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br/>专栏：<br/><br/> 眼底云烟过尽时<br/> ——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五十五周年<br/> 王寅城 邢济萍<br/> 55年前，1935年6月18日中午，在闽西长汀县罗汉岭下，在反动派刽子手的枪声中，一个36岁的共产党员倒下了。他，就是瞿秋白。<br/> 坚守气节 坦然而去<br/> 瞿秋白虽然直接死于反动派之手，但实际上也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当“左”倾宗派主义者一再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时，当临时中央勒令体弱多病的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正在进行残酷的反“围剿”战争的苏区（而且不准夫人杨之华同行）时，当长征前有的当权者蓄意甩“包袱”，把瞿秋白等人留在已被敌人占领的苏区打游击时，他的死日已经为期不远了。正如伍修权所回忆的那样：“有的为<br/> ‘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果然，时隔不久，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牺牲，瞿秋白等人落入虎口。<br/> 瞿秋白被捕后，蒋介石亲派要员前来劝降。当敌人以被捕后投敌叛变的顾顺章为例来劝说时，瞿秋白愤怒地表示：“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人！”<br/> 瞿秋白自知在世已为日不多，便抓紧时间，写下了一篇前无古人的《多余的话》。尽管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表露出某种低沉的情绪，但是他的牺牲却是十分悲壮的。“审讯”时，他表白：<br/> 古语云：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道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为它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br/> 他就义前写下绝笔，称：<br/>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br/>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br/>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br/>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消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br/> 秋白绝笔<br/> 在死亡来临之际，他那样从容不迫，那样出奇地平静，出奇地安详，一种超尘拔俗的心态。<br/> 他就义时，报上记载：<br/> 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桌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br/> 瞿秋白的死，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在他生前，许多人不理解他；在他死后，仍多次遭到非议、诽谤。但是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前，罗瑞卿主持调查后得出了“秋白同志英勇就义是党的光荣”的结论。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br/> 爱国爱民 耿耿丹衷<br/> 瞿秋白是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人，生于1899年1月29日。<br/> 他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父亲潦倒终生，母亲被逼自杀。家境的迅速衰败，很快把他抛向社会底层，“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br/> 辛亥革命曾经使他兴奋过，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我们原来天天盼皇帝倒台，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好不了。”但那时瞿秋白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却“不知道怎样医治”，为此他彷徨苦闷，苦苦求索。<br/>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国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五四运动爆发了。瞿秋白当时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他立刻奋起投入到这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成为北京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他的同学好友郑振铎曾回忆说：“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的领导的天才。”5月4日，他参加了北京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和痛殴章宗祥的壮举。他多次抱病参加街头讲演，并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向国人大声疾呼：“中国人要是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br/> 追求真理 锲而不舍<br/> 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要振兴国家，必先改造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为此，他于同年10月，不顾自己多病之躯，怀抱着“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下定了“宁死亦当一行”的决心，“孑然飘零，远去故乡”，历尽艰险，跋涉万里，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去苏俄考察，希冀<br/> “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以把一个“阴沉沉、黑魆魆”的中国改变成一个“红艳艳光明鲜丽的中国”。<br/> 瞿秋白在苏俄居住的两年期间，访问了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考察了社会生活。他把苏维埃比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的晓霞，坚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必将照亮沉睡的东方古国。在访苏期间，他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和大量的通讯，热情讴歌苏维埃所取得的成就，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成为我国最早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著作。