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科技之光
向科技索取最大馈赠
——河北省科技兴农调查
任贤良 周吉仲
９０年代的第一次河北省科技奖励大会上，省长岳岐峰将河北科技界的最高奖励——“科技兴冀”省长特别奖授予河北农业大学教授、育种专家卢少源等人。
卢少源主持选育的“冀麦２３”、“冀麦２４”两个优良品种，３年累计增产小麦８．５亿公斤，增收４．９亿元。与他们的贡献相比，１万元省长特别奖并不丰厚，但对奋战在燕赵大地上的科技人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田野的希望之光
河北的农业自１９８４年创历史最高水平之后，粮食总产一直摇摆在１８０亿公斤左右，棉花始终未能再达到１０亿公斤的水平。
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一个最简单的推理就是增加农业的资金和物质投入。但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往往难以办到。靠什么弥补投入的不足？
向科技索取最大馈赠！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张润身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科技兴农帐：目前河北省的化肥有效利用率只有２０％至３０％，如果改进一下施肥方法，由地面明施改为深层埋施，就可提高肥效３０％以上；而全省的化肥有效利用率提高１０％，就相当于增加２００万吨化肥。如果按照技术规范和要求治虫，全省就节省１／３到２／３的农药，使全省目前的农药在不增加供应量的情况下基本满足需要。
集团承包，再上台阶的新途径
这是一个真实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冀中平原。一块丰收在望的玉米田头。农民李黑子和张二丑正在商量秋后串换种子的事。
“二丑哥，看你的玉米长得多喜人，杆又矮，穗又大，粒又饱满，今年收下来给我留点种，我拿麦子跟你换，明年我也种你这样的品种。”
“黑子，看你说到哪儿去了。邻家接舍的，什么换不换，到时你拿去种就是了。”
第二年，李黑子带着丰收的希望，种下了从邻居那里借来的种子。辛苦一年收下的玉米，非但没有像邻居那样增产，反而减了收成。和睦的邻里差一点反目成仇。原来张家种的是杂交种，只能种一代（连张家自己也不知道），第二代再种就会减产。
面对求技若渴的农民，农业战线的科技人员心急如焚，却又力不从心。
１９８７年，这个县由县政府出面，将全县有关农业科技部门组成“小麦模式化栽培技术承包集团”，大搞技术配套，发挥群体综合开发优势。推广两年，集团承包２５万亩小麦，产量增加２０％以上，一举打破了全县小麦生产５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磁县的经验如掠过原野的春风，催开了燕赵原野科技兴农的遍地鲜花。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河北省就在农业方面组建了几百个集团性技术承包组织，参加承包的各类科技人员达２万多人。这些承包集团通过上下联结、纵横交错的科技服务网络，发挥出巨大的协作效益。国家科委在河北作过这样一个统计，集团承包比单人单项承包的效益高出３５％，在科技兴农中显示出极大的作用。最近两年，河北省通过集团承包推广的科技成果达２５９０项，其中仅１９８９年就增产粮食１３．９亿公斤，增加经济效益６．７亿元。农业部部长何康称赞说，河北省的农业技术承包集团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二次能量释放。
建立永久示范区
河北省在大力建设农业技术承包集团的同时，还狠抓了全省不同地区农业综合试区的建设。
南宫，一个坐落在严重缺水地区的综合试区。１９８４年由河北省科委、农林科学院建立试区以来，几十名专家、技术人员连续７年蹲点，观察限水条件下农作物生长规律，创造了小麦亩产一水２５０公斤、二水３００公斤、三水３５０公斤（小麦一般要浇五六遍水）、旱地棉一次底墒水亩产７０公斤皮棉的高产技术，找到了一条在干旱缺水地区实现农业低投入高产出的理想之路。
诸如此类的试区，分布在河北的太行山区、坝上高原、山前平原、沿海滩涂、黑龙港流域，共有２０多个。
一个个试区如一个个坐落在不同生态地区科技兴农的辐射源，把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由点到面一步步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试区成了农民心目中祈求丰收、化难释疑的“圣地”。种什么品种，喷什么农药，施什么肥料，农民随时将自己种田中遇到的难题和打算找在试区蹲点的科技人员询问。试区的科技人员也愿将自己研究出的最新成果，通过各种途径随时传递给所在地的农民。据统计，试区所在地的农民技术普及率达７０％以上。
为改善蹲点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河北省有关部门在试区建房盖屋、配置仪器，为把试区办成永久性科技兴农基地提供了尽可能完备的物质条件，使科技人员下得去、蹲得住。试区创办３年多来，共有１０００多名科技人员前来蹲点，包括中国农科院、林科院、北京农大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其中常年蹲点的达１／３以上，取得了一批适用于不同区域的重要科技成果。
