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上下一心渡难关
——记襄樊市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
吴江宗
“我们面前有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这是湖北襄樊市领导为振兴襄樊经济喊出的响亮口号。
马年伊始，市委、市政府领导马不停蹄地跑了市区和部分县（市）的几十家工厂，特别看了１７家困难企业。去年以来，襄樊市的不少企业被资金紧张和市场疲软两把钳子夹得喘不过气来。到年前，市区有１７家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８０００多职工欠发工资１００多万元。面对严峻的经济局面，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怨天尤人……
调查中，他们也发现了在困难面前努力爬坡的先进典型：
一个是集体小厂——老河口粮食制品厂。这个只有８９名工人的街办企业，到１９８５年累计背上１２万元的贷款债务，５２人干活，还要养３０多名退休老工人。面对困难，女共产党员丁新兰挑起了厂长的重担。她依靠全厂工人，艰苦奋斗、勤俭办厂，４年时间，还清了贷款，有了积累。去年这个厂产值突破百万元，在困境中仍有长足发展。
一个是老河口化工三厂。这是一个拥有２４０多名职工、１５３万元固定资产的小型国营企业。１９８４年一场大火，把这个厂２６．４万元的财产化为青烟，到１９８７年这个厂亏损１６．８万元，上门讨债的排成串。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一伙年轻人站了出来，２８岁的吴剑鸣当了支部书记兼厂长、２６岁的吕福恒当了支部副书记、２７岁的向杰和２９岁的张建新当了副厂长。他们认定：依靠群众，振奋精神，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就是以这种精神，他们带领全厂工人，勒紧裤带大干了３年，产值、利税连续３年以平均５６．６％的速度递增，人均创利税１４９３７元，全员劳动生产率７２８９４元，产品质量超过二级企业标准。
同在一个大环境下，为什么有的企业滑坡，有的企业能爬坡？这个问题引起了市委书记章治文的深思。
在市委常委会议上，章治文提出了振奋精神问题。他说，在困难面前是丧失斗志、徘徊观望，还是振奋精神、迎难而上？至关重要。典型事例说明：如果企业精神状态差，就垮了；如果企业精神状态好，就有希望闯过去。一个市也一样，只要振奋精神依靠群众，积极想办法改变环境，解决难题，就能够渡过难关！
常委会后，襄樊市几套班子的领导都行动起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现场办公。湖北化纤厂、２９５厂、３５４２厂、襄樊卷烟厂……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能见到书记、市长、常委的身影。其中市、县两级党委常委１３８名，有１２５名建立了自己的联系点。４０００多名机关干部在他们的带动下，也“沉”到了第一线。很快，一条条切实的措施出台了：
——加快新产品开发。他们从去年投放市场的２１８种新产品中，筛选出涤纶帘子布、轻型客车、轿车轴承、高效杀菌洗涤剂、高压钠灯等１００种新产品优先发展，形成批量。
——强化管理，提高素质。他们把１９９０年定为襄樊市“产品质量年”，力争创省优产品５０个、部优２０个、国优１个；创国家二级计量企业１０个，一级企业１个。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兼并。“月亮带星星”，“星星捧月亮”，２０家效益好的企业兼并了２０家困难企业。
帮带。３０家优势企业从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帮带困难企业。
联合。工艺相近的企业实行产品协作、来料加工、产品扩散等形式的联合，发挥群体优势，提高经济效益。
解体分流。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发展无前景的企业，实行企业解体、职工分流。
对口支援。为了帮助乡镇企业摆脱困境，全市组织了２００家市属企业，派出５００多名技术管理人员，对口支援２００个乡镇企业，解决各种技术难题７５０多个，开发新产品６０多个，培训干部７０００多人。
——稳定企业，对停产、半停产企业，优先解决燃眉之急。市政府拿出９３万元为１７家困难企业支付工资。组织这些企业采取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对外承包、劳务输出、调整归并等办法，广开生产门路，改善企业经济状况。
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实实在在的措施，引起了巨大的连锁反应，整个襄樊市动起来了，上上下下，发扬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实现新的飞跃……
