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威风锣鼓”黄河情
——山西临汾亚运会锣鼓表演队训练侧记
本报记者 阎晓明
甘亭突然静了下来。尽管入夜总能听到零零星星的锣鼓声，但比起三个月前，标语林立，红旗招展，每天从早到晚震耳欲聋的嘶喊声和锣鼓的敲打声，村子显得寂静了许多。做为农民，参加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首场表演的山西省临汾地区威风锣鼓队的４００名青壮队员，在农忙时节，不得不暂停集训。
１９８８年，全地区在临汾组织“龙年锣鼓大赛”，这次上千人的大“敲打”一下创出了名气。这年１０月，临汾地区一支３００人的威风锣鼓队，应邀进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式，８分钟的表演，其“威风”折服了为亚运会选调节目的有关人士。１９８９年５月，在山西省第二届艺术节上，专程来太原调选节目的亚运会组委会大型活动部团体操处的人士，观看了临汾威风锣鼓队的表演后，当场将之选定为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表演节目。这一年的１０月，临汾威风锣鼓队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国庆４０周年“爱我中华”大型文艺晚会的表演，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在京城掀起了“黄河风”。
入选第１１届亚运会开幕式，并且做为首场表演，对于临汾来说，既是莫大的喜讯，又是莫大的艰难——４００人的队伍，从出场到结束只有３分半钟；而且要求动作整齐划一，还要穿插高难度花样。这对于习惯了肩膀上搭一条毛巾，街心一站便敲打起来的农民来说“等于从头开始。”肩负“威风”锣鼓队教练重责的临汾地区民间锣鼓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宋庆云，和另一位教练员王丽，本着既要打出临汾锣鼓的“威风”，又要符合亚运会开幕式要求的原则，对传统的锣鼓进行了大胆改革。首先，把“威风锣鼓”由原来的纯听觉艺术形式，改变成既有团体操效果，又不失原来打击效果的“鼓舞”，改变了传统“威风锣鼓”“打而不动，动而不打”的状况，使威风锣鼓具备了很高的观赏价值；三分钟的时间里要打出高潮、传统的曲牌全部不能适用，她们从２００多个曲牌中，摘出精华段落，编成新的曲谱；新节目编成后，人员的选拔成了最主要的问题，身高１．７５米以上，年龄２０岁至４０岁之间，有文化，还要有一定的艺术功底。那段时间里选拔队员成了临汾地区牵动千家万户的事情。对要进京参加亚运会，代表中国农民向亚洲，甚至全世界表演，人们表现了极大的热情，队员在全地区范围内选拔，一场“报名战”也在全地区展开了。临汾地区成立了以副专员樊玉龙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各县、乡、村层层都有专人负责报名、推荐。宋庆云、王丽等到村镇当面考试、当场调选。选拔分初试、复试两次。
记者听说了这样两个故事。浮山县委书记三次找樊玉龙，苦苦恳求照顾一下贫困县，给几个名额；霍县一个青年农民，初试被选中，复试时因参加民办教师考试没能赶上，那天晚上雨雪交加，他回到村里，邀了几个伙伴，连夜步行５０多里追到选拔人员居住的宾馆。晚上１１点，已经休息的宋庆云被敲门声惊醒，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几个满身泥水的人闯了进来，连手电上都结满了冰，一声老师未落，就声泪俱下地解释起来”。宋庆云当时就哭了。她接收了这个青年。几个人又冒着风雪连夜赶回去了。至于因父子争着报名的，因报名夫妻“吵架”的，“赖”在集训队不走的那就太多太多了。拿宋庆云的话说就是“恨不能招３０００人”。
威风锣鼓队集中在洪洞县甘亭村训练是从今年３月３０日开始的。集训地点在一所废弃的军营里，集训的方式也基本是军事化的：整个集训队叫纵队，下设１０个分队。纵队设生活组和宣传组、医疗组，全部队员每天６点起床走队出操，然后进行身体训练；早饭后进行一上午队列训练；午饭后一直练到晚饭；晚上背乐谱，自练动作，统一熄灯，排队打饭，连叠被褥都规定见棱见角。此外，集训队坚持一天三广播，两天一讲课，由专人讲解“锣鼓美学”和“亚运会意义”。还办了像模像样的墙报，定期进行卫生检查评比。
集训队的艰苦也是按现在某些人的价值观来看难以理解的。他们居住的军营，没有门窗、没有床铺。队员们就睡在麦秸打的地铺上，门窗上只吊块毛毯。为了节省开支，当地的队员，吃住都在家里，每天起早摸黑跑十几里路。队员们的训练量之大也是难以想象的：１０５名鼓队队员，肩挎几十斤的半圆鼓，一天练１０个小时，而且又蹦又跳，许多人被鼓磨破了腰；９９名打钹的队员，许多人手磨出了血；练抛接钹时，不少人被从３米多高落下的钹砍伤了头和脸。还有１７０名打锣的，３１名打铙的，他们每天的劳动量超过平时几倍，十几倍，光开水每天要喝掉十几锅。但４１０名队员没有一人迟到请假。他们中有一天挣２００多元的个体户，也有管着几亩菜地的万元户菜农。
