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一条由窄到宽的路
——我国高校专业设置调整走势
新华社记者 朱维新 郑战国
当大学生分配难成为一个普遍问题时，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却比过去更受欢迎。原因之一是这个大学把以前的海水养殖专业改为水产养殖专业，增加了淡水养殖的课程。人们说，这一字之改，使学生的分配范围扩大了半个中国。
在我国的高等学府里，一场以拓宽学生知识面为主要内容的专业设置调整正在逐渐展开。
经济过热导致专业过热
从目前来看，高校专业设置的主要问题是发展过热和划分过细。
发展过热是指众多高校不讲条件争上热门专业。以新闻专业为例，高考制度刚刚恢复时，全国只有复旦大学、人民大学等寥寥几所高校设有新闻专业。由于当时新闻人才缺乏，一些高校便纷纷办起了新闻系、新闻专业，至今已达５０余家。
专业发展过热现象在高等教育发达的省、市表现尤为突出。据上海市高教局调查，全市共拥有管理类专业点５０个，按隶属关系分，部委属院校３７个，市属院校１３个。拥有计算类专业点２６个，部委属院校１３个、市属院校１３个。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院校主要是按产品、行业设置专业，以至于造成了专业划分过窄、过细。如工业自动化专业，又分成冶金、石油、建筑、建材、煤矿等自动化专业几十种。机械专业也分成纺织机械、轻工机械、化工机械、海洋机械、农业机械等几十种。
专业设置发展过热、划分过细的现象，使一些短线专业变成了长线专业，加剧了毕业生分配的难度。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专业发展过热、划分过细的直接结果是浪费大，效益低。
一般来说，一个学校中一个专业点的招生人数，最佳效益是每届在６０至９０人之间，而目前很多高校难以达到这个数字。以１９８８年上海高校的统计数为例，全市１２．８万名学生，７１１个专业点，每个专业点每届仅招４５名学生。而在南京大学，天文专业每届仅招１０名学生。尽管学生少，但照样要维持教师工资、实验室设备、教学费用等项开支，教育经费浪费现象显而易见。
一些专家的看法是，我国高校专业设置过热，首先是由于前几年经济过热造成的。
上海高等教育研究所赵安东、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沈本良认为，４０年来高校专业设置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每逢国民经济发展过热以后，紧接着就出现高校专业设置过热现象。而且由于人才培养的滞后性，专业发展过热往往出现在经济过热之后，以至于经济已经开始调整，而高校的专业还在发展。
“三龙治水”的弊端
“三龙治水”的高教管理体制也造成了专业点的布局过多、重复。
目前，我国的高校分为国家教委直属、中央部委所属和地方所属三大部分。这种“三龙治水”的体制，是造成一些专业点盲目发展的重要原因。学校主管部门总想“抱一个自己亲生的儿子”，“用起来方便，使起来顺手。”
专业发展过热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些学校为自身的健康发展也在采取自我调整的措施，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合并专业，拓宽范围
首先是合并相近专业，以增强学生的适应性。上海交通大学在全国工科院校中，率先将“船舶涡轮机”、“船舶内燃机”和“船舶动力装置”３个相近的小专业合并成“动力机械专业”，学生就业范围扩大到热能动力机械的研究、设计、生产、使用、管理等各个方面。
其次是拓宽专业范围。更多的高校对此进行了探索，有的学校改变了一些专业的名称，并且相应增加了有关课程。江苏工学院的农机专业，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博士授予单位，但近年来农机行业生产萧条，毕业生分配困难，学校便将农机专业拓宽为机械设计专业，使毕业生有了较宽的出路。
另有一些理工院校按系或按大类招生，强化基础，后期再分流培养。
对供过于求和经济效益不好的专业，一些学校采取了缓招、隔年招和停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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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科技红娘”到技工贸一体化
——科海公司七年迈出三大步
秦晞
在北京“电子一条街”上吹响第一声号角的科海高技术集团公司，从１９８３年开办时单纯作为科技与经济联姻的“红娘”，发展成一个以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为龙头，以计算机系统与电脑应用、电子技术与设备、生物工程技术、精细化工技术等４个领域为龙身的高技术产业。
科海集团根据自身实力，在科技长入经济的过程中跨出了不同凡响的三步。
第一步，充任“科技红娘”，让那些“科技文物”到生产实践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科海推出的第一个项目是把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人造大理石技术推广到海淀乡，帮助这个乡建立了人造大理石厂，投产一年创产值２０万元。当年工厂的杰作被堂堂正正地镶嵌在地铁的画廊上。
在“科技红娘”的牵引下，科技与经济这两个领域沟通了。科海成立的前３年，推广科技成果１１４项，帮助海淀区建起了９个工厂。
