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当代军人风采
升旗仪式照常进行
周立宪 罗盘 耿绍元
在名闻遐迩的老山脚下，一面五星红旗始终飘扬在绿色的丛林之上。为了保卫祖国南大门的这面国旗，武警云南省天保边防站的数十名官兵经受了炮火的严酷洗礼，忍受了自然环境的重重磨难，坚守坑道长达１０年，用血肉和意志写下了一曲护卫国旗的壮歌！
“我们在，国旗在”
天保边防站位于老山东麓船头地区。由于这里飘扬着五星红旗，因此常遭敌军炮击。
然而，飘扬在会晤楼的那面国旗，却没有倒过。全站干部战士把国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隆隆的炮声中，他们庄严宣誓：“我们在，国旗在！”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０日下午，敌军突然向天保站开始了猛烈的炮击。营区硝烟弥漫，营房烈焰熊熊，国旗周围落下了１０多发重型炮弹，旗绳被炸成数节，国旗飘摇着跌向地面。在坑道里观察的医助刘福看到后，立即带领两名战士跃出坑道。楼梯断了，他们攀着断壁爬上楼顶，搭起人梯爬上旗杆。弹片如雨，他们沉着地把旗绳结好，鲜红的国旗又一次升上了天空。
从１９８４年以来，天保边防站已经更换了被敌军炸毁、打烂的国旗５６面，碗口粗的钢管旗杆至今还留着一块扎进的炮弹片。战斗的残酷和国旗护卫战的壮烈可以想象。
尽管生与死的考验时时摆在战士们面前，但是，天保边防站早上８点和晚上６点的升降旗仪式依然照常进行。１０多名青年边防军人在国旗下举行婚礼，表示了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边防事业，献给卫护国旗的事业的决心。
上级单位为边防站记了集体一等功，炊事班立了集体二等功，有８０％以上的干部战士立了三等功。
“这里能防潮的只有我们的意志”
天保边防站的战士们长期住在坑道里，里边密不透风，潮湿炎热。一遇雨季，坑道两壁渗水，下面的水沟哗哗作响。战士们的被子、床单全是湿的。在这里居住半年以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风湿、关节炎、皮肤病。当武警总部后勤部一位领导来到天保边防站，亲眼看到这里的艰苦环境后，指示送来５０床狗皮褥子，但垫了没几个月，又变成一堆碎片。边防站的同志们说：“这里能防潮的只有我们战士的意志。”
这条坑道高两米，宽１．４５米，包括岔道全长７０多米。由于潮湿，通风设备无法安装，新送来的电风扇用上十几天就锈坏了。
就是在这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营区内写有这样一幅对联：“打扣林克老山舍生忘死让边陲千秋永固，抗炮击栖坑道茹苦含辛为国旗万代鲜红。”横联：“卫士为警徽添光彩。”
“艰苦生活使我们有一种荣誉感”
１９８４年就到天保边防站的刘福医助是目前在这里工作最长的。他是在收复老山战斗前从另外一处边防站借调来的。收复老山战斗结束后，领导上曾征求他的意见，但他表示如果工作需要，愿意留在天保站。他说：“艰苦生活使我们有一种荣誉感，能感到自己是在为祖国无私奉献。”作为医务工作者，他何尝不知道坑道生活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何尝不知道风湿、关节炎这样的病就是在离开坑道以后也难以治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更清楚党的需要、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
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但没有毁灭天保边防站干部战士的意志，反而激发起他们对生活更加炽热的爱。边防站物质文化生活非常贫乏，连吃菜都要从４０公里以外的麻栗坡县城拉来。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坑道里开展了象棋、举重、打拳等文体活动，举办了坑道读书演讲和歌咏比赛。１９８８年边境形势相对缓和以后，战士们又填平了弹坑，扶起了篮球架，排除了地雷，种上了香蕉，还养了鱼和猪。战士们开始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在废墟上重建了自己的营区。
在重建营区的同时，战士们没有忘记驻地居民。他们为天保农场排除胶林的地雷，又帮职工们盖起了房屋，虽然他们自己至今还住坑道。
硝烟已慢慢散去，边境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驻守山上的部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天保边防站的干部战士们却仍然心胸坦然地驻守在坑道里，因为，坑道上面飘扬着火红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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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是咱老百姓的官”
——牡丹江市委书记贾福林关心群众二三事
王凤梅
中共牡丹江市委书记贾福林有一个笔记本，一发现困难户就记上。困难户不脱贫，他就不会撒手不管。４年来，本子上３０多户人家都先后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
半袋江米
１９４５年参加革命的朝鲜族老人李承喆一家三代６口人，住在铁岭河乡一间土坯房里。由于马路比室内高出１米多，一到雨季，马路上的水就往屋里流。瘫痪在炕上的李承喆常常望水兴叹。儿媳妇忽然想起了贾福林：“对了，前几天我看电视，贾福林深入贫困户，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官，找他去！”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李承喆的老伴和儿媳一路打听来到了贾福林家，听完介绍，贾福林马上随同婆媳俩来到李承喆家。
翌日，贾福林跑老干部局，找有关领导协商，最后决定为李承喆老人盖间新房，让他安度晚年。