紧张的集训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来自浮山县的队员陈存炎、陈存尧兄弟俩，报到那天母亲病故了。兄弟俩含泪告别了母亲的遗体，按时赶到集训地，参加训练。到５天时，兄弟俩请了一天假，坐了５０公里汽车，又走了１５公里路，赶回家参加完母亲的葬礼连夜又返了回来；霍县农民陈小珠，为了参加集训，退掉了２０００元的承包工程；甘亭村的３０名队员，白天训练结束后，晚上还要加班生产复合肥；还有教练宋庆云，由于说话太多，嗓子不能进食，只好把揉碎的鸡蛋……这些都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今天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中。
再过一段时间，当临汾地区威风锣鼓队的４００名头戴黄色英雄巾、身穿黑色背心、白色带靴裤的汉子，随着一声长长的呐喊，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绿草坪上时，也许你会像第一次看到这阵势，听到惊天动地锣鼓声的亚运会组委会人士一样，说不清的泪水滚滚淌下；也许你会感觉到，那仿佛来自历史深处的吼声，寄托着人们对生活多么真挚的热情；也许你会听到黄河奔腾的呼啸……
那时节，远在千里之外的临汾，正是一个沉甸甸的收获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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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亚运会前奏曲
圣火在心中燃烧
本报记者 江正茂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共和国首都一条并不起眼的胡同里，庄严地挂出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的牌子，从那个时刻起，一个新的内容悄悄进入了这个古老而又正在谋求新生的民族的生活之中。如今，倏忽经年，当初亚奥理事会的一项决定即将变成现实，那块木牌，已经擎起了幢幢宏伟场馆。记者有幸目睹了这变化中的一切，多少次抑不住激动的心绪，起伏的情怀……
掌声响起的时候
体育场上，每当掌声响起、国旗高扬的时候，谁能抑制住澎湃的心潮呢？
牟作云，一位从“东亚病夫”中走过来的老体育工作者，最为百感交集：
“举办亚运会，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我们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路费，靠资本家和军阀赞助。运动员根本谈不上训练、技术指导和营养补助，连个像样的服装都没有。我们搭乘意大利的商船去柏林，坐的是最下面的三等舱，在海上１７天，受尽颠簸之苦。到了柏林，体重下降十几公斤，其它人也是如此。可是第二天就得参加篮球比赛，结果力不从心……”
“这对我刺激很大，我梦想中国有一天会强大起来，也能办大型国际比赛。５０多年啦，这个梦终于实现了！”
旧中国实在太贫穷、太落后了，不是过来人，难以想象当时运动员的处境。
随着亚运会的日益具体化，历史的印迹又在人们的脑海中清晰起来。一位名叫刘桓锡的山东籍老工程师，老家曾被日本人占领，乡亲们受尽欺凌。当他得知亚运会要在北京召开的时候，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把３００元钱送到亚运会集资部。他眼噙泪花激动地说：“我一直在追求，希望祖国强大，出出这口气，如今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感到自豪！再也不会有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
李玉章，一位受雇于一家外国公司的工人。当他用颤抖的手，把１０００元外汇券递到亚运会集资部工作人员手里的时候，两行热泪竟夺眶而出：“我不图什么，我只希望中国强大！如今中国能举办这样大型的洲际运动会，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现在国家强大了，我在外国公司里干也觉得脸上有光，腰杆挺直。”
这就是主办亚运会对一个中国人最直接的感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以自己的宽广胸怀接纳和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的时候，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该是具有怎样强健的体魄和宏阔的身形呵！
丰碑用什么铸就
当今的竞技体育，已经成了训练手段和器材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当中国申请主办亚运会时，也同时表明了中国要加入国际高科技的竞争行列。
亚运会除了必要的场馆设施外，还必须具备兴奋剂检查和性别鉴定等条件，否则会被取消举办资格。
