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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认真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马烽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密切联系群众问题,这其实是我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反复和多次强调过的问题,这也和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如何在九十年代密切联系群众,的确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这些年来,我们文艺界许多问题都和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生活有关。“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一条真理。再现代化的工厂,没有原料是生产不出成品来的。这一点大概一般文艺工作者都还能够理解,重要的是在于实践。当然也有人不赞成,他们特别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其实我们也并不排斥作家的主体意识,因为任何生活都必须通过作家的头脑思索、整理,然后才能产生作品。重要的是要看作家自身是个什么样的“主体意识”,简单地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我认为说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的改造问题。深入生活,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是改造自己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有效途径。反过来说,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在五彩缤纷或者纷纭复杂的生活中才能够得出自己正确的判断,汲取到营养。由于立场不同,对待同一事物便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我认为深入生活和改造世界观是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这就是不断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似乎有个误解:认为改造世界观是很痛苦、很可怕的一件事,一提世界观的改造,马上联想到劳动改造,五七干校,批斗会以及血水里泡和碱水里煮,其实不是那回事,没那么可怕!世界观的改造,说穿了就是要从思想上解决中国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为一己的私利,还是为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是为了哥们儿姐们儿吹牛聊天提供谈资,还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成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灯火?是为了宣泄个人的弗洛伊德所说的各种“情结”,还是为了引人向上,使人更成为人,而不是沦为兽?有的人把弗洛伊德的著作捧上了天,甚至说“性冲动”是创作的原动力。那么反问一句:中外的某些古典名著,它的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性冲动?!近年来不少文艺作品充满了性描写,引起了人民群众强烈不满,扫“黄”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就是一个明证。
我理论水平不高,更不是理论家,以上说的仅是我本人所理解的关于改造世界观的一点粗浅看法,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重视这一问题,写一些有深刻见地的文章,把我们文艺队伍的素质进一步提高,认真地、切实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火热的生活汲取创作灵感,从而为贯彻落实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值得强调的是,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改造世界观和转变立场的杰出论述,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邓小平论文艺》中比比皆是,这是指导我们文艺工作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这些年,有人公开贬低、否定《讲话》,有的人是别有用心,也有的人是人云亦云。其实他们并没有认真学过这本书,甚至有的人连看也没看过,就跟上别人瞎嗡嗡。只要能平心静气读上几遍,一些混乱的思想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而我们也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讲话》的基本精神。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密切文艺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从电视剧“飞天奖”谈起
呈祥
由广播电影电视部主办的第十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已经揭晓。从获奖名单上我们欣喜地看到:这里,既有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主旋律”的《长城向南延伸……》、《铁人》和《有这样一个民警》,也有题材、风格、样式各放异彩的《艾黎与何克》、《月是故乡明》和《结婚一年间》;既有引人入胜的长篇力作《上海的早晨》和《商界》,也有回味无穷的《过了这个村》和《酒友》;既有情节跌宕、观赏性强的《大酒店》,也有格调清新的《蓝色国门》;既有《悬崖百合》、《十六岁花季》这样的儿童电视剧,也有《膏药章》、《四川好人》这样的戏曲电视剧;……这些作品,犹如一束束绚烂多姿的报春花,与电影、文学、戏曲、话剧、音乐、美术各界出现的优秀新作一起,共同昭示着我国跨入伟大的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的崭新局面已经揭开序幕!
