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我眷恋农村这个天地
浩然
我的家乡河北省三河县成立文联，要我担任主席。三河县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需要我担这副担子，我有义务担这副担子，我心甘情愿担这副担子。说实话，我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和志趣；身体不好，写作和读书的时间奇缺；还有沉重的家务拖累。如此种种，都说明我不适宜再承担额外的差事。我自己也十分清醒地明白这一点：已经年近花甲了，属于我的“兵强马壮”的岁月不太多了。学写四十年，将近十年是一边补充文化知识一边练笔，又将近十年是一边练笔一边补充文化知识，继而是十年的动乱不安，再接着就是跌倒了挣扎爬起。如今刚刚爬起来，可以安心地写我想写的作品了。虽然已经老了，但仍有燃烧的创作热情，依旧不减写出好作品的志气和信心——我一直认为我的最好作品在后边，还没有写出来。我需要时间，需要宁静。但是，做为一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学工作者，我更需要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日益繁荣而不衰败。
包括三河县、北京郊区、天津郊区在内的燕山上下，长城内外，滦河、蓟运河、潮白河流域大平原的这块土地，是我的家乡。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的生命，也哺育了我的心灵。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不仅教给了我耕耘锄耪、春种秋收一整套生存的本领，使得我孤儿不孤，活了下来；同时也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聪明与才智，厚朴与善良，勤俭与耐劳，顽强与韧性等等品德，都通过他们的言行教给了我，把我熏陶、塑造成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庄稼人。尤其使我终生不忘而又享受终身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壮大起来的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的革命队伍，通过他们的宣传教育和实践表率，使我接受了这样的思想：为了让大多数人不受压迫、不被剥削、不遭饥饿而奋斗而献身，活着才有价值有意义。因此我在这块土地上加入了夺取政权、解放人民大众的行列；接着投身于医治这块土地上的战争创伤、改变这块土地上的贫穷落后面貌的斗争。当我从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中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把乡亲们和我个人从穷困中带上富足美好的道路上的时候，“社会主义”立刻在我的心田里播了种、发了芽、扎了根。为此，我动员、协助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们成立了数以千计的互助组、农业社。“组织起来”、“共同致富”的观念至今仍然铭刻在心中。其间，我从实践到理论认识到革命的文学艺术是一件能够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更顺利发展的武器的时候，我又迷恋上文学创作，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地拿起笔。在操练拚搏过程中，这块土地上的家乡人给了我难以用数字计算，也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关心与支持。他们和他们创建新生活的斗争，不仅是我写作素材的活水源泉，也是我写作智慧、力量和信心的活水源泉。没有家乡的农民、干部的帮助和扶植，我就没有今天，就不能从一个半文盲的农民走进文学大门。我的每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有家乡人民的汗水闪烁。如果有一天我忘了本，乡亲找我算帐、讨债的话，只要求我赔偿喝过的井水，挑到死我也挑不够数，我的儿孙也偿还不清！千万件事例可以证明：家乡人不仅帮助我学会了拿笔的能力，也在火路云程的奋斗中保护了我拿笔的权利。因此我对家乡这块土地和家乡人一辈子感恩戴德，像小草恋土一样，热爱家乡；作为一个农民的子孙，我想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来报答我的这块生身养命的乐土。