在北京亚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办公室里，中心副主任杨则宜激动地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心情。“我们要想成为世界体育强国，没有兴奋剂检测手段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借亚运会这个机会，下决心自己干，为咱中国人争口气。”
话虽这么说，真正搞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兴奋剂检测是一项耗资多、难度大的高科技系统工程，其精确度为１０亿分之一克，相当于从５０米长的标准游泳池里，查出一匙糖的成份和含量。而且国际奥委会规定的违禁药物有１０３种，吃后到了尿中的分解物和衍生物达数百种，如果吃了一种药物，从尿中排出的却不是一种，而是几种甚至几十种。要想准确无误地分辨和确认，谈何容易！即使发达国家建一个这样的合格实验室，也得花８到１０年的时间，而且还要耗资数百万美元去购买仪器与设备。
中国人在这样的要求面前，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没有仪器设备，没有样品试剂，没有实验用房，没有历史经验，而最为要命的，是既无专门人才，又缺经费。
奇迹会在中国出现吗？
１９８６年９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周同惠教授亲自挂帅上阵了。这位药物学界的著名仪器分析和色谱学专家，已经成就斐然，完全没有必要再来冒这个险。万一失败，岂不一世英名尽付流水么？周教授的同事王慕邹，是一位出色的液相色谱专家。当时他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祖国正需要我呢！”他毅然决然地回来了。
年轻的副教授张长久，是河北省颇有名气的“有突出贡献”者，待遇优厚。被调到检测中心后，三口人挤在９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两三年。
这就是知识分子，普通中国人中的一批。
为了利用本国的检测方法和手段，来检测阳性尿，以便收集自己的样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找人服药做试验。雇人没钱，而且实验条件和留尿时间难以控制，大家便不约而同想到了自己。尽管这些专家知道兴奋剂的毒性和危害性——健康人服用，会导致精神压抑、肝功能异常、胃肠损伤，甚至癌变、死亡。
在这样的考验面前，他们又一次挺身而出，让５类上百种兴奋剂药物从他们的血管中通过。６０多岁的麻醉镇痛剂检查组组长方洪钜带头服用了１０毫克毒性最大的羟甲左吗南后，不久便头昏，噁心，直出冷汗，回到家便大吐不止，直到吐出胆汁和粘液。家人不得不叫来急救车送医院抢救。即便如此，他还没有忘记留尿当样品。
何秀峰、周屹两个小伙子，服用了强利尿剂后，尿量骤增。为了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即使极度口渴，他们也尽量不喝水，引起机体脱水及电解质平衡失调。
同位素组２７岁的叶荔，冒着生命危险单次大剂量服用一种避孕药，导致很长时间月经不正常。研究生李临，先后服用了近１０种药物。
还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如副研究员周志华，让学法律的儿子替她服了４种药；助理研究员崔建芳，因自己心电图不太正常，让爱人代为服药……
那一阵子，不是这个昏厥，就是那个呕吐。亚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完整的数据库，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国际奥委会派“兴奋剂检测大王”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来华考核。１０个样品检测全部准确无误，仅用２２个小时，这是经他检测的５个实验室中最快、最准确的一个。
奇迹硬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手里产生了！亚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杨天乐教授，眼眶红红：“１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啊！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世界一流实验中心了！”他说不下去了。
中国人不仅回答了兴奋剂提出的挑战。
在辨别性别方面，叶丽珍教授率领２２名研究人员，创出一套对细胞进行“双向检查”的新方法，使中国性别检查的准确率由过去的８０％上升到９８％，引起了各国同行们的惊叹。
同映着中华的太阳
记者曾经请一位亚运会的建设者谈谈他对“亚运意识”的理解，他嗫嚅了半天，他很吃力，不大会讲。这些普通得连相貌都难以让人记住的人！亚运会，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他来自沂蒙山区，步行千里，用了１７天才到达北京。这个２６岁的山东青年叫李贵兴，家住革命老区费县。自从他得知我国将举办亚运会的消息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他全家是农民，生活并不宽裕，可听说办亚运会需要钱，便说啥也要分担一分忧了。就这样，他决定拿出全家节衣缩食省下的２００元钱送给亚运会。他不知道怎么邮法，怕丢了，亲自送到北京来。