有人归纳出五种精神：主人翁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钉子精神、求实精神。发扬“五种精神”，迎着困难上，已经成为襄樊市干部群众大合唱的主旋律。
“我们面前有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已成为襄樊人民的一个共同心声。前不久，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高度赞扬了这种精神。他说：“生产滑坡也好，市场疲软也好，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气可鼓而不可泄！”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三位一体
——昭通地区烟草体制改革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蒋亚平
厂长兼党委书记并不新鲜。对夏延算来说，集昭通地区卷烟厂厂长和烟草公司经理的权力于一身，最具有实质性。他所拥有的这种崭新身份，是云南昭通地区对利润颇丰的烟草行业体制进行改革——将卷烟厂和烟草公司合二为一——的直接产物。对于昭通来说，这实属迫不得已，也是理智的选择。１９８６年在昭通卷烟厂的发展史上格外意味深长。由于关系不顺、管理松懈，产品质量大幅下降，报纸直言批评他们“萝卜快了不洗泥”。此文一出，市场销售急转直下。当年５月的全国订货会上，昭通卷烟只订出１．２万箱。这意味着该厂的机器只能转动一个月。厂里被迫限产整顿。问题种种，主要症结显而易见：产品不能适销对路。
逆境之下，一直不大协调的烟厂和烟草公司架打得更厉害。公司怪烟厂产品质量不好，结构不合理，只顾盲目扩大生产。工厂怪公司销售不积极，供应的烟叶质量不好。厂长、经理两顶帽子，就是在这种时候被叠在一起重重地加到了夏延算头上。
两套班子变成一套，是对传统烟草体制下工商这两个部门利益的一次尝试性调整。以前分属于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的两个利益主体，由于夏延算这么一“兼”，变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很快有了新的气象。以前两股为争夺“蛋糕”常常反向扯动的力量，现在合力把“蛋糕”做大。生产部门开调度会，制订生产计划，总是先请销售部门介绍市场情况。同样，销售部门在外订货，也是先征求生产部门意见，并请在第一线工作的车间主任一起外出参加订货会，让他们直接听取消费者的意见。仅仅是体制上的一点调整，就产生了以前多年费九牛二虎之力也难达到的效应。
这种“体制效应”辐射到农村，福荫农民。
早春３月，在昭通城郊桃园村四组烟农周吉才的门口，记者看到这样一副对联：“迎新春人人欢喜喜上添喜，辞旧岁家家致富富上加富”，横批是“连年皆好”。对联鲜明地表达了近两三年昭通烟农因收入稳步提高而产生的欢畅心情。周吉才眉开眼笑地告诉记者，他家１９８６年种烤烟收入２０００多元，１９８９年达到４０００多元，３年增长一倍多。“连年皆好”的当然不是周吉才一家。１９８６年，全区收购烟叶仅８０万担，其中上中等烟叶只占６３．４％。到１９８９年，全区收购烟叶１５３．９万担，上中等烟叶占７１．９５％。烟农总收入比３年前增长一倍以上。
烟农收入稳定提高，是昭通烟草体制变革后产生的另一引人注目的效应。在工厂和公司合并前，按规定，烤烟的生产和销售由公司负责，公司因人手少等原因，往往重销售，轻生产。烟农缺少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持，加上烟草公司常常打摆子似地“多了砍，少了赶”，弄得烟农无所适从，积极性受挫。
烟厂由此也倒了霉。烟叶质量不高，卷烟质量无从谈起；烟叶数量不够，卷烟厂便常常“断炊”。所以，烟厂、公司合并后，夏延算“一班人”马上成立了平行于销售部门、卷烟生产部门的烤烟生产部门，专门组织、扶持、研究烤烟生产。短短两三年时间，全地区的烤烟品种逐步得到优化，关于烤烟生产的科研有了大的进展。在这以前，昭通曾被认为是云南省不大适宜种烟的地方。现在，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云南烤烟的第二大生产基地。更值一提的是，农民利益越来越受到尊重，烟农正逐步渗入这“两合一”的体制，成为新的合作一方。“公司（工厂）＋农户”这种近年已经显示蓬勃生机的组合方式，已经在昭通卷烟、烤烟生产链中显出雏形。烟厂和各县公司通过自己的专职技术队伍和聘请的农民技术员，无偿或低偿提供推广新技术所需的手段和原材料，并对重要的生产资料给予补贴，提供充裕的平价粮食免去烟农的后顾之忧，以把烟农同自己紧紧捆在一起。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都通过明确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以前互相猜疑、互不负责、甚至互损利益的双方，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契约形式的连接，逐步变成互相信任、互相约束、互为利益的双方。工商“两位一体”开始变成农工商“三位一体”，昭通的烟草行业由此显示出空前的活力：
