或“票据管理条例”，在货款结算以及各种支付结算领域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议经济法庭应依法受理企业结算中的纠纷，秉公执法，严肃结算纪律，树立法制观念。
上述的几条措施是从根本上治理“三角债”的对策，执行起来需要有一个过程。对目前已形成的“三角债”，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按照治理整顿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清理，并努力防止前清后欠。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对历史研究中的一点看法
李侃
宝成关同志在他的新著《奕?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要我写一篇“序言”。粗读之后，我对这位中年学者刻苦扎实的治学精神感到钦佩；同时对他选择的这个历史课题也深感兴趣，并受到不少教益。
慈禧和奕?这两个人，对于清朝统治晚期来说，可以说是带有关键性的人物。前者作为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把持政权长达近半个世纪；后者作为重大决策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对晚清政局的变动和命运，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慈禧和奕?之间的联合与分裂，互相依靠又互相矛盾，互相合作又互相争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朝晚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夜的将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振荡，充满了内忧和外患，危机和变革，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的尖锐斗争。对于清朝统治来说，以“自强新政”为标榜而兴办的“洋务”事业，结果事与愿违，以幻灭告终。接连而至的是受到外国侵略者的三次严重打击，这就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战争，而且打击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条件一次比一次苛酷。在外部打击的同时，继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又接连受到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自立军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早期革命活动的冲击。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的年代，新旧阶级力量、各种政治势力的派别和集团都要走上历史政治舞台，演出历史的悲剧和喜剧、壮剧与丑剧。各种头面人物，都要扮演代表自己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角色，喊出自己的口号，亮出自己的旗帜。他们力图证明自己的存在和统治地位的合理性，都希望把历史的进程纳入自己所设计的轨道。新生的、革命的阶级是这样，没落的、反动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看来，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必须重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在阐明阶级斗争和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时候，在强调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剖析历史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说过，只能研究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不能或不必去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只能研究革命的历史，而不能或不必研究反革命的历史。然而，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曾经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了片面的和简单的理解，仿佛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只要研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够了；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只要研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就够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固然应该而且必须着重研究，但这些并不等于历史的全部内容。且不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多种因素、多种条件构成的复杂而多样的历史，就以构成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内容来说，也是两个或多个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任何阶级社会都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没有统治阶级，哪有被统治阶级；没有反革命阶级，又何来革命阶级。何况除了革命和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阶级分野之外，社会中也还存在着各种并不直接属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其他阶层。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片面化、绝对化，必然要导致对复杂历史的简单化、直线化和图式化，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近十年来，在克服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历史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以往很少或无人问津的对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开展，并且取得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宝成关同志的这本《奕?慈禧政争记》就是其中之一。
奕?和慈禧，既是清末统治阶级中两个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人物，又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近几年来经过电影、戏剧以及掌故传闻的媒介渲染，使人们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辛酉政变”直到“八国联军”闯进北京城这个屈辱年代的历史，以及“垂帘听政”的“老佛爷”和位极人臣、三起三落的“鬼子六”，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往往由于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编织涂饰，把宫闱隐秘和权力斗争掺合杂揉，又给这幕历史罩上层层迷雾。慈禧和奕?之间合而又分，分而复合，互相利用又互相倾轧，并由此表现出的晚清政局纷争与混乱，表面的暂时平静和深刻的统治危机，并不能完全用慈禧和奕?之间的个人恩怨、性格品德去解释。实际上这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激烈民族矛盾和压迫反压迫的国内阶级矛盾，在封建统治内部的反映和折射。充满权术机谋和戏剧性的“辛酉政变”，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疆吏的重用，“借师助剿”和“中外和好”以及“洋务”事业的举办等等重大的政治决策，都反映了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如何调整和加强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力量和权力分配，如何缓解封建统治的危机和“自强求富”，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和分裂。