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走出疲软的阴影
——广州南方大厦百货商店促销活动采访散记
本报记者 施明慎
“喂，您会使用这个多用尺吗？”在广州南方大厦百货商店的一角柜台，两个胸佩厂方推销员标志的姑娘，一边口齿伶俐地介绍着这种新产品的使用方法，一边熟练地移动着各自手中的多用尺。不一会儿，七八种几何图案及美术图形就展现在顾客眼前。一位教师说，用这种尺画表格很方便。在他旁边的一位年轻母亲附和道，还可以启发儿童心智，发挥想像力……围观者无不点头称奇，纷纷解囊购买。
在其他楼层，记者还看到魔术扑克、多功能家庭切碎机及上海夏装等产品的现场操作和表演。此外，矿泉水、雀巢柠檬茶、岭南饼干、宝路薄荷糖等产品的免费品尝活动也为商店增添了不少生机。
陪同记者采访的业务科主任李碧光介绍说，自去年以来，南方大厦百货商店也和其他商业企业一样，遇到有些商品销售不畅的困难。他们发现，对有些商品不了解、有疑惑是顾客购买兴趣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决定把帮助顾客了解商品，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作为一项促销措施。今年春节期间，南海县一家工厂应邀到该商店进行涤棉被现场制作表演。许多顾客原来担心涤棉被外面一层是真货，里面则是假的，到制作现场一看就放心了。仅此一项，商店每日销售额达４０００多元。
总经理梁国豪告诉记者：“为了方便消费者购物，提高商品成交率，我们从去年年底起，在所属的南丰商场和地下商场试行大面积开架售货。”
在地下商场的时装部，记者看到顾客正在各类款式时装的货架前随意选购。有几位年轻姑娘拿不准哪种款式更适合自己，在镜前反复试穿。售货员站在一旁给顾客当“参谋”，双方都显得轻松自如。在南丰商场的小型家电部，一位正在选购吹风机的男青年满意地说：“开架售货便于顾客仔细挑选、反复测试、多方面比较同类商品的价格和质量，即使不买也不必担心遭到售货员冷眼。所以我们都愿意到这里买东西。”
开架售货减少了柜台拥挤现象及顾客与售货员之间的摩擦，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悠闲、便利的购物环境，大大促进了销售。过去南丰商场童装日销售额仅１０００多元，开架售货后，日销售额近３０００元，最高达到４０００元。由于商品上架率增加了１至３倍，南方大厦百货商店的经营品种也由４万多种增至６万种。
市场销售不旺，部分工业品严重积压，社会上普遍呼吁商业部门发挥蓄水池作用。在这方面，南方大厦百货商店棋高一着，他们不是单纯“蓄水”，而是积极“开闸”，通过举办内外展销会，为“广货”拓宽销路，切实支持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记者采访时，恰逢该店举办以百货业沧桑变迁为主题，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风貌的《南大百货今昔博览》以及１９９０年汕头经济特区中外产品拓展会，观展和购物的顾客络绎不绝。
由于广州市场产品更新快，许多在当地不时兴的产品在内地尚属新潮俏货。于是南方大厦百货商店开始尝试将“广货”送到内地去。今年１月，他们带了价值１６０万元、３０００多个品种的商品到宁波举办展销。供他们举办这次活动的华联商厦，１９８９年全年销售额不足７０００万元，通过“广货”展销，吸引了大批顾客，把整个商场带活了。今年１月份，销售额达到１２００多万元，获纯利８０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倍多。
不久，常州、苏州、青岛、内蒙古等地的大商店纷纷邀请他们前去举办“广货”展销。兰州一家百货商店捷足先登，已签约购买价值１０００万元的商品。
眼下，广州南方大厦百货商店业务科主任李碧光，正兴致勃勃地组织商品，他准备送“广货”北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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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懂得“冷”与“热”的辩证法
——记合肥电冰箱总厂厂长张巨声
本报记者 李茜
（一）
