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为了文学研究的更加繁荣
《文学评论》编辑部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文学研究家、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对《文学评论》近几年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善意、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这些批评认为：《文学评论》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几年，方向比较正确，在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为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新时期文学获得迅速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繁荣等方面，曾经做了很多工作。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刊物，虽然继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由于刊物前主编刘再复错误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而造成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方向问题。批评意见认为：刊物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散布了资产阶级的艺术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一些文章散布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贬低和诋毁，有的文章违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其次是刊风、文风和学风方面的问题。不少批评认为：《文学评论》未能广泛地团结文学研究工作者，认真地贯彻双百方针，积极开展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正常讨论和争鸣，反而存在着“小圈子”的刊风，支持某些并不一定正确的文艺观点，压制了正常的批评和争鸣；有些文章缺乏充足的论据，华而不实，学风不好；有的文章文风晦涩难懂；此种刊风、文风和学风不利于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亟待纠正。
最后是刊物的学术质量问题。不少批评认为：近年来的《文学评论》虽然也发表过一些较好的学术研究文章，但同时也发表了一些缺乏科学性和学术水平的文章，有的重要文章甚至出现了不少不应有的知识性错误。
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是中肯的和求实的。我们由衷地感谢这些同志出于对我刊的爱护、关心，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所提出的批评。
《文学评论》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后，对这些批评认真进行了研究，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并经文学研究所全所同志们的认真讨论，积极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议。今后，我们将努力遵循新的编辑方针进行工作；也热切地希望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监督，帮助我们办好刊物，为端正刊物的政治方向，树立良好的刊风和学风，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而努力。
《文学评论》作为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个主要学术刊物，在政治方向上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所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既定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彻底纠正过去的政治方向性的错误。
为此，刊物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文学各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努力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地开拓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研究。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态度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主张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反对离开“发展”来谈“坚持”。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并不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二卷第４４１页），发展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特别应该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和文艺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面临新的现实，新的情况，以至新的严峻的挑战，不“发展”就难以回答历史的要求。但同时，也要反对离开坚持来谈所谓的“发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譬如说，离开了马克思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来谈所谓的“发展”，如近年来某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那样，那真正是一种思想上的历史倒退，绝非什么发展。而这些人近年来正是在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堂而皇之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这一点，我们必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对待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左”、右两种思想倾向时，我们赞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左”的错误思想根子很深，在以往曾经对革命和革命的文学事业造成过严重的危害，不能放松警惕；但是必须反对以右反“左”，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都看作“左”的东西加以反对。