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选择什么?批判什么?
天长
动乱“精英”刘晓波在动乱准备期间的1988年,写了一本题为《选择与批判》的小册子,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堪称是《河殇》的姐妹篇,在这本仅十余万字的小册子里,作者打着美学讨论的幌子,实际上却并无学术讨论的气度和内容,有的只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丑化,对西方文化的颂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向往,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宣扬和赞赏。
《选择与批判》一书,与《河殇》采取同一手法,首先从批判民族文化入手,通过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宣传,解除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思想武装。刘晓波在该书中断然宣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全盘否定,看不到精华,只见糟粕”,“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不顾在15世纪之前,中国自然科学在多方面领先的史实,断言:“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几乎没有自然科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几乎所有学科都停留在一种极为原始的直观水平上。”胡说什么“四大发明孤立地看是精华,把它放入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其消极作用不亚于积极作用”。(为什么会是这样,刘没作一字的解释)“磁现象的发现,指南针发明,只是为风水先生们提供了最好的工具。”(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也承认在1100—1450年之间中国的海上舰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人文科学方面,他不仅全盘否定了孔子、孟子,而且对“屈原人格(指突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仍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深表不满。他还指责“孙中山所提倡的自由不是个性的个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全民的自由,‘天下为公’‘博爱’等指导思想就是民本思想的改头换面”。(民本思想是刘晓波着力批判的目标,他认为民本思想是“虚幻的群体意识”,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延伸”。)
在骂倒一切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作者对西方文化却是一股脑儿加以颂扬,其中包括“宗教理性”、“非理性迷狂”、“个人本位论”、“怀疑主义”等等。他说:“要以西方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打破传统文化这个惰性极强的庞然大物。”刘晓波所说的“西方异质文化”,纯然以资本主义文化为限,决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但不能有力批判传统文化,相反,会妨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实际是妨碍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丑化民族文化,颂扬西方文化,攻击马列主义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导向资本主义。这在《选择与批判》这本小册子中,也写得十分明确。它说:“私有财产的出现,精神劳动的独立,不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它是个体主体性从整体主体性中分化出来而走向自身独立的第一步。从此以后,私有财产和个体的精神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便越来越大。”人们只有“自觉地承认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并给这种合理性以“法律的形式、政体的形式固定下来,”“人类才真正地进入了”“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刘晓波攻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是“不愿再向前走,停留在无个性的、视私有财产为邪恶的整体之中,并且依靠专制和愚民来压抑个体主体性,以维持一种僵化的,脆弱得只能靠大自然的恩赐才能生存的整体主体性”。刘晓波认定:“西方已经在整体上进入了以个体意识为核心的发展阶段,而东方在整体上仍处在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停滞阶段。”并叫嚣说:“人类必然要砸碎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代之以个体意识为核心的社会组织。”
刘晓波懂得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就要煽动起人们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邪恶心理。他坚决反对个人向社会作出奉献,他断言:“当每个人把自身的一切无条件地献给了社会、献给了历史,人的创造就不是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不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是自我毁灭,自掘坟墓。”他极端仇视“为人民服务”,说什么:“拜物教的异化是人完全被物质所主宰,虚幻的群体意识的异化是个人将全部利益和权力自觉地无条件地奉献给虚幻的群体,绝对地服从这一群体,不同的只是用‘群体’、‘人民’代替了‘上帝’而已。”他痛恨“人民这个字眼像上帝一样神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人民服务’所有的口号都带有‘民本’的浓重色彩。”刘晓波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每个公民的利益绝对地对立起来,决不是出于他的无知,而是出于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极端仇视。但从刘晓波《选择与批判》这个反面教材中,我们倒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提倡奉献精神,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学雷锋”,如果听任许多人在动乱“精英”煽动下,贪欲横流,金钱至上,竞相逞恶,弱肉强食,那么社会主义的大厦就会倾塌,人吃人的“魔鬼”就会扑来,这是刘晓波之流的“精英”们所欢迎的,对于广大善良的人们来说,却是万劫不复的灾难!


