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弘扬马列 浩气长存
——深切怀念关梦觉教授
张维达
正当高洁的梅萼传报春已归来的信息，不料在理论和教育战线奋斗不息半个多世纪的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关梦觉教授却突然谢世，噩耗传来，甚为震惊，止不住怆然泪下，不能自已。他实在走得太匆忙了，怎能不使人极大悲痛！
关梦觉教授是我辈最敬重的师长。他在１９５４年９月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创建经济系的时候，我不过是刚步入大学讲坛一年多的青年教师，深得他不倦的教诲。使我受益至深迄今不忘的是：１９５６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运用《资本论》原理阐明统计学中折旧范畴同苏联学术界争鸣。他看到后非常高兴，并鼓励说：搞教学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只教不科研，顶多是个“教书匠”，只有奋发向科学进军，才能成为有造诣的学者。
同年，全国综合大学实行专业调整，他亲自找我谈话，热情关怀并坚决挽留我不要调走，由教统计学专业改教政治经济学专业，发挥理论研究专长，接他讲授《资本论》的班。他指导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虽然是一个世纪前的著作，但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并说：讲授和研究《资本论》，不是停止在注释上，而要结合实际，重在应用，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现实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关老早在３５年前教诲的话，铭诸肺腑。他是我学术生涯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
关老对经济科学研究，锲而不舍，执著探索，始终“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他常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旧中国的大学里念的是西方经济学，投身革命后接触和学习马克思经济学说才真正找到了真理。他研究领域广泛，著述甚丰。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他好像全然没有意识十年“文革”动乱对他身心的严重伤害，更加焕发青春奋余年。这期间，在关老指导下，我们多次合作主持国家级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研究，他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和风骨，给我们留下铭心难忘的回忆。
１９８３年，当中央提出在思想战线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他最早奋起抨击那种《资本论》“过时论”。他对坚持马列受压、宣扬自由化受崇而愤然不平，曾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如此泛滥，是得到党的个别领导人支持和纵容的。
１９８６年，他为全国高校在成都召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提交一篇论文，题为《有关“七·五”计划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对某些同志的关于“把改革放在首位”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应把建设放在中心位置，最低限度应提改革与建设互相促进。周围同志劝关老，这文章有政治风险，他则说，坚持马列要有勇气，追求真理应不畏艰险，做学问要正派，决不能当风派。研讨会后，果然从北京传出风来，说关老“反对改革”，有些人还提出“追查”，人们无不为他捏一把汗。然而，关老却泰然自若，他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１９８８年，《河殇》电视片播放后，新闻媒介大肆吹捧，社会上顿时出现一股“河殇热”。有一次，我同关老议论，《河殇》中引述马克思、列宁的话极不严肃，断章取义。他告诉我，最近中宣部一位负责同志来访，问对《河殇》的看法，我提出八个字的评价：“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关老的见地深远，言简意赅，真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他对近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愈演愈烈甚为忧虑。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中宣部等单位受中央委托在京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关老论文入选获奖，因病未能赴会，提交会议一篇书面发言《张我国魂，振兴中华》。所谓国魂就是指作为国家精神支柱的马列主义。他说，如果动摇了精神支柱，冲击了国魂，涣散了人心，这对于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威胁！１９８９年经过平息反革命暴乱后，人们痛定思痛，发现这篇不到３０００字的发言稿，字字珠玉，简直是声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檄文。
多年来，关老坚持马列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学术研究中把心血倾注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６月出版）。他在书中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经济范畴给予深刻揭示和阐明，并作为全书总纲，在评述自由化思潮和各种有争论的观点中阐明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独立见解。经济学家冯宝兴研究员在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７日《人民日报》和１９８９年第４期《经济学动态》上发表书评，称关老的学术思想是既不同于斯大林的旧计划体制模式、又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新创立的“新计划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关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我国经济学界，不管在学术观点和主张上一致或者不一致，对关老的坚持马列主义的鲜明性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贯性，人们无不由衷地崇敬。