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金马”人物特写征文

  县委书记与流浪汉
张绍良
仲春时节,阳光灿烂。邻里,同行诸友,还有县里的领导,欢聚在一座二层的小楼上。
小楼的主人叫王新元,今年42岁,三年前,他还是个在街头上讨要的流浪汉,如今已是无极县小有名气的万元户。
王新元从地下蹦到天上,全靠了县委书记刘日。
1985年的11月,新到无极上任的刘日,在街上发现有个衣衫破烂的中年人,臂抱双肩地在瑟瑟寒风中发抖。他问身边的人:“这个人是谁?”
“他叫王新元,是正村农民,常年流落街头,人们都叫他流浪汉。”有同志说。
县委书记又问:“县里没有人管过吗?”
“管过。”一位同志说,“可谁也管不了。他的跑老婆的官司,已经打了好多年了。”
不久,刘日到正村检查工作,顺便问起了王新元的情况。
原来,王新元26岁时,家庭发生变故,其妻提出离婚。王新元本人坚持不离,官司一直打到县法院地区法院,几经折腾。后来,妻子与他分居了。王新元对此十分恼火,开始告状。但是,此案未能受理。王新元这个朴实、憨厚、多少带点愚昧的庄稼汉子发怒、骂街,到政府机关寻衅滋事,成了人人皆知的上访专业户。从此,他家境破败,几间土屋,全部塌倒,幼年丧失父母、青年走失妻子的王新元整日在街头游逛、讨要。
经过调查,刘日下决心要解决王新元的问题。不久,他给王新元在县糠醛厂谋了个看大门的差事,结束了长达15年之久的流浪生活。
没想到,王新元不识“抬举”,嫌每月45元钱的工资太少,没干几天,就撂了挑子,他想找门路发大财。
为筹措资金,王新元跑到县银行里去借贷款。陪了半天笑脸,说了一篓好话,却一个镚子儿也没借着,因为没人作保,银行死活不借钱。
王新元找遍亲戚、朋友、熟人,所有的人都拒绝做保。王新元贷款不成,反在无极县落了个歇后语儿:王新元贷款是武大郎坐江山——无人敢保。
走头无路,王新元硬着头皮又去找县委书记刘日。
那天,已是晚上9点多钟,刘日身患感冒,刚服过药。见王新元进来,刘日连忙把他让到沙发上,又沏上一杯茶。王新元受到如此热情的礼遇,平生还是第一次。他觉得浑身发热,喉咙哽噎,刘日好不容易才弄清了王新元的来意。
夜深了,刘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刘日想,王新元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和社交能力,在老百姓烧柴、做饭都很困难的年代里,他曾开创了用人力车到山西省阳泉拉煤的先例,以后又雇用汽车,为村里拉煤,解决了群众做饭烧煤难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王新元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他流浪街头长达15年之久,没偷过,没抢过,没摸过,讨不到吃食时,就自己饿肚子。
第二天上班后,刘日处理的第一件公务,就是为王新元作保贷款。他把办公室秘书叫来说:“小王,你给县农业银行打个电话,问一问王新元贷款需什么样的保人,我刘日为王新元担保行不行?”
办公室秘书听了这事,愣了:“刘书记,这不太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刘日说,“共产党员为老百姓做事合适得很。如果银行说我可以担保,就贷给王新元两万元人民币。”
有人把此事提到县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刘日拿着国家的钱做人情,王新元把两万元的贷款拿跑了怎么办?”
刘日耐心地解释说:“我做了详细调查,王新元拿不跑。万一他拿跑了,我担保着。”
王新元果然没有把钱拿跑。他利用这笔贷款辛勤劳动,很快赚下了几万元。王新元生活好了,心气也顺了。按他自己的说法:我王新元像个人了。
可前不久,王新元又“旧病复发”,站在街上,提着县委书记的名字嚷开了:“刘书记,你无情无义!你对不住我……”
听到这骂声,县委书记刘日也觉着自己这事儿是做得“过”了点。原来在快过春节的时候,王新元跑了100多里,来到刘日在正定县城的家中,撂下一个纸包,抽身就跑。
刘日叫住他说:“新元,这是什么?”
王新元回过身来,小声地说:“我发了点财,你还穷着,过年让你买包茶叶喝。”
“这可不行。”刘日拿起纸包去赶。
可是,王新元紧腿快脚,早已跑得没影啦!刘日打开纸包一看,是1000元人民币。刘日把这10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直机关党委书记,叫他以组织名义,把钱退给了王新元。
这一下,王新元火了。他想,我是诚心实意去看望你,你让党委书记出面,这不是把我王新元当成行贿送礼了吗?我王新元是那号人吗?他想不通,私人之间的来往,与组织有什么关系?于是,这条憨直汉子又叉腰站在了大街上。不过,这回他嚷了一会儿,自觉没趣,就偃旗息鼓回到他那小楼里去了。毕竟,王新元已变了一个人啦!
         (作者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