第一步迈得坚实有力，取得初步成绩。但是，他们也发现许多研究所、实验室的成果大多停留在展品、样品的阶段，加之工艺不成熟，不符合生产规范，与企业的实际技术水平和市场要求有很大“落差”，产品化、商品化程度不高，潜在的经济效益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为此，科海迈出第二步，提出了当好“孵化器”的设想，即通过中间试验，对研究所的成果进行二次开发，使之在工艺上完全成熟，成为适合于企业技术条件的成果，提高科技成果推广的几率。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成功的重油掺水乳化燃烧技术，是利用超声技术将重油与水掺在一起，形成水包油，这样可以使重油在高温下充分燃烧，既节约能源，又无污染，是理想的炼钢燃料。但是，这项在实验室、烧瓶、试管中取得成功的技术距实际平炉炼钢还有很大距离。１９８４年科海承担起“熟化”这项技术的任务，经过３年中试，在鞍山钢铁公司的平炉上取得成功。这项技术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已由冶金部部署，在全国冶金行业普遍推广使用。
科海发展中经历的前两步，主要是科学院有什么成果，就拿来推广什么、开发什么，结果有些产品未能形成规模经济。科海由此认识到，作为科技企业，公司必须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再利用研究所的成果或某些技术，自己组织力量设计、开发、推广技术和产品，做到事半功倍。这就形成了技、工、贸一体化的运行机制，这是科海从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摸索、总结出来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为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加速科技成果与生产的结合、提高社会效益做了新的尝试。
科海创立７年，迈开三大步，共为国家经济建设开发新技术、新产品２３６项。从１９８５年至今，科海集团每年为国家提供１至２项填补国内空白的高技术产品。
以北京海淀区的３间平房立足、以１０万元贷款起家的科海已累计创收５．１亿元，获纯利润３８３０万元，企业积累也达到３０００万元。它在不断创造自身效益的同时，为科技体制从封闭型向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开放型转变，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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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冶院师生解决难题
太钢工人给予高度赞扬
张永科 景险峰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一批师生最近受到太原钢铁公司的赞扬，事情是由４根柱子的重新顶升引起的。
太原钢铁公司第一轧钢厂精整车间是日轧钢材近２０００吨的轧钢车间，始建于１９５８年。经过３０余年的默默奉献，厂房柱基出现程度不同的下沉，导致吊车轨道不平，经常发生溜车、碰撞事故，严重影响生产和安全。太钢公司决定利用车间停产检修进行厂房加固处理。其中，４根下沉柱子的复位是此次整修工程的攻关项目，其技术难度很大。这样大型厂房的顶升工程在国内还是首次，在国外也很少见。
西安冶金学院接受此项顶升任务后，先后派建筑工程系师生３０余人携带仪器设备到太钢工程第一线。其中有年逾花甲、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高级工程师，还有朝气蓬勃的研究生、大学生。他们住在离施工现场最近的普通招待所，在职工食堂吃家常便饭。为了尽快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顶升方案，师生们带着测量仪器，几十次在１１米多高的厂房上爬上爬下，收集了几千个数据资料。他们和太钢公司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多次讨论磋商，对数据资料反复运算、论证，提出了下埋钢管加固地基，用４根钢梁横穿柱基底部，再由２４个千斤顶平稳连根顶升的科学方案。
５月９日，在太钢公司的密切配合、大力支持下，４根下沉多年的厂房柱子由西安冶院师生使用精密仪器监控，丝毫不差地顶升到设计位置。看到下沉的柱子、倾斜的吊车梁恢复原位，太钢公司及第一轧钢厂的领导、工人对西安冶院师生为企业排扰解难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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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树明湖绕小村
——浙江象湖“生态村”见闻
黄良木
仲夏季节，阳光普照，我们走访了全国生态农业协作网和浙江省生态农业示范点的“生态村”——常山县五里乡象湖村。
步入村里，满目皆绿。一个４０００人的村子就荫蔽在３公里绿色防护林和千余亩的柑桔林的绿荫丛中。一条碧波荡漾的常山江水从村西边东流而去，两口清澈见底的水塘镶嵌在村舍的中心，一字排开的村妇正在清清的渠水里掏衣洗菜，身着绚丽服饰的青年男女走在绿色稻田边的田埂上。这一切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的江南田园图。