出于感谢之情，李承喆的儿子李志明打开粮柜，装了三十来斤江米，趁书记不在送到贾家。
事隔几天，贾福林利用星期天又带上那半袋江米，来到李承喆家。对老人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可这东西我不能收。”
５００元钱
贾福林时常挂念着牡丹江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逢年过节他不管工作多忙，总要抽空去看望。
１９８９年“６·１”儿童节前夕，贾书记把牡丹江市团委书记姚寿鹏叫到办公室，郑重地交给他一个信封，对他说：请您帮助我把这５００元稿费转交给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向他们祝贺节日，并对小姚提出：一不准透露姓名，二不要宣传，三仅限你一人知道。
小姚将这笔钱转交给了儿童福利院。
腊月廿八
１９７９年，牡丹江棉织厂女工于凤荣的丈夫猝死。她领着３个幼小的孩子和生病的婆婆艰难度日。
不幸连着灾难。她们住的土坯房又塌了，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于凤荣垒起了一个夏不遮雨冬不蔽寒的简易房，熬过了几个春秋。
１９８６年农历腊月廿八，当时还是牡丹江市委副书记的贾福林，从市总工会了解到于凤荣的情况后，立即赶到于凤荣家，一进屋，只见四面墙上厚厚的一层霜直闪光。他用手摸摸炕是凉的，看看炉子也灭了，望望几个孩子穿得很单薄。就对于凤荣说：“我们来晚了，让你们受了苦，我们马上解决。”
从于凤荣家出来，贾福林径直去“化缘”了。第二天，于凤荣家就收到了３吨煤，２００元钱。随后，于凤荣的工作也从离家２０多公里处调转到家门口。
第二年农历腊月廿八，贾福林从自己家里带了１０多斤肉、２条鱼，给于凤荣家送来了。于凤荣抽泣着对孩子说：“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好好报答党的恩情。”
打这以后，年年腊月廿八，贾福林都去看望于凤荣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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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身为县百货公司经理，堂堂正正，不让人说三道四，他就是——
温县王秋法
王方杰
“温县多几个王秋法就好了！”提起县百货公司经理，温县人不由地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然后会兴奋地给你讲王秋法的许多故事。
五十七八岁的年纪，面孔黑瘦，他就是王秋法，河南省命名的优秀商业企业家。他领导的县百货公司，是全省同类行业里唯一的中型一类企业，每年向县财政上缴１００多万元利税。
王秋法赚钱赚得规矩、本分。他１０年来没有发过大财，但靠品种全、守信誉、服务好，引来了细水长流，批发业务辐射到了河南、山西两省的１８县市、４００多个单位，营业额也从９００万元上升为３０００万元。
公司在迅速发展，公司干部一共只有４个正副经理和１个工会主席是脱产的，除了公司级干部，还有２３个基层干部，他们是不脱产的。
在生产性投资上，王秋法非常慷慨。这几年，公司留利累计２００万元，王秋法自力更生盖了营业楼、仓库、职工宿舍楼。在百货楼安了暖气、浴池、冷饮设施。
公司盖起宿舍楼后，不管是正式职工，还是农民合同工，都分到了房子。王秋法和几个经理却没要好房子，他仍住在过去盖的平房里，面积和职工住的差不多，下了大雨还漏水，上边盖着石棉瓦。
王秋法说，一个单位的领导，首先应是一个堂堂正正、不让人说三道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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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海干部实行“下乡工作餐票”制度
江宝章 蔡海龙
５月７日，福建龙海县委书记林殿阁带领有关领导到福厦公路沿线的角美镇现场办公。晚餐时，他们每个人都在一张纸条上填上自己的姓名，就餐时交给食堂管理员。没有什么陪客，饭菜简单。这是目前正在龙海部分机关、乡镇推行的干部“下乡工作餐票”制度的一个场面。
去年８月，龙海县委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滥用公款吃喝问题，决定在全县党政机关中推行工作餐制度，同时通报查处了个别人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违纪案件，收到了良好效果。从去年８月到１２月底，全县共节约招待费２１万余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６０．５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一些地方怕上级来人招待不好、收费得罪人，因此，或者提高伙食标准，或者仍不收费；机关干部也担心下基层用餐对方不收费，于是在一个时期，干部跑基层的比以往减少了。
如何既讲廉政，又促勤政？去年７月，龙海县紫泥乡政府首先探索出新办法。乡党委规定，下乡的干部，都必须在乡政府购买下乡餐票，一天１．５元，地方招待标准一般不得越过２元。规定公布后，乡干部自觉遵守，下村用膳交餐票逐渐形成习惯。从去年７月至今年４月底，紫泥乡节约招待费近１０万元，干部为基层办实事４００多件。
“下乡工作餐票”制度受到了下乡干部和基层单位的广泛欢迎。县委书记林殿阁深有感触地说：“实行下乡工作餐票制度，虽然是从一天块把钱的伙食费抓起，但对推动基层廉政制度建设的意义则远远超过了块把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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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系祖国
——访全国侨联委员、新加坡庆新集团主席郑昭明
本报记者 袁建达
自称“坐飞机多过坐汽车”的郑昭明先生是位大忙人。自去年１２月他来京参加第四次全国侨代会、并当选为全国侨联委员后，已数次飞来北京，考察市场，洽谈业务。祖国在他心中的份量一次次加重。