第8版(副刊)
专栏:

  嘹亮的铜号
——记广州军区卫生学校女子军乐队
宋鲁梅
1987年12月,羊城紫荆花盛开时节,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行的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上,一支由60名年轻女兵组成的女子军乐队,用闪光的铜号奏响庄严的国歌,拉开了运动会的序幕。人们何曾想到,这支来自广州军区卫生学校的女子军乐队,此时才过一周岁生日。入校前,她们当中没有人摸过乐器,硬是在豆芽菜似的五线谱中奋斗,从憋足气吹响第一声开始起步,直至频频在广州地区重大场合展露英姿,连港澳新闻媒介也视为新鲜事,广为报道。
小乐手都是些14岁至18岁的孩子,她们的正业是在校完成23门课程。下课铃响后,她们放下课本,洗净因刚刚摸过用福尔马林药水浸泡的人体标本而带来的刺鼻子的气味,便拿起了大号、小号、黑管、巴松。平时还要按军事化去生活:晚上站岗放哨,早上要出操,立正稍息加正步。这对于乍出家门、初离父母的小新兵来说,无疑是异常辛苦的。因为柔弱的少女与阳刚的铜管乐器之间,本来便存在着极大的反差。
然而,这些军中少女们偏偏要做原来属于男性军人做的事情。土家族少女向亚玲,来自山川灵秀的湘西,这位当兵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大山的女儿”,对军乐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五线谱如看天书一般,她咬咬牙发狠地苦练,如今,吹“乐中男高音”小号名传远近。姊妹花赵军、赵季,一个是老兵,一个是初中生,一同考上军校,乘一趟火车还互相不知道呢。妹妹很有天赋,成为乐队的长笛首席,赵军便向妹妹学习。安徽姑娘刘洁吹的是黑管,每天吹破黎明,送走夕阳,练到嘴唇磨出血泡,两腮都红肿了。军乐队的姑娘都是经过敲打磨练的。起初,练基本功——站功,就是一大考验。南国的盛夏,骄阳似火,穿上盔甲似的厚厚的呢子演出服,一站就是半天,汗水顺着乐器往下淌,有人甚至晕倒在地。
汗水和泪水,换来了掌声、鲜花和奉献之后的精神的充实。这支女子军乐队已经成为广州军区基层文化活动中引人注目的一支小分队,演出上百场,观众近百万人次。她们不仅能演奏雄浑刚劲的《双鹰齐下》,而且还能吹奏抒情浪漫的《天鹅湖》。
(附图片)
女子军乐队正在排练。
宋善海摄


第8版(副刊)
专栏:

  漫一曲花儿请你听
建青 (土族)
我们青海对唱花儿有个形象化的称谓,叫做“漫”。若请谁唱一个,就说谁谁你漫给一曲儿。于是那人——或男或女,或年轻或年长,就用手扶住腮,拉着稳而悠长的调子唱开来。先一阵拖腔,没词儿,好像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引子。接下去便有了内容,有唱熟了的老调,也有即兴拈来的新辞,嗓子好的,唱好长时间也不会打住。这一般是初夏拔头遍草的时节,日头红,天空是那种万里无云的瓦蓝,麦苗豆苗高不过一拃,地里杂草也多,来拔草的姑娘媳妇半跪半坐在绿茵里,也不知谁是第一个,反正肯定是一些胆儿较大、喜说爱唱的便你一段我一段地唱起来。如果要是她们没唱,那么,对面老远山??就必然会传来一曲悠悠的男声,虽说听不大清什么内容,但这些妇女们却似乎完全能听懂。于是她们便你推我我搡你,这个说:你听,你漫给。更有爱惹笑的指着某个说:人家念叨你呢,你赶紧……
说到漫字,我们青海恰好还有一个方言与之相对,叫“浪”——上街或出门走走玩玩叫“浪儿个去”。这该不是巧合:一浪一漫正和了汉语里那个很有情趣的词。这个字自然也被用在花儿里,它实在只反映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真诚渴望和大胆追求,与放荡无关。花儿是浪漫的,无论是它以男女恋情为主的内容,还是必须去外面相歌的形式。而这一切最终体现在“漫”上。你可以想象漫花儿的漫是针对空间而言的,有覆盖的意思,有一遍遍倾诉而要求接纳的意思,有像水一样漫过去滋润大地再不收回的意思。对,它就像水,当高原春雨飘落时,它也开始流淌,清纯而可口,拂荡在高原青年男女的心田,就如同春雨浇灌在土地上。
细想想这实在够浪够漫:他们明明在唱山歌,却偏要说成漫花儿。因为花儿是最好的,其真、其善、其美皆存内里。世间有什么可与初开的花朵媲美?花儿再加个漫字,即使你无法来高原亲耳听,相信你也能领略花开花红的色感、花艳花香的动感。你只要来高原走走便知,他们生活不易,日子也有艰辛的时候。但他们可没灰心,他们其实最少怨天尤人,上辈是这样下辈也是这样,该唱则唱。一到初夏他们就获得了这极大的资格,几乎就像站到舞台上一样,这舞台足够大,太阳光照耀着他们,不需要伴奏,偶尔的鸟鸣点出节拍;不,连装饰音都不要,用的都是自己的真嗓子。它有味儿,贴近高原山村的人与生活,什么正月里的窗花啦,什么五月的香荷包啦,老婆婆嫁小女儿时的心里话啦,以及清早洒扫干净的庭院,远去拾粪的父亲的咳嗽声,子孙们收割青稞大豆的喘吁,以及后来许许多多说不完的故事的酸甜苦辣声形色状,都能从中有所体察和感应。