在柑桔林中，我们见到该村党支部书记郑序宏，他正在用高压喷雾器往桔树上喷药灭虫。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这片柑桔今年少说也有２５０万斤，就按每斤０．６元计，就能为村民增加１５０万元的收入。”谈起象湖村柑桔的发展，他感慨道：还在解放前，这里的柑桔就以酸甜适度而誉满沪杭。后来，由于村民缺乏生态意识、管理不善，加上桔林边缺少一条拦洪坝，每年都有几百株桔树被洪水侵蚀。１９８５年底，“常山县象湖生态村试点建设研究”课题组的同志来象湖长期蹲点后，依据生态学的原理科学地指导农业生产，提出象湖村大环境建设的第一步应当保住和发展柑桔这个“聚宝盆”。于是，干部群众在桔园边上筑起长达２００米的防洪坝，坝的外围，则依据植物所适应的土壤和水面，因地制宜地引进了水杨柳、桤木、紫水槐、芦竹等１０多种树木，造起长达３公里、宽２０至５０米的防护林。这以后，洪水泥沙挡住了，柑桔也保住了，发展到今天已有千余亩柑桔。
象湖村有一座占地几百亩的小山坡，山上乱石成堆，千百年积起的黄泥粘性大、气孔小，多年长不出东西。课题组的同志在县有关部门科技人员的配合下，查清这里的土壤结构，对症下药引进树种，获得了成功。村民从此信服了科学，全村２０００余亩荒山几年时间就全部绿化了。从山脚到山顶，已经错落有致地种上了柑桔、胡柚、枇杷、李子、黄桃等水果，计３００余亩。
我们从“生态村”的这头走到那头，恍若置身于桃花源中。成年人在田里耕耘收获，老年人在俱乐部里吹拉弹唱，新落成的３层教学楼里传来了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一位拄着拐杖的郑老汉对我们说：“我们还真是享受到政策和科技的福呀。如今，村里的大环境美化了，我们一家一户也不差。像我家里，烧饭用沼气池，用水有压水井，屋前屋后还搞起了立体的庭园经济，每年的收入也很可观。”说到这里，他用拐杖指了指村中心的一口明澈似镜的池塘：“这池塘就像我们象湖村的面孔。以往，有的人死猪死鸡死老鼠都往塘里丢，村民拌农药搅化肥、洗菜、洗澡都在塘里，人畜鱼混杂，塘里水都是臭的。如今村民生态意识提高了，每年毒死老鼠上万只，池塘里却一只也看不到。而且塘里引进活水，池沿抹上水泥，路旁搞了绿化，成了人人喜爱的‘明镜湖’了。”
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生态村”依靠生态原理这根科技指挥棒绿化了村庄，富裕了村民。如今，全村共打起３００多口压水井，一改往日４０００人靠４口古井吃水，旱时连夜排队打水的局面。村民在３０多个“生态示范户”带动下，合理地利用好农村迫切需要的“有机肥料、燃料、饲料”，家家亩产超双千，经济收入比３年前净增了３倍。近千亩的荒滩通过围垦后，也根据生态平衡的原理种上了蚕桑、黑麦草、豌豆等，使全村的土地利用率达９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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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梯
——访第３１届数学奥林匹克选手王崧、库超的数学老师
陈岩
两名数学尖子出自一所学校
代表我国参加今年７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第３１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选手共有６名，湖北省黄冈中学独占２名：王崧和库超。
有资料表明，一所中学同时有２名学生跻身于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学科竞赛——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我国绝无仅有。
记者曾试图从他们的数学老师身上挖掘王崧、库超的成功因素，结果发现他俩的数学老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黄冈中学数学教研组的全体老师。
此前，该校曾有人连续两年摘取第２７届、２８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银牌和铜牌，那是已毕业学生、１９８７年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的林强。
连续５年，该校理科学生高考数学成绩平均达９０分以上，其中１９８６年人均达１０４分，高考数学平均成绩连年处在全省第一的位置。
随便在这所学校找一个学生，他的别科成绩可能不好，但数学一定不会差。跟踪调查进入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时发现，许多学生感到自己在数学领域游刃有余，并能腾出精力选修其它学科，拿第二学位。
学生将数学这门学科掌握得如此之好，秘诀是什么？身为数学老师兼副校长的骆东平回答：“第一，把数学教学作为基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着重打基础，加厚、拓宽数学知识，培养数学能力。第二，全面提高、重点培养。只有在全校学生数学成绩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类拔萃的数学人才，正所谓‘水涨船高’。否则将会出现畸形发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全体数学老师的精诚合作。”
只有“合力”，没有“内耗”
有人认为该校的数学老师水平高。数学教研组组长冼绍武却认为：“每位老师的水平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关键是３１位老师加在一起的‘合力’很大，没有嫉妒，没有‘内耗’。”