来自山西、安徽、湖北、广东等１５０多个施工队的近４万名建设者，更是用他们的汗珠，共映着中华大地上的太阳。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艰苦，能来首都参加亚运会工程，我们感到很光荣。”唐山市东方建筑安装公司亚运工程总队长周继昌说。这句极普通的话，大致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建设者都如此地不计报酬、不怕艰苦。
山西省第三公司承包亚运村第１４号公寓楼的职工们，他们在９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看电影、没有看电视，没有逛过北京城，没有公休轮休；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亚运工程联络员赵学军，母亲早逝，家里就靠他撑着。妹妹病了，他把她送到医院后，又匆忙返回工地去了。连年三十，他还忙着工作，无暇去照顾妹妹。
担任田径场建设的北京市城建三公司职工，由于工程任务一环扣一环，非常紧张，下雨天也不能停工。去年秋天，连续下了７天雨，他们干了７天活。有一次下大雨，为保证路面的质量，５０多个工人一个接一个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默默地盖在路面上。
还有，一位项目负责人管刚，曾经２９天没有上床睡觉；一位２９岁的项目经理卢建北，因工作忙而吹掉了三四个对象；一位河北民工马长胜，为了工程竟舍弃了未婚妻和县城里的工作……
亚运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祖国的感召，就是祖国的呼唤；发生在这块黄土地上的一切，都注定要由他们来承当。
如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现代体育竞技的意义了，亚运会做为历史赐予中华民族的契机，正在快步向我们走来。
亚运会圣火将在神州大地燃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当义不容辞地为亚运会倾注满腔的热忱，献出聪明和才智，做出无私的奉献。
题头照片：徐京星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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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运会的开幕式
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２日北京时间１６时，将是亚洲体育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第１１届亚运会将于这一时刻隆重开幕，亚奥理事会成员将在这一时刻实现“全家福”。
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初步方案早已制定出来，然而到目前为止，最后的方案尚未审定。整个开幕式活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亚奥理事会章程上所规定各项仪式预定于１６时开始，首先是各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及官员的入场式。入场完毕，由东道主的国家领导人宣布第１１届亚运会正式开幕。接下来是亚运会会旗交接、升旗、点燃主会场火炬、运动员宣誓等程序。究竟由哪些著名体育人士护送会旗、升旗；由谁最后高擎火把跑入会场点燃火炬台；由谁代表亚洲体育健儿宣誓；这些现在都还是秘密，组委会不想过早透露出来，或者说还没有最后决定。
在入场仪式前，将有持续４５分钟左右的三项表演活动，即大型军乐队行进吹奏表演，１５００名中日太极拳选手的联合表演，空中勇士的跳伞表演。
在各项仪式结束，运动员退场后，接下来就是大型团体操表演。初步命名为《欢聚在北京》的大型团体操分六场，表现出鼓乐齐鸣、春江花月、中华武术、童星闪烁、体坛英姿、亚运之光等意境。为了使大型团体操达到更新更美的境界，编导手法有新意，后几场表演逐渐进入黄昏，用灯光来烘托气氛，增加色彩。另外在现代体操中，大胆加进了飘逸的荷花舞、剽悍的威风锣鼓、豪放的陕北安塞腰鼓等中国的民族传统艺术。据编导负责人介绍，亚运会开幕式的团体操表演，既要突出中华民族的特色，又要有现代气息，还要让亚洲各国人民看着有亲切感。参加团体操表演的人数，连同背景台，共有两万人之多。 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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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心筹划巧安排