第8版(副刊)
专栏:

  友谊之路的开拓
刘德有
1989年3月,有位同志访日归来,从福冈带回一部16毫米的影片,铁盒上的标签写着《路,在开拓——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纪录》。我望着这部经年许久的影片,眼前浮现出郭老的伟大形象,同时也想起一位日本友人。
这位友人,便是居住在北九州的外科大夫柏木正一先生。柏木先生是郭老年轻时就读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托人送来《路,在开拓》这部纪录影片的,正是这位柏木先生。
1955年12月,郭老率领的由冯乃超、翦伯赞、苏步青、茅以升、汪胡桢、冯德培、薛愚、葛庭燧、尹达、熊复等组成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中日学者在历史考古、数学物理、药学生理、土木工程及教育等各学科领域中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中日两国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这项活动为战后的中日关系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然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郭老访日,绝非易事。除了邀请单位的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先生、南原繁先生等人做了可贵的努力外,郭老的母校九州大学在西部日本一带也掀起了邀请郭老访日的热潮。柏木正一先生就是在西日本为实现郭老访日四处奔走的一位热心人。柏木先生对中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他和夫人及孩子在中国东北。他参加了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成为军医。工作一年后,携家眷回到日本,在北九州市开了一家外科医院。1954年秋,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时,柏木先生特意赶至大阪,会见了李德全团长和副团长廖承志。在谈话中,廖承志同志建议他邀请中国的医生到日本来看看。柏木先生想,自己的母校九州大学医学部曾经培养过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如今是中国的一位大人物,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如果能把他请来,在九州大学进行讲演,对日中友好来说是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了。
从此以后,他便在九州大学的老师、毕业生及学生们中间展开积极的活动。他为邀请郭老访日倾注了很大的精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燃烧起太阳般的热情”。他几乎每天东奔西走,到处宣传“郭沫若、郭沫若”。
1955年5月16日,柏木先生和《九州大学新闻》分别收到了郭老5月10日给他们写的回信。柏木先生“欣喜雀跃,勇气百倍”,他从信中感到郭老有可能于次年樱花盛开时访问日本。实际上,郭老未能在春天,而是在12月成行的。不消说,那几天,在车站,在欢迎会,在代表团下榻的旅馆,在郭老的恩师中山平次郎博士家中,哪里有郭老出现,哪里就有柏木先生的身影。
时隔35年后的今天,又是柏木先生把记录中日关系史上这一盛举的影片送给中国,使中日人民能重温那愉快和令人难忘的幸福的日日夜夜。
《路,在开拓》这部影片由日本中央文化映画社摄制。它忠实而生动地纪录了郭老一行从12月1日晚到达东京羽田机场,直到12月25日下午乘船离开下关时的主要场面,使观众从影片中可以感受到尽管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但是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影片取名《路,在开拓》,也绝非偶然。当时,日本人民强烈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但是日本的执政者却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百般进行阻挠。日本人民深感同中国友好之路要靠自己走出来。他们对鲁迅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产生了强烈共鸣。郭老在新中国成立后才6年就率团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日本人民把这看作是为开拓通向中日复交之路的极为重要的一步。毫无疑问,“路,在开拓”,正是取鲁迅那句名言的意境。
郭老访日,在日本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影片在介绍郭老时说,“郭先生的头衔很多……尽管他有这样多的头衔,但是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感到更为亲切的也许是他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郭沫若曾毕业于日本的大学,后来他曾亡命日本。”
当我们今天在观看《路,在开拓》时,我们要感谢30多年前促成郭老访日的日本友好人士,感谢曾为摄制这部影片而付出过辛勤劳动的日本朋友,更应当感谢柏木正一先生。正是通过包括他们在内的几代人的努力,中日关系才有了今天,中日友谊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