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四十年前的联合国之行
伍修权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１６个国家的“联合国军”，侵入朝鲜；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宣布，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
８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我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略军。
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
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９日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１０月２日正式通知我国。
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经过郑重考虑，决定由我作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周总理找我们谈了话，确定了此行的方针大计，交代了出国前后的具体任务。
１０月２３日，周总理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电报开列了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名单。除我和乔以外，他们是龚普生、安东、陈翘、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由于我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通知要求将入境签证地点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我们将由那里转赴美国。
１１月１４日，我们代表团离开北京，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了。我们登上了一架去苏联的民航班机。张闻天、彭真、李克农、章汉夫等人及北京各界代表到机场欢送。飞机穿云破雾飞越蒙古，到苏联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遇到漫天大雪，被迫降落。我们心急如焚，唯恐因途中延误而失去与美国斗争的有利时机。
１１月２０日，我们飞抵布拉格，捷副总理费林格和几位副外长，还有我国驻捷大使谭希林、联合国驻布拉格代表里特尔等到机场迎接。办妥签证后，我们乘机经瑞士到达伦敦，换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转赴纽约。
我们乘坐的飞机横越浩瀚的大西洋，终于飞临美国上空。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４日，纽约时间６时１３分，一架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纽约机场。９个中国共产党人，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正气凛然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走下飞机时，我们受到苏联代表马立克和波、捷等国代表的欢迎，负责接待中国代表团的联合国礼宾联络科长也迎上前来。
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一排警察的监视下，三五成群站在那儿的一百多个摄影师、记者和政府官员们，起了无声的骚动……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照像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着飞机门，使黑夜如同白昼。……这飞机从东方带来了久久盼望着和平的使者们。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美国发言。”
我们代表团下榻的地方是纽约最大的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旅馆。这是一家十分豪华的旅馆。我们９个人住在第九层一个大套间里，房租贵得惊人。
住下后，一般不常出去。每顿饭都是由饭店服务员送到我们房间里。附近有个公园，我们有时到那里散散步，在那里交谈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估计旅馆内很可能安了窃听器。
就在我们代表团到达纽约的当天，美国代表明明得知我们抵达，还企图使邀请我国代表出席大会的决议不生效。他的行径没有得到广泛响应。经过辩论，大会又作出决议，重申了对中国的邀请。
谁知美国代表又使出新花招，强求大会在２４日当天，即趁我们刚刚赶到，还来不及参加会议时，马上讨论有关中国的提案。当会议将讨论定在１１月２７日时，美国代表又声称他个人有事，２７日不能与会，企图阻挠会议如期举行。这位顽固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代表，不是别人，就是以反共反华最坚决著称的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杜勒斯。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７日，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下，首次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外界探知我们要来，许多人千方百计地弄到旁听证，早早地静候我国代表的到来。这天会场特别拥挤，气氛远较平日热烈。
