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遵命〔短篇小说〕
杨润身
生活在故乡，常替人执笔。６月１５日早晨，外村一位小伙子找见我要我代写碑文。他衣著入时，容貌英俊，举止文雅，语气少有的温和恳挚：
“俺叫大雪，是小水峪村青年俱乐部主任。俺们村是没有挂文明牌牌的文明村。前些年，‘一手硬，一手软’，俺们村没有‘软’。让人泄气的书，叫人学歪的画，引人堕落的戏，使人颓唐的电影，在俺们村没有市场。俺们一共３６个青年，不管识字多的，识字少的，存款多的，存款少的，没有一个丢失自己的人格，使自己的价值贬值，成为钱票票的奴隶，做了歪风邪气的俘虏……”
“您们村有泰山包围？”我极感新鲜，极感兴趣，迫不及待地插话。
“俺们村没有泰山做屏障，却有‘泰山’在保驾。俺们都叫他‘老广播’。他是俺们的长辈，又是俺们的好友。他一再告诉俺们：不要只看钱不看路！他用他的全部积蓄为俺们买了３０００多册有益无害的书。去年‘动乱精英’在首都挑动学生闹事以后，他到了吃饭时间就广播：不要听信谣言，美国之音播出的消息全是屁话！他极端正直。俺们都相信他的话，惦着他的话；下田间，上山坡，流多少汗水也不松劲！而他突然间让俺们哭了——丢下俺们走了……”他声断泪出。我一阵酸楚，要接话，他猛然把泪水揩去，“村委会决定拿钱为他立碑，俺们全体青年决定自己出钱。求您为他写篇碑文。请您去俺们村过目过目他的功绩，俺想您会答应俺们的要求的。”
大雪的故乡与我有缘。我的老友马悦与大雪同村。１９３９年冬，我为躲避敌人扫荡，在马悦家里白吃白喝月余，与马悦结为挚友。１９４１年秋，敌一个联队窜犯抗日根据地，经大雪故乡，遭八路军五团阻击，被歼近半。敌回头朝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报复，近２００村民惨遭杀害。我的老友马悦也在其中。他１２岁。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姑姑倒下时刻，他不等敌人凶恶的子弹入身，偷偷地倒在爷爷身下。他长大了，身材健美，相貌堂堂。“马悦，结婚成家吧。”抚育他成人的邻居大娘劝他。他留给邻居大娘一声感激的笑。他未成家。他把他健美的身材、俊俏的面容留在了异国他乡。他为志愿军打出了威风，他使侵略者领教了中华儿女的气质和尊严，让侵略者晓得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是一句空话——他在元山附近一次战斗中就叫五个趾高气扬的侵略者倒在他的脚下。他拄着拐杖、戴着口罩荣归故里，县民政局要安排他进养老院，他举着拐杖拒绝。县民政局将他安排在一个小镇上的信用社。他不肯少走一步路，少出一把力，少落一滴汗。他精务正业，又兼任小镇三个支部的政治教员。信用社年年获得金匾，小镇三个支部年年获得先进支部的称号。１９５６年，我回县体验生活遇见他，我劝他成家，他唯一使我还能认得出的眼睛断然朝我报出拒劝的眼神，郑重地说：“我都不乐意看我一眼，能叫人看我受罪？！”三年困难时期精兵简政，紧缩开支，无人愿丢铁饭碗，他第一个在回乡务农的报名册上写下马悦二字。
我跟大雪越过温泉镇，路，开始叫劲：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我急于同老友相会，汗流浃背，不肯停歇。“文革”到今近２０年了，我还未与马悦见面。
啊，我终于踏入马悦故乡的地界。我惊喜得忘记喘息，活似坠入梦境。敌人疯狂屠杀、八路军浴血奋战那岁月，山头上看不到一棵草，沟岔间看不见一棵树。若草高树密，敌人的枪弹炮弹就不会那样容易发挥威力：一次屠杀，使近二百“乡亲”倒在血泊中。如今阳坡里是刺槐，阴坡里是松柏，沟谷里是杨柳；刺槐葱茏碧绿，松柏坚实挺拔，杨柳婀娜多姿，株连株，棵连棵，绿海一片，一片绿海，映得蓝天也成为绿海。
大雪笑了：“老杨同志，再过三年，俺们的林业收入就会是农业收入的５倍。它是永不贬值的货币，一本万利的银行！您说是不？”
我累得顾不上答话，满心赞成地点头。
“这‘货币’，这‘银行’，也大半归功于俺们的‘老广播’。他带头造林护林，使林业成为俺们村的集体财富。俺们以‘集体财富’做本，买树籽，育秧苗，给上山植树人付报酬，五年时间，６０００亩荒山秃谷全部绿化！”大雪举高的右臂慢慢放下，精明的眼睛里又透出沉重的光，“俺们的‘老广播’还带头上山挖坑植树。”