——亚运会竞赛组织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李北大
一连几天的暴晒，北京的天气陡然热了起来。
龙潭湖西里２００中学院内，民工们光着膀子在堆积着沙土的操场上施工。北侧一座灰旧的教学楼内，一群人占据了整个第５楼层，干着不同寻常的工作。在每个门上贴着体育项目标志的办公室里，他们或伏案疾书，或扯着嗓门在电话里交待工作。
这里便是亚运会组委会竞赛部所在地。亚运会筹备工作日益加紧。４月１１日，组委会执行主席伍绍祖宣布：由于这次亚洲体坛盛会“搭舞台”的任务即将大功告成，切实做好各项竞赛的组织工作，已上升为头等大事。
竞赛部工作更加繁忙了。
去年７月１日，几十名各项目竞赛组织方面的专家汇集竞赛部，开始先期筹备。接着，各项目技术手册的制定、竞赛项目的选择和总赛程表的编排相继在这些简陋的办公室里拟定，并发往亚奥理事会成员组织。如今，随着赛期的临近，一批批竞赛组织人员应征上马。
来这里的人，都抱着充分施展才能的想法投入这项繁杂的工作，竞赛部副部长朱章苓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几次累倒，现在仍靠氧气维持工作。主持竞赛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张长禄，整日东奔西跑，检查工作。记者几次约时间采访他，可皆因突发事件把他“抢走了”。
目前，各项目委员会都已按组委会要求进驻场馆，上岗到位，履行职责，完善组织工作。虽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国内外比赛，各项目委员会积极参与组织，并按亚运会要求进行了试运转，对各场馆情况已经很熟悉。但竞赛组织者仍一丝不苟地对大部分场馆继续进行检查，目的在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去年在大学生体育馆举行第１５届亚洲男篮锦标赛期间，正赶上下大雨，场馆漏雨，灯光设备损坏严重，比赛所用篮架经多次使用，篮圈也有些下滑。篮球项目委员会发现问题及时告诉组委会。今年５月４日，篮球项目委员会进驻场馆时欣喜地看到，场馆漏雨已得到解决，不合格的灯光设备也已拆下来，全部都换上从上海运来的照明灯。场内放着两副篮球架，也正等待专家和运动员进行评定。
足球委员会主任年维泗利用５月１９、２５、２６日三天时间，跑遍了５个足球正式比赛场地，全面检查设施。他发现了石景山足球场草坪不符合要求，石景山区政府赶紧召开会议决定“忍痛割爱”，重新移植草皮。
６月初，北京国际女垒邀请赛刚一结束，垒球项目委员会便拿出试运转总结报告。其中提到，丰台体育中心两个垒球场地沙子含量比例小，渗水性差，遇到大雨时场地泥泞影响比赛。另外，二号场地没有看台，没有厕所，需要改进。
能够提早进行试运转的项目，在场馆发现问题后可以及时地得到解决。然而，有一些场馆至今尚未正式启用，筹备工作存在很多未知数。竞赛组织工作就面临更大的压力。北郊地坛体育馆就是一个，举重项目委员会秘书处处长张铁民和竞赛处处长李君伟两位举重行家，虽然筹办过许多国内外举重比赛，但对眼前工作仍感力不从心。举重广播员要求懂专业知识，现场讲解既要让观众明白爱听，又要善于调节场内气氛。这样就需要对他们提前培训。这几天在忙着催上海的一位广播员赶紧报到。
项目委员会进驻场馆办公，无疑提高了工作效率，然而给工作人员带来许多生活上不便。北京体院教师王工一是排球项目委员会成员，自从６月１日进入东郊朝阳馆后，每天有４个多小时搭在了上下班的路上，而且，中午吃饭还要跑到街上找饭馆。虽然这样，工作仍在一项一项地完成。
竞赛部在完善竞赛“硬件”同时，并没有忽视竞赛的“软件系统”。５月２８日，竞赛部部长徐寅生专门召集各项目发奖人员开会，向他们阐述发奖工作的重要性。他称发奖是一项严肃的礼仪活动，绝对不能出错。６月初，１３个发奖小组组长来到西郊射击场集训一个星期。
裁判是体育竞赛成败的关键因素。亚运会所有裁判虽然都是经历过多次重大比赛实践考验，但几乎每个项目委员会仍然结合“试运转”对裁判员进行了严格培训。
全国手球联赛，裁判记录成绩准确率达到９８％以上；北京国际女垒赛，比赛技术统计和成绩公布单均在比赛结束后半小时发到记者手中。
眼下，各项目委员会都已进入“战时”状态，迎接７月１０日至７月２０日的“全区合练”，届时，３３个比赛场馆同时进行除棒球外的亚运会全部比赛项目的总演习。人们期待着“全区合练”万事如意，因为它预示着第１１届亚运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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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月14日，青少年的长跑活动，拉开了北京“百日迎亚运”的帷幕。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
被称为首都“窗口”的服务行业在各繁华街道开展“亚运式服务”活动。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