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其覆盖面之广、渗透性之强、影响力之大,都是其它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难以替代的。而电视剧在我国广大观众心目中,已经成为电视节目乃至整个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的电视剧艺术,义不容辞地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中担负着其它文艺形式无法替代的神圣职责。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同整个文化艺术界一样,广大电视剧艺术工作者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认真梳理和澄清一个时期以来被搞乱了的文艺思想和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进一步端正社会主义的创作方向,加强同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相继拍摄制作出了一批稳定社会、鼓舞人民的好作品。实践雄辩地证明:党中央关于“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文艺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整顿是繁荣的必要前提,繁荣是整顿的必然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们要繁荣的是社会主义文艺,不进行整顿,不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但整顿的目的是为了繁荣,不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以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局面,整顿的成果就不仅不能巩固和扩大,而且势必得而复失。我们一定要深入持久地抓好整顿,千方百计地推动文艺创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要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密切文艺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铁人》等为代表的优秀电视剧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们所体现的创作方向、创作精神和创作道路,对整个文艺创作都具有普遍意义。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们坚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无论过去和现在,对于社会主义文艺说来,攸关兴衰存亡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好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飞天奖”获奖的优秀电视剧的成功经验,再次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到“源泉”中寻得自由
——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润身
我算不上“家”,是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从参加改编《白毛女》电影才进入专业文艺队伍。老底儿是翻身户,是个普通的战士。“文革”中江青说我写的电影《探亲记》修到家了,把我送入鬼室,失去自由,感情世界变成一滩死水。成“人”之后,“鬼”的枷锁难脱,神不由己,无文可作。有人劝我说:“灾难小说”成了热门货,写你的七灾八难。我难准许我宣泄个人的灾难。我自觉不自觉地感到:个人的灾难,不可避免地要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为党为国家分忧的义务,没有使读者对党对祖国失去信心的权利。
1980年我从天津返回故乡河北省平山县体验生活,后兼任县委常委,有职有权。而我无特殊情况不坐小车,远路乘公共汽车,近路骑自行车;不走后门,不开后门,不吃请,不收礼,认认真真地给农民做些事,就和农民的心贴在一起。自然地感受到了农民和干部们的美德:勤劳、纯朴、乐观,和对社会主义真诚地热爱。进而获得自由、先后发表和出版了《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失落的“无价之宝”》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又一部长篇《魔鬼的锁链》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列入今年选题,准备出版。
到“源泉”中去还另有收获。我兼县委常委已将近十年,一年少则四个月,多则半年以上在基层。“文革”中落下一身病。和农民同甘共乐,生活愉快,精神充实,身体不仅没有垮了,还比原来好了一些。有人说我有神仙保佑,这“神仙”就是我们的可爱的农民,我们伟大的时代给予我的鼓舞。去年少数“精英”煽动暴乱,我在天津,心神不安,方寸不乱。农民从故乡往天津给我打长途电话,告诫我不要参加,正确对待。还告诉我说,少数青年人听美国之音遭多数人反对。这是非常可贵的!我只要生活上能够自理,我就不离开土地,同农民和干部们生活在一起。
遗憾的是:近几年我读书较少,学习较差,尤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有所忽视。如果学习的好一些,收获会更丰满一些。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话剧《圣火》的启示
马也