１９８９年盛夏，天气炎热，而冰箱行业却“冷”起来。市场疲软，仓库暴满，直到今年上半年，不少厂家依然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然而也有不“冷”的，安徽合肥电冰箱总厂就是另一番景象。去年１１月，１８１立升“美菱—阿里斯顿”新产品投放市场，风靡北方，要求订货、提货的络绎不绝，有的商场还专门派人坐等，仅预付款即达１３００多万元。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全厂上下加班生产。１９８９年，这个厂生产电冰箱１５．５万多台，产值、利税、劳动生产率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合肥电冰箱厂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工人们说，主要是从消费者的要求出发，及时抓产品更新。
去年第３季度，这个厂３０００台冰箱压库，也一度遇到产品销不出去的问题。厂长张巨声没有急躁，他带了一些人到市场上去看情况，收集信息，研究消费者的心理。有人说，冰箱滞销是市场饱和了。他不这样看。他心中有数，国家公布的数字，目前城镇居民户冰箱普及率只有２８％，现有近１亿户城镇居民中，如果每百户购买５台，就需近５００万台，何况还有每年增加的１２００万户新家庭和逐步富裕起来的那部分农民家庭。冰箱市场“冷”的症结在于，市场上销售的冰箱设计与多数居民生活需要没有对上口。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外不同，买冰箱多数不是为了喝冷饮，而是希望能多储存些禽、蛋、肉，目前许多电冰箱冷冻室小，还得买个小冰柜作补充，多花钱，又费电。
张巨声同厂领导研究，决定试制大冷冻室冰箱。抽调技术骨干，立即动手设计；工人加班赶制，很快制出“美菱—阿里斯顿１８１”新产品。这种冰箱的冷冻室有５７立升，比原来的几乎大一半；两个蓄冷器，断电后可持续保温１５小时。售价也合理。
产品投放市场，一路走俏。最初的喝彩来自湖北十堰汽车城。有６位第二汽车厂的工程师自带检测仪器检测了６台大冷冻室冰箱，台台优良，群众信服了，纷纷购买。紧接着，这种冰箱在北京、沈阳、大连、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青岛……都成了热门货。今年一季度，这个厂生产了４．９万台，供不应求，销售收入突破一亿元，完成利税比去年同期增长５２．６％。全厂生产与销售持续升温，对于他们，哪里有一点“冷”的感觉。
（二）
张巨声懂得“冷”与“热”的辩证法，善于从“冷”中看到“热”。合肥冰箱厂的前身是合肥第二轻工机械厂，１９８３年上级把张巨声由市经委调到这个厂时，年产值只有１５２万元，而积压的产品也有１５０万元。显然，要把企业变成国家的“聚宝盆”，就不能再生产脱离市场需要的产品。他透过市场，看到将兴起的冰箱热流，断然决定转产电冰箱。
此时，北有“雪花”，南有“万宝”，“香雪海”、“沙松”、“双鹿”也初露锋芒。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报上的信息表明：１９８３年全国冰箱需求量１０００万台，产量仅１００万台，竞争虽激烈，潜力也很大。
张巨声冒着风险，依靠借来的７０万元，开始实现他由“冷”转“热”的宏图。１９８４年春节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张巨声与他的伙伴们仍在车间围绕着生产线打攻坚战。经过１００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年产５万台的冰箱生产线于３月份试车，４月出样机，９月正式投产，当年生产出３０００多台单门冰箱，盈利２９万多元，初战告捷。尔后，他又以国内同行业引进安装工程的最快速度，生产出双门双温直冷式冰箱。这种冰箱以新颖的款式和优良的质量受到用户青睐，很快就被几十家全国大型商场两度评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冰箱，１９８８年国优评比中以总分第４荣获国家银质奖。
张巨声瞄准市场需求，不停顿地开发新产品。６年间，合肥电冰箱厂开发出９个新品种，有单门、双门、三门、大冷冻室、冰柜和１００立升小冰箱等等，有的早已成为热销货，有的伺机投放市场。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开拓和追求，使合肥冰箱厂在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三）
张巨声已年过半百，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他拥有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实际上他只在幼年时读过一年半书，后来靠自学考取了空军学校，获得中专学历。从那时起，他不论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也不管工作多忙，都坚持不懈地学文化，学理论，学管理知识，并自学掌握了一门外语。