由于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当前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为了顺利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我们既要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和一般地提倡资产阶级文艺观、价值观二者之间在精神上的联系，不要把它们看作彼此孤立、毫无联系的现象，但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时，又要科学地加以区别，不可简单化地将二者混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方向，否定四个坚持为特点的。因此，不能把任何学术问题上的错误都看作自由化的表现，也不能将任何学术问题上正常的不同意见，都视作政治方向问题。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必须大力批判，这样做当然不能回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左”倾状态中去，不能否定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对近年来遭到一些“精英”们肆意否定的十七年间以至“五四”以来革命文学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必须重新肯定，对遭到他们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涉及社会主义方向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艺术与人民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价值体系中的综合社会功能等等，也必须坚决加以澄清。批判性文章也要摆事实、讲道理，具有充分的科学性。要防止简单化和“左”的倾向，否则不仅无助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也无助于科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仍必须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批评的开展和文学史、文艺学的研究与建设，并将之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学评论》在这一方面历来承担着重要的任务。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同研究并解决文艺学发展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必需的。
《文学评论》作为全国性的文学学术刊物，必须团结全国的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并发表他们的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扭转以往一个时期内存在的小圈子的刊风，今后刊物必须真正地面向全社会的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必须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团结一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和爱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实现老、中、青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的广泛团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能不能充分团结并发挥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今后能否真正办好刊物的一个关键。因此，必须认真改变以往一段时期内轻视和排斥老一辈学者的倾向，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要充分地尊重，并努力学习他们的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学风；中年学者目前是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更是我们应该努力团结和依靠的，必须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会放松对于新生力量的大力支持，这方面的工作，今后只能加强，而不能有任何削弱。文学研究事业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一代的，我们对他们寄予深切的期望。我们的原则是：既不以老压新，也不以新排老。要继续扶植新生力量，特别是要大力培养努力学习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力量，对他们既要热情扶植，又要严格要求。这也是《文学评论》所应该担负的重要历史使命之一。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发展和繁荣科学与艺术的正确的方针，《文学评论》今后必须认真地执行和贯彻。要继续鼓励解放思想，努力发展学术自由，提倡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只有依靠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这一大的群体才能办到。而在大的群体中，在各种学术问题上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分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这种正常的分歧，只能通过争鸣的途径，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因此，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要提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厚此薄彼；重要而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要有选择地在刊物上组织并展开尽可能深入的讨论，以活跃学术思想，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科学事业是一种需要献身精神的事业。在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道路上，难免会有失误和挫折，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特别应该继续提倡并鼓励科学研究方面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即使一时不一定很成功的探索，也要鼓励。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综合、走向多学科的交叉，走向与实践更紧密的结合，因此，我们的文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广开视野、打破人文学科之间各种樊篱的多视角的文学研究和不同方位与层次的宏观研究将会受到我们继续的重视。但我们所重视的宏观研究，是必须建立在扎实而深入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的，应该反对使宏观研究沦为缺乏充分论据、带有很大主观随意性的“空观”。