郑先生的正式头衔是新加坡庆新集团及联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主席。该集团在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联邦德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均有机构。４２岁的郑先生在同代人中是事业上的佼佼者。
从郑先生赠送的那本精美画册中，记者了解到，他的集团参与投资和管理的酒店、宾馆，散布在世界许多大都市，大陆共有８家，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深圳等地，郑先生还在大陆办有多家工厂，总投资约６０００万美元。
从那一幢幢风格各异的酒店、宾馆中，人们不难看到郑先生有一颗真诚的报效祖国之心。
屈指算来，他与大陆做生意已有１０个年头了。从在国内兴办第一家工厂开始到开展旅游业，从合办电脑公司到投资深圳办厂，从大规模建筑承包到集资开酒店，大陆许多行业中都有他的合作伙伴。
郑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他与中国的关系是任何时候也抹不掉、改变不了的母子关系。他说：“海外的华人对祖国有种难以割舍的情和爱。都希望中国强盛，没有人喜欢中国陷入混乱之中。”
去年夏天，北京发生政治风波。郑先生敏感地意识到国内问题的复杂性。他于５月１７日以董事局主席名义给他在国内的所有企业发出书面指示，要求全体员工一定要坚守岗位，防止破坏，多听多想。北京风波后，一些人目光短浅，不敢再到大陆做生意了。郑昭明相信中国政府坚持了１０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变。
针对大陆旅游业受影响的现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经营特长，开展多项免费服务，积极到世界各地组织客源，加强宣传，吸引了一大批从事商务的客人。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我是‘赶考’人。我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祖国能够尽快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二是抓住一切机遇干好我自己选择的事业。”郑先生谈吐中不时闪出理智的火花。
郑先生有几位名闻海内外的杰出长辈：舅公庄希泉，中国第二任全国侨联主席；舅父庄炎林，现任全国侨联主席。事实上，郑先生并没沾二老的“光”。他于１９７３年离开生他养他的北京，到香港投奔另一位舅舅。他先后当过船上的练习生和三副，白天上班，晚上再去进修，一步一步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不笨，我们有能力与别人竞争”。
郑昭明在各种场合诚恳地说过：“尽管大陆投资环境还有待改进，但我在国内做生意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她是我梦牵魂萦的故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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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利益放首位
——宝坻县委密切联系群众调查
中纪委研究室、天津市纪委调研室联合调查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个紧迫而严峻的课题。天津市宝坻县委一班人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多年来，他们坚持把全县６０万人民的利益作为虑事、处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先人后己 让利于民
群众往往从身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评价党的形象。作为县一级领导班子的成员，身在基层，生活在老百姓之中，个人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常常交织在一起，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宝坻县委一班人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时，坚持做到先人后己，让利于民；在物质生活上，严于律己，向群众看齐，即使在制度规定内，也是就低不就高。
县城待业青年招工招干指标的分配和使用，是群众关注的一个热点。９名县级领导干部的家属按政策陆续农转非后，大都符合就业条件，本来可以安排工作。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一个也没有安排，仍是家庭妇女。县委书记郑守森的爱人，农转非时还年轻，安排就业谁也说不出啥，上级领导和县有关部门考虑老郑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的工资要维持５口之家的生活，几次要为他的爱人安排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自己作为县委主要领导，考虑问题的立足点，第一位的应当是全县群众，而不应该是自己。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德仲等同志也是这样做的。在招干问题上，他们也严格要求自己，不批条子不捎话。１９８５年以来，全县共招干１５４人，没有一个是县级领导干部的子女或亲属。