自学成才的张巨声谙熟唯物辩证法，他懂得，工业生产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因此，他异乎寻常地爱才，不惜工本培养人才。
张巨声的治厂原则是“兵不在多而贵在精”。这几年，随着效益年年翻番，合肥冰箱厂职工的收入和生活福利在当地企业中数一数二，于是，有人要求把自己的子女、亲友调到厂里来。厂里坚持一条，凡是没有一技之长、不适合企业需要的一律婉言谢绝。但是，为了选聘工厂需要的人才，张巨声经常四处奔走，用满腔热情感动主管部门。张巨声每年要花一笔钱，对本厂原有职工进行培训，有的上业大、电大，有的脱产读大学；一线工人，都要经过专业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而且定期复试。几年间，全厂“五大”毕业生培养了９０多人，６０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大专学历的５０多人，其中半数以上是自己培养的。
知识结构和职工素质的提高，带来了企业的腾飞。１９８８年合肥电冰箱厂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１９８９年提前５０天完成全年计划，全员劳动生产率达３１．８万元；实现利税６０１７万元，人均创利税７．１１万元，分别比１９８８年增长７３％和２８．６％，成为全国５００家最佳经济效益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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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写
两个结尾
本报记者 张振国
“我不是客气，是出自内心，请你将大作的结尾，换成我改写的这样……”
深夜１２点，南京扬子石化公司经理彭哲春匆匆赶到我的住所，十分诚恳地要我把我写的《一次巨大合力的检阅——来自扬子乙烯工程的报告》一文的结尾，由表扬他本人，改为表扬他们的公司党委书记。
老彭递给我一份由他改写的结尾，字迹工工整整：“扬子人深感责任重大。因为石油化工行业，是一个易燃、易爆、易出恶性事故的行当。扬子这个‘新生儿’还刚刚诞生，管理还很吃力，但他们有好的带头人——党委书记张直忠同志。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他团结了我们领导班子一班人，坚持了‘生产为本，安全第一’的方针，提出了要把１０套石化装置‘开得起，稳得住，管得好’的战斗口号……”
尽管他在改稿中，注意了我的文字风格，但我仍坚持要用原结尾，并一字一句和他核实：“……彭哲春５０开外，搞了几十年石油化工，经过很多化工事故的磨难，如今在他的手背上还留有伤疤，他把这些伤疤当作永恒的纪念，在脑海里，始终把‘生产为本，安全第一’当作座右铭，牢牢地刻在疤上。他从新中国的石化发祥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来到南京，连近在咫尺的中山陵、玄武湖公园都未去过一次，真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搞好１０套装置的安全稳定、优质高产之上……”
核对之后，我问：“有无出入！？”他说：“没有出入。”我说：“没有出入，就以我的为准了！”他说：“还是以我改写的为准吧！”
双方争执不下，我只好把稿件送给公司党委书记张直忠。老张看过，果断拍板。他说：“在生产上，我全力支持他作主，在这个问题上，由我作主了，用原结尾。”可是老彭还是不肯。没办法，我只好在发稿时，把两个“尾巴”都发回编辑部，并作了说明。为尊重书记、经理意见，本报国内版在４月２３日见报时，两“尾”均未用，本报海外版在４月２８日见报时，根据我的要求，用了原结尾。
一文两尾，引起我的很多联想：如果每个企业领导者，在荣誉面前，都能这样谦逊礼让，人们就一定会齐心协力办好企业，建设“四化”。
扬子乙烯特大工程提前建成，是一次巨大合力的结晶，彭张合拍，应是党政领导之间一次更深层次的巨大合力的反应。对否？！愿与读者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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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经济之角
梨乡阳信
贺跃进