分布在河北各地的农业综合试验区，基本上覆盖了不同生态区域，使那里的农业生产直接处于科技的推动之下。靠科技的馈赠，全省１９８８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２００亿公斤大关，１９８９年又创下２０６．８５亿公斤的历史最高纪录。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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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萨夜生活
新华社记者 黄晓南 多穷 吴国清
夜幕悄然降临世界屋脊。明朗的月光下，热闹了一天的日光城并未平静。
祈祷声伴随着摇滚乐回响在八廓街上。避开了白天人流高峰的一些信徒，虔诚地围着大昭寺转经；几家尚未关门的店铺透出稀疏的灯光；一座咖啡馆里坐满了穿着各式新潮时装的藏族男女青年，品尝着藏式甜茶、麦氏咖啡，欣赏着震耳的流行音乐。
通往大昭寺的路口，一群从乡村来拉萨购货的藏族农民就着月光，浴着温暖的晚风，乘兴聚坐在街头，喝着酥油茶和啤酒，唱着动听的乡曲。
一位解放前在拉萨生活了７年之久的德国人曾在他的著名游记《西藏奇遇》中感慨地说，当时的拉萨既没有电影院、又没有夜总会，晚上的生活完全是在各自的家里度过。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
沿市内其他几条主要街道走去，只见影剧院、文化宫、酒吧、台球馆、电子游艺室、舞厅等文娱活动场所一家接一家，家家热闹非凡。只有１２万多人口的拉萨市目前拥有各类文娱活动场所２００家。工作了一天的拉萨人通过各种形式度过愉快的夜晚。坐落于市中心的哈呼酒家高雅别致，每晚门庭若市。拉萨饭店舞厅里，近３００对舞侣正轻松愉快地翩翩起舞。这里几乎夜夜爆满，每夜营业额达４０００多元，营业几年来一直如此。
而另一些镜头使人更加感受到拉萨的青春活力。自治区藏医院门口的路灯下，十几名藏医学院的学生朗朗地背诵着功课；一家机关的二楼会议室，传出阵阵藏语朗读声——那是汉族干部为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而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藏语。
夜深了，万家灯火阑珊时，八廓街上的西藏青年业余语言学校门口却传来热烈的嬉闹声，原来夜校散学了。一位２１岁的夜校生告诉记者：“学好本领，拥有特长，应该是我们当代藏族青年追求的主要目标。”据介绍，拉萨现有２０多所夜校和业余学习班，每天晚上有几千人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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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口普查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 孙兢新
今年７月１日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和世界人口普查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安排人民生活提供依据
第四次人口普查将查清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的变化情况，提供全国和各地区的人口数及其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为全国和各地区研究城乡各类居民的需求，制定工农业生产计划，特别是制定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计划、食品工业、服装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规划提供可靠依据。通过人口普查，还可以提供我国城乡居民的分布状况、人口密度和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家庭户数。这些数据对于制定城市规划，制定公共事业发展规划是非常必要的。
为调整就业结构、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供依据
上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在业人口比重为５１．９％，其中非物质生产部门占５．６５％；在物质生产部门中，从职业构成看，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占了７１．９８％，而专业技术人员只占５．０７％。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业人口的行业、职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将查清这些变化情况，提供有关各行业、职业在业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构成、文化程度等准确数据，为今后调整就业结构提供重要依据。