文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不断开拓，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这方面，我们将继续予以提倡和鼓励。但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全盘西化”的主张，是违反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我国历史文化发展实际的、十分有害的理论，必须坚决反对。我们要大力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要看到它们与我国光辉的民族传统之间有着内在的精神上的批判继承关系。但我们在文化和文艺上，又绝不应采取“国粹主义”的态度，不能固步自封，株守传统，陈陈相因。对传统文化和文艺中的消极落后因素，我们不仅不能继承，而且要坚决地批判。同时，反对盲目地、无批判地引进、吸收西方的文艺观，却并不等于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和文艺在发展中所创造、所积累的合理因素，可以一概视而不见，简单化地予以排斥，而应该有批判地引进和吸收。要把批判性地研究西方当代文论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坚持批判的态度。因为批判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原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标题系编者所加。）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山桃一树在丹崖
——徐棻戏曲创作漫议
川剧女作家徐棻在戏曲文学这条道上执著地走了３０余年。在旁人看来，这条道上是索寞的。可徐棻心头从不枯寂，相反，却常蓄着热热闹闹的春意。３０余年里，她默默地创作、整理改编了近３０个戏曲剧本。近些年，每当看到她兴致勃勃地向观众捧出自己的新戏，我总不免想到巴蜀山野随处可见的桃花：一树树，一簇簇，或单层，或重瓣，极质朴，极热烈，又简明，又纷繁。尤为可贵的是，徐棻所写的有代表性的戏曲作品，无不努力借助于外来文化的启发或影响，又无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深植其根。
在徐棻的创作道路上，有过两次旺盛的“花期”，一次是在五六十年代，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当共和国的晨曦在东方编织一天云锦时，徐棻从朝鲜战场走进北大课堂。后来，又从北大课堂，走进成都市川剧院。和其他由党直接培养起来的剧作家一样，徐棻站到这个队列里来时，最主要的思想准备，就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学习和接受了马列主义。尽管当时她结合创作实践运用得还远不纯熟。从此，先进的世界观成为帮助她烛照戏剧题材、点燃戏剧诗思、迎来创作上旺盛“花期”的智慧之火。
初试身手的徐棻，把民族传统文化作为自己丰富的养料，选择了以创造性改编戏曲或小说艺术遗产为主的路子。她所确定的第一个再创造的对象，便是关汉卿的《诈妮子调风月》。她的《燕燕》在关剧原作所提供的基本情节的基础上，对人物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性格和情节都较仅存关目和旦角曲文的《诈妮子调风月》更为丰满。最根本的改动，是全剧结尾对燕燕归属的处理。在原作中，小千户与莺莺、燕燕同时结合，燕燕作为二夫人跟小千户饮交杯酒。在徐棻笔下，李维德（即原作中的小千户）、莺莺以及老夫人将燕燕欺骗后，要把她嫁给史老员外。刚烈的燕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李维德和莺莺结婚之时，自缢于洞房锦帐中。与原作比较，徐棻重新设计的结尾，突出了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象，强调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和面对强大的封建主义的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王熙凤》的创作则是改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又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这一次，徐棻选择了另一位经典作家曹雪芹。《红楼梦》纷繁复杂的内容中，紧紧夺住徐棻目光的，主要是作品对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封建贵族的腐朽和罪恶的暴露。剧作家从封建家庭内残酷的人际关系和阴森的心理环境入手，着力提炼王熙凤迫害尤二姐这一中心事件。徐棻不仅把原著中被王熙凤当枪使的小妾秋桐，改变为为抵偿高利贷而卖身入府的丫头桐花，而且将她精心选择的富于戏剧性的中心事件移到元春省亲的背景上，让这一事件在王熙凤和贾珍争夺置办省亲别墅内外陈设的分配权的斗争中展开；而且让王熙凤直接出面药逼尤二姐，然后嫁祸于桐花。这些创造性的变动，固然是戏曲自身有别于章回小说的艺术规律的需要，但从根本上照亮剧作家灵感和思路的，还是作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于《红楼梦》的审美再认识。
８０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将她涌入戏曲创作的又一个旺盛的“花期”。如果说，在前一个“花期”里，徐棻在创作中主要是以对传统文化的纵向继承为主，实现了对古人的突破，那么，在后一个“花期”里，则是在纵向继承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外来文化的横向借鉴，通过大胆探索，实现了对自己的突破。徐棻爱戏曲可谓爱得痴迷。正由于爱得这般深，她才与许多戏曲界有识之士一样，既谙熟戏曲美学的基本特征，又明白古老戏曲与现代观众之间的某些矛盾，更深知戏曲艺术规律的不变性与可变性的辩证关系。在改革大潮的强烈震动下，徐棻迅速将她的认识化作不间断的艺术实践。
她在追求戏曲的好听、好看的同时，追求戏曲的可思、耐思。开阔的文化视野给了她更多的激活灵感的契机。她把从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戏剧大师以及某些西方哲人那里得到的启发，与生活本身告诉她的哲理联系起来，重新发现了《红楼梦》。她把这新发现写到了她的《红楼惊梦》里。这出戏透过焦大和王熙凤这两个角色的特定目光，透视贾府，透视整个封建社会，留给观众的思索，明显多于对观众情感的煽动。这是一部没有宝哥哥和林妹妹的红楼戏，又是一部迥异于徐棻自己的《王熙凤》的红楼戏：《王熙凤》侧重于写实，再现；《红楼惊梦》侧重于写意，阐释。从前者到后者，实现了一次社会批判型戏曲向心理感受型戏曲的转化。对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的全部复杂性和自我矛盾性的深入思索，诱发了她改编川剧旧戏《南华堂》（即京剧《大劈棺》）的欲望。经过反复熬炼打磨的《田姐与庄周》，做到了形象性与哲理性的较好结合。