卷烟生产，１９８６年２１．３万箱，其中甲、乙级烟占２８．３９％；１９８９年生产４７．６６万箱，其中光甲级烟就占３３．１４％。
产值、利税，１９８６年工业总产值１．０２９亿元，上交税金０．７２亿元，利润１２４万元；１９８９年工业总产值达４．１８亿元，上交税金３．７６亿元，利润１２００万元。若以１９８６年卷烟、烤烟总税利为基数，昭通烟草系统近３年以１年增加１亿元的速度跨出三大步！
昭通卷烟开始引人注目。卷烟行业抽检合格率已上升到９４．５％，比３年前增加了近３０个百分点。画苑、龙泉、猕猴桃三个品种已经成为云南省优产品，行销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扣眼儿”里飞出的凤凰
——访北京凤凰时装装饰品公司
罗文胜
中国出口日本的服装为什么在日本市场总卖不出好价钱？一位日本商人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因为你们没有适合需要的装饰纽扣、工字扣、拉链、尼龙搭扣……所需要的辅料、附件几乎全得由日方提供。
纽扣，在庞大的服装家族中，担当着实用和装饰两大职能。“服装的眼睛”，表明了小小纽扣的地位。然而，在一些人眼中，纽扣总是小商品，因而注定了纽扣厂必然产值低、利润薄。
北京凤凰时装装饰品公司经理刘永祥的亲身经历也使他认定一点：市场上一点不起眼的小风浪，也足以把你苦心经营的纽扣世界掀翻！
１９８３年，４７岁的刘永祥来到濒临倒闭的北京塑料纽扣厂（凤凰公司的前身）任党支部书记。做了３０年童装的刘永祥，虽然被“扔”进了背气的“纽扣眼儿”，可他偏偏不服软。他处心积虑地改善经营，支持技术人员研制出国内首创的不饱和聚酯树脂纽扣；花血本引进６５台（套）世界最先进纽扣生产设备；顶着压力整顿劳动纪律，使工厂走上正轨。两年努力，他居然成功了。１９８５年，这个厂的利润奇迹般地增长到１００多万元，产品走出国门，进入了欧美市场……可是哪曾想，好日子只过了两三年，１９８７年国内市场骤变，本来聚酯原材料就短缺，各地新引进的生产线又纷纷争“食”。纽扣厂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有几个月竟不得不关机停产……
乍兴骤衰，使刘永祥感觉到继续把自己关在“纽扣眼儿”里没有前途。原材料紧缺、产品销售不畅、部分劳动力剩余……难题一古脑儿地堆在了他的面前。
刘永祥毕竟是刘永祥，经过反复思考，他跳出“纽扣眼儿”，推出了办厂的新战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纽扣厂靠近北海公园和什刹海，具有寸土寸金之地利。刘永祥决定将职工食堂的一部分改建为“五洲餐厅”，对外营业。第二年新春的爆竹声中，餐厅一核算，获利８．８万元；不仅如此，还安置了几十名生产线上减下来的职工。
为减少城市污染，纽扣厂生产线要搬迁到郊外。有人以为这下刘永祥可要大发地皮财了，至少能得２０００万元。没想到他居然迁厂不“卖”地。在上级和有关部门支持下，他们把原来的厂房翻盖成了拥有６５套客房的北海宾馆。又一批“待业”的职工在这个“新世界”里就业了。１９８８年底核算，宾馆、餐厅加上后来兴办的综合门市部，这条“服务线”居然获利７０万元。
纽扣厂“鸟枪换炮”啦！当人们向巧渡难关的刘永祥竖起大拇指时，他回报的微笑中露出了一丝酸楚：之所以这样干，一半是为了职工的生计，一半是为了保住那８厘钱一颗的纽扣啊！
“北京塑料纽扣厂”带着２０多年风雨的招牌，悄然换上了“北京凤凰时装装饰品公司”。有人嘀咕了：纽扣厂一直做纽扣，啥时做过时装装饰？身为公司经理的刘永祥心想：纽扣本身就是一种装饰，何况我做的不只是纽扣呢！
１９８７年底，香港万丰海棉薄棉有限公司总经理下榻北海宾馆，结识了刘永祥。半年后，合资的“北京亿丰海棉制品有限公司”诞生了。不久，第一批“亿丰”海棉垫肩随着中国服装，出口到了西欧、日本……眼下，一个合资的纽扣制造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正在进行，即将引进的生产线将使凤凰“家族”增加新成员：高档金属纽扣、塑料金属组合纽扣、高档时装装饰品……
“凤凰”羽翼渐丰。然而，刘永祥心里明白，与服装这个纺织业的龙头产品相比，辅料、服饰品永远是个配角。“凤凰”要想展翅高飞，离不开“龙头”的牵引。如今，他们生产的纽扣，完全能满足苛刻的外国服装厂商的需要，但在国内，却至今未找到理想的“龙头”。对此，刘永祥和他的同事们感奋更甚于忧怨，他们正在积极地探索，探索一条中国式的辅料、服饰品与服装结合的最优途径。最近，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供销公司和“凤凰”联合开办的一个营业部就要开业，它想成为一条完整的“龙”，为服装厂家提供从面料到辅料的全套服务。
看到“凤凰”今天的光景，我不禁暗暗自问：如果当初不跳出“纽扣眼儿”，“凤凰”如今又会怎样呢？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农村人物志
种粮大户的田园曲
本报记者 梁兆明
春耕大忙的日子，记者来到南粤“粮仓”之一的三水县。
传闻这县有位名叫何根和的种田能手，承包低洼瘦田５０亩，三两年功夫就把它变成了高产肥田，去年平均亩产粮食超过了１吨！