我喘过一口气，大雪指向山下。“您去俺村四周瞧瞧，再看看俺们的村景。”我们在村边一棵柿子树下下车。崭新整齐的农舍，一色的蓝砖灰瓦，粒石米贴柱；一眼望不到头的宽阔的街道两侧，二三尺远一丛牡丹；村四周的田园中，棉花、玉米、豆棵、蔬菜葱葱郁郁，地边和道埂外侧，也一株株一丛丛牡丹。牡丹盛开，红、黄、粉、白；白的使人静穆，黄的使人愉悦，粉的使人神爽，红的使人灼热。
大雪又道：“栽这些花也是俺们的‘老广播’领头。他说：‘城里人礼拜日逛公园，咱们天天逛公园，院里见花，街里见花，到田里做营生也要有花作伴！’前年这时光，一位港商引两位外商参观过西柏坡纪念馆乘小车游览到了俺们这儿。他们看过俺们的田园和村景，直喊‘ＯＫ，ＯＫ’。一个‘满脸胡’还伸出大拇哥，说：‘中国，伟大！’俺们扬眉吐气。最兴奋的是俺们的‘老广播’。他原本滴酒不沾，晚上，他抱酒不放，差一点儿喝醉，笑个没够！”
我血液奔流，仿佛‘老广播’入口的酒涌进我的心田。我说：“大雪，我先往我的老友家里坐一坐，再请您给我介绍‘老广播’的功绩。”
“您的老友是谁？”大雪轻声地问。
“马悦。”我小声答。
“马悦是您的老友？！”大雪骤然提高嗓门，精明的眼睛里闪出令我一时不解的光，“马悦就是俺们的‘老广播’啊！……”
我神不由主地坐到一块石头上。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为我的老友写碑文。他，却小我三岁。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金马人物特写征文
“失业”追求者
邢景文
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个怪人，怪得有时叫你不可思议。
比如，现在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不仅吃饱，而且力求吃得好一些。可他打一次馒头吃三天，做一次米饭吃四天，大年初一一碗开水泡米饭也能对付过去，偶尔炒个菜也是自己种的小白菜或辣椒，从不上街买。每月他３００多元的薪水（医务技术四级），伙食费用不了三四十元。穿的更简单，一年四季总穿一身褪色的或不褪色的绿军装。
再如，业余时间他从不串门，即使同志间的红白喜事他也一律不参加。一切文娱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他门口常贴着这样的字条：“闲谈莫过五分钟”、“室内无人”。
最使有些人不解的是，６０多岁的人了，老伴、孩子都在美国，去年有机会出访美国并获准三个月的探亲假，他完全有理由多一点时间留在国外与家人团聚，可还是按时归来了。宁肯过清苦的独身生活，也不愿坐享豪华舒适的天伦之乐。
人民解放军第８８医院副院长兼传染科主任张光曙的这些传闻，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谁都可以讲出一串来。
是的，在一般人眼里，他的确有些怪。不过当你对他有所认识和了解时，你就觉得他并不怪；不仅不怪，反而令人感到可敬可爱。
初春的一天傍晚，我叩响他宿舍的房门。迎接我的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态偏瘦的普通老人。只寒暄几句，就觉得他思维敏捷，说话沉稳，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上去丝毫没有衰老迟滞的迹象。
室内除了一架英文打字机外，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例如沙发、大立橱之类），桌上桌下堆满书籍报刊和他正在修改的论文稿。我们的话题很快谈到了时间的问题上，他脸上不由得透出丝丝苦涩，说，“这是最令人苦恼的事情之一。尽管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不惜得罪一些同志，可还是不够用。一天有２８小时就好了。”的确，时间对于他这样的事业心极强的人来说，是比什么都宝贵的。他除了处理繁忙的日常工作，还要进行科学试验，接待各种来访人员，一点有限的业余时间便是他撰写论文、回答咨询、翻阅国内外各种医学报刊的唯一空隙。他又是军内外几家医学杂志的社外编辑和主编，尽管每晚只睡几个小时的觉，节假日从不休息，许多事情还是做不完。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他无情地谢绝了那些人际的应酬，１４０多篇论文、３部专著、２部译著、１０多项科研成果就断然不会产生。