十多年前，我带着心灵的伤痕，扑到家乡母亲的怀抱。跟乡亲们一起“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向着光明，追着时代的脚步求索前进。改革开放的大潮，给这块土地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和发展。当我逐渐看清和认识到这种巨变和发展之后，我由衷地欣喜，由衷地拥护。由于连着心肝，爱得深切，盼望变得更好的欲望越来越高，所以也留神观察这个巨变和发展中的一些不足、失误和有待完善、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问题。我产生些疑虑，也萌发些设想。我通过手里的笔，即所写的长篇小说《苍生》，以及中篇小说《赵百万的人生片断》、《能人楚世杰》、《笑话》、《山豆》等等，还有短篇小说《误会》、《弯弯绕的后代》等等，都做了一定的表述。但很不充分，有的话没条件说，没机会说，自知不善讲抽象道理而吐露得很少。于是本着“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精神，我想在家乡创建个“农村”的文学艺术联合会，利用自身具有的一点点条件，对我认为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起一点点实际作用，以报答、效劳家乡，实现一些心愿。
为什么给“农村”建个文联呢？因为农村需要文学艺术，农民需要自己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然而，近些年，文学艺术却在有意无意中疏远了农村。曾以为工农兵服务为荣的艺术家们，有些呆在大楼上不下来了，有的由于一心向钱看而忙着走穴捞外快。那些在小圈子里“热热闹闹”的贵族式的文学，农民不敢也不愿意买他们的账。更有甚者，他们打着表现农民、反映农村生活的旗号，不顾社会效果地胡编乱造。有些所谓“作家”对农村、农民无知到惊人的程度，他们不是无中生有地凭空瞎想，就是扒坟掘墓地寻找古怪的素材，写成小说，拍成电影。那些玩艺儿，即使在远古的时代，都被我们民族当做奇闻罕见的畸形之物而加以唾骂，今天却被他们搜罗来，大加渲染，任意夸张，贴上典型化、艺术化的商标，到处兜售。可悲的是，那几年我们文学艺术界的某些有权有威者们就专门喜欢这一壶，不仅胡吹乱捧，还硬强地塞给农民这一壶，硬往农民嘴里灌。这哪里谈得上社会主义艺术原则！
与此相应的，是文艺界的一些领导者，有的报刊出版社，对待工农业余作者和工农中间的文学青年的极度冷漠。就以冀东这块土地上大面的情况来说，本来文学小苗就不多，又遭受过以往的连绵的政治运动摧残，极左思潮的束缚，所以使这不多中的许多文学小苗夭折了，僵巴了，变成没有开花结果的小老树了。这几年，他们又基本上被遗忘，被抛弃，任其自生自灭。加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波及，向钱看风气的诱惑、冲击，于是乎，农村的文学艺术创作园地又出现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大变动、大分化”的场面，最后形成一个溃不成军的结局。一些对文艺仍然迷恋着不死心、继续在这条路上走的人，东扑西撞，到处碰钉子，结果灰心丧气、困惑沉默。有的被文艺界那些洋的怪的诸般花样闹得傻模愣眼，而不知所措。八十年代文艺界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多数地方冷冷清清。农村在全国的地盘最大，人口最多，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搞不好，国家的精神文明大厦就是脆弱的不牢固的。文艺作者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而在工农中间成长起来、同时生活在工农中间的作者们则是这支队伍的重要的力量。不把这支队伍拉起来，发挥出战斗力，社会主义文艺的根基就难以牢固坚强。
基于这样一些可能是褊狭、片面的看法，我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甘愿做出一些牺牲，担当一点风险，起一个小小的带头：学南泥湾垦荒的光荣传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我深深眷爱的家乡这块土地上，匆匆忙忙地先插上一块牌子，设立一个接待农村专业和业余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摊摊。这块牌子上写着“毛泽东文艺思想阵地”。这个摊摊以鼓动、推进农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以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为宗旨，以团结一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艺工作者、调动一切有利于农村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积极力量和千方百计培养、扶植文艺新人为任务。让我们携起手来，联合行动，为乡亲们服务，把燕山上下、长城内外、大河两岸的土地都绿化、美化起来。进而跟全北京市，全天津市，全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农村大地绿成一片！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色彩斑斓的咏叹
——看歌剧《杜兰朵公主》
居其宏