<br/>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考察，瞿秋白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他宣告：“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br/> 1922年2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br/> 瞿秋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坎坷、艰辛和磨难。在他加入革命队伍以后的十多年中，逆境差不多占去了将近一半的岁月。他长期受到党内宗派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3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诬称瞿秋白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实际上宣判了他在政治上的“死刑”。但是，无论他受到多大的打击和压力，却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和对理想的追求，直到牺牲前夕，他仍然坚信党是<br/> “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仍然充满自信地写诗明志：<br/>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他公开宣称：“我的思想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br/> 身负重托 呕心沥血<br/> 1923年1月，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后，开始筹备恢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创办《前锋》，兼任《向导》编辑，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6月，他南下广州，筹备并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起草党纲等文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他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1月，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中共五人中央局，任中央宣传委员，为中国革命作了许多开拓性的理论贡献；同年主编《热血日报》，参与指导五卅运动；1926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参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筹备并参加中共五大，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他主持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勇敢地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成为我党的主要领导人；1928年，筹备并参加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接着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之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9月，与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1931年至1933年，受王明打击，被排斥出中央政治局，但他凭着高度的党性，在另一条战线自觉为党工作，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化斗争；1934年进入苏区后，尽管受到政治上变本加厉的打击和迫害，但他还是忍辱负重，为苏区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尽力工作。<br/> 1928年，瞿秋白经过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紧张工作，极度疲劳，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夜里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到地板上。但他白天总使自己不显露一点疲惫神态，振奋如常地硬撑着工作。有些同志知道他的病情，劝他保重身体，去休养一个时期，但他总是说：“我的病不要紧的”。<br/> 1934年1月，瞿秋白到达苏区。尽管他不断遭受着肺病的折磨，时时发烧、吐血，但他总像一团火，时时温暖着别人，丝毫不考虑自己。直到身陷囹圄，还抓紧时间，向党和人民留下了一篇特殊的政治遗嘱《多余的话》。<br/> 深思好学 孜孜不倦<br/> 瞿秋白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革命理论、文学艺术、文字改革等方面均有建树，这与他一生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是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br/> 瞿秋白从小爱动脑筋，爱读文学、历史、哲学书籍，中学时代在同学中就有“惟秋白能独立思考”之说。他在读书中养成了自我解答问题的求索精神。到了五四时期，瞿秋白在朋友中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而见长，有少年老成之称，成为他们当中的主要“谋主”。<br/> 在俄国考察期间，他刻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原理，如饥似渴地汲取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使自己的理论水平得到质的飞跃。<br/> 回国以后，瞿秋白在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担负起探索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他不囿于权威的意见，不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在有关农民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思想建设等诸方面率先进行了可贵的探索。<br/> 瞿秋白以他出众的才华在文化战线上建树突出。1931年至1933年，他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促成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空前繁荣。他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深入地探讨了关于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他写了许多锋利的杂文，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大众化的革命小调及唱本，翻译了俄国和苏联的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学的第一人。他还对文字改革作过系统的研究，对新闻和教育工作也有一些重要的论述。<br/> 瞿秋白兼有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翻译家、文学家、诗人的气质与特点。