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坚持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中共吉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离开群众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就会变成空话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力求在实践中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规律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吉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同志在学习讨论中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去经常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学习多次，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还常常有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常常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方面的毛病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割裂开来，所以，虽有良好的主观愿望，有些时候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实践证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根本保证。作为领导者，离开了群众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也会变成了空话。这种情况的产生，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的制约和影响。
从客观因素分析，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艰巨复杂的巨大社会系统工程。认识对象的广博和复杂是前所未有的，把握其内在本质和运动发展的规律也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大生产，而且是系统交织、结构复杂、信息纵横的现代化大生产；不仅涉及到经济，而且涉及到政治、文化，以及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尤其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把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如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实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取世界各国之长，补我国一己之短，这更是全新的课题。
从主观因素看，作为领导干部，主观认识能力的改造和提高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既要受到社会、历史、实践发展的制约，又要受到个人努力程度的制约。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如何把群体的真理性认识转变为领导者的认识，把群体的智慧转变为领导者的智慧，这既有如何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由于现在机构庞大，环节多，层次多，如果领导者工作作风飘浮，不深入群众，听喜不听忧，下面报喜不报忧，那末，能听到真话，听到符合实际情况的真话就会很难，能听到对领导干部当面锣、对面鼓的批评话就更难。而领导者的活动又主要是大量的决策活动。在这样一种并不是很容易听到群众呼声，不大了解群众实践活动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很容易脱离群众，产生主观主义，违背客观规律，导致形而上学。如在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唯生产力论”的“左”的错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出现了脱离国情，超越国力的急于求成的偏向；在强调克服僵化思想时，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又有所忽视和放松；在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相统一的问题上“一手硬一手软”，等等。在强调一个事物的主导方面的时候，往往忽视非主导方面；在纠正一种片面性时，又会出现另一种片面性；在强调共性时，容易忽略个性。这些，从认识论根源分析，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也是脱离群众，违背党的群众路线的结果。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是统一的，以科学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是一个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过程。坚持群众路线，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正确领导的保证，又是不断丰富、矫正、提高、充实我们真理性认识的重要途径。
突出改造世界观这个主题，才能解决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的问题
实践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创造性的物质活动。作为领导者，领导群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要突出改造世界观这个主题。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有人对“改造世界观”这句话很反感，其实，改造世界观并不是坏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需要改造主观世界。作为领导干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世界观，当前要突出解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要解决立党为公的问题。这四个“主义”，核心是个人主义。不克服个人主义，立党为公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个人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上，专致于谋取个人私利，以至不惜损害、牺牲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克服个人主义是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前提。尽管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与个人主义不能等同，有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有主观主义的人不一定都有个人主义，但有个人主义或个人主义严重的人，就很难不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严重的人，在领导作风上，必然表现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气十足、养尊处优的官僚主义；在认识和处理问题上，必然表现为不从实际出发，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主观主义；在工作中必然表现为只图虚名、不求实效、追名逐利、摆花架子的形式主义。个人主义与权力相结合，则导致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国家利益；个人主义与商品经济中的消极因素相结合，则导致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因此，反对和克服个人主义，是改造世界观的重要内容。
改造世界观的目的是要解决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增强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能否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既取决于领导者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也取决于是否坚定地确立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没有这个观点，就不可能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观点。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动力源泉，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形成领导者正确认识、判断、决心、决策的最重要依据。知识、科学、真理性认识，从总体上、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作为领导者，必须处理好直接实践与间接实践，个体认识与群体认识的关系，坚持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救世主，不是“神仙”，不能站在群众之上，而要生活在群众之中。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领导活动工作辐射面大，决策问题牵涉利益面广。因此，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情绪、心态、利益、要求，使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体现和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统一的根本前提。
贯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关键在提高“求”的本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事求是，“求”非常重要。“求”就是研究、掌握，就是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客观，认识世界，认识形势，认识人。提高“求”的本领，是实现革命的能动反映论的关键。