在刚刚落幕的上海艺术节上，上海歌剧院演出的意大利歌剧《杜兰朵公主》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部世界名剧的汉译本在我国尚属首演，故而被歌剧界人士及歌剧爱好者视为节日；然而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是：此剧在一种象征性的意义上与我们脚下这片故土相关——它以传说中的北京为事件发生地、以中国民歌《茉莉花》为其主要音乐主题，演出了一幕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这在西方古典歌剧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人们对它的上演寄予久久的期待，成为萦绕心头的悬念，甚至激发出些许奇妙联想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当它的首演成为现实并获得成功时，在剧场内外洋溢着审美层次和操作层次的双重满足也就十分自然了。
《杜兰朵公主》是普契尼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与他的另一部同样以东方民族的情节与音调为素材的歌剧《蝴蝶夫人》严格的写实主义相比，《杜》剧在戏剧观方面是更带象征意味的，它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推至遥远的古代中国，从而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使之在风格上更接近于寓言剧或童话剧。事实上此剧脚本所依据的底本正是１００年前的一出同名童话剧。
歌剧的情节框架——猜谜择偶——差不多是一个老掉牙的旧套子：我们在古希腊的戏剧中，在《一千零一夜》中，甚至在我国的民间传说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篇什。然而把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展现得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波澜壮阔，却只有普契尼这位独具天才的舞台戏剧感、深谙音乐戏剧性之道的大师才能做到。
这是一首关于智慧、勇敢和爱情的赞美诗，充满了威尔第—普契尼式的浪漫主义激情和真实动人、优美如歌的音乐刻画——而这正是十九世纪意大利歌剧的典型特征。尽管作曲家采用《茉莉花》音调作为主要主题并在全剧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贯穿与发展，赋予它以复杂的戏剧性格，但这一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杜》剧音乐鲜明的意大利特性，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加添了浓重的异国情调和东方色彩，从而使本剧的整体风格在强烈对比和斑斓色彩中得到凸显。可以这样认为，以《杜》剧的异国情调、色彩斑斓和宏阔气势而论，在意大利歌剧中只有《阿依达》方能与之媲美。
此剧不以曲折情节和强烈的外部动作取胜，但音乐上对人物情感与心理的揭示却相当细致而深刻，这就在场面的安排与调度、声乐的理解与表现方面对二度创作提出很高的要求。上海歌剧院的演出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演员阵容整齐，整体水准较高，没有明显的“弱项”。扮演杜兰朵的王小红、田惠丽，扮演卡拉夫的连龙海、魏松，声乐上训练有素，演唱篇幅很大、难度很高的咏叹调和一些重唱段落时也能注意抒情表意的准确与自然。在表演上，如果说杜兰朵的扮演者在形体语言方面采用冷色调和静的处理，恰好与这位“冷美人”清高孤傲的性格特征相吻合，那么卡拉夫则应潇洒、热情而勇敢，他的形体语言就应当是动态的和暖色的了。可惜现在舞台上呈现的王子形象显得滞重了些，“热”度欠火候，“帅”劲也不足。这就使那一场以热化冷，以动破静的好戏平减了几分颜色。柳儿的扮演者戏虽不多，但唱重情浓，以真挚而富于戏剧性的演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殉情女子的悲剧形象。该剧导演张远文富有舞台经验，对音乐有较深的理解与体味。她以一种写实风格来导演这部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在宏大场面的处理上层次分明，进退有序，追求一种流动而又凝重的舞台美感。
我以为，《杜》剧在我国首演成功，是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成果。近十年来，在我国舞台上用中文首演的西洋经典歌剧已达十余部之多，而此前的３０年间总共才上演了三四部。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我相信，通过对外国优秀歌剧遗产的借鉴，也会大大促进我国歌剧事业的发展；只有把自身心灵升华到超逸境界的民族，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本民族、屹立于全世界的歌剧杰作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月圆，意味着什么》〔报告文学〕
作者：魏建华 载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５日《解放军报》