张光曙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１９５２年踏入解放军这所医院的大门，便与传染病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３８年，风晨雨夕，义无反顾。即使两次被关进“牛棚”，也丝毫没有动摇对事业的爱心。一个人，当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生了一种炽热的爱时，他哪里还有心思和闲暇顾及旁的呢！包括生活享受、荣誉地位统统可以置之度外。
当谈到那个敏感的问题——出国定居时，他陷入了沉思。
在人民共和国将满４０周岁的那个春夏之交，首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６月下旬的北京，人心甫定，余波未息，而远在千里之外东岳泰山脚下的泰安城却风平浪静，人民安居乐业，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此刻，在传染病学上颇有造诣的张光曙，突然接到了美国纽约大学医学系主任、著名教授劳伦斯的邀请，要他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治疗乙型肝炎的特异胎盘转移因子去进行学术交流。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老伴和孩子都在美国，便批准给他三个月的探亲假。
他乘坐的波音７４７客机，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横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抵达美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纽约。他刚走下舷梯，等候多时的老伴和女儿们便迎了上去，把他拥入一辆豪华的奔驰车，驶向纽约最美丽最舒适的居住区新泽西洲，在绿茵与鲜花包围着的一座米黄色别墅前停了下来。
张光曙抓紧时间同劳伦斯见了面，并进行了学术交流，之后他的事情不多，主要是度假休息。尽管老伴和女儿们为他的食宿和活动做了精心安排，可是张光曙对这一切似乎兴趣不大。他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仍是翻书，整理资料。有时当亲友们来访，向他问起国内的情况时，他就如实相告，并对西方的歪曲宣传一一驳斥。老伴和孩子们多次同他商量，是不是留下算了。眼下国内局势还不稳定，自己的年岁也不小了，干了一辈子也该休息休息了。在美国呆了几十年的老岳父也劝他留下，而且答应给他安排待遇优厚的工作。虽然他想到自己最后的归宿恐怕还是全家团聚，但眼下困难当头，事业未竟，个人怎好偏安一隅呢！现在还不是留下的时候。再说临行之时自己是说了要回去的，组织上和同志们也是希望自己回去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于是他婉转地说服了老伴、女儿和岳父，如期回来了，又回到“人间灵应无双境，天下威严第一山”的泰山脚下那个小小的传染科，继续他那几十年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追求。只有此时此刻他才觉得自己活的实在、舒坦。
“我追求的是失业。”采访结束时他意味深长地说。
“失业？”我大惑不解。
“是失业。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业，而是作为传染病医生的失业。如果有一天世界上的传染病医生都无事干了，那不就等于说肆虐了千百年的各种传染病都绝迹了吗？这对全人类来说是多么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呵！所以我甘愿做这样的失业者。”
多么新奇而大胆的想法！多么崇高而美好的追求！当然，人类在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是会有反复和曲折的。旧的传染病消灭了，还可能出现新的。但这不要紧，总有一天人们同样会把它消灭掉。这绝不是天方夜谭式的梦幻。