标题这句平常又笨拙的话,是几个月前观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天边有一簇圣火》时最想说的一句话。
应该说郑振环和他的《圣火》的贡献首先不在于那“无场次”和“小剧场”的形式。我们知道,现代戏难搞,军事题材的现代戏更是难上加难。难在何处?难在对“现实”和对“生活”的认识、把握和开掘上。作者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和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现实生活,其作品必得经受历史的考验。
郑振环似乎很笨:他不选择现成的材料,而是选择正在进行的生活去创造。偏又选择军事生活,偏又选择“天边”、戈壁、荒漠,偏又选择一个“没有绿色和女人”的小哨所——那是我们睡觉他们站岗、我们过年他们巡逻的七条军汉。荒凉、枯燥、乏味、单调、重复。郑振环实际是聪明的:别人想不到的我去想,别人不敢碰的我去碰;“我偏要选择最难的”,只这一点也就照亮了许多也说明了许多。这不是“出奇制胜”这是“硬碰硬”;也不是郑振环“有”生活,而是他比别人更懂生活,更能把握生活和发掘生活。
春风杨柳,良宵圆月,最易入诗入词,但是若把荒凉写出温暖、把枯燥写出生机、把乏味写出深情、把单调写出丰富、把重复写出起伏,从7个人物中去构织冲突,透视命运,生生地由小哨所写出大社会,由小人物写出大气魄,由小题材写出大内涵,那就非有较深的功力不可。艺术家若缺少对于人、对于生活的深刻广博的体验,这恐怕就是不可能的了。
生活是什么?真是说不清楚。我们强调“从生活出发”,这个理论的真正用武之地在于抵制闭门造车,它堵塞了廉价作家作品的欺人之道。但这并不一定保证能出优秀的或伟大的作品。因为作家还必须对生活加以消化、理解和把握。
说作家是思想家,实在不是份外要求。剧中人蓝禾儿的“生活”很多都是被(传统、习俗、思想)规定好了的,连与演员谈对象他都认为是不正派,但刘清涧却不是。刘清涧是在创造生活,他为戈壁滩带来了丰富多采和勃勃生机,他是现代军人的形象。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创造力的现代人,其次才可论到他的思想解放或者不僵化。
粉饰生活,如果不是有所顾忌就是低能的艺术家,二者都写不出人生真味和生活真貌。假大空永远不可能具有艺术的力量。需要粉饰的时代都是虚弱的时代,需要粉饰的英雄都是伪英雄。但是一味抱怨生活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中国作家容易走一条非此即彼的路:为了反拨文革的“粉饰”风,于是便矫枉过正,以为必得尖刻地抱怨生活,似乎生活给予他们的太少。抱怨甚至仇视生活的表现是,通过人物之口来宣泄一些艺术的外在题旨,出了气,却伤了艺术。事实上,谁如果抱怨生活给予他的太少,也证实了他自己不够坚强。没有任何一处的生活总是地狱,也没有任何一处的生活总是天堂;无论是东亚或是北美,生活总免不了挫折、失误甚至黑暗、腐败,但只要它是生活!光明与美好总是大面积存在的。而且,在光明中有黑暗,在黑暗中有光明;在美好中有丑陋,在丑陋中有美好;在希望中有失望,在失望中有希望——在更多的时候,这些正负因素总是辩证共存、难解难分的。
蓝禾儿,为祖国可以说献出了一切,但是就那么“一点点”要求(提副连)也难以满足,这里面恰有“黑暗”的东西在用力;然而恰恰是这种“黑暗”造就了玉成了这位“当代英雄”。郑振环之高明正在于此,他没有回避掉“黑暗”,然而“黑暗”却成了(蓝禾儿)光明的契机和推动力。在蓝禾儿“提干”问题上,“上面”的“不正”恰恰显出了从营长、连长到司务长的一群军人的可爱与可敬。
观《圣火》,看郑振环,他真的是拥抱生活,热爱生活。他绝不回避生活,不回避冲突并赋予冲突发展与解决的必然性,但也不咒骂生活。他的某些人物形象可能是有缺点的,但他们却是可爱的;他不放过人物身上的任何失误和缺点,但他也原谅了他们。刘清涧这个现代带兵者并非一贯正确,而蓝禾儿这个传统军人形象,身上有那么多毛病(有时令人可气!),但却有着他的崇高。一句话,作家真正理解了生活,理解了人,尤其是理解了军人。这使《圣火》超越了它的军营题材而走向了中国现实生活的一般;我们通过军人这个切点或视角看到的是人;军事作品自动地飞出了它的“军事”疆界而汇入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或民族的艺术之林。
整部戏的结构以蓝禾儿的命运悬念开始也以这个悬念的发展、落下与解决而告终。冲突的选择巧妙有力,进展和结局都带有必然性,这是戏剧的力度和真实性所应必备的。蓝禾儿的命运发展实际上是由社会的历史和人物的历史的必然性操纵着:在这里你(蓝禾儿)即使将五个生命全都献给了事业,即使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你的伟大与崇高,但是你也必然要复员而不是转业和“提干”。“历史之力”往往是潜在的,它增强了戏剧的和人物的“命运感”。蓝禾儿的命运线索潜藏于社会历史之后,潜藏于他个人历史的底层。历史是严酷的,因而命运也就变得严酷了。蓝禾儿、刘清涧和巧巧的“幻想”与“希望”增强了命运悬念的力度;尤其是当这希望不能实现,当巧巧的白发永远不能变黑之时——剧场中所有观众的情感便全部倾注到那个或那些伟大的军人身上了。这才是艺术的戏剧的辩证法!蓝禾儿军人生涯的终结,标明上一代“军事风格”的终结;刘清涧以及罗长贵们无论有多少稚嫩,但已分明带来了中国现代化的春日消息。
历史的局限,更多的限制了人物的才干与能力,但未必能局限住心灵和境界。丢开了心灵而只着眼能力,这倒成了剧作家的局限。郑振环在戏的整体结构上出现了断裂,这泄露了他在形象构思和立意上的犹豫:一方面意识到了蓝禾儿命运贯串线索的重要性、发掘人物内心路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牵挂着表现新旧文化观、新旧带兵方法、现代与传统的——“道”与“理”。即是说,他受着人物形象之外的理念的诱惑和压迫。
总之,启示也好,经验也好,似乎只有一条:生活,先于一切,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繁荣中国文艺
王仲