军人陈小平的妻子用家常话述说她和丈夫的生活：从山里捡茶籽的两个孩子相识，到一对农村青年的初恋，更多是作军人的丈夫对祖国的奉献和军人妻子的情怀。
丈夫在西北边陲当工程兵，先是在海拔３０００多米的玉希莫勒盖冰达坂上建隧道，后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上修公路。建隧道要在风化岩中冒着塌方的危险，顶着地下水打眼、扒碴，出隧道，湿透的棉衣裤立即被雪山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冻得硬梆梆的；修公路是在百公里不见一草一木的茫茫戈壁滩，在４０度的高温下熬沥青。偶有休息，看不到电视、报纸，吹牛吹得没词了，便三三两两地在外边呆坐着……
妻子和丈夫只度了１３天蜜月，下次见到丈夫，女儿已出生了。孩子没满月，妻子就要自己挑水、洗衣，以后每年一人应付春种秋收。去部队探亲，５天５夜火车到乌鲁木齐，又走一星期才到连队，以后随军，也是妻子在乌鲁木齐营区，丈夫在千里之外的天山深处，１９８８年夫妻相聚只有１２天……这篇报告文学以朴实的文字写出了一个极动人的故事，其主旨是：对于军人，只有了解了他的全部生活，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作出了怎样的牺牲和奉献。
读完全篇会有这样的思索：陈小平这样的军人为祖国奉献了许多，我们应该多为他们作些什么。
（西）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元帅的思念》〔电影〕
编剧：史清锁 导演：韦林玉、齐卡、库尔班
摄制：山西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
影片以１９４８年春临汾战役为背景，表现了我晋察冀部队在前线总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与阎锡山及临汾守敌的殊死搏斗。其间有当年我英雄军队坑道破敌的艰险困苦，浴血攻坚的威武壮烈和战场统帅们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而在这一切中，融进了身为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在硝烟早已逝去的今天，对那难忘岁月的深深怀念。跨越数十年时空的历史沉思，增强了影片的思想底蕴；紧张的情节，激烈的战斗场面，使其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向）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胯下将军》〔戏曲电视剧〕
编剧：郑瑞棠、胡学纯 导演：张蓉华、江涛
摄制：淮安市政府、浙江省越剧院电视部
《胯下将军》取材于兴汉三杰之一韩信在其家乡古淮阴留下的传奇。通过“胯下受辱”、“乞食漂母”等故事，展示了韩信“并非毁誉辱节，志在鹊起豹变”（苏东坡诗）的远大志向和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不计前隙、宽容雅量的不凡风度。剧作不经意地碰撞到一个如何对待荣辱的观念问题，从而将笔触引入民族文化深层土壤之内。
该剧在探索越剧艺术与电视艺术结合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全剧充分发挥越剧贵在抒情的优势，运用优美、动听、上口的大段唱腔，较好地抒发了人物的内心情感。 （宜）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视野和学风
——读《中国西部文学论》
王愚
“西部文学”这个口号的提出，自然不是肖云儒同志一个人的发现。但是，为“西部文学”这个主张四处奔波、八方呐喊，不断写文章加以鼓吹的，恐怕要算云儒同志最为勤奋。尽管这个口号的提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有所保留、有所疑虑者有之，有所张扬、有所呼应者有之，云儒同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坚持不懈宣传他的主张，孜孜不倦进行他的研究，终于拿出了一部份量不轻的专著《中国西部文学论》，凭这份认认真真做学问的精神，也值得人们肃然重视的了。你也许不一定完全赞同“西部文学”这个口号，但你可能愿意侧耳倾听，从中汲取有益的论述和思考。
我也正是抱着这种心情，读完《中国西部文学论》，并且愿意把它推荐给关心这个问题的文艺界同行和广大读者。
自然，现在来品评《中国西部文学论》的成败得失，议论其中观点的正确谬误，似乎有些仓促。“西部文学”的口号提出来，不过四五年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论定是非，不免急迫，还是要看创作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探讨的深入，更何况大西北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区，从历史沿革到人文地理，从自然风貌到文化结构，从现实生活到作家感受，既有与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共同的历史印记和时代特点，也确实有不同于中原地区、沿海城市的内在机制和美学风貌，如果我们承认不同社区和不同地域的文学艺术，都是以自身的特点，加入共同的行列，才有可能形成多姿多采的文艺景观。用“西部文学”这个口号概括一种文学现象，展示一种文化心理，描绘一种美学风貌，毕竟是个有趣而有益的命题，至于这种概括、展示、描绘准确与否，详尽与否，充分与否，都还在探索中、发展中，与其匆忙地下结论，不如先听听各家之言。