而这些主要由奕?制定并由慈禧首肯的重大决策，确实也暂时在表面上缓和了外部危机，增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以及同治、光绪统治集团的政治势力，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的失败。而洋务事业的兴办，又开始在中国出现了一点近代工业生产方式，孕育和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围绕举办洋务事业的洋务派与顽固守旧派之争，甲午战争期间的主战与主和之争，戊戌变法时期表现为支持同情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帝党与后党之争，义和团运动初期利用扶持义和团与镇压义和团之争等等，都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在封建统治内部引起分化的反映。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并不是简单地、直线地与统治阶级互不相关的单方面的自我推动，而是通过在阶级对立和斗争过程中阶级力量的消长，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以及体现一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各种人物的思想、实践表现出来的。
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群众，这是阶级社会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共同本性。但是在由谁统治和怎样统治上，又会有不同的政见和不同的方法，因此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形成不同的政治派系。不论中国和外国，古代和近代，只要是由剥削阶级进行统治，情形都是如此。所谓集团和派系，其实是阶级的一翼，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集中体现了特定阶级的利益、要求的特征。因此当我们对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统治阶级进行考察的时候，除了对这个阶级作整体的一般的分析和估量而外，还要特别注意对统治阶级中的各个集团和派系进行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而集团和派系的利益和主张，又是由结成这个集团和派系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政策、活动表现出来的。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经常表现为争夺统治权力而勾心斗角，甚至厮杀火并。历史上由于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所谓“宫廷政变”，层出迭见，史不绝书。然而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根本没有是非曲直可言，根本没有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时势与倒行逆施之分，从而不屑一顾。因为即或是由剥削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统治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措施，也会对整个社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历史上某个封建王朝在某一个时期，采取了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相对稳定的政策，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就会相对缓和，从而出现比较兴盛的局面。反之，如果实行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无止境地横征暴敛的政策，就势必会加剧社会动乱，激化阶级矛盾，从而造成人民的灾难，并导致统治者自身的灭亡。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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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配置系统论》评介
薛英
张玉璞、刘庆唐撰著的《劳动力配置系统论》，是劳动经济管理科学中的一部专著（劳动人事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劳动力的流动与平衡规律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威廉·配弟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类以其劳动变革自然来满足消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与精神产品的多样化，必然出现劳动的分工，从而产生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问题。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尚不突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已成为商品，并从属于资本，随资本投向的转移而变动，呈现无政府状态并产生失业大军，也不可能有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这也是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意回避的问题。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才能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按比例发展，同时也必须按比例配置劳动力。计划经济不是主观主义的，必须在客观经济规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动地作出决策。在这里，首要的任务就是认识客观经济质与量的规定性。本书作者利用中外大量统计资料，探讨了农业劳动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规律性，以及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吸收的规律性等问题，阐明了劳动力自发流动或以各种强制手段迫使劳动力流动的利弊。作者在六十年代初就提出劳动力配置的数学模型，其中有劳动力总量平衡方程，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平衡系统供需方程等。作者曾用劳动力配置数学模型测算了我国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之间二十多年的变化，其数据与国家有关部门的实际统计非常接近，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该书作者提出的劳动力配置数学模型，关键在于他们把劳动力配置这一经济理论问题，不仅看成是一个部门经济问题，而是从社会人口、社会总生产、总需求，以及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诸经济因素，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从中筛选出影响劳动力配置最重要、最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变量来构造模型，舍弃了属于特殊因素的经济变量。因而它简便易行，较为通俗易懂，又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劳动力平衡势态。如书中的《决策论》部分，探讨了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阐述了在计划调节和价值规律的机制下运用投入产出法，即社会部门间联系、平衡表，探求物化劳动消耗量的计算问题，以发展劳动力配置系统模式的思路和见地，作者正确地指出不能用工资的差别来折算各种具体劳动，建议以培训费用作为折算的依据，同时参考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差别的相应折算系数作为补充。该书对劳动经济专业人员是一部较好的专业著作，给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