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对于他来说，“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因此，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工作多么繁忙，遭遇多么坎坷，身体多么虚弱，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书、学习、思考。杨之华曾回忆说：有的同志提到他的天才，“我也知道秋白确有才华，但我深知这种才华是来自他的勤奋，真是勤奋不息，才华自溢。”他留下的五百多万字书稿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br/> 胸怀坦荡 光明磊落<br/> 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瞿秋白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党的五大上，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他散发了他所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旗帜鲜明地对陈、彭的错误进行批判。但事后瞿秋白并没有因陈独秀犯错误就疏远他，相反，仍然尊重他，并主动去看望，征求他对中央的意见。瞿秋白曾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切不可一犯错误就全盘否定，当然，如果他公开叛党，那是另一个问题。”<br/> 瞿秋白从不文过饰非、揽功诿过。“八七”会议后，中国革命重新开创了新局面，对此，瞿秋白把它归功于全党同志和工农大众的英勇奋斗。虽然当时由他主持中央工作，但他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担此重任，只因受任于危难之际，不好坚辞，从能力、经验和身体来说，自己是力不胜任的。以后谈及此事，他总把自己比喻为“犬耕”，认为自己担任党的领袖犹如使犬耕田，力不从心。然而，对于1927年11月至1928年春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他却深感内疚和不安，认为自己是要负责任的。他曾公开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叛徒出卖后，他知道自己死亡在即，于是便以他特有的坦诚、真率和无所顾忌，写下了《多余的话》，严格地、无情地解剖自己。<br/> 正如丁玲所写的那样，秋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在平静中，理智地、细致地、深深地剖析着自己的灵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产生矛盾的根源，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br/> “他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的、尽心的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实际上，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古往今来，能够这样做的又有几人呢？因此，可以说《多余的话》在表面低沉的调子里，涌动着的是他向往光明、献身革命的热血；在自责自贬的言辞中，蕴含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坚强的党性原则。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br/>专栏：<br/><br/> 希望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br/> 杨尚昆<br/> 我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昨天、今天都有会议。我感到我应该来看望大家。<br/> 报上有关一波、乔木同志在你们会上讲话的报道，我都看了。乔木同志讲的党史工作要有真实性、科学性和战斗性，我很赞成。他们对党史工作所提出的要求，我都同意。<br/> 今天这么多同志在座，可以说是“群贤云集”。有这么大一个班子、这么大一支队伍搞党史工作，是不容易的。这些年来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很多成绩。我的希望只是一个，就是刚才跟胡绳同志讲的，尽快把党史写出来。乔木同志也是这样希望的。<br/> 我们党成立快７０年了，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比较好的党史，说不过去。党史教科书出了不少，恕我不客气地讲，大多数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或者是材料堆积，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新东西。中国共产党是有着长期斗争历史的、有丰富经验的党，有许多和外国党不同的特点，党史资料又很多，我们有条件把它写出来并把它写好。<br/> 在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这些都是大问题，也要用党史作出回答。<br/> 胡绳同志，你看哪天能把党史写出来？当然也不能靠你一个人，还要靠大家。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党史书，希望你们把党史编写出来。就是这个希望。（胡乔木插话：建国前的党史本大致已完稿，今年能出版。明年建党７０周年，准备编出一本《中国共产党７０年》。）那好呀！（胡乔木插话：今年把建国前的党史本搞好后，就转移力量，集中编写建国后的党史。）是否有个计划，有一个三年计划或五年计划。我看党史本难以做到大家都满意。一拿出来就很好，是不可能的。还要经常修修补补。<br/> 党史领导小组的工作具体由乔木同志抓，我挂个名。党史工作很重要。我希望各省都要支持，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党史工作。老同志可以提供材料，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年轻人。我们年纪大了，事业是要继承下去的。光靠在座的老同志搞党史还不够，要后继有人。<br/> （这是国家主席、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同志，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３日下午在接见全国党史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br/>专栏：<br/><br/> 忆李明灏先生<br/> 童陆生<br/> 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许多仁人志士受到中国共产党正义事业的感召，对我们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十年前辞世的李明灏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br/>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正当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党中央迁到河北省平山县办公。当时我担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负责部队教育工作。一天，周恩来副主席给我来电话，要我去迎接一位民主人士。