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热血日报》与五卅运动
张之华
１９２５年６月４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热血日报》在上海问世。它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实物的中共第一种日报。它诞生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成为党宣传、组织、推动这一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的舆论先锋、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喉舌。
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１０余人，激起上海人民的愤怒。５月３０日，数千学生、工人、市民在公共租界南京路演讲、游行示威，声援工人斗争。英帝国主义巡捕向密集群众开枪，打死１０多人，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６月１日，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五卅惨案”发生后，英日美等各国帝国主义者施展其惯用的封锁消息、造谣挑拨的新闻政策，颠倒是非，掩盖事实真相。在上海租界出版的《时报》、《新闻报》等９家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屈服于租界当局的压力，有的对事件轻描淡写，有的歪曲事实，表现妥协、动摇、甚至媚外。唯独《热血日报》打破舆论的沉寂和封锁，以发扬“民气”、“作被压迫民众的喉舌”为神圣天职，在创刊号《发刊辞》中，满腔热血地兀立高呼：
“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
这篇铿锵有力的发刊词，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凭着沸腾的爱国热血敢与帝国主义强盗兵刃相见的志气，而且发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必将以热血和冷铁（武装斗争）相结合而夺得最后胜利的科学预言。
《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它是一张通俗的政治性小型报纸。日出四开四版一张，平均每期可容纳一万字左右。它及时报道评论五卅运动的形势，引导群众斗争，具有鲜明的党性、战斗性和群众性，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出版到第１０期，销数即达３万份。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推销它，不少读者捐款支持它，广大群众把它当作是战斗的舆论中心。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暴行决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造成的，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决不能只要帝国主义惩凶、道歉、赔偿便可以了事，而应该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热血日报》依据这篇宣言的精神，在创刊号发表长篇新闻综述《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在揭露事实真相的基础上，配发政论《外人屠杀之反抗运动方针》，具体提出８项要求。其中除了释放被捕市民学生工人，赔偿死伤损失，答应工人罢工条件等最低要求外，还进一步提出撤销工部局，撤退外国驻华之一切武装势力，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彻底反帝要求。这８条既反映了当时各界群众的意愿，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同时又和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一根本目标联系起来。
从第二期起，《热血日报》报头左侧以《我们的要求》为题，每天醒目登出这８条要求，唤起社会注意，不达目的，誓不终止“三罢”。瞿秋白撰写《我们要认清风潮的性质》等多篇社论，结合实际阐述党的方针说：“此次风潮的性质，是政治的不是法律的”，他列举英国工部局纵容巡捕开枪，造成惨案后英美日各国领事又命令海陆军登岸，协助外国商团巡捕，连日惨杀中国市民，占领上海大学等一系列严重事实，确凿证明：“这分明是美英日本政府当局公开的摧残中国人民的政治问题，决不是民族间私相仇杀的刑事问题”。由此性质自然引出结论：“不能承认仅以惩凶赔款了事，因为惩凶赔款只是惩罚犯罪的个人，不能解决民族间的政治问题。”《热血日报》通过新闻和评论迅速使党的方针融化为工商学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的实际斗争行动。
帝国主义者配合他们的炮舰政策，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宣传鼓噪。各国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团训令其在华新闻机关：“尽量宣传学生与俄人联络，使世人不同情于此次学生运动。”于是，上海美国的《大陆报》，英国的《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文汇报》，日本的《报知新闻》，以及路透社，大肆制造“赤化”、“过激派煽动”的谣言，企图用反苏反共来分裂破坏工商学各界联合反帝阵线的团结。《热血日报》专门开设《舆论之裁判》专栏，发表《请看外国报纸破坏我们的言论》、《外报造谣之技穷》、《日本报纸自五卅以来之态度》、《我们是受了消息的封锁》等１０多篇文章，用大量事实，有力反击帝国主义的造谣欺骗，义正词严地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民平时受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次受了如此之大的刺激，奋起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当然的。这决不是什么赤化过激。”“假如这便是赤化过激，那么全国四万万人都应当变成过激派！”《热血日报》的报道，上海外国报馆的中国工人群起罢工，使工部局喉舌《字林西报》等不得不大大缩减篇幅，《文汇报》只出油印数页。这些，有力打击了外国报纸的嚣张气焰，迫使它们只好刊登苏联的抗议书，公开辟谣说：“苏俄对于上海民众的反抗是同情的，但是绝对没有煽动的事。”