提高“求”的本领，从认识的过程分析，首先要增强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的基本功。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谁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如何面对浩繁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其内在的本质规律性，从而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制定科学的决策，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一些同志也讲调查研究，但常常是满足于听汇报，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或是凭直感，靠经验，小生产的操作方式；或是有调查，无研究，缺乏综合归纳，升华提炼，形不成理性的认识。因此，提高“求”的本领，作为领导者，需要在调查研究的方法上来一次飞跃。面对纷繁复杂，变化迅速，信息交错的认识对象，需要能够及时把握大容量、多渠道的信息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系统的分析，筛选分类，分部分、分阶段进行综合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选择、重构，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掌握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性。
其次，要善于综合分析，增强抽象思维能力。坚持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必须提高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思维能力，善于从复杂多变的现象和多种多样的联系中，找出事物内在的固有规律，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使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以点带面，推动工作的深入，促进事物的转化。有些同志在认识和分析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常常习惯于演绎推理，从概念到概念，停留在一般号召的水平上，实行大而化之的所谓“原则”领导，这是工作一般化，缺乏创造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注重在实践中提高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的抽象思维能力，善于透过大量的特殊现象抓住客观事物的一般本质，掌握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再次，掌握科学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的水平。科学决策是相对于经验决策而言的。经验决策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但仅仅停留在经验决策上又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的领导者必须学会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依靠“智囊”、“外脑”，充分考虑到事物、现象的可变性，发展的渐进性，结构的复杂性，特别要把科学决策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研究，充分注意群众的经验和群众的心态，运用动态的、系统的、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经过周密审慎的思考、比较，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决策一经实施，要及时跟踪了解，及时反馈，不断矫正。同时，要看到领导者作为决策的主体，往往容易从自己已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文化知识、社会历史经验的现有基础去判断外部世界并进行理论思维，推理判断。领导者的决策也往往会受到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如各种利益机制的制约，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心态、情感、品质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和领导水平对正确决策有重要影响。我国自古就讲，“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贵众，断之贵独”。领导者在科学决策的问题上，既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从善如流，广纳并蓄，又要强化和提高决断的水平，善于在众说纷纭中力排众议，当断则断，做到决策之前充分考虑“详”与“众”，决策之时强调“力”与“独”。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决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结晶。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坚持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统一的最好体现。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林则徐的爱国之志与廉洁之行
隋喜文
１５０年前，英国侵略军悍然发动鸦片战争。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弘扬伟大的爱国精神，在鸦片战争期间，他身体力行、高尚廉洁的行为是查禁鸦片获得成功、并重挫英国侵略军的重要原因。而以琦善为代表的弛禁派、主降派的妥协求降及其腐败行为招致鸦片走私愈演愈烈、直至丧权辱国的惨重结局。
１８３８年１１月，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在临出发前给沿途经过的州县驿站发了通知，名为《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申明自己到广东“并无随带官员供书吏”，只带几名“随身行走”；乘轿坐车雇船，一律自己掏钱；自己随身人员，“不许暗受分毫”礼物钱财。因此，所经各州县不必再给他张罗交通迎接事宜，至于临时住宿的地方，“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林公申明这几条，一是杜绝通行的给钦差大臣送礼行贿的邪风，二是防止地方官吏及身边的随从借迎送钦差大臣之名义敲诈勒索。林则徐还一再申明这些规定不是出于“客气”，而是要“言出法随”，对违反规定的人定当严办。
１８３９年初林则徐到了广州，又在办公的衙署前悬一个《关防示稿》，再次公开申明与《传牌稿》相近的内容规定：随身办事人员一律在公馆内用餐，不得借机敲诈勒索，钦差及身边随行人员的食用，都是自己准备，不须地方供应；所买的东西，一律照市价付现钱，不准少给一文钱，不准赊欠；钦差及其家人出门如果坐轿，也是自己雇人，不须地方官员预派伺候；如果发现借侍候服务钦差的名义“扰累”百姓，允许被扰之人控诉，“即予严办”。
林则徐的这两个告示，一方面反映了他居官清廉、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迥异于有些钦差大臣及朝廷命官一朝权在手，便借机勒索要挟，弄权渎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要将查禁鸦片走私进行到底的决心。廉洁才能赢得人心，廉洁才能振风肃气、凝聚力量，廉洁是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林则徐也像他的前几任那样贪赃纳贿，会震慑走私者吗？会有虎门销烟的壮举吗？比较是一面镜子。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及派往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督抚、将军，由于贪赃受贿，贻误军机，招致失败。“奕（山）、隆（文）、杨（芳）只在粤贪受货贿，弗达兵机，所调各处将弁，必须先献敬礼，方无苦差……”，琦善、尹里布等都接受英国鸦片走私者的贿赂。走私者的贿赂买通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直至朝中高官显宦，政以贿成，法以贿败，造成朝廷“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夷氛纪闻》）。难怪英国鸦片走私者如是说：“中国官吏一方面撰写高尚道德性质的命令奏议，严禁鸦片；一方面他们又受贿收费，私准鸦片入口”，因此禁止鸦片走私“是不可能的事”（《英军在华作战记》）。清政府众多官吏的贪贿腐败行为助长了侵略者及走私者的气焰。在清政府颁布一道道严厉禁止鸦片走私的同时，许多鸦片走私行动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巡缉官船的前边进行，在官军的保护下进行，使朝廷的禁烟布告“直同废纸”。正如马克思所说：“侵蚀天朝官僚政治的肺腑、破坏宗法制度的屏障的贿赂行为，和一箱箱鸦片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中国。”行贿受贿的普遍性，决定了清政府禁止鸦片走私及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必然性。
官吏贪污，动摇国本，撼荡国运，害莫大焉。英国侵略军固然船坚炮利，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数亿民众如果团结御侮，是足可以对付万把侵略军的。为什么英国侵略军在林则徐的防地不能得手，而绕道进攻浙江、江苏沿海竟连陷重镇？为什么英国侵略军被三元里人民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清政府首先败在自身腐败上，敌人的船坚炮利则是其次原因。腐败动摇军心，瓦解斗志，销蚀力量，自毁长城。对于一个掌权者来说，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廉洁之行做保证。“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林文忠公政书》卷一）这凝结着英雄的胆略、气魄和决心的誓言，气贯长虹，昭若日月，而其背后是以廉洁自持的操守和奖廉肃贪的高尚品格作基石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廉励大志，志高须行洁。清廉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兴衰。廉可养志、廉可育人、廉可聚众、廉可生威。居官廉正，正己正人，才能整饬吏治，才能产生向心力和凝聚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林则徐的爱国之举和廉洁之行，就不可能雷厉风行地禁烟和抵抗外来的侵略；没有清政府吏治的腐败，也不会有鸦片战争中的丧权辱国。这是否可以说是林则徐成其为伟大爱国者的一个内在因素呢，这是否可以说是１５０年前的鸦片战争留给人们的另一金鉴宝训呢。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若干哲学、思想史问题讨论会综述