这是一位身着长衫、老百姓打扮的人。我俩对视片刻，都感到恍若隔世，分外惊喜。原来这位民主人士便是与我分别已经２０多年的李明灏先生。当时李笑着对我说：你原来还活着啊，我还以为你早已牺牲了！<br/> 李明灏是湖南省醴陵县人，生于１８９７年。我最早见到他是在１９２３年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我当时在湘军（后改为国民革命第二军）当团参谋长。李在广州攻鄂军讲武堂（后改为陆军讲武学校）任教育长，校长由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程潜兼任，廖仲凯是党代表。李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湖南长沙陆军讲武堂当过一年队长（我的父亲童序鹏当时任主任教官），然后随程潜来广州的。我军的一些老同志如彭德怀、陈赓、左权（李明灏的表弟）、宋时轮、朱早观等以及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明仁、宋希濂、李默庵、郑洞国等当时都曾分别在这两所讲武堂就读过。陆军讲武学校是大本营军政部先于黄埔军校而办的军官学校，后来并入了黄埔军校。广州当时是革命浪潮高涨的地方，风云际会，各方面的人物都汇合在一起。国民党中的一些人虽然也打着孙中山的革命口号，但却积极从事暗中夺权的阴谋活动。当时李明灏给人的印象是颇具学识、为人正派、作风朴素，从不参与什么邪门歪道，受到大家的尊重。直至解放以后，在５０年代，逢到李赴北京开会时，彭德怀、陈赓、朱早观等同志都曾对他热情款待，把酒言欢，还谦虚地称他为老师。<br/> 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开始，从此天各一方，我与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了。<br/> 后来我了解到，在３０—４０年代，李主要在国民党政府中搞军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教育处长、成都和湖南武冈两处“中央军校分校”的主任。由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为人又刚直不阿、清廉自奉，虽为部下和学生所爱戴，但一直受到排挤。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痛恨，就在那时他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有了秘密联系。抗战胜利以后，他看到全国和平前途无望，便置国民党委他的高官于不顾，一心寻找到解放区来的途径。１９４８年在香港，李曾和翦伯赞、黎澍同志一起进行反蒋的宣传活动，并通过当时任我党地下港澳工委副书记的连贯同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电邀，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地进入了华北解放区。当时和他一同进入解放区的还有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张克侠、何基沣同志的家属。<br/> 想不到阔别２０多年，我们又在革命营垒中相逢，喜悦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我把明灏同志接到华北军大，见到了担任校长和副校长的叶剑英和肖克同志，并很快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恩来同志请他吃饭，为他洗尘，我也出席作陪。席间大家谈笑风生，相忆往事。李很快见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交谈甚欢。李告诉我说，他一见到毛主席便以自责的心情对毛主席说：“我在国民党办了这么多年军事教育，原以为培养一些人好去抗日，没想到蒋介石却让他们去打了共产党”。<br/> １９４９年初，明灏同志奉中央之命，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北平解放后，我担任接管委员会的军政部长。５月的一天他来看我，说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他速赴武汉参与筹划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明灏同志到达武汉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四野的领导同志把疏通程潜、陈明仁的任务交托给他。为实现湖南和平解放，我党组成了以金明同志为首的谈判代表团。李明灏同志是和谈代表之一。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潜入长沙，向程潜和陈明仁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阐明我党我军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并商谈起义的具体安排和必要的措施。当时陈明仁由于１９４７年在四平与我军打过一场硬仗，对起义有些疑虑。但他与李明灏多年来私交颇厚，相互信任，由李明灏去对他做说服工作是很适合的。湖南和平解放得以顺利实现，３０００万三湘人民免遭战火，明灏同志是立了功的。湖南和平解放后，成立了以程潜为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的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李明灏为委员兼秘书长。８月下旬，党中央、毛主席电邀程潜、陈明仁、李明灏等作为特邀代表前来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李明灏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大典。解放后第一次授勋时（１９５５年），李明灏获得一级解放勋章。<br/> 解放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明灏同志曾担任中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南民政部副部长，其后他较长时间地担任湖北省副省长之职。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我和他时有来往，他还曾约我到湖北去看襄樊公路的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明灏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先后两次被软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他已比较虚弱，不久便患上了肺癌，虽再度来京治疗，但已无法动手术，于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５日在武昌逝世，享年８３岁。<br/> 明灏同志去世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我们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有了可喜的进展。明灏同志九泉有知，当会感到很大的安慰。直至今日，台湾军界要人中还有许多是他过去的学生。据从台湾到大陆来探亲的人士谈及，这些人对于他们过去的老师李明灏，一直保持着尊敬之情。<br/> １９８０年传来李明灏同志逝世的消息时，我心中很难过，曾写过一首诗悼念这位故友。现特录于下，以示对他的哀思与纪念。<br/> 悼李老明灏<br/> 楚天云雨动悲思 讣告传来忆旧时<br/> 昔日羊城重晤首 金陵北伐走雄师<br/> 胆敢图献资筹策 不顾生涯解放驰<br/> 到底赤心为革命 千秋史笔列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