我们来到全国著名梨乡——山东省阳信县，只见处处梨园，遍地梨树。由梨树构成的原野景观使阳信大地更显得生机勃勃。当地的一位同志介绍说，金秋１０月，摘梨季节，可就红火了。山南海北的客商慕名而来。梨园席棚、农家小院，随处是各式各样的订货会，南腔北调，讨价还价，热闹非凡。不出半月，梨园里一堆堆小山似的鸭梨就被抢购一空。
是啊，阳信鸭梨不仅招来了四方客户，也使当地农民踏上富裕之路。
过去，阳信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一无矿产资源，二无拳头产品，１９７８年以前，人均年收入仅２０多元，虽说梨树种植有多年历史，但规模很小，收益甚微。
改革的春风，使阳信人悟出“要想富栽梨树”的道理。这里地处渤海之滨，气候湿润，充足的光照和弱碱性的沙质土壤使鸭梨具有个大皮薄、糖多汁浓、脆甜无渣等独有的特色。农民们又有一套传统的栽培经验。进入８０年代后，阳信农民把鸭梨种植作为摆脱贫困的突破口，有些村实现了人均１亩梨的目标。
县委、县政府从１９８６年开始，专门制定了发展鸭梨基地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措施，每年派出２００多名干部深入乡村，帮助农民发展梨树种植，分点、分片承包。一场大规模的鸭梨基地建设在全县农村展开，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只要有方寸之地，就栽上一棵梨树，家家户户念起了“梨树经”，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短短几年时间，全县已发展到了１０万多亩，年产量达５万吨。农民的人均收入由几十元增加到３００多元。
阳信农民并未就此满足。亩产几百公斤远不是目标，超５００公斤甚至５０００公斤才能彻底告别贫困。他们没有忘记用科学技术来加快致富步伐。以农民鸭梨专家朱万祥组成的技术攻关小组，风里来雨里去，经过几年潜心研究和反反复复试验，终于研究成功了“鸭梨早期密植丰产栽培法”，从而打破了数十年来一直为农家所遵循的“桃三杏四梨五年”的栽培定论，使新栽的幼树在３年内就可结果。“阳信人种梨种出绝招来了”，在许多种植鸭梨的地方，这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鲜事，人们纷纷前来效仿、取经。阳信农民的信心也由此大增。随着这项早期丰产技术的广泛应用，鸭梨亩产增至１５００至３０００公斤，最高达到５０００公斤，并开始大批出口。１９８９年，全县产梨４０００多万公斤，其中２５００多万公斤销往美国、日本、加拿大和东南亚地区。梨园郭村仅此一项人均收入１０００元，最多的达２０００元以上。阳信农民原来那种“小打小闹”形成的“栽梨种棉花，到头无钱花”的景况成了历史。不少家庭盖了新房，有的还买了彩电、摩托。
最近，阳信鸭梨又给农民带来一个福音：继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连续两次荣膺国优水果称号后，又被指定为亚运会专用水果，它再一次向人们昭示出鸭梨发展的乐观前景。预计今年总产量将突破５０００万公斤，实现产值６０００万元，农民的收入会更加可观。
县委书记黄学军说：再过３年，年产可超过１．５亿公斤，产值２．６亿元，仅此一项可使全县人均增收６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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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崛起的“鹿达”
——记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高丰
郭振雄 秦俊逸
“鹿达”，全称是包头鹿达羊绒衫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拥有２４００万元固定资产，是我国四大羊绒生产企业之一。谁能想到，仅仅在５年前，他们只有借来的７０００元钱和１８名担心开不出工资的职工。
“鹿达”的前身是１９８５年成立的包头市纺织贸易中心。成立之初，经理高丰凭借当地资源优势，决定全力经营国家刚刚允许放开经营的羊绒。他用仅有的７０００元借款作本钱，派人分头到农村、牧区收购羊绒。资金毕竟太少了！高丰带着优质羊绒样品，五进北京羊绒衫厂，凭着自己的一片事业心，赢得了预付的３００万元羊绒代购款。
高丰和他的助手们带着职工出发了。在城市，他们借住市民的小平房；在乡村，他们住的是车马店。盛夏，一连几个月，他们好几个人挤住七八平方米低矮的小平房里。年近半百的高丰和大伙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