为加强政权建设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依据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可为确定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名额，核实选民人数提供准确数据。它还可以了解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情况。１９５３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６．０６％；到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上升为６．７％。经过第四次人口普查，全面查清我国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生育水平和就业状况等，可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依据。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趋上升，老年人口问题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也将为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老年人口的社会保健和服务事业，进一步解决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提供重要依据。
为我国控制人口增长、制定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为了实现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１２．５亿左右的目标，必须全面系统地掌握目前的人口状况，了解近年来我国人口的数量、性别及年龄构成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层次、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及其变化情况，以便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提供依据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人口文化程度的分布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了全国扫盲工作的开展和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制定。８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新的文盲还在产生。搞好这次人口普查，摸清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状况，查清各类文化程度的人口的地区分布、年龄构成和行业、职业构成等等，对于制定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完善教育政策，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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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学生的“富贵病”
廖亮
对于当代某些中学生来说，父辈们那种把掉在地上的饭粒拾进嘴中的举动，未免太“小家子气”了。节俭、朴素、刻苦，中华民族这些举世推崇的美德，在一些人心中，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某校的一份调查报告向社会亮起“红灯”：该校学生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点四的人穿皮鞋，而他们的父母穿皮鞋的仅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一；学生衣料价格每米在十元以上的是百分之百，而他们的父母达到这个水平的仅为百分之三十二；男生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对抽烟发生兴趣而成为“瘾君子”，且每包烟价格大都在一元以上；女生中有百分之九十二的人使用高级化妆品……
某中学离休老校长，每天每顿饭后都要绕行学生宿舍一周，不虚此行地拾来半布袋剩馒头。而该校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家长都是以滴滴汗水换取微薄收入的工人。
中学生是可塑性较强的群体。在人生的麦田里，他们正处于拔节的季节，外界气候的变化影响着他们的“抽穗”和“扬花”。前一时期，贪求奢华、享乐之风在社会上蔓延。学校的那道围墙只能减弱其汹涌的来势，却不能阻挡它的侵蚀。一位高中生过生日时邀几个同学下馆子，七十多元甩出去，人人大醉而归。当老师问起他们喝酒的动机时，他竟理直气壮地声明：“我是为了以后结关系网奠定基础。花那点钱，值。”
少年人争强好胜，倘若不是在学习成绩上而是在物质消费中刮起攀比风，那就是教育的悲哀了。某中学生着一身潇洒合体的新潮运动装，春风得意地在教室门口寻找鹤立鸡群的感觉，顿时灼痛了周围几十对黑亮的瞳仁。接连几天，出售该运动装的柜台前挤满了学生。
父母扭曲的爱也孕育了子女扭曲的消费。某工人为了满足上中学的儿子“想穿双旅游鞋”的要求，竟咬牙戒了本来总也戒不掉的烟，省下钱去买。至于那些腰缠万贯、出手大方的个体户，对孩子的溺爱和娇纵就更不必说了。