我们进入会议厅时，会议已在进行，苏联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正在演讲。他一见我们到来，立即中断讲话，向我们致意：“请原谅，我暂时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
我们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走到为我们安排的位置上，顺序入座。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
说来好笑得很，我坐的位置很巧，隔着英国代表杨格就是杜勒斯。相距也就一米左右。这位死硬分子，明明知道我到了他身边，却强作镇静地装作根本不注意我们的样子。我倒是满不在乎地瞧了这个人物一眼。只见他满脸僵冷木然的表情，嘴角生气地使劲往下拉，藏在眼镜片后边的两眼，直愣愣地呆视着面前，连抬头看一下我们的勇气都没有。我们看了真觉得既可气又可笑。
这一天，我们没有发言，只是到大会上去亮一下相，正式宣告人民中国代表的到来。会议一结束，一群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上，对我们又是照相又是拍电影，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他们“这是照下了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面目。”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长篇演说。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
接着，针对美国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须由美国”“托管”或“中立化”等谬论，我引用１９４３年的《开罗宣言》、１９４５年的《波茨坦公告》和１９５０年１月杜鲁门自己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言论，一一予以驳斥，又进而揭露：“美国的实在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所谓“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一说，我质问：“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最后，我转达了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的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整个演说２万多字，讲了近两个小时，各国代表通过同声翻译收听了发言内容。事后有人说我演说时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像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出来了。
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来同我热烈握手，向我们表示欢迎和祝愿，其中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美国名记者斯诺。
由于会议席是半圆形的，与会代表虽然是并排坐着，却可以互相看到。我的座位是长桌右首第一个，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蒋廷黻则坐在长桌左首第四或第五个位置上，正好同我遥遥相对。当时我们所持的立场和所怀的心情也恰恰是完全对立的。我在这一头慷慨陈词，满腔义愤地控诉美国侵略我国的罪行，蒋方“代表”却在那一边连头都抬不起来，一直耷拉着脑袋，并且老是用手遮着前额，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
我记得有一期美国《生活》画报上，并列登着好几张我和美国代表奥斯汀在会议上的照片，一张是我在挥手怒斥美国的侵略罪行，奥斯汀在尴尬地歪着嘴听着；另一张是奥斯汀在作强辩发言，我则侧目抿嘴蔑视地瞧着他；样子虽不好看，神态却很逼真。有的报刊照例污蔑了我们一顿，说我如何“作了二小时尖刻而强硬的谩骂式讲话”，甚至我的衣服料子和内战时留在脸侧的枪伤，也被攻击性地描绘了一番。电视实况转播时，还把镜头对着乔冠华正随意晃动着的腿并歪曲解说道：中国代表虽然讲得气势汹汹，其实内心也很“紧张”，他们有人的腿就正在“神经质地发抖”。
当时的纪录影片后来在国内也放映了，我的孩子看到后说我在会上发言时样子很“厉害”，同我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我当时倒未有意作什么样子，只是觉得站在美国本土上，指着美国当权者的鼻子，面对面地痛斥他们，尽管他们恼怒万分，却只能硬着头皮听着，奈何我们不得。这在旧中国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意义。
１１月２９日，安理会开始讨论美国污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安排南朝鲜代表第一个发言。我们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讨论，入场后有意不到会议席就座，而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只参加旁听。
南朝鲜代表发言后，蒋方代表蒋廷黻接着发言。我们为了伺机反击，又坐回到会议席上。蒋极力为其主子开脱辩解，但他没有料到他的发言形式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辫子”：他口口声声“代表”中国，发言时使用的语言却不是中国话，从头到尾都用英语。
我马上作了即席讲话，指明蒋某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我们不屑于理会他们。接着，我就抓住他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嘲笑挖苦道：“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这下弄得那位蒋家“代表”十分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当时翻译我这段话的是联合国译员，是位中国女同胞，名叫唐笙，曾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很出色。她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特别起劲。