惨淡经营一年，他们用羊绒全部偿还３００万元预付款以后，净赚１５万元。
有２０多年工业企业管理经验的高丰把这１５万元辛苦钱视若珍宝，舍不得发奖金，搞福利。他对包头市委负责同志说，我一不要你拨资金，二不要你出设备，三不要你提供技术，只要你点一下头，让我办个厂。就这样，他们利用新的预付款，以贸促工，边积累资金，边建起了羊绒衫厂。１９８７年，他们生产的无毛绒完全符合国家的出口标准，全年赢利１４４万元。
工厂诞生时，一贫如洗；刚满“两周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但高丰和职工们没有为此而陶醉。他们反复琢磨：北纬４０度左右草原地带出产的羊绒，质量优良，人称“纤维宝石”。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能创出自己的世界名牌产品！他们根据国际市场羊绒制品的需求形势，决定利用部分外资，引进关键设备，创办产品全部出口的大型羊绒企业。
在合资建厂谈判中，先后有５家外商认为高丰他们的条件太苛刻，不欢而去。香港更达公司的老板却从中觉察到高丰他们的一种顽强的创业精神。他贷款６０万美元，如数交给高丰说：“我把全家性命交给你。我不参加管理，相信你一定能把工厂经营好！”
新的设备到厂后，高丰和助手们带领职工夜以继日地大干。９个火车皮的设备，都是本厂职工从火车站搬运回厂的。分梳车间安装设备的职工，吃住在车间，连续９天９夜不回家，每天工作近２０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叫过苦。技术人员经过上百次试验，改造了引进的关键设备，研制出洗绒技术新工艺，生产出的“鹿王”牌无毛绒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成了国际市场的抢手货。就是在市场疲软的去年，他们的产品也以国际市场上的最高价销售一空。今年，他们又推出了羊绒纱、羊绒面料、羊绒围巾、羊绒成衣等多种新式样新产品，第一季度已创汇２００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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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在企业，自然就会互谅互帮
——信阳、莱芜钢铁厂党委书记谈话录
本报记者 李德民
不少工厂的党委书记慨叹：这几年书记真难当！实行厂长负责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厂长“一肩挑”，书记有“失落感”；加强党委领导作用，往往又处理不好同厂长的关系。工厂的党委书记到底该怎么当？就这个问题，记者先后采访了河南信阳钢铁厂党委书记张相丞和山东莱芜钢铁总厂党委书记李景常，他们谈了许多，有一点看法是共同的：该争的争，该让的让。
信阳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张相丞说：先分析分析厂长和书记之间的矛盾，绝大多数不是由重大原则问题引起的，比如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稳定大局，等等，书记和厂长一般没有不同意见。矛盾往往产生在鸡毛蒜皮之中，产生在自己的私心杂念之中，比如开大会主席台上的椅子怎么摆、发文件署名谁先谁后、上级领导来了由谁汇报，等等，如果书记、厂长中有一位心眼窄，特别是书记心眼窄，那就很容易闹矛盾，影响全厂的工作。当书记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要清醒，要积极主动干工作，决不缩手缩脚，而在非原则问题上，不妨糊涂一点，退后一步，让一让。
莱芜钢铁总厂党委书记李景常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对重大原则问题，主要是一些政治问题，党委书记必须头脑清醒、旗帜鲜明，该说的就说，该干的就干，这里不存什么争权让权、分权合权的问题。书记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党的建设上，这就是本职，就是“种自己的田”。比如莱钢，８０００多名共产党员稳住了，全厂两万多人就能人心不散，干劲不减。去年北京发生动乱时，外地的汽车来厂拉钢材，有的车上被人贴有声援绝食的标语，莱钢的工人叫他们撕下来，否则不装车。有人要到厂里煽风点火，招待所不安排食宿。厂里办的《莱钢报》包括车间里出的黑板报，动乱期间没登一篇错误文章，登的是生产形势、好人好事。莱钢的干部群众在动乱中经得起考验，不是党委那几个月努力工作的结果，而是因为多年来一直重视党的建设，没有“淡化”，更没有取消。厂长对这个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厂长毕竟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厂长，不是资本家、老板，如果党的队伍垮了，厂长也当不下去。