对于少男少女们过度发育的消费胃口，学校也当反思。学校一度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和优良传统的教育，也造成中学生精神生活的“跛足”。他们把生活方式随心所欲的选择，误认为是自立的第一步。自己本来还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在吃喝打扮上尽情挥霍。很难想象，这样一群养尊处优的“白面书生”，几十年后成为国家的主人时，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中华民族正在现代化的航道上艰难地前行。中学生即使暂时还无力为它拉纤，也不应该让“富贵病”这般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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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坐春风
——一个身患白血病的男孩的经历
何君倬
望着眼前这个墩实的１６岁男孩，我简直不能相信，他就是１年前患白血病，曾经做过１２次骨穿、７次腰穿、８次胸穿，还有不知多少次化疗，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何晓峰。
何晓峰和他的父母——一对在中原油田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不能忘记在他们痛苦绝望的时候，一颗颗热情的心，温暖着他们。
１９８８年，何晓峰考上中原石油勘探局第二高中后不久，即开始感到头疼。期中考试来临了，晓峰发烧３９．７℃，但仍然坚持考完最后一门功课，放下笔，人已经不太清醒了。同学们把他送回了家。
医院诊断的结果，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也就是血癌！晓峰的爸爸、妈妈抱着晓峰，悲痛欲绝。
晓峰病情迅速恶化：肝脾肿大，身上出现斑斑血点，高烧不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兼任中原石化总公司总经理的濮阳市副市长方颂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尽全力抢救孩子！
油田医院拨通了北京血液病研究所的长途电话，请求让孩子到北京住院治疗。对方爽快地答应了，但要先付１万元押金。
老何的朋友、同学、同事纷纷伸出了友谊之手。钻井一公司副经理张深儒送来５０００元，高级工程师张永昌拿来２０００元，马春林、李凤兰夫妇送来１０００元，沈秀兰拿来４００元……１．４万元很快筹措齐了。与此同时，不知是谁，把老何他们进京看病所需要的行李物品，以及人们送来的水果、饮料、罐头……捆得整整齐齐。
油田机动处司机王青革刚开着面包车从北京回到油田，听到消息，二话没说调转车头，连夜将老何一家送到北京。
北京血液病研究所为抢救晓峰尽了全力。没有病床，就在住院部的观察室里把晓峰安顿下来。经过主治医生姜滨的精心治疗，晓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护士李薇待晓峰像亲弟弟一样，为他洗衣服、耐心开导他。
更换骨髓是目前治疗白血病的最好方法。在南京读大学的姐姐责无旁贷地应允为弟弟提供骨髓了。可是，５万元的手术费上哪儿去弄呢？老何夫妇又一次陷入困境。
晓峰就读的中原石油勘探局第二高中党支部书记沙启军和唐校长，号召全校教职工和全体同学为何晓峰募捐。短短两三天时间，全校５００多名学生，共捐款９７０多元。全校９０多名教职工也都捐了款。５２岁的地理老师苌群堂一人抚养３个孩子，两个读大学，一个读高中，每月１４７元的工资要寄走１２０元。但这位老教师仍从自己极为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了１０元钱，支援晓峰。
何晓峰妈妈工作的单位——中原油田师范学校，在校长赵芳彬的带动下，教职工捐款８０１元，学生捐款１１７７．４３元。
８６级体育班２０名同学把当月的奖学金１６４元全都捐了出来。但是，他们总觉得这些钱太少了，便自发组织义演队走上街头，向社会求援。幼师班、普教班、音乐班、美术班……全校４００多学生一致行动起来，演出场地成了青年们弘扬奉献精神的大舞台。围观的群众被感动了，纷纷掏出钱币投进募捐箱。一位７０多岁的老大爷捐款后激动地说：“还是现在的世道好啊。”
在油田党组织和无数人的帮助下，晓峰终于如期进行了骨髓更换，现在病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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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留学归来
为祖国奉献才能
——记南京农业大学留学归国博士钟甫宁
施桂珍 邵贝婷
１９８３年，钟甫宁被派往加拿大留学。１９８９年６月２日，他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正值北京发生动乱。有人劝他暂时不要回国，看看情况再说。何况，加拿大政府同意接受中国移民，签证可以无限期延长。然而，他那拳拳之心始终向着祖国。早在１９８７年的夏天，指导教师卡特教授把钟甫宁叫到跟前，试探着要他留下来做助手，他婉言谢绝了。“为祖国奉献才能”，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去年６月１４日，他登上了返回祖国的班机。
已近不惑之年的钟甫宁，初中毕业后曾在宝应县插队９年半。在这漫长的农村生活中，虽然痛苦多于欢乐，但他对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的深厚感情就是从那时结下的。农业经济引起他浓厚的兴趣，种试验田获得丰产的喜悦，以后在国外留学时还常常记起。