１１月３０日，安理会开会，美国代表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我们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针对这一无理决定，我强烈申明：“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１２月７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了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我们在这一提案通过后，愤然退出会场。
美国再一次操纵联合国组织，在１２月１５日决定：联合国大会无定期休会。我们在联大讲坛同美国斗争的机会被取消了。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本月１９日启程回国。”
至此，我们历时４７天（在美国２６天）的联合国之行，胜利结束。
（葛海霞整理）
（附图片）
1950年11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前排左一为伍修权，后排左一为乔冠华。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勋累累 赤心炎炎
——怀念无私无畏的战将贺炳炎
廖汉生 余秋里 杨秀山 黄新廷 谭友林
今年７月１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６９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领、我们的好战友贺炳炎同志逝世３０周年的日子。
英勇善战的战士
贺炳炎１９１３年出生在湖北省松滋县一个雇农家庭，幼年丧母，当过放牛娃，作过小铁匠。１９２９年１月，贺龙率领红军出击松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工农革命。一天夜里，贺炳炎和父亲俩互相瞒着悄悄离家出走，第二天却在队伍里见了面，双双当了红军。
贺炳炎在队伍上先喂了几天马，同志们看他年龄小，个子矮，不要他了，他躺在地上嚎啕大哭。碰巧贺龙军长路过，就说：“好好好，把他拨到宣传部提浆糊桶子、贴标语去吧。”不久他又当了勤务兵、警卫员。
在革命队伍中，贺炳炎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战争的锤打锻炼，从一个稚气未脱的红小鬼迅速成长为一员英勇善战的虎将，１９岁当了团长，２１岁当了师长，３４岁当了纵队司令。
贺炳炎对敌狠，对反动派恨，作战勇猛顽强，胆略过人。我们这支部队的老政委关向应曾经赞叹：“贺炳炎是个英雄！”他曾单枪匹马闯进敌阵捉俘虏，又曾赤手空拳冲入敌群夺钢枪。１９３２年１０万敌军围剿洪湖苏区，他带领游击队一路打一路走，突破敌军拦截，硬是将三四千名干部群众安全护送到襄北，把游击队扩大成襄北独立团。在配合主力部队打淇滩时，贺炳炎冲在最前头，一个人就缴获了敌军几支枪和几百发子弹，身上缠满了子弹袋。
贺炳炎打仗不怕流血，敢于牺牲，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先后负伤１１次，战斗精神总是那么高昂旺盛。他的伤好得快，我们开玩笑说他的血好，他淡淡一笑，说：“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不塌塌的，没什么了不起。”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南的瓦屋塘与敌陶广纵队激战，贺炳炎率领五师配合主力战斗，右臂骨头被打碎，负了重伤。卫生部长贺彪用修械所的钢锯给他作截肢手术，他咬着手巾忍住剧痛，截去了右臂。贺龙总指挥特意要了两块锯下的碎骨头，包进红绸布，用来教育干部、激励部队：“看看，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啊！”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一到晋西北抗日前线，贺炳炎就担任了八路军１２０师７１６团团长。在宁武县城，贺炳炎目睹了日军血洗后的惨景，发誓要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偿还血债，为死难同胞复仇！几天后，贺炳炎奉师部命令率７１６团一部挺进雁门关地区，连续伏击日军汽车队，阻敌汽车５００余辆，烧毁数十辆，歼敌２００余名，一度占领了雁门关，切断了日军交通运输线，使进攻忻口的日军粮弹缺乏、难以为继，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防御的友军。
解放战争中，贺炳炎担任了西北野战军第１纵队司令员。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１纵队冒着大雪赶到瓦子街打敌援兵，主动命令３５８旅派部队切断敌军退路，与敌血战竟日，保证了整个战役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的胜利，仅１纵队就歼敌１１０００多人，打出了全军著名的刺杀英雄刘四虎和英勇顽强的硬骨头六连。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贺炳炎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立下了卓著的功勋，成为我军崇敬、敌人胆寒的杰出将领。
蒙冤受辱忠贞不二的党员
在我们这支部队里，贺炳炎是个很“特殊”的人物：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他曾被蒙冤关押，险些杀头，后来又几上几下。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仍对革命毫不动摇，忠贞不二，一心一意、拚死拚活地跟党走、跟党干！