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在我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对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那期间，关老时常同我在家相聚交谈。关老对社会上腐败现象蔓延是深恶痛绝的，但他认为解决腐败问题不是靠“街头政治”，而是要通过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随着学潮发展到动乱、暴乱，关老痛切地感到极少数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蒙骗涉世不深的广大青年学生。记得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人民军队是共产党创建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共产党指引的。他从切身经历回忆：我是在旧社会跟着共产党合作奋斗过来的人，现在许多年轻人不懂得中国革命历史。中国不由共产党领导，哪个党派能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难道作资本主义大国附庸？他还说，这些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妄想用一场暴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健在的老同志不答应，我们民主党派不答应，广大干部和爱国知识分子不答应，饱受旧社会苦难的工农大众都不会答应。
一次，我去关老家看他，他正伏案疾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新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他在主持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民盟会议上，作了这篇《新论》的重要报告（全文发表在《经济纵横》１９８９年第１０期）。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有好些同志困惑、动摇，还有的同志对关老的旗帜鲜明的言行不太理解。平息反革命暴乱后，人们无不敬佩他阅历之深、立场之坚定、高瞻远瞩和敏锐的洞察力。“疾风知劲草”，关老可谓迎风挺立的青松！
关老坚持马列并不固守，而着力于结合实际开拓创新。他经常倡导：文章要有新意，著述要有独立见解，切忌“炒冷饭”，人云亦云。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强调论著观点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尤其在文字上非常考究，主张语言流畅，文字活泼，要有文彩。他常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中国历史上的不朽文章往往是一篇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关老知识渊博，通晓文史，他的经济论文，常用民间流行的俏皮语言揭示深奥的哲理，巧妙地引述些历史典故和诗词使满篇生辉，读来脍炙人口。在这方面，我辈实在是望尘莫及。
关老为人正直，待人以诚，他是经济学界老前辈却不以学术权威自居，尽管学术上存在不同观点但从没有门户之见。好多接触过他的中青年学者都反映没想到关老如此平易近人。他是经济学一级教授，并任民盟中央和全国政协领导职务，但生活却很俭朴，而且情操高洁，作风清廉。
记得１９８９年１月为举办祝贺关老从事经济研究和教育工作５０周年的时候，学校考虑开一天会议，校外与会同志中午往返不便，打算预备几桌工作午餐。仅这样，他都执意不肯，提出不要破费了，把会议改为两天分两个半天开，他先作一场学术报告，然后同大家一起就经济领域坚持马列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进行认真讨论。
关老在治学、为人和作风值得后辈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他不仅在学术成就上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留下好的学风、文风和生活作风。
“清风千载梅花共，说着梅花定说君”。关梦觉教授的弘扬马列的丰伟业绩和浩然正气的高尚品格，可与清风、梅花共千古。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他始终注重中国农业的发展
——回忆欧阳钦同志经济思想与实践
骆子程
在１９５４—１９６５年期间，欧阳钦同志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我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由于工作上的缘故我和欧阳钦同志接触较多。所以得到他的帮助和教诲也比较多。他对经济工作，抓得很紧。尤其对农业，他始终特别注重。“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安邦定国的行业”。“农村稳，天下稳”。“农业上，各业上，农业停滞，各业也上不去”。“占中国人口８０％以上的农民教育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工农联盟能否巩固，关系人民政权能否巩固，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只要和他谈到农业，他总是反复强调以上这些话。
１９５４年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在那次会议上欧阳钦同志对于黑龙江省基本情况作了全面分析，指出：“它是国家的重要工业、农业和林业地区。一定要重视工业，抓好工业、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如期完成”。同时他着重指出：“我们绝不能低估农业在黑龙江省工作中的重要性，要在加强对工业建设领导的同时，绝不能丝毫放松对农业的领导。如果我们忽略了农业，如果农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则不仅农业经济上会受到重大损失，而且也必将影响工农联盟，妨碍工业建设的前进。”