她还追求戏曲表现手法的多样、多变。在８０年代的一些新作中，她不仅借助于现代音乐、舞蹈的许多艺术手段，而且大胆采用了幻觉、象征、荒诞、变形、内心外化等等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表现方法，把它们有机地融进川剧的艺术体系中。《红楼惊梦》中石狮子与焦大的对唱、瑞珠撞柱的那段惊心动魄的舞蹈，《田姐与庄周》中田姐劈棺时“精灵”的出现，《欲海狂潮》中“欲望”化作人形的粉墨登场，尤其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她最终的追求，是在横向借鉴的过程中，融合古典美与现代美于川剧一身，实现对传统的复归和突破。徐棻作品中一般都蕴涵着一种可贵的本土意识，那怕是在她那些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异域文化因素的探索性作品中，你也可以一眼望见那深深扎在民族文化土壤里的根。她用自己对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切感受去写，去表现。在形式上，她努力把戏写成典型的川剧。被徐棻点化为在舞台上翩翩来去的戏剧形象，是通过服饰、舞蹈、程式化表演和川剧的特技（如变脸）来呈示的。这些形象所具备的中国诗剧人物形象特有的抒情性和观赏性、鲜明的节奏感和色彩感，不能不令人发出欣慰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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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保尔·柯察金》〔话剧〕
剧本改编：罗大军、王晓鹰
导演：王晓鹰
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保尔·柯察金》第三次被青艺搬上舞台。此次演出，改编者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原著和班达连柯的同名剧本，进行了重新创作改编。在不伤害原著基本精神基础上，开掘和加强了保尔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正确处理“生与死”的主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主人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著追求、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该剧重排，采用高度假定的舞台时空，使演出能灵活顺畅地在人物的现在和过去、人物的行为和思想之间流动，并能随时展示当代人的认识和情感，用“写意的美”和“表现的力度”完成这首“向死亡挑战”的悲壮的生命颂歌。该剧由陈希光饰保尔·柯察金，扈斌先后饰冬妮亚、丽达和达雅。 （关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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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荒娃》〔电影〕
编剧：夏岚
导演：邢树民
摄制：天津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
八十年代初，沉寂已久的中国农村到处热气腾腾，生机一片，亿万人铆足了劲忙着往致富路上奔。不少地方也就顾不上办学堂，忘了孩子们应该背上书包。于是，一位老县长离休回到山区故乡时，心疼地看见村里的学堂变成了作坊，孩子们不是赶着羊群上山，就是漫山遍野瞎打闹，全都成了荒娃。他要把孩子们拢起来，教他们识字读书懂道理。可当村长的儿子却和他别着劲儿，乡亲们对他敬而远之，孩子们也不买他的帐……山村由此生出了一连串有趣的故事。不甘寂寞的老县长，也在不断涌出的苦恼和欢笑中找回了自己的生活。
这是导演的处女作，但它在节奏的把握、电影语言的运用、儿童心理和儿童情趣的表现上，都比较成功。老县长的扮演者郭振清朴实、生动的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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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公关小姐》〔电视连续剧〕
编剧：邝健人
导演：黄加良
录制：广东电视台
香港小姐周颖应聘为一家中外合资的中华大酒店公关部经理，第一次踏上了热恋着的故土。在任期一年中，她创造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也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她与其他六位公关小姐不同的经历和性格，向人们展示了一部“七彩人生图”。
二十二集电视剧《公关小姐》，较好地发挥了“连续剧”艺术的特长，它巧妙地将七位公关小姐的命运线索互相纽结、并肩发展，做到人人有戏，处处有戏，集集有戏，从而保持了对观众的一种内在吸引力。该剧制作精致，演员表演真实自然，人物塑造有血有肉，特别是女主角萨仁高娃的表演极富特色。全剧充满了改革开放后广东的时代气息和别具一格的南方都市风味，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深厚情感。
《公关小姐》在广东电视台播出后，创下该台自制节目最高收视率，澳门电视台和香港亚洲电视台已购买了该剧的电视播出权。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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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感：作家无可回避
蔡桂林
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艺术永远是个人情绪的历史。如果这“个人的情绪”能够折射出激变时代的光彩，在谈论自己时，也就是谈论着一般人。近年我国文坛上有一些作家未加辨析地对之作了片面的接受，走向极力表现自我的极端，热衷于平淡情绪的一味玩赏和个人情调的自我表露，竭力表现所谓的“现代孤独”，封闭自己的心灵对社会的殷殷关注转而又指斥社会的荒诞，疏离现实、疏离人民的精神向往和理想追求。在这些作家那里没有时代大吕黄钟的轰鸣，没有激越时代气浪的喷发，一个民族、一个阶级在某一历史阶段里为变革现实生活进行不屈奋斗而构成的时代精神得不到崇高的表现，一切都在淡而又淡的背景上晃动，文学离开了本来该走的康庄大道而转进了扭曲的胡同。我们不能不设问：作家、文学能回避时代吗？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学又何尝不是？它只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定时代的表现。不仅其内容，就连形式也都是由特定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审美时尚所决定。契诃夫说：“文学是自己的时代的儿子。”托尔斯泰宣称：“艺术是生活的镜子。”我们今天仍然喜爱的那些历史上的大作家，哪一个不是所处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无一不和自己当代的生活联系得很紧很紧，紧跟着时代一起前进，与当代人同歌哭，非常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深切地体悟到当时人民生活、那个时代的灵魂，是时代与历史必然性的服役者。读屈原的《离骚》，杜甫的“三吏”、“三别”，从这些作品中读出的是一颗热切关注时代的心，是热切关注人类命运的伟大的人。
强调作家、文学的时代感，作品要在精神上和形式上带有这个时代的烙印，并满足这个时代的要求，并非从外部强加给作家，强加给文学，而完全在于文学本体内在的呼唤。作家首先不是在幻想的世界里生活着，而是时代现实王国中的一个公民，一切发生过的事物都应该在他身上活着。艺术思考的出发点只能建立在这现实时代给予的切身感受和情绪基础之上，舍此就失却了直观感性显现的特征。时代对艺术的要求和艺术对时代的满足，两者交融构成一定历史时期的主要审美特征，并依凭这个特征进入文学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无限延衍和现实社会的整体发展，作家、文学不能不倾向注重时代感的崇高性和神圣性。时代感：作家无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