何根和是横冲村人，中等个子，瘦削身材，４７岁年纪。初次见面，他没把记者往家里让，而是领着记者直奔他那边远的承包田。
田野里，“铁牛”往来奔驰，正在突突地犁田耙地。一脚踩在田中，松软的肥土把整个脚都没了。
“这大片稻田原来是弃耕的低洼瘦田”，老何手一挥，笑哈哈地说：“现在已是高产吨粮田。”
７年前，何根和承包了这块无人问津的５２亩薄地，除２亩干旱高坡辟为果园，种植岭南佳果番石榴外，其它５０亩开垦为稻田。是怎么把薄田改造成为肥田的？
“烂田无烂产啊！”老何边走边说着。眼前是个大鱼塘，沿岸排列着１１座猪舍，养猪４００多头。何根和风趣地说：“这是肥料工厂。”
原来，老何在承包这块薄地后不久，又承包了２７亩瘦水鱼塘，随即在鱼塘沿岸营建猪舍。大量猪粪直接流入鱼塘喂鱼，塘底沉积物提上来施入果园；塘中肥水，灌溉稻田，加上全部稻草回田，深翻沤制，薄田的土壤便逐年变肥，只三两年就大变样了。别人耕种５０亩稻田，１年起码需要１吨化肥，老何却只用３００多公斤，粮食连连增产，地却越种越松软。
猪、鱼、粮、果全面发展，老何说这是“立体综合经营”。
在何家新建的两层小楼的楼顶晒台上，望着郁郁葱葱的田野，何根和数说着“家事”：何根和的老伴已经去世，一家５口人，小儿子还在学校读书，剩下４人全务农。近几年，他家平均每年出栏生猪不下２００头；产塘鱼超过１万公斤；水稻季季丰收，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售稻谷近４万公斤。去年农业总收入３１万多元，扣除生产成本，纯收入６万多元。
按说何家够富了，可记者没想到，直到如今，这位能手还是犁田耙地靠两头大水牛，收割水稻全靠镰刀。尽管县里鼓励老何向农业机械化迈进，并一再表示要为他解决贷款。可何根和总是说：“要量力而行。”他有他的打算：要积累钱财，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实现机械化。
老何在送别记者时，高兴地说：“按计划，今年要添置的是一台联合收割机。晚稻收割时再来吧，可以看到割禾像剃头的场景了……”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国家一级企业风采
磨练高飞的翅膀
——记上海自行车三厂
本报记者 李茜
９０年代第一个春节刚过，上海自行车三厂的厂务会议就召开了。刚刚喜获国家一级企业的殊荣，领导成员们兴奋地谈论着对未来的各种新设想。厂长周金根说：“获得国家一级企业的称号，是上海自行车三厂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件大事，但不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的目标是国家特级企业，世界一流产品。”
（一）
从７０年代开始，凤凰牌自行车就以在全国自行车评比中连续６次夺魁的优异成绩，成为国内外市场的俏货。８０年代初，他们曾产生过松劲情绪，致使产品质量一度滑坡，在全国标定型自行车质量评比中失利。
吃一堑，长一智。失利，使自行车三厂的职工们猛醒。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领导引咎自责，代表们对厂领导说，质量是“凤凰”的命根子，我们要牢记这个教训。
全厂职工齐心，厂领导的决心就大。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了，从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到售后服务，都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道工序上的工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把不合格产品消灭在生产过程之中。接着，推行现代化管理方法和微机管理手段，目前计划、生产、技术和设备管理等方面，应用微机已进入系统完善阶段。
为了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１９８４年以来，三厂先后花了数十万元，对全厂各类人员按其岗位需要进行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培训。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的提高，使“凤凰”产品质量提高很快，重登冠军宝座，还捧回了国家银质奖章。
汲取“走麦城”的教训，自行车三厂领导常常和自己“过不去”。比如１９８９年他们来了个“背水一战”：“凤凰”质量不上新水平，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一律停发奖金和岗位津贴。正是这样一次次地激励斗志，一次次地磨练筋骨，“凤凰”才能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展翅翱翔。
（二）
早在３年前，厂长周金根同领导成员们一起，制订了“瞄准欧美市场，巩固传统市场”的经营战略。