钟甫宁深知，学农业经济，一个人在短期内是很难干出成绩的。然而，在加拿大，他是能很快成名的。因为中国是加拿大小麦最大的买主，加拿大政府非常想研究中国的粮食市场、生产市场、销售市场。如果留在加拿大，即使研究得比较肤浅也能成名。“那你为什么要回来呢？”好多人曾这样问他。“因为，那不是我的祖国。老实说，我在加拿大，总想吃家乡的蔬菜，哪怕是荠菜、马兰头、枸杞藤、菊花脑等野菜。再说，我回来，不是为了一鸣惊人，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能回来干，我就心安。”是啊，寄身于异国他乡的中华儿女，又有谁不常常兴起“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慨叹呢？！
回国以来，钟甫宁总是带着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在教学园地里默默地耕耘。一个教师通常一学期只任一门课，而他却担任了研究生的《西方经济学》、《外贸函电》两门课。此外，他还翻译了近１２万字的书，撰写了《农业大辞典》中的１００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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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赶走了“瘟神”的曼南醒
新华社记者 王永平 新华社通讯员 孙正一
傣历新年刚过３天，云南勐腊县傣族寨子曼南醒村又过“节”了。４月１７日这天，曼南醒召开了摘除“麻疯村”帽子的庆祝大会。
曼南醒村原叫“难星村”，是１９５８年后由各地麻疯病人及其家属聚居而成。那时，由于人们对麻疯病人存在歧视和偏见，村民们过着自行隔离的生活，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现在好多了，”４７岁的勐腊县皮肤病防治站站长、当年第一个深入傣寨普查麻疯病的马金福医生欣慰地对记者说，“１９８２年开展麻疯病普查，发现这村１５８个人中有７８人患有轻重不同的麻疯病。在北京热带病研究所、云南省皮肤病研究所的指导下，县皮肤病防治站送医送药进村，就地治疗。目前全村病人都已治愈，经数年观察，无一例复发。”
记者来到一座低矮的竹楼里，麻疯病给这家主人刀建新留下终身残疾，但这位６２岁的老人看上去结实、精神。“我的病已治好，重新结婚后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现在除领取国家救济补助外，全家人还种了８亩旱稻。”
２０岁的小伙子艾罕叫是这里的第一个教师。他去年９月自愿报名来到这里办学。艾罕叫说，这儿的孩子以前没法上学，现在全村已有８至１２岁的学生１６人。
过去这个村穷得全村连一个整饭碗都没有，如今战胜了瘟神，全村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他们种稻子、玉米，还种橡胶，养牛养猪。去年这里第一次向国家卖余粮２万多公斤。“瘟神一去不复返，康复享有常人权。旧貌换新颜。”村头大彩门上的这副对联，表达了村民们扬眉吐气的新风貌。
在“麻疯村”摘帽更名的大喜之日，北京热带病研究所的专家来了，四川、贵州、山东皮肤病防治所及省里的专家也来了。“我们按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联合化学疗法实行开放性治疗，病人住在家里，由医务人员定期送药上门。全国试点中，这个村是最大的一个，效果很好。”北京热带病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向我们介绍说：“曼南醒村的实践证明，麻疯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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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县创建风险保障医疗制度
沈志洪
近年来，医药费上涨较快，农民不胜负担。江苏省农村贫困户中有１／３因病致贫。
吴县望亭镇率先创建了“合作医疗风险基金制度”。苏州市卫生行政部门加以扶植，促其发展成适度风险保障医疗制度，即以乡（镇）为单元，按人均１—３元人民币的标准，筹集专门基金，用于支付农民患大病、重病的大部分医药费用。凡一次支付医药费（限于常规检查费、手术费、治疗性药费、材料费）２００元人民币以上者，按逐级累进的方法计算，医药费数额越高，补偿比例越大，总补偿比例为８０％。目前，苏州市已有１６个乡镇、２４个行政村实行这一制度，受益人口近３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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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办学10年，已有6个专业。图为西餐专业的教师在教学生刻萝卜花。
张肇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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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用彝文扫除文盲，取得显著成效，农业人口非文盲率已达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一。这是西昌市大箐乡前进村农民在识字。 钟建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