张相丞说：动乱时，书记敢不敢站出来说话？说话灵不灵？这是对党委平时工作的检验，也是对书记党性的检验。如果书记平时不集中力量抓党的工作，整天只考虑自己在工厂里算“老大”，算“老二”，整天同厂长闹别扭，工人就看不起他，厂长也看不起他，紧急时刻就站不出来，说话也不灵。动乱时，我们党委不叫上街，就是没人上街去游行，有人上北京天安门广场把儿子带回来。今后再遇到这种事，不管多么激烈，多么复杂，书记都要争着站出来，不然，工厂还设党委干什么？至于开大会的椅子怎么摆，登报纸、上电视谁“亮相”，我看还是以厂长为主，厂长厂长，顾名思义就是一厂之长。书记和厂长在工厂里不是对立的一对矛盾，而是矛盾的同一个方面。
李景常说，至于哪些工作该争，哪些工作该让，其实也是很清楚的，去掉私心，眼睛就看清楚了。我当几年书记，没有批过一分钱的条子，那是厂长的权力，书记不能去争。对于生产、经营上的问题，我当然可以提意见，而且厂长、副厂长也习惯于征求我的意见，尊重我的意见，但发号施令的必须是厂长，不能是书记。张相丞说，厂长负责制当然也不是厂长一人说了算，他也要广泛听取意见，特别要重视党委的意见，但在决策时，那还是厂长说了算，不能“群龙无首”。
这两家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他们都对南阳武侯祠的一副名联很感兴趣：“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他们认为，工厂里党委书记和厂长虽然是党政分开有别，可是，如果书记、厂长都心在企业，那又何必非要辨“老大”、“老二”呢？那又怎么可能发生“窝里斗”、形成“两张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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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铁”变成活机器
桂莲
北京和平门内北新华街有一个小小的门脸——华成缝纫设备联营服务部。别看门脸小，作用可不小。经理王纯青说，他们的工作是将“废铁”变成活机器。
前几天，他们刚做了一笔生意。国内有一家大厂，一九六九年以每台五千九百美元进口的缝制皮夹克、牛仔裤的双针机，进来后因与该厂生产的产品不对路，派不上用场，一直放在仓库里，而北京昌平沙河镇一家服装厂，承揽了二十万条牛仔裤的任务，急着要买这种设备。这个联营服务部就把积压多年的这些设备收购来加以检修，卖给沙河服装厂，为这家小厂解了燃眉之急。
服装行业，随着产品变化节奏加快，一些大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加快了，淘汰下来的设备逐年增加。据了解，全行业积压设备已达二十万台，价值五亿元。一些大厂重复引进的、不对路的和淘汰的设备，对第三产业和一些小企业，对一些资金紧张要买二手设备的企业，都是很有用场的，用服装行业的话说，“老大换下来的给老二”。只可惜，老大往往找不到老二，设备闲在厂子里，成了垃圾、累赘。
这家由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设备成套公司与北京市第一轻工业总公司供销公司联合办的服务部，掌握服装行业各大厂家设备情况，可提供供调剂的闲置设备信息，北京一轻总公司则有生产技术力量，又有零配件，可提供加工修理服务，这家服务部虽然人不多，门面很小，但它利用自己的长处，办成全国闲置缝纫设备利用中心，为行业服务，实在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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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化工设备机械厂强化质量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了质量保证体系，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国化机质量优胜单位”，图为QC小组进行质量自检。
巨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