（作者单位：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范佩莉〔报告文学〕
肖复兴
小时候，范佩莉幽幽地做过许多五彩缤纷的梦，梦想当军人、当医生、当教师……梦中最撩拨她心头的是当一名舞蹈演员。
１７岁那年，她从北京到北大荒插队，参加了业余宣传队，梦想实现了。她穿上舞鞋，把舞步、足迹，连同儿时的梦、青春宝贵的岁月，一起刻在北大荒那片难忘的黑土地上。
说来也巧，几年后，这支宣传队的队长成了范佩莉的丈夫。想想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是很遥远的往事。如今，丈夫早已大学毕业，成为林业部的一位处长。而范佩莉也已是产品出口几十个国家、年产值８００余万元的凤凰毛织厂的厂长了。那舞姿蹁跹婆娑的梦，只能在晚上电视屏幕上偶尔电光般一闪，泛起心中几丝涟漪，便很快消逝在瞌睡中了。
是的，她太累了。她太渴望能够依在丈夫宽厚的肩头，睡个踏实的觉，什么梦都不做的觉。已经是近４０岁，人到中年的光景了。只有在基层企业干过的人才会清楚，一个厂长把一个厂搞得如此火红，每年给国家上缴几百万元纯利润，给工人发下殷实的工资和奖金，是多么艰难。为此，她付出整整四年的代价。现在，虽不能说功成名就，但无论上对上级、下对工人，左对丈夫、右对女儿，扪心直对自己，她总算是无悔无愧。
谁能想到呢？命运，在这个时候使她突然来了又一个急拐弯。
正是１９８７年２月底，春寒料峭时节。她从凤凰毛织厂来到了东郊外的北京针棉织品进出口公司羊毛衫试验厂。这一步的迈出意味着什么？这可不是出城到郊外踏青春游，归来带回衣襟香。曾有人劝她：“千万别到试验厂来，那是个泥坑，掉进去就别想再跳出来！”１９８６年仅一年，这家试验厂便亏损５０万元。如今，曾拥有十几人兵强马壮的工艺室技术人员只剩下两位，而会计室只剩下一位光杆出纳坚守囊中羞涩的帐簿，另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师傅早已择高枝而栖，其他工人拿５０％的工资回家的回家，守着空厂房的守厂房……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就像败家子一副颓丧相。
公司领导把这一切如实告诉了她，希望她去。她丈夫并不拦她，因为他太知道她的脾气秉性了。她要是真不去，只守着丈夫女儿和一屋现代化家具电器过小日子，那便不是她范佩莉了。
走进试验厂大门，迎接她的竟是黑乎乎的一座大煤堆，这似乎有些不吉利。她来到车间，所有暖气管都早已冻裂，公司领导和工人们只能搓着手、跺着脚迎接她的到来，这气氛真让人透心凉。公司领导就在这冰冷的气氛里向工人宣布任命范佩莉为试验厂新厂长的决定。
范佩莉只说了句：“我既然来了，不把试验厂搞好，我是不会后退的。我希望大家能像我一样有这个信心！”
工人们冷漠地望望这位瘦弱娇小的女厂长，她揣着什么金刚钻，敢揽这个瓷器活？
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范佩莉知道工厂不生产，等于死亡。但失去信誉的工厂就如同败家子借不到钱来一样，难以揽得来活。她先跑到双叶衬衫厂，这是她联系的主户。活有，但给凤凰毛织厂行，给试验厂不行。哎呀！求求你们，不看僧面看佛面，有我在你们还不放心吗？如期交不了活，质量不合格，你们拿我是问还不成吗？……砸姜磨蒜，磨薄了嘴唇，好不容易拿回了一点儿活，让工人们先干起来，手别闲着，工厂这才如断顿多日的家，屋顶烟囱里又冒出了缕缕炊烟。
紧接着，她从凤凰毛织厂拿来毛衣新式样，和工艺技术人员一起设计样子，加班连轴转，赶上五一节也不休息，终于手工织出７０多件款式新颖的毛衣。靠着这７０多件样品，她马不停蹄去找自己在凤凰厂的主客户，希望他们能够雪中送炭支持一下试验厂。对试验厂，人家大皱眉头。但对她那一脸疲惫却真诚期待的样子，人家又觉得可以信赖。一个厂长真是一个厂的一面旗。她居然一下签订下３万件手织毛衣订单，出口澳大利亚；又订下２万多件机织毛衣订单，出口法国。这５万件活对于如今她的厂来说并不算多，但当时却解了燃眉之急呀！它不仅让工人手中有了活，也让工人心中有了希望。人们开始觉得这个瘦弱的女厂长真是不简单，她居然像位高明棋手，让这盘濒临死界的棋又走活了。
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两个五彩缤纷的季节，给试验厂带来了好运。单调枯寂的车间又开始涌动着五颜六色毛衣的波浪，编织着新生的希望与憧憬。试验厂，就像饿得精瘦的小姑娘又恢复了青春的光泽与活力而令人瞩目了。