董学文 严昭柱
若干哲学、思想史问题讨论会五月上旬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中文系、《当代思潮》杂志社、《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发起，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学者、理论工作者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同志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思想活跃，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相当进展，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少数同志中也存在着严重的是非颠倒，理论混乱的现象。尤其是哲学、思想史方面的某些著述和文章，贬低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历史功绩，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蔑视和否定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选择。这些错误观点，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为澄清是非、正本清源、消除不良影响，有必要深入地开展理论上的争论，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批评。只要提出这些错误观点的人不是蓄意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即便是有重大的理论失误，我们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帮助。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展积极的讨论和争鸣，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创造一种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上能够使广大理论工作者勇于探索的气氛。
到会同志对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进行了研讨和批评。有的代表指出，“救亡”和“启蒙”不是对立的，不应割裂二者的内在联系。任何时代的救亡，都有启蒙的作用和内容。新民主主义时期工农大众的觉醒与革命，是最深刻的启蒙运动。有的同志指出，把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归结为“救亡”，这本身就是简单的、片面的。只讲“救亡”而不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封建内容，这就曲解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的性质，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有同志指出，对“启蒙”应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某些论者宣传的“启蒙”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抽象的、凝固的资产阶级民主观、自由观、政治观和价值观，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呼唤。有的同志还指出，“救亡压倒启蒙”论，宣扬中国现代史多了一场“农民战争”，少了一场“资本主义洗礼”，带来一系列“后遗症”，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的历史必然性，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西欧启蒙运动时期的水平，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与会同志对近年来出现的所谓“西体中用”提法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口号的提出是“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必然的逻辑结论。一些同志指出，“西体中用”论者的“西体”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本体”和“本体意识”，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其“中用”，就是要把“西体”的全部内容搬到中国来，不要被中国传统所“化掉”，不要走样。“西体中用”实质上就是“全盘西化”论。一些同志还剖析了“西体中用”提法的历史观，指出它片面的以生产力、科技水平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准，是当代西方所谓“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模式的翻版。它抹煞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制造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与会同志分析讨论了哲学、思想史领域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封建化”的论调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必须予以澄清。这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带有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实用主义的因素，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进一步被封建主义传统所变形。这不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中的历史面貌，而且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股思潮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名义下，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多方面的篡改和否定。
在讨论会上，哲学和美学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同志的普遍关注。有同志指出，哲学界流行的贬低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有的同志指出，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人本主义的、实践主义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主体性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在鼓吹一种带有浓厚存在主义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在政治上则与“新启蒙”思潮是一致的。这种哲学，在美学、文艺学领域也产生消极影响，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主体论”的理论根据。有的同志着重分析了宣扬“情欲本能解放论”和“生命个体自由论”的“新感性”美学，指出它步马尔库塞后尘，是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杂烩。这种“主体论”和“新感性”论，引导作家、艺术家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走向表现自我，遁入内心，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类之爱”的歧途。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哲学、思想史、美学等领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肃清这些领域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理论任务。许多同志认为，这次会议所涉及的若干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争鸣，澄清理论是非，并表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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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者论资本帝国主义》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吴健教授选编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资本帝国主义》一书，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共分２０个专题，选编范围较宽，涉及经典作家著作、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主要著述中有关资本帝国主义的论述，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问题、以及与学习这一理论有关的言论。
该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问题的基本思想，突出其中包含的科学思想体系、精神实质与方法论。书中还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发展总趋势。本书是目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本重要教学参考用书，适用于全国各级党校、干校与高等院校的有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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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撰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涉及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有关内容，对高校历史专业教学和一般史学工作者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