“团结协作、共同奋斗”是数学组的一贯作风。
库超的高中数学任课老师兼班主任陈体国说：“库超的身上有许多老师洒下的心血与汗水，他的成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库超的课外辅导老师祁锦英说：“库超高三的课外辅导由我承担。但如果王崧有疑难，我照样解答，从不认为王崧与我无关。”
没有年级界限，亦没有班级界限，只要是该校的学生，数学老师们都认为有义务指导。学校在考评教师时，也从不以任课班级的高考分数、竞赛名次论定。
特级数学教师张怀璧将数学教学活动形象地喻为“接力赛”——从初一到高三，一棒传一棒；也可以叫做“拔河赛”——全体老师拧成一股绳，把学生往成才的方向拔。
不搞“题海战术”，却见敬业精神
一些兄弟学校来此参观时，惊讶地发现他们没有加班加点，也不搞“题海战术”，更不在寒暑假补课。
“我们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数学头脑，利用数学本身的趣味性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将数学活动当做一场充满魅力的智力游戏。”王崧的高中数学老师陈鼎常如是说。
在该校实验楼的教室里，挂着一幅幅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画像：伽里略、诺贝尔、居里……老师们常对学生说：“如果这里将来挂着你们其中一个的画像，那老师就心满意足了。”
“很难说数学组的老师比别科老师或者别的学校的老师更辛苦，”校长张亭良否定了人们关于该校数学老师“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种种推测，“但他们个个责任心强，具有敬业精神。一支好的师资队伍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根本保障。”
科学家牛顿曾宣称自己的成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数学组的３１位老师搭成了向国家输送人才的３１级“人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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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映我国出版业人才资源状况
《中国出版人名词典》问世
《中国出版人名词典》最近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出版界人物一万余人，以当代人物为主，也收部分近现代有贡献的出版界人物。
它反映了我国出版界人才资源状况，也反映了出版界人物的主要业绩。该书由原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主编，由新闻出版署、出版科学研究所和各省、区新闻出版局派代表组成编委会，领导全书编纂工作。
（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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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中国第一部地名辞典分卷问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的江苏、浙江、上海、台湾、湖北５个分卷已正式出版。
我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几乎历代都有关于地名的巨著产生。但本世纪自从３０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后，一直没有新的地名大型工具书问世。为此，国务院管理地名的权威机关——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编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分３３卷出版，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卷，另加港澳分卷和全国性地名分卷。分卷出齐后将编排出版合订本。
本辞典以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为基础，所用地名都是经法定手续颁行的标准地名。内容分政区居民点地名、自然地名、水电设施地名、交通名、纪念地名、名胜古迹名、地域名、简名和旧地名９类，包括了县辖镇以上全部政区名和大量重要村名、集镇名，共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重要地名１０万条。地名诠释包括地名的规范化书写形式、方位四至以及当地自然、经济、文化和著名人物、事件等。
中国地名委员会主任、民政部长崔乃夫任词典总编纂委员会主任。
（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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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重点辞书之一