我觉得作者的视野是开阔的。他没有把西部地区文艺的发展同西部地区的历史的递嬗割裂开来，没有把西部地区文艺的发展同世界文明的格局对立起来，而是正像他自己说的：“以一种大文化观念，将西部作家、作品和西部文艺问题放在整个西部、整个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格局和发展历程中去分析认识。”仅就他的论述范围看，包容甚广，从中国西部自然与人文地理的特点、中国西部文化的结构，采撷中国西部文学的美学风貌，最后归结到中国西部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这种论述范围，初看漫无边际，仔细品味，你就会发现，在这种开阔的视野中，“西部文学”不再是理论家的臆想，不再是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无关的偶然现象，也不再是单纯的作家们的个人追求，当然更不是土气十足的封闭地域的粗糙制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文化递嬗的环节。“西部文学”在这里已不仅是扎根于乡土的一种文学现象，而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精神意蕴的审美创造，是对当代中国重铸民族灵魂的某种精神动力。作者在论述这么广阔的背景材料时，立论是否精当无误，自然可以商讨，也确实有可以商讨之处，但绝不妨碍作者在开阔的视野中对西部文学作出的立体观照，更不会减损读者对西部文学作出的多侧面理解。
如果说，云儒同志在论述“西部文学”这个主张时，能提供给人们对这样一种文学现象进一步思考的基点，是得力于他开阔的视野；那么，一种求实的学风，就使得他并不只是天马行空的率意而谈，而是力求从实际存在的文学现象，具体说就是大量的作家和作品出发，认真地加以剖析分辨，然后以此作为他立论的根据。云儒同志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对近年来出现的西部地区，或者描写西部地区生活的作家和作品，几乎都有所评议，对近年来有关论述西部地区文学的论文，也都给以注意，并对其中的观点，或赞成，或保留，作出自己的回答，尽管不免有芜杂之处，但总归是从实际出发的论述，不是无根之谈，不是心血来潮的任意发挥，至少在文学研究这个领域里，能启发我们保持和发扬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廓清一点随心所欲的空谈之弊。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剧本研讨会
近日，首都一批清史专家、影视评论家在京聚会，对即将开拍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的剧本进行研讨。
由俞智先（电视剧《努尔哈赤》作者）根据二月河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视剧（林虹执导），将康熙皇帝的形象搬上屏幕，以康熙八岁登基、位君六十一年的历史跨度为舞台，通过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情景，再现了清初民情习俗、宫廷险恶和玉宇呈祥的历史风貌。与会者对剧本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一部电视剧未开拍，先“会诊”，将弊端尽可能消灭在“胚胎”之内，该剧组的这种作法也受到好评。
（风）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讨论会
青年作家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真实地描写了河北省无极县委书记刘日的动人事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鲁迅文学院近日在京联合召开作品讨论会。与会者认为，《无极之路》以其鲜明的时代感和对生活主流的褒扬，表明报告文学反映时代、反映生活的生命力。作者对刘日这样深受群众爱戴的党的干部有深厚的感情和了解，进行艰苦的采访，在短期内创作了长达二十六万字的作品，作品忠实于主人公的生活场景，又从改革时代的背景上，表现主人公的社会公仆和清明廉正的形象。作品不避讳社会的矛盾，不轻易进行情感判断，用大量的生活事实描写一位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为党的形象增光添彩的优秀典型。
与会者对作品写作手法也进行了讨论，认为《无极之路》虽在部分章节上略嫌粗疏，但浓墨重彩地描绘先进典型，为报告文学发展开拓了一个有意义的先例。
（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