同时，《舆论的裁判》专栏对租界９家大报发表的“法律解决”、“单独对英”、“静候政府调停”、“速了风潮”之类谬论，及时进行严肃批评。于是，《时报》的媚外，《时事新报》的丧心病狂，《民国日报》的糊涂，《商报》的排外主义，以及各报伙同总商会修改工商学联合会的交涉条件，强奸民意的卑劣行为，被一一公之于众，受到正义舆论的谴责。这震慑了敌人，教育团结了朋友。
热血日报设在上海闸北５６号一间客堂里，中间放着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着几条长凳，狭小闷热。这家极其简陋、只有三五个编辑的报社，她的心却紧联着千家万户。每天接到的来稿来信，和上门访谈者，数以百计。瞿秋白兴奋地说：“这项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他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工作十分繁重，仍然以很大精力夜以继日地主持报纸的编辑出版。在２４期报纸中，他亲自撰写的社论、论文就有２１篇。他十分重视依靠群众办好报纸。一次，他去闸北一个工人居住区，看见一位工人正在看《商报》，并向他诉说，现在的报纸都不为工人说话，文字也不容易看懂。瞿秋白把工人的意见记在心里。他主持下的《热血日报》，努力面向群众，工商学联合会等民众团体的重要活动，汉口、广州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各报拒绝登载，或语焉不详；第三国际和苏联、英国、日本等各国人民对“五卅事件”的声援，帝国主义极力封锁。《热血日报》则用主要篇幅，在《本埠要闻》、《国内要闻》、《国外要闻》等专栏中大量报道反映。来自普通工人、店员、学生、商人、甚至警察的心声，跃然纸上。《热血日报》的第四版，几经改进，形成正式的副刊《呼声》，副刊的稿源大多来自读者，有控诉日本纱厂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工人泣诉，有从亲身经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系国家存亡的店员来稿，有揭露上海租界苛政猛如虎的商人通信，还有来自江西记者、青岛工人、甚至日本海员的投书，所有这些汇成了一股被压迫民众觉醒的反抗声。
《热血日报》的编者说：从“这种民众中发出的反抗声”中，可以看出“反帝国主义的思潮已逐渐普遍于一般民众”。副刊的《小言》栏，每次发表三五则小品，杂文，一般只有２００来字，精悍有力。其中，瞿秋白用“热”、“血”、“沸”、“腾”、“了”５个字单个用作笔名，共写２３篇时评，文笔辛辣，犀利尖锐。《歌曲》栏倡导大众化文艺，发表多首用民间小调写的平民歌曲，有《罢市五更调》、《南京路大流血》（仿京戏武家坡调）、《五卅纪念曲》（无锡景调），还有瞿秋白写的《救国十二月花名》（孟姜女哭长城调）和《国民团结歌》（泗州调）等，这种用旧瓶装新酒的通俗小调，为民众喜闻乐见，广泛传唱，扩大了反帝爱国宣传教育。
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７日，《热血日报》出版第２４期后，租界巡捕封闭了承印该报的明星印刷厂，报纸遂被迫停刊。然而，它那犀利的思想和沸腾的激情催促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猛醒、奋进！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赤子 新闻巨擘
——纪念戈公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邵开泉 蔡云
戈公振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生于１８９０年，卒于１９３５年，江苏省东台市人。戈公振先生是本世纪２０年代前后、３０年代初期我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进步记者，同时又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和我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家。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业史》，是一部最早的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我国新闻发展历史的专著。这部厚达３８０多页、长约２００多万字的巨著，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奠基之作。在此以前，我国虽然有人阐述报刊发展的历史，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搜集、整理和编辑了如此丰富的史料。这部专著中关于中国近代最早一批外国传教士报刊的概述，关于维新派报活动的概述，还有在附注附录中保存的许多报刊发刊词、叙例、章程等等，至今仍属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自１９２７年出版以来，一直风行不衰。解放前４次再版，解放后又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成为中外报刊研究者的必读著作，同时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的重要参考书。日本人小林保曾将它译为日文，更名《支那新闻学史》，列入《支那文化丛书》之内。
《新闻学撮要》是先生根据美国新闻学者开乐凯的有关著作编译而成的第一本新闻专著。初版于１９２５年２月。在这部专著中，先生能从中国报界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必要的整编，附加了许多插图，使之成为当时我国新闻界颇受欢迎且具有应用价值的专著，梁启超特为此书写了序言，其中评价道：“戈君从事《时报》十有四年，独能虚心研究及此。予喜其能重视职业，与此书之有裨后来者也，爱为之序”。先生创办的《图画时报》，使我国画报的印刷技术由“石印时代”跃入“铜版时代”，在中国画报史上揭开新的一页，开中国报纸增辟现代画刊之先河。十年之后，先生主编的《申报图画周刊》，无论在思想内容、编排技术、还是印刷质量方面，又比《图画时报》有了明显的提高，深受读者欢迎。邹韬奋先生认为，先生所编的《申报图画周刊》可与《纽约时报》的《星期画报》媲美。先生在《申报》报馆工作期间，亲手创建的剪报资料科学管理制度，出类拔萃，达到当时我国报馆中最完备的一流水平。先生还在繁忙的工作中到上海各著名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组织报学社，开办报纸讲习所，举办报纸展览会，为培养新闻界的新生力量和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孜孜不倦地培育人才。