就在这个时候，９月份，范佩莉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旧病复发：肝炎。医生劝她住院。这病对她已不是第一次了，这样复发下去极为不利。丈夫也劝她住院。
但这种时刻，试验厂刚刚恢复生机，一切尚未稳定，她能安心住进医院里吗？
记得两年前，在凤凰厂，也是这样连轴转累得她突然大便潜血不止，一病不起。送进医院，输血８００ｃｃ，才算把她抢救过来。医生怀疑她患有癌症。她也觉得是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便对丈夫说：“推我到阳台上看看吧，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北京城了！”丈夫推着她来到医院九楼阳台，北京城尽收眼底。阳光明晃晃的刺眼。哪里是她的家？哪里是她的厂？她只觉得泪眼汪汪。真不甘心呀！真不甘心！她把自己的生命与那些色彩纷呈的毛衣连结一起了。只有她才会对它们涌起那么多如同对恋人般一往情深的情感。只有她才会对那些实心、镂花、提花、绣花各式毛衣分辨得细致入微，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哪怕仅仅是一种白，也能分辨出是本白、漂白、奶白、黄白、绿白，还是月白。只有她才会对那些桂花针、麦穗针、竹节海棠针、金铃花针、加应子花针等上百种花样和图案了如指掌，一个个都如同活脱脱的生命，长上翅膀飞出她的手，飞出她的厂。那便是她的创作，就如同画家笔下的油画、作家笔下的小说、音乐家琴中的乐曲。那里有她的色彩，有她的故事，有她的音符……她怎么能舍得离开它们呢？
不过，命运再次成全了她，癌症最后被排除了。但肝炎却伴随着她，像是紧追不舍的影子。这一次，她仍然舍不得离开厂里那五彩缤纷的毛衣。大夫、丈夫、女儿与她形成３比１的对峙，谁也犟不过她。最后妥协的方案：回家休养，她用电话遥控试验厂的生产。当然，电话来得急了，她少不了要跑回厂。她太恋恋不舍她的毛衣了，那像是她钟情的、割舍不了的恋人。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临。漫天纷飞的雪花给她带来好消息：这一年自她上任起共完成８万件活，产值２１０万元。她没白病一场！她没白干一场！她长舒一口丹田之气！
两年多过去了。这两年深深刻入她生命的年轮里。她把自己的一双手和一颗心，全献给了试验厂，使得这个几乎要死亡的厂重新抖擞精神，一如她自己进入病魔缠身的中年之后再度恢复青春一样。去年与日本进行补偿贸易。他们出地皮，日本出设备，奋战一个月，她便还清了债务，开始向日本纯赚外汇了。她给毛衣赋予生命，毛衣给她赚来外汇，她有了底气，把厂房扩建到７００平方米，重新装修一番，又新修了一间接待室，外商来洽谈生意也气派点，让外国人也不敢小瞧。厂区里，新修了喷水池和花坛，她的要求是“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尤其再不允许厂大门口有一粒煤碴。
前一阵子，她到日本参观访问。面对日本电脑工艺设计、全自动化生产线的毛衣工厂，她心中很不是滋味。走在东京繁华的街头，看溢彩流光的霓虹灯下奔忙的人流，她想起她的凤凰厂和试验厂。她知道，如果从技术设备来看，她的厂包括中国所有毛衣厂在内，与日本存在着至少５０年的差距。但是，她心里很不服气。如果说机器落后，我们手织呢？为什么也要落后人家？手织毛衣，又不是像原子弹上天一样难，为什么我们就这样步履蹒跚呢？这念头久久盘桓在她的脑子里，以致她几乎忘记看看东京、神户、奈良都有什么风光。她像一只抽得团团转的陀螺，三天之内竟奔波于新干线之间，闪电般参观了七个毛织工厂。
她的脑子里一下子全被各种毛衣充塞着。各种色彩、各种图案冲撞着，不亚于绿茵场拚命争球的足球运动员。近几年来，羊毛衫在国际风行，毛衣外穿更在春秋季走俏，老少咸宜，男女得体，更是青少年潇洒风流的衣着。如今，毛衣编织在全球号称有古典派、新古典派、北欧派、拉美派几大流派。什么时候也能有咱中国一大流派？这难吗？比原子弹上天还难？她总这么想。顽固的念头像是打足了气的皮球，任怎样按下水底，不一会儿也要浮上水面，飘忽忽地游到她的面前，飘来又飘去……
东京之夜，她失眠了。
１９８９年岁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