１９５７年以后，由于领导某些决策失误，经济工作中一度出现急于求成、贪大求洋、片面追求工业高速度高产值、忽略经济效益的偏差，在实际工作中一度挤了农业，削弱了农业的地位。造成农业、轻工业落后于重工业和人民生活需求的状况。针对这一情况，１９５８年在欧阳钦同志主持的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他重申必须把农业摆到重要位置上，强调全省整个工作必须遵循“思、农、工、林及其它”的安排次序。思，就是坚持政治思想工作领先，坚持政治思想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农，就是要把农业放到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１９５９年他又提出了“补长农业和轻工业的‘短腿’问题”；１９６１年又提出要通过发展农业保工业，发展轻工业保重工业和农业，又通过发展重工业支援农业和轻工业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在当时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善于把群众分散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整理，提到政策、思想理论高度，再坚持下去，经过典型示范，指导全面。
１９５６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他到牡丹江地区、宁安、东宁等县农村考察。１９５８年，他亲赴合江地区农村工作考察。１９６２年，他组织了“渤海”乡村调查。１９６４年，又到西部嫩江地区、拜尔、老山、望奎、北安、齐齐哈尔等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考察等等。
他每次对实际情况的考察，都对进一步搞好当时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推动作用。
黑龙江省从１９５３—１９６５年经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贯彻执行，工业、农业都有很大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的购买力和对国家的贡献等方面，也都有较大的提高。全省粮食商品率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４０％以上，大豆等重要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更高。这期间全省每年平均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都在１５—２０亿左右，有力地支援国家建设，受到中央多次表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当时也居全国先列。黑龙江省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得到不小的发展，解放初期农村没有拖拉机和动力排灌机械。到１９５９年拖拉机已有一万多台（标准台）、十几万匹马力的各种排灌机械。全省当时（１９５９年）已有２０％左右的耕地，使用机器操作（主要是翻地、播种、运输等），这在当时是全国机耕面积比重较大的省份。到１９５９年，乡村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所有这些农村建设成就的取得，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和欧阳钦同志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工作指导分不开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注重农业关心农村建设这一符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分不开的。
现在正当我们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响应党中央关于全党全国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的紧要关头，缅怀欧阳钦同志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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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清轶事
陈高举
毛泽清，号万才，１９１６年７月，诞生在韶山冲东茅塘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这个降生于灾难深重、动乱时代的苦命儿，幼年缺衣少食，童年无钱念书，自少年时代起就饱尝了放牛打柴、犁田插秧等体力劳动之艰辛，承受了祸从天降、亲人被害之痛苦。他１３岁那年，即１９２９年，其姐毛泽建被敌人杀害；其嫂杨开慧、其兄毛泽覃于１９３０年和１９３５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毛万才在青年时代就萌发了献身革命、报效祖国的决心。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年方２１岁的毛万才，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妻子和乡亲，告别了养育他的故土韶山，踏上了北去延安的征途。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先将同去的毛远翥、毛泽全作了妥善安排，然后同毛万才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关切地问道：“万才弟，你来延安是干革命的吗？”毛万才答道：“是的，是来跟三哥一起干革命的。因为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闹翻身，才有出路呀！”毛泽东听了之后，高兴而又严肃地说：“万才弟，我要告诉你，到我这里来，要官没有，要干革命倒有的是。当然，干革命还得要有武器才行啊。”毛泽东边说，边从皮箱里取出一只乌黑发亮的手枪送给毛万才。毛万才激动地凝视着三哥递过来的手枪不知所措。此时，毛泽东似乎看出了老弟犹豫不决的心理，说道：“老弟呀，不要因为不会打枪就不敢要枪，不会打可以学会嘛。干革命从来就是边学边干的。”这时，毛万才如梦初醒，毅然决然地接过了手枪。