戈公振先生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我是中国人”这句名言，就是先生爱国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他采写的大量的新闻和通讯报道，无一不体现爱国之情。１９２７年初，先生第一次自费出国考察，抵达日本时，即以一位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洞察日本当时正利用所谓“无寇纪念会”，灌输和煽动日本国民侵略我国东北乃至鲸吞中国的野心，立即写下《旅日新感》和《旅日杂感》等通讯，向国内人民疾呼：“满洲是我国东北的门户，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就一天不能‘高枕而卧’。但是我们没有实力，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能戮力同心的紧防着人家再来捣鬼，一而再用远交近攻的手腕赶快生聚教训起来”。他及时向国内人民敲响了警钟。
１９３２年３月，国际联盟委派李顿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日本的侵华事件，先生以唯一的中国记者身份随团采访，历时６个月，行程近３万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遭到伪宪警逮捕，幸获释放。他写下著名的《到东北调查后》等通讯，在这篇通讯中又一次向国内人民疾呼：“到东北调查后，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事实如此，并非我危词耸听”。文章强烈谴责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制政策，无情嘲讽了国际联盟这个假面具，指出：“国际联盟又是个纸老虎”。热情歌颂了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极力主张“其势非与全民族共同奋斗，打出一条生路不可”。此后，先生在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特别大会时，又多次疾呼：“关于东北问题的法理之争，至此告一段落。此后纯为事实问题，不是日内瓦所能解决，而是要中国自己奋斗的”。１９２７年８月，先生应邀参加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在大会讨论议案时，先生第一个登台作了《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发言，为我国新闻业在国际上取得合法权利呼吁，并严正指出西方某些报刊歪曲我国抗日运动的错误报道。发言一结束，会长彭汉子爵立即起身祝贺道：“倾聆戈君演讲，能言善辩，深为敬佩，鄙人谨代表全体，向戈君致谢”。
戈公振先生在苏联工作期间，出于一片爱国报国之心，竭力将中国的优秀文化向国外介绍，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第一次到苏联办画展，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著名电影女明星胡蝶等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演出，都是由先生联系和安排的。文化艺术交流的成功，“成为中苏两国合作之基石，使两国人民益加认识”。
１９３９年秋，在国难当头之时，先生应邹韬奋等人的邀请，毅然从苏联回国，重新筹办代表人民喉舌的《生活日报》。不料回国不久，竟猝然谢世。弥留之际，先生唯以未竟事业为憾，留下“我是中国人”这句名言，还嘱咐将他的身体送给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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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亚运前夕怀念贺龙同志
北京体育学院部分师生
今秋举世瞩目的第１１届亚运会将在我们伟大首都北京拉开帷幕，在这举国上下翘首以待的日子里，抚今追昔，我们愈加思念我们的贺老总——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他对体育一往情深
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同志对开展体育运动就十分重视。１９５１年，他在西南工作期间，就指示西南军区和西南体育总会，组建体育工作队，贯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体育工作方针。
他还常常亲临赛场，深入群众，亲自到运动员宿舍看望，视察运动员厨房和体育代表团驻地周围的环境，并和大家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广大军民深受鼓舞。他还从思想上提高大家对体育的认识，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体育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６月，毛主席的光辉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表后，他就拿着刊有毛主席题词的报纸，亲切地问大家看了没有，学了没有，怎么理解。他指着报纸说：这个题词，一方面表明毛主席对体育工作十分重视，同时也给我国体育运动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敬爱的贺老总还为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体育干部，做了许多工作，花费了许多心血。贺龙同志在西南地区任军政要职，工作已经很忙，但他还是经常找体育干部亲切交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针对部分体育干部把从事体育的人看作“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愿意搞体育工作的情况，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他一方面批评了把革命工作分为高低贵贱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勉励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体育运动是革命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工作，是重要的工作。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就应该把体育工作搞好。”