汉文《满族大辞典》问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族大辞典》（汉文）６月中旬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首次与读者见面。
《满族大辞典》是我国满学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工具书，是国家重点辞书之一。
该书将满族的民族源流、历史地理、姓氏族谱、社会经济、政治军事、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服饰穿戴、典籍著述、古今人物等熔为一炉，成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满学的大型工具书。
全书共１３０万言，１１个门类、６５９１条词目，并选收了３０幅反映满族社会各方面状况的彩色照片和１２０幅配合释文的素描插图，可谓一部通贯古今、纵横兼顾的满学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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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风医讯
给患者心灵带来光明
——记同仁医院眼科护士长袁晓凤
焦志毅
提起同仁医院眼科，几乎是家喻户晓；而谈起眼科的护士长袁晓凤，凡是接受过眼科住院治疗的患者及家属也是有口皆碑。
１９８４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藏族同胞伍人吉在妻子的陪同下，从青藏高原来到北京，住进眼科，进行角膜移植手术。经过千里跋涉，他风尘仆仆，穿着沾满泥土的藏袍十分疲劳。袁护士长第一个走上去，连比划带帮忙，麻利地脱下伍人吉身上的袍子，然后把它整齐地叠放好。其他护士也走了上来，带伍人吉到洗澡间，让他干干净净地洗了澡。
伍人吉住院后，交了４００元手术费和住院费，几乎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袁护士长嘱咐护士，不要向伍人吉催要饭钱。
就这样，伍人吉住院４０多天，圆满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没挨过一次饿。临出院前，伍人吉还收到了袁晓凤等人从家里为他准备的馒头，供他路上充饥。这位不懂汉语的藏族兄弟，手捧馒头，连喊带哭，不知说些什么。
一次，一位朝鲜族同胞金东河带着他两个刚见光明的孩子金冬吉、金冬浩，坐在北京《民族画报》社门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执意要见报社的总编。他要通过这家民族刊物，把袁护士长对他们父子的深厚恩情告诉全国的少数民族同胞。
那是１９８３年２月，这个近乎失明的金东河为了让患先天性白内障、双目失明的两个孩子见见天日，带孩子住进了同仁医院眼科。住院３个月，袁护士长像“保姆”一样照顾着这父子３人。从本科一位朝鲜族护士那里，袁护士长了解到一些朝鲜族的生活习惯，知道他们爱吃米饭、爱吃泡菜、爱吃辣椒。她亲自与营养科协商，特殊照顾他们，给他们供应米饭，带头从家里带饭带菜，同时也带动了科里其他同志。这３位来自东北的朝鲜族同胞，品尝到了北京的医护人员家里不同风味的菜肴。
父子三人要出院时，袁护士长把自己孩子的毛衣给冬吉、冬浩穿上。金东河为了表示心中的无限感激，拿出人参、天麻等特产送给护士长及护士，但她们坚决不收。
１９８４年，北京染料厂一位青工因工伤烧瞎了双眼，毁了面容。病人送到袁护士长面前时，面部犹如一块黑炭，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袁晓凤同志一边深深为他惋惜，一边聚精会神地清理染料和血污混合在一起的创面。这位青工醒来，声音颤抖着央求袁护士长：“我和女朋友约好了这时在前门箭楼下见面，我很想见见她。”
袁护士长意识到自己此时肩上的重任，二话没说，立即派人，把在前门焦急等待的姑娘接到了医院。
护士长先让姑娘安静下来，把小伙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并希望她与医护人员一道共同担负起挽救小伙子心灵和生命的工作。在护士长的劝说下，姑娘平静地与恋人见了面，并按照护士长的要求，强忍住内心的悲痛，轻轻地安慰了小伙子。
小伙子出院时，言语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是向护士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半天没起身。待护士们扶他起来时，他已是泪水满襟……
后来，小伙子与这个姑娘一起给袁晓凤和护士们送来了新婚喜糖。
２６年来，袁晓凤的同班同学中有许多都已转向医务、行政等不同的岗位，但她从未动摇过。她至今都认为，自己最适合做护理工作。
为了表彰袁晓凤当护士２６年来的辛勤工作，今年五·一节前夕，北京市授予她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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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山东省昌乐县包庄乡初级中学利用学校空地，开辟实验园地，种植经济作物，对学生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图为师生一起鉴定玉米品种及其生长情况。秦丹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