这些年，县城居民的住房条件虽然不断得到改善，但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住房仍然比较紧张。县委一班人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把有限的资金用在解决无房户的困难和危房的改造上，而没有在自己的房子上动心思、花精力。现任县委班子９名成员，都散居于老百姓之中，住房质量同群众相比没有什么区别，住房面积都少于规定标准。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住在由库房改建的宿舍里，有关部门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要为他们增高墙头，脚手架都支好了，他们坚决不同意。有的群众感慨地说：“宝坻县没有官员街。”
县委一班人个个手里有权，但他们不争民利，不损民利。他们针对群众关注的敏感问题和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事故多发地段”，约法五章：不允许领导干部帮助亲属子女随意跨岗，否则，跨岗者一律退回原单位；凡住房超过规定数量标准的，一律退出，超标准装修个人住房的，费用一律自付；凡靠不正当关系占居位子的干部，一律拿掉，并查清原因，追究责任；领导干部上下班不准用公车接送，非公务用车，一律按规定收费；不准动用公款大吃大喝。制度一颁布，就严格执行，抓实的，动真的，碰硬的。有一位干部违反规定帮助子女搞跨岗调动，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此事，使那位同志很快把孩子退回原单位。前些年，有的班子成员在住房问题上搞超标准修建，县委及时干预后，有的同志自觉拆除了尚未建成的房子；有的同志主动补交了建房款。
秉公执纪 为民撑腰
１９８６年秋季，全县棉花丰收，由于国家仓库和流动资金紧张，一时出现了卖棉难的现象。县委领导同志在下乡同农民座谈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某村的干部只顾扒拉个人的小算盘，任意截留群众的售棉指标，占了点小便宜。群众气愤地说：占点小便宜富不了谁，也穷不了谁，干部到底维护谁的利益！群众的批评，使县委一班人感触很深，他们从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党的领导干部要与群众保持鱼水关系，光洁身自好还不够，还必须在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挺身而出维护群众利益。
１９８７年，有一个局招收４０名职工，按上级规定，本应招收与该局业务相关的人员。但这个局的领导擅自改变招工规定，优亲厚友，招收了２６名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人。县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责成县纪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将２６人全部清退，并对负有主要责任的局领导给予党纪处分。去年底，有５个乡的１７名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动用乡财政资金８６００元，以武装干部统一着装的名义，随意扩大着装人员范围，超标准为个人购买服装。对此，县委很快作出了费用自付的决定，责成当事者作出检查，并通报全县。
这些年来，宝坻县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对此，县委领导班子都能严肃对待，不瞒不拖，坚决纠正，决不搞下不为例。他们不管当事者职务高低，都能一视同仁，秉公执纪，而且职务越高，要求越严，决不搞官官相护。凡属同一违纪行为，先纠县级领导干部，再纠一般干部和群众。１９８６年以来，这个县先后查处了党员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招工走后门等违纪案件９６起，收回超标准住房６０多间，清退违章招工和违纪调动的职工、干部１２０多名，收缴贪污受贿和其它非法所得４０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们对于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化肥、柴油、煤炭等供应问题，严格制度，公开监督，狠抓落实，防止有人利用职权克扣、截留，保证了供应指标如数分到群众手中。
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县委一班人还主动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过去，每次分房，总有少数干部挑好房、住好房。分房过后，群众信访告状时有发生。去年９月，县里有１４３０间集资房要出售（有补贴），群众拭目以待。县委决定：凡享有这次购房资格的人员，不论级别、职务，不分工作单位，一律抓号定房。抓号那天，县领导到场坐阵，法律公证处依法公证，包括６０多名县属局级干部在内的６００多名购房人员，依次抓号，秩序井然，进展顺利。这次分房后没有出现写信、上访告状的。
励精图治 为民谋利
宝坻县委一班人以焦裕禄为榜样，始终有着一种为全县６０万人民谋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组织、动员和引导群众千方百计地发挥经济优势，努力克服生产发展中的困难，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群众每年都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舒心、红火。
这个县的大钟庄洼、黄庄洼和里自沽洼，覆盖全县１６个乡、３５０多个自然村，占地面积和耕地面积各占全县的５０％以上，在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地方人少地多，前些年，有数十万亩荒地未被开发，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穷乡穷村多。从１９８６年以来，县委决心为民造福，加快三个大洼的开发，确定了建设“粮经型”、“农牧型”、“鱼苇型”、“农鱼型”经济的规划。几年来，三个大洼共开发稻田１０万余亩，每年增产粮食近亿斤，仅此一项就增加收入２５００万元。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全县乡镇企业同样得到长足的发展。１９８６年，全县仅有乡村两级企业１００多家，到去年底已发展到８４８家，从业人员达１０万，工资收入１个亿，总产值为１５．６亿元，比１９８６年翻了两番。农民手里有粮有钱，更加信赖党的领导。