正因为贺龙同志正确地认识到体育事业的伟大意义。所以，早在１９３８年抗战时期，他率领的一二○师，体育活动就十分活跃。一二○师全体官兵，在艰苦的条件下，因陋就简，自己制作运动器材，不但广泛地开展了田径、体操、举石担、石锁等体育活动，还组织了“战斗篮球队”，曾两次到延安参加比赛。
“东亚病夫的帽子一定要摘掉！”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５日，贺龙同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同志们说，贺龙同志管体育再合适也没有了，真是众望所归啊！他上任不久，便以坚定的信心提出：“东亚病夫的帽子一定要摘掉。”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号召啊！贺龙同志的话说出了亿万解放了的人民的心愿，表达了中国人民洗雪耻辱发奋图强的强烈愿望。广大体育工作者，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为振兴中华体育事业，实现贺龙同志提出的豪迈口号而努力工作着。
主持体委工作时期，贺龙同志为了教育大家，使大家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意义和作用，在１９５３年体育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增强国防力量，巩固国防，还必须使广大工农群众能更好地劳动，发展生产，保证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这就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坚强的体魄和社会主义的优良品质。而体育运动正是促进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和充分发挥人体劳动能力的一种积极的科学方法。”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体育事业中的资产阶级观点。
贺龙格外注意培养运动员发奋忘我，志在必得的进取精神。有一次，他对篮球队员们说：“你们知道吗？我都快七十岁了！”当时大家还不清楚贺龙同志为什么要说出自己的岁数来。正当大家在猜测的时候，贺龙同志接着说：人总是要死的，我希望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我国篮球技术有一个更大的飞跃，站在世界先进的行列中。
我们敬爱的贺老总，就是这样对新中国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寄以极大的希望。他说：“解放了的中国，要有争取胜利，破世界纪录的气魄，我们要赶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要叫人家破我们的纪录。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要能和世界强队较量。”他的话，对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是很大的鞭策和鼓励。
共和国不会忘记他
对运动员们来说，贺龙不仅是良师，也是益友。运动员都喜欢与他谈心，他也时常邀请运动员到他家作客，交谊深厚，亲同家人。有一次他对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运动员说：你安心再训练几年，争取好成绩，不要怕找不到对象。找不到对象告诉我，我当介绍人，帮你找一个。他幽默风趣的话，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
他老人家对体育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像中央体育学院（后改名北京体育学院），从学院的筹办到学校领导人的确定，以及办学方针等，他都亲自关心、过问。每年校庆，贺龙同志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到学校同广大师生员工见面。从中了解一些细致情况，解决具体困难，同时，提出新的要求。
贺龙同志还亲自给团中央和全总负责人写信，找教育部领导商谈，协助配合，抓好体育的各方面工作。所以，到“文革”前，群体活动已蓬勃开展，新中国的运动员，打破了１００多次世界纪录和５０００多次全国纪录，获得十多项世界冠军。培养了１０００多万名等级运动员。此外，还有２１０人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４０００多万人达到劳卫制各级标准。在贺龙同志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体育战线的标兵——中国乒乓球队和登山队，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世界体坛的劲旅，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大大鼓舞了我国人民的斗志和大干社会主义的信心。
贺龙同志特别强调利用报刊、广播、电影等多种形式，加强体育宣传，推动体育工作，还对如何办好《体育报》，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他关心体育场馆的建设，亲自过问北京几个大型体育场馆的修建工作。贺龙同志为发展中国的体育运动艰苦创业，奋战不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体育工作成绩很大，群众体育活动广泛深入，有效地增进了人民健康，运动技术水平也飞速提高。
贺龙同志曾十分风趣地说，他当体委主任，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点的将，是毛主席下的令，“毛主席要我干，党中央要我干，我就干！”是的，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他就兢兢业业地干，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
贺龙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２０余年了，但人民不会忘记他！共和国不会忘记他！
（本报记者江正茂整理）
（附图片）
贺龙与北京体院师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