第8版(副刊)
专栏:

  县长
廖静仁
你说你属牛,我信以为真,问:“你今年多大岁数?”笑曰:“四十九岁。”一推算年号,不属牛,就知道是句幽默话,可我却幽默不起来,因为,你这看似轻松风趣的幽默里含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属牛的一辈子吃苦。据我了解,你确实没有轻松过,十几岁起担任基层干部,三十几岁进入机关,从普通秘书到办公室副主任、到农委主任……一步一个脚印子,你是以实干家的美称饮誉全县的。今年换届选举时,你以全票当选为县长。人们纷纷前来祝贺,你却笑着,说:“且慢,满一届后,等真正干出了好的成绩,再来祝贺我们一班子人吧!”
你是清醒的。市场疲软、企业瘫痪、农业信贷紧缩……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常务副县长的批文迟迟未下,还空缺着一名财经副县长,于是,一“牛”要拉几张“犁”,你的负荷,重啊!
有一回,因有省文联领导来我县公干,作为县文联负责人,我当然也想把接待的标准提高一点,我到你的办公室,想请你这新任县长陪一陪,可推开门,愣了——办公室里高朋满坐:农行行长、财政局长、农委主任、企业负责人……他们都是来向你讨决策的。无奈,只得等一会再说吧,就坐在隔壁秘书的办公室守着。好不容易等行长、主任们走了,我又推开门,唉,真是遗憾,你倚着硬木凳,手托腮帮进入了梦乡……你也实在太累了,秘书告诉我,你每天至少有16个小时转在事务中,就是吃饭的时候,也要放下碗来接待来访的客人,并且一趟又一趟,你没有吃过一次顺畅饭。看着你睡得那样香甜,我不忍喊醒你,轻轻地,我退出了房门。
又有一回,我特意趁礼拜天到你家里去,打算乘你休息之际汇报一下有关工作。推开门,只有你一个人在家里,在家里做什么?在家里洗衣服。我有些惊诧,问:“县长,你几时当起模范丈夫来了?雪姣姐呢?”雪姣姐是你夫人。你笑笑,说:“还模范丈夫哩,她的口头禅是——家里出一个当县长的,却少了一个当男人的。”你用手揩了揩汗,又接着说:“她病了,在住医院。”话说得很是平静,但我知道,你的内心并不平静。雪姣姐是累病的。家里几个孩子,她既要按时上班下班,又要做家务,而且每日里找上门来的客人是那么多,一趟又一趟,烧水泡茶都要累死人……我说:“你为什么不请个保姆?”你照样笑笑,说:“我这个穷县长可请不起保姆哟,几个子女要付学费,你雪姣姐在单位工资又低,还是抽空自己动手好呢。”我还没来得及说正经事,门又被推开了,人没进门,连珠炮似地上诉声先炸开了:“县长,你也得为我们当一般干部的多想一想啊,我爱人一直在企业工作,搞的是收入与工资挂钩,你看看,没有保障,我也是十多年工龄的干部了,提出来为我爱人换到行政单位去,该不过份吧?”我真想插话,说:“你也该替县长想一想呢,他的家属,不同样是在企业工作,不一样搞的是收入与工资挂钩?”可你还是满面笑容,解释着说:“慢慢来吧,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景况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几件衣服时停时续洗完,约一个小时吧,你就接待了七批来访者。那可是法定的休息日啊。
还有一回,我随你一道下乡去检查生产,遇上一位正在吆牛犁田的青年农民有意出了个难题目难你:“县长,下田来犁一圈怎么样?看看你是只会指手画脚还是也会实干?!”你二话没说,脱掉凉鞋就下田,手扶犁,一甩鞭,那牛牯老老实实地就往前走……俨然一位种田的好把式。聚在田塍上想看县长出洋相的庄稼人,爆发出由衷的赞叹声:这样的县长,我们信服!哦,今夜,我在灯下略一定神,你的形象就在我的眼前立了起来,虽不是一块丰碑,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属牛”的县长呢。


第8版(副刊)
专栏:

  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读《叶圣陶答教师一百封信》
吴海发
书信这种文章形式,要算最为轻松、随意的了,它里面装载的不尽是文字,更是一颗心——明净的心。
这本书由叶圣陶先生的哲嗣至善先生编辑,从收集到的200多封信中选出来的,由北京开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所收的信,最早写于1958年,最末在1983年8月,这时叶老已是90岁的老人了。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目睹了旧中国教育的弊端,因而对新中国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几十年来,他与广大教师始终保持联系,能及时发现教育战线上存在的问题。他身居部长职位,但平易近人,老师们愿意跟他通信谈心。一旦发现问题,他就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他把通信联系当作人生功课,凡信必复,且亲自执笔,从不请人代劳。笔者是一个中学教师,就收到过叶圣陶先生50余封来函。这本书中对办教育的目的多所阐述。他认为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界的最终任务。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片面追求升学率,一度甚嚣尘上,叶老提醒说:“考取大学不是学生唯一目的,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才是所有学生的共同目的。”
什么是好的教学方法?叶圣老提出要做到两点:“一点是让学生完全了解学这个功课为什么,有什么用处。一点是让学生喜爱这个功课,觉得其乐无穷。我想教学方法尽可以各人不同,能做到上面说的两点,就是好的教学方法。”这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创造性地进行教学。
学校抓日常规范、文明礼貌、尊师爱生等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叶老说:“所谓礼貌语言决非虚文俗套,人与人相处,盖本当如此,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者也”。尊师爱生,教师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叶老说:“使学生怕的教师决不是好教师。”此言极当。
这本书较多地谈到语文教学,谈目的,谈方法,谈教师进修等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发人深省。例如叶老在谈观摩教学的一封信中说:“教课的抱着大显身手的态度,务求说得详尽有劲,博得人家的喝彩;听课的抱着入场看戏的态度,欣赏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一眼一板,这就是偏向了。为什么是偏向?因为双方都把学生忘掉了。”这话拿到今天,也不会是无的放矢。
叶老知识精深,所谈问题,常常一语中的,且通俗生动。特别是谈及语文问题更是举重若轻,信手写来,都能给人以启发。他几十年在教育部门、编辑部门工作,信中偶尔涉笔教育掌故,如语文、国文、国语等名词的来历等很少有人说得清楚,他却了如指掌。叶老的复信“简而精,浅而明”(叶老语)风格朴实,且又不乏幽默,可以作为书信范文来读,也可以作为散文小品来读。读罢全书,深感叶圣老与老师们校长们心连着心,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对老师的一片深情。


第8版(副刊)
专栏:

  呼唤
喻晓
不是命令
却比命令还严厉
不是鼙鼓
却比鼙鼓还猛烈
是天空之鸟
叫得月圆月缺
是深山之泉
唱得花开花落
是晨露滴哒
逼得黑夜逃遁
是春水叮咚
敲得坚冰碎裂
黄土地在喊哟
叫我怎么敢懈怠
母亲河在唤哟
叫我怎能不腾越
今夜明月无语
远处飘来古歌一阕
竹梢清音缭绕
如闻声声号角


第8版(副刊)
专栏:剧谭

  一出充满俗趣的严肃戏剧
——现代沪剧《清风歌》观后
蓝凡
如何直面人生,迅速反映社会现实,却又使观众走进剧场能在感官上获得一次娱乐的享受,并得到正面的教育,这是戏剧,特别是戏曲所一直想解决的大问题。上海长宁沪剧团最近抵京演出的现代沪剧《清风歌》,在这上面迈出了欣喜的一步。
《清风歌》写的是发生在江南某城市中的一场经济犯罪案件。全剧围绕着某贸易公司总经理林辉和年轻的检察官董蕙,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查案斗争和沉重的心灵感情搏斗。经济犯罪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注。戏曲由于受到了艺术样式自身的限制,将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个人感情纠葛的心路历程再现于舞台之上,颇为不易。如果随意处理,要么将一场严肃的反贪污受贿事件描绘得离奇古怪,专以灯红酒绿、打斗凶杀的所谓社会黑暗和感官刺激来招徕观众,而流入庸俗的“下三流”一格;要么是一味演绎经济政策,扳起面孔说教,而使剧场观众望之生畏。《新风歌》的编导在这上面作了可说是很具匠心的一番营造。它将全剧的矛盾冲突集中于共产党员、年轻的检察官董蕙身上,从情人、长幼、母女、兄妹之间的种种感情纠葛中,来凸现如何清除腐败,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严肃主题。以正面的人物形象反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经济犯罪问题,从而一下子提升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层面。同时,将整体构思上的严肃性和操作手段上的通俗性结合起来,从而使得整台戏变得谐趣横生。这种通俗性就是在情节上的俗构造,人物上的俗安排,以及语言上的俗藻饰——俗情、俗人、俗言。
情节上的俗构造,体现在对全剧几个矛盾纠葛面的精心安置上。林辉的贪污受贿,是由于周波入林家窃巨款所引发的;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董蕙却与林辉是失散了三十年的兄妹;林辉的母亲又是与董蕙的父亲后来在患难之中结合的夫妻;层层叠叠,一环套一环,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剧情引人入胜。
语言上的俗藻饰,是指其在遣词造句上的俚俗和显浅。《清风歌》在唱词和道白上一去典雅雕饰,而使之非常平朴易懂。全剧在唱腔的布置上,由于运用了许多为群众所耳濡熟识的通俗曲调,因而一下子就拉短了舞台与熟悉沪剧的观众,甚至是不太熟悉沪剧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从而产生了很好的剧场效果。
显然,《新风歌》在建造严肃戏剧的通俗化上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过,由于注重了俗性的一面,也存在着问题的另一负面,即有些地方情节结构上欠合理、人物性格上欠严密和唱词曲调上欠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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