中共宝坻县委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和做法，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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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利
吴昊
按照王充的说法，利有“财货之利”和“安吉之利”两种。但不管怎么说，利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任何人时刻也离不了的。孟老夫子的“何必曰利”，连他自己也做不到。尚书说“黎民亦尚有利哉”。
利有公私之分，远近之别，如何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解决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做了最科学的回答，共产党人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整个党的历史，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斗争的历史，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只有人民的公利，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其他一切阶级政党的根本点之一。
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中纪委和中共天津市纪委对宝坻县的联合调查是极有价值的。中共宝坻县委一班人，把全县６０万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全县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当群众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敢于为群众撑腰壮胆，当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无条件地放弃个人利益，为了群众早日富裕起来，他们竭诚尽虑，绞尽脑汁，身体力行，和群众一起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什么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共产主义精神？宝坻县委的上述行动就是答案。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答案。我们党在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阶级压迫之后，主要任务就是要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富裕美好的新生活。就是要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党一天也没有忘记这个宗旨，全体党员一天也没有停止为这个宗旨而斗争。这是最根本的事实。去年的政治风波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夸大党的缺点，把极个别党员的违纪行为夸大成为整个党的腐败，企图否定和推翻党的领导，结果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因为人民早已懂得，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建设新中国，就没有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是改革开放时期各级党组织以及每个党员的党性标志。毫无疑义，共产党员并不清高，更不假清高，也有七情六欲，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个人的家事、私事，也有住房问题、工资问题、孩子的就业问题，等等。不苟言利，是不行的，问题是共产党员在处理个人私利时始终遵循这样的原则：一和群众同甘共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二在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无条件地放弃个人利益，服从群众利益；三始终不渝地为群众利益而斗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利益观。
不苟言利的，不是共产党人，把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更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平凡而又伟大，因为他们总是在平凡的事业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个最根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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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卫生学校组织学员走向社会。图为他们
①宣传雷锋精神，②了解商品经济，③发放雷锋书籍，④开展为民服务，⑤演唱雷锋歌曲。
储祥明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