接着，毛泽东先后送他到陕北公立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习。经过短期学习并在延安解放印刷厂和抗大第七分校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便派他到西安做“生意”去了。毛万才改名换姓，以“商人”的身份出没于西安古城的大街小巷里，奔波于西安至延安崎岖不平的山道上。他风里来、雨里去，把布匹、食盐、药品、牛、羊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延安，运往解放区，为保证解放区的物资供应做了大量的工作。１９４９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和抗美援朝时的伤病员的救护工作。１９５３年退伍转业后，又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行列。历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第４连战士、抗日军政大学第７分校供给处会计、晋绥军区卫生部供给处会计、西北军区卫生部供给处会计、西南北军区医管科会计股长、东北军区卫生部第５医管处会计股长、西北军区３０陆军医院会计股长、供应股长、辽宁省阜新市发电厂一公司工资科科员、抚顺市市政公司预制厂党支部书记和抚顺市政协委员。
解放后，毛万才夫妇于１９５０年岁首，登上了列车，来到了中南海。然而，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无暇顾及远道而来的亲人，他委派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先生及毛岸英、张文秋（毛岸英岳母）等亲人看望、接待。时值朝鲜半岛形势日趋恶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火即将点燃之际，毛泽东、毛万才兄弟俩尚未来得及会见一面，毛万才便不辞而别匆匆赶回部队去了。直到后来，毛泽东才会见、致函、资助毛万才，教育他要尊老爱幼，联系群众；勉励他努力工作，革命到底。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毛万才严以律己，从不轻易道出他和毛泽东的兄弟关系。有一次，当他收到了毛泽东寄来的一封信和３００万元东北币汇款单之后，仍然守口如瓶，保守“秘密”。只是用这笔款子购置了１件狐皮大衣、１床毛毯和１只手表。然而，正是这些用品引起了一场错打“老虎”的风波。
原来，在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毛万才被扣上利用会计工作之便、贪污公款的罪名，将毛万才打成“老虎”，抄其家、关其人，进行隔离审查。在审查期间，毛万才终于供出了“公款”来源的真实情况，并出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这才使他免遭一场冤屈之难。
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毛万才，因患肺气肿病于１９８１年１月１日不幸与世长辞了。但是，他那种忠于革命、忠于党、不为名利、不忘本色、兢兢业业、心系群众的精神却永留人间，催人奋进。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何思何虑 至大至刚
——记梁漱溟先生和一位离休教师的交往
孙伯悟
一
１９８０年７月，美国学者林琪女士专程到山东省邹平县教育局，访问离休教师卢资平，了解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在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情况。她是在与梁先生座谈了１３次之后，依据梁先生提供的线索来找卢老师的。
卢老师１９３２年在研究院办的十二乡乡学任教，认识了梁先生。１９３４年到研究院编纂实验县公报，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曾多次聆听梁先生讲演。卢沟桥事变后，研究院停办，梁先生去了后方，卢老师则仍留在县里，从此彼此失去了联系。
在这次林女士来访中，卢老师特地询问了梁先生的近况，更加深了对梁先生的怀念之情。随后，不断有中外学者来邹平访问，于是卢老师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给梁先生写了一封信，除问候外，向他介绍了自己回答访问者提问的内容大要，征求其意见。不久，便接到了梁先生的回信，全文如下：
顷奉惠函，敬悉一是。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工作之地，只以日寇侵略华北华东不得不撤退而去。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地方自治，必能实现法制与民主。深望共同努力，祝之，祝之。专此布复，顺颂台安！
梁漱溟手复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一日于北京
以后卢老师又给梁先生写信十余封，梁先生每信必复。唯１９８６年以后，因年老体弱，回信由其长子代笔。
二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邹平县政府派人赴京访问梁先生，特地邀请卢老师同行，作为引见人。两位老人在分别了近半个世纪后在北京相会，真是感慨万端，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久久地紧紧握手，仔仔细细地打量对方。
梁先生听卢老师说明了来意，极为热情，连声说“可以可以”，随后用三个下午，讲述了到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经过。同时，卢老师也把邹平解放后的建设情况向梁先生作了介绍，梁先生连连点头，说进步很快。他关切地问起邹平人民的生活状况，当听说温饱问题已解决，老百姓普遍吃上白面馒头时，梁先生才放了心。梁先生还特别问到研究院的旧址，卢老师说现在已成为邹平一中的所在地了，他听了很高兴。
第四天，卢老师去辞行。梁先生因临时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重要会议，请卢老师稍候，回来后深表歉意。
正谈话间，不觉开饭时间已到。梁先生挽留卢老师吃饭，并请他坐上座。卢老师不肯，梁先生再三请他坐，两人辞让不已。保姆对梁先生说：“你就坐上座好了，这么让没有完”。梁先生说：“你不懂，妄插嘴”，才不情愿地坐到了上座。进餐时，两人都遵照孔老夫子“食不语”的教诲，没有交谈。
饭后，两人又漫谈了一会。卢老师提出想把自己写的《邹平实验县片断回忆》一文请梁先生指正，以便供县志办采用，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春节过后，梁先生就把亲笔修改过的稿子寄还给卢老师。
三
１９８７年５月，邹平县政协文史办的同志赴京，梁先生托他给卢老师捎来一幅题字和一盒绿茶。字幅上写的是：“何思何虑，至大至刚”。卢老师写信，向梁先生询问这八个字的含义，梁先生回信说：“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没有什么可顾虑的，要以伟大刚正的精神去为人处世’。”
卢老师非常珍视梁先生的勉励，用镜框把字幅装起来，作为座右铭。
以上是梁漱溟先生和卢资平老师交往中的几件小事。通过这些小事，我们不是可以看出梁先生的高尚人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