５０年代，“凤凰”就代表中国自行车首批进入国际市场，１９８６年被批准为全国第一批机电出口基地企业。１９８７年以来，每年出口１１０万辆以上，先后销往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４５００万美元左右，占全国自行车出口的１／３以上，一直荣膺同行业出口创汇第一的桂冠，“凤凰”以质优价廉饮誉东南亚等第三世界市场。但是，换一个视角看，占世界自行车贸易量７０％的美、英、法、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上，中国产品却为数甚少。这种状况与号称“自行车王国”的我国地位很不相称，也使我国自行车出口的主力队员“凤凰人”食寝不安。他们决心让“凤凰”既称雄于东方市场，也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实现“西进梦”。
为使“西进梦”变成现实，近年来三厂职工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上。８０年代，全套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在我国不少地区和部门成为时尚，三厂却另辟蹊径。他们采取“博采众长，点菜吃饭”的方针，需要从国外引进的，看准一台进一台；国产设备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决不到国外去买。经过货比三家，择优选购，配套成龙，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现在，采用全电脑控制的亚洲第一流自行车总装车间建起来了，每天可装配自行车１万辆；全厂电量控制、电镀机自控、油漆烘道温度自控、工模具加工制造等方面都应用了微机；专门生产高、中档出口车的新产品车间也投产了，这个车间设备好，技术精，兵强马壮，应变能力强，可以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的出口需求。不久前，这个车间在两个月内如期交付了一位玻利维亚客商订购的一批特殊型号运动车，赢得了信誉。
为了及时了解欧美市场的自行车品种变化、流行款式、新型材料等信息，这个厂建立健全了情报管理体系。现在，“凤凰家族”愈来愈繁荣昌盛，共拥有６个系列、１００多个花色品种，有功能齐全的健身车、轻巧灵活的运动车、方便适用的旅游车、款式优美的轻便车，以及越野车、山地车、全地型车等等。许多新产品造型新颖，技术先进，符合国际标准，颇受国外消费者的青睐。一批批“凤凰”开始飞向美国、意大利、日本、东欧、南美……
最近，全厂召开了“企业升了级，我们怎么办”的讨论。讨论中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以往“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史，而是一度“走麦城”的教训。全厂干部、职工瞄准更高的目标，开始了新的攀登。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高明的一步棋
李言
上海自行车三厂被评为我国首批一级企业后，没有大事铺张地开庆功会，而是组织职工开展讨论；讨论中不夸耀“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史，而是谈过去“走麦城”的教训，绘制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新蓝图。这步棋，走得高明。
获得了国家一级企业的光荣称号，适当庆祝一下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以往的经验表明，赞扬的话多了，容易使当事者迷，甚至使好事走向反面。因为，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保证未来，沉湎于已取得的成绩，往往会松懈继续拚搏的斗志。
我国首批一级企业在全国数十万个工业企业中算得上是佼佼者，但同国际先进水平比，并不都是冠军，有的甚至还有不小的差距。要在国际市场上称雄，还要花大劲，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消耗，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决不能有丝毫松劲情绪。切记一句老话：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未来的路还长哩！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去年10月和今年3月先后从美国购买了两架波音747—400大型宽体客机，进一步提高了空中运输能力。最近，他们被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指定为接送各国运动员的“承运人”。
左图：波音747—400宽体客机正待命出航。
上图：飞行员驾驶波音747—400客机在北京至广州的航线上飞行。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