１９３３年春，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继续推行“肃反”扩大化，一批批党员、干部被当作反革命“改组派”“肃”掉了，根据地垮了，党和红军几乎到了毁灭的边缘。这期间，担任红军团长的贺炳炎亲手掩埋了作战牺牲的父亲，不久他自己却被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被抓的前一天，他听见风声后，跑到驻地旁的山头上蹲了一整天，想了一整天：跑回家去吧，那是没有出路的；自己是在红军里跟党长大的，还是留下来，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他回到团里就被捆了起来。就在他要被拉去杀掉时，贺龙军长实在忍不住了，气愤地问：“为什么要捆贺炳炎？他十几岁跑来投红军，是我把他捡回来的，是我亲眼看他长大的。说他是反革命，反革命打起敌人来会那样不要命？”这样贺炳炎才幸免一死，在被捆了２９天后放了出来，但不能带兵，到管理科打杂。在失掉党籍、军职、不被信任的情况下，贺炳炎忍辱负重，衔冤受命，行军时背粮食、背物资，战斗时打冲锋、缴敌枪，胜利了再去喂军马、送给养，一声不吭地埋头苦干，用行动表白自己对党的赤胆忠心。
１９３５年３月，敌军几个纵队“围剿”苏区，我军在澧水河边的后坪与敌反复争夺。突然一路敌军冲到我指挥机关几十米的地方，部队都不在，贺老总急了，大喊一声：“贺炳炎，上！”贺炳炎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带领管理科的几个勤杂人员顶上去。他一个人打冲锋，抱着一抱手榴弹一颗颗投向敌军，使主力赶来解脱了危局。他的腰部因此负了重伤，伤好后仍回管理科。
６月间，２、６军团出击湖北宣恩，在忠堡地区围歼敌４１师。战斗中１８团团长高利国负伤，总指挥部要管理科长贺炳炎去当１８团团长。贺炳炎本来对永顺天主堂会议再次撤了他的团长是有意见的，任弼时政委向他讲明了党的决定和战斗的需要，问他：“你是共产党员，在党有困难的时候你该采取什么态度？”贺炳炎把大腿一拍，说：“好，我去！”转身奔向炮火纷飞的火线，接任了１８团团长。
８月初，红军再入宣恩的板栗园伏击敌８５师。敌大部被歼后，敌师长谢彬率警卫营仍负隅顽抗，我军伤亡不小，贺炳炎的１８团伤亡近一半，总指挥部命贺炳炎担任前沿指挥，他重整队伍，率１８团攻下了敌军阵地，击毙敌师长谢彬。
贺炳炎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历经磨难，忠心不改，在党需要时把个人的一切统统抛在脑后，豁出命来干。
什么叫忠诚，什么叫无私，什么叫共产党员，我们从贺炳炎的身上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答案。
可亲可近的兄弟
他这个人性格很鲜明，光明磊落，心口如一，待同志直爽坦诚，肝胆相照。有人说他脾气“躁”，有人说他性格好，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对一件事、一个人，贺炳炎要觉着不对就讲，才不管你是谁呢，讲不通时还会跟你吵上一架，吵过之后心里绝不存一点芥蒂。如果发现是自己错了，他又马上向你认错赔礼，主动承担一切责任。我们与贺炳炎相识较早，有的是在洪湖岸边，有的是在苏维埃政权里，有的是在２、６军团会合的行列中，有几位还跟贺炳炎多次作过搭挡，一文一武，一政一军，几十年戎马相伴，相交甚深，配合默契，亲如兄弟。１９３９年，１２０师挺进冀中，贺炳炎、余秋里等受命到大清河北组建独立三支队，改造当地武装，扩大根据地。贺炳炎、余秋里一个缺右臂，一个缺左臂；一个当司令，一个当政委。他俩密切协作，团结一致，很快就组织起几千人的支队，并使之迅速地转变为正规的八路军，在敌后游击战争中打出了威风，成为闻名遐迩的“一把手”的队伍。
贺炳炎对自己的下级和战士，既严格要求，又平等相待；打仗时是个威严的指挥官，生活中是个可亲可近的好兄长，娱乐时又成了顽皮的小伙伴。他喜好摔跤，战斗间隙专找大个子摔两跤，在地上滚来滚去，招得战士们围在一旁助威叫好。他自己被人家摔倒了，不服气，抱上去再摔；有时把人家摔恼了，他却一笑：“没事，玩呢！”自从少了一条手臂后，没法摔跤了，没事时他就往管理科、警卫班跑，下棋、谈天、喂牲口，还一口一个“马夫大爷”、“管理员大人”地喊个不停。正因为他平易近人，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战士们有话都愿意对他说。
长征过草地，连野菜都给采光了，贺炳炎把省下的青稞粉子都给了饿昏的战士，和政委廖汉生跑出很远去找野菜。有时碰见不认识的野菜，师长、政委先尝一尝，证明无毒再向全师推广。为了不让一个战友掉队，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号骑，亲自给战士扶鞍挂镫，用仅有的一只手牵缰引路，拖着残疾的跛脚一瘸一拐地走着。
全国解放后，贺炳炎从青海调到西南，先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南征北战２０年，战伤累累；革命胜利后又积劳成疾，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哮喘数病缠身，几度危及生命，但他只要病稍好一点就立即投入工作。他对同志们讲：“现在是条件太好了。要是打仗，保险病也没有了。过去我害疟疾发高烧，洗个冷水澡就好了，现在这些病没什么了不起！”
１９６０年６月下旬，贺炳炎再次病危。他从持续几天的昏迷中醒来后，马上把下基层调查回来的军区后勤部长叫到床前，详细听取汇报，督促尽快解决基层住房困难。他充满感情地说：
“我是不行了。等我死去后，那些先去见马克思的老战友问我：贺炳炎，革命成功了，你掌权了，你为大家做了些什么好事呀？我说我的部下还没房子住哩！难道我就这样去见老战友吗？”
这就是贺炳炎临终前的最后遗言。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３９周年的这一天，一个共产党员走完了自己的战斗里程！
……
贺炳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３０年了。然而，他那矮小的身影、刚毅的面孔以及扎在腰间的那只空袖筒，总是闪现在我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