繁荣文艺,这在当今文艺界成了重要话题。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有各自互不相同的观点。我也想不揣冒昧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应该从根本上来看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明确一下我们到底要繁荣什么文艺,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还是繁荣别的什么文艺?近些年来,有些人主张文艺就是文艺,美学就是美学。
很明显,如果再不重振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审美理想,仍然沉溺在纯艺术纯美学纯娱乐的自我陶醉中,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将是一句空话。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类文艺史上最先进的文艺,但它绝不会像杂草野花那样在听其自然的情况下自发地长满山坡,它是那些负有历史使命感的社会主义文艺家自觉的艰辛的创造事业。和社会主义整体事业一样,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产生、发展、繁荣是一个需要坚韧不拔的信仰和顽强不屈的开拓创造精神的艰难历程。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玩不出来的,它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难道历史不是已经提供机会让我们得以现实地目睹这一景观了吗!
我们今天当然要繁荣文艺,但我们要繁荣的是社会主义文艺。只有清醒地彻底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实践上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二为”、“双百”、“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方针,深入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发扬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美学首创精神去开拓人类文艺史新的处女地,中国才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大繁荣。简言之,只有在社会历史生活的土壤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真正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的研究
董学文
回顾历史常常使人清醒。认真考察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进步文艺界传播、接受、消化、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一方面会看到它确乎给中国革命文艺带来巨大变化和辉煌战绩,一方面也会发现对它的宣传和研究还很不够,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并没有牢固地扎根。
在学习过程中,我深感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像它的哲学学说、历史学说、经济学说等一样,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像一条绵延的长河,汹涌澎拜地奔流一个半世纪了。这中间,产生过许多大思想家、大批评家、大文艺家。他们的思想精华,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掘和阐发。
最近,通过编书,我还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振奋精神,鼓足勇气,刻苦钻研,才能胜过前人,才能完成新的超越。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学习毛泽东。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树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新的里程碑。
记得恩格斯说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同错误思潮、学说、倾向、观念作斗争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本质也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从而,应该增强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各种错误观点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自觉性。
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会更清楚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薄弱环节和现实发展趋向,更清楚它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性质和新课题的复杂性。历史是不会不提供思考线索和启迪作用的。
我们希望,今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史的研究,真正做到有领导地集中人力、物力和时间,踏下心去,持之以恒,既不忽冷忽热,也不急于求成;既注重联系实际,又注重学术探讨;既照顾纵向的吸收;又考虑横向的多学科的辩证关系。这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水准一定会有长足的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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