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鸦片战争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
——写在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之际
乔还田
鸦片战争迫使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图存救亡、争取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
１５０年前，即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不义战争——鸦片战争。当时中国虽有８０万兵力，但因装备落后，而且更重要的是清廷决策错误，没能抵御住起先不过数千、后来也只有２万英军的进攻，终以签订《南京条约》满足了入侵者的要求。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也强迫清政府分别与其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入侵者们不仅攫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英国还单独侵占了香港，并勒索了２１００万元赔款银。显而易见，这次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从此，国门洞开，积弱至贫的中国犹如一片破损的扁舟，无力弄潮，被迅速拍击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图存救亡，争取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
但是，让人难以苟同的是，近年有人反思这段历史时，却发出了大恨欧风美雨东侵其晚的感叹。他们认为，鸦片战争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没落的封建主义的交锋，当时的世界潮流是搞资本主义，而战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衰世氛围中，清廷的当权者又不思振作，继续奉行闭关政策；英国纵然是用炮舰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手段极为卑鄙，但它毕竟迫使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国家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联系之网，使其由闭关走向开关。因此，从世界历史角度看，“资本主义的新鲜空气倘若能够早一点吹进封建主义禁锢着的活棺材，中国的面貌就远不是如此了。”
难道入侵者是率先完成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西方文明之国就应欢迎其破门而入吗？难道可以不加分析、不审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只要是从闭关走向开关就是一件好事吗？正确的答案显然不是抽象推理的那样。事实是，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发动的侵略战争，它的直接起因是英国企图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毒品，在遭到中国方面的抵制后，便不惜利用战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卑劣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称第一次中英战争为鸦片战争。毛泽东５１年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有关论述也触及到这个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部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更清楚表明，当时西方文明虽在很多方面充满生机活力，但是西方文明是一回事，西方入侵者则是又一回事。
帝国主义强行订立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起种种特权，国家主权受到严重践踏
破门而入是为了谋求通商——这是叩关者强调的一条重要理由。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有一条载明，自今以后，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允许英人“贸易通商无阻”。乍一看，国与国之间进行正常的贸易，以有易无，经济互通，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但实际情况表明，当时中外通商是在入侵者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供给地和推销剩余产品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根本谈不上平等互利。首先应该看到，鸦片战争结束后，争先蜂拥来到五个通商口岸做“生意”的多半不是商人，而是些穷凶极恶的海盗和无赖。以上海为例，一个外国学者曾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上海开埠以后，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从四面八方聚拢在这里。其中有逃亡的水手，有遭贬斥的醉鬼，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投机破产者，有来自香港与澳门的罪犯，也有来自菲律宾等地的埠头流氓。”（莱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２３８页）他们把上海视为“黄金之国”，捞上一把就远走高飞。即便是真正的通商，也是入侵者单方面受益。对于西方列强说来，其鸦片和工业制品尾随大炮叩关而入，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洋布、洋绸、洋伞、洋灯、洋油等名目繁多的“洋货”，“畅行各口，销入内地”。对于中国来说，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的出口货只能以传统的丝、茶为主，嗣后连大豆、桐油、猪鬃、钨、锑、锡等农产品及矿产原料均成为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对象。据统计，１８８７年洋货进口额已突破１亿海关两，１８９４年上升到１．６２亿海关两；而中国每年的出口额只相当于进口的７８％左右。这种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许多“华人生计，为其所夺”。
中外通商为什么不能平等互利，而且愈演愈烈呢？关键在于，入侵者践踏了中国的主权。当时的西方商业界曾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政府的任务是用剑撬开中国牡蛎的外壳，而商业界的任务是采取珍珠。”（《中国通》，第３页）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明火执仗的西方列强通过胁迫愚昧、腐败的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首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设立租界、内地传教、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嗣后又陆续取得内河航行、鸦片贸易、设立银行、设立工厂、建造铁路、开采矿山、驻扎军队等特权。这些特权的攫得，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拿享受领事裁判权来说，有了这一护符，外国人在华即使犯了罪，也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要由本国领事或法庭来审理。正是依恃这种特权，那些无恶不作的海盗或无本生利的商人一旦踏入中国这块“乐土”，便可如履坦途，无所顾忌，随意探囊取物。此事连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也感到：“向中国勒逼领事裁判权，乃是一桩无耻之尤的事，其恶劣程度不下于苦力贸易和鸦片贸易。”（引自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２７３页）协定关税的出现，则剥夺了中国自行规定关税的主权。按理说，如何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的事，但１８４３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却将进出口货关税强行固定在极低的利率上（在近代８０年间，中国的关税名义上最多只能值百抽五，而实际上往往还要低于这一水平，这就为外来商品似洪水般地侵入提供了世界上少有的方便条件），并规定非经外国同意不得更改。由于主权受到严重践踏，当时中国的门开多大，对谁开，已不由中国自己作主，而要由入侵者来决定。可以想象，这种“开关”，中国能够受益吗？
西方列强入侵，并未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倒使中国沦为由他们控制的附庸国
西方一些当时在中国的投资者及其后来记述这类活动的学者，常把他们１９世纪中叶后在华办厂、采矿、筑路等活动与中国的近代化直接挂起钩来，把其所作所为与文明的西方对落后的中国的帮助直接联系起来。他们欢呼１８７６年在中国境内建成第一条铁路时，把它说成是“使野蛮的国家晋升为文明的先导者的唯一特效方法。”（《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第２０页）他们欢呼在华第一批外国纱厂开工时，把它说成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工业界新纪元的标志。”（《北华捷报》，１８９７年３月２６日，第５４７页）他们评议黄浦江的疏浚时，把它说成是“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４１２页）在他们看来，中国落后，西方文明，要改变中国的落后，只能靠西方的帮助、西方的恩惠和西方的管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类投资活动呢？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果真能指望西方国家的“帮助”吗？显而易见，它绝不能与我国当今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引进外资等量齐观。要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引进外资，包括让外商来华投资或合资办厂，包括智力投资在内的外国来华投资，包括先进科学技术在内的西方文明的引进，赢利性质的也好，公益性质的也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平等互利是我国对外合作的基本原则。而１００多年前的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洋人在华投资办厂、采矿、筑路，不仅肆意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料，而且还掠夺走大量的超额利润，扼住了中国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咽喉。历史也早已证明，当时西方的“帮助”，西方的投资，并没有使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步入先进国家的行列；恰恰相反，倒是变成了由他们控制的附庸国。
论及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不能不提到对外赔款。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即向中国勒索了２１００万元赔款银。此后，外国入侵者每次用战争打败中国，照例勒索，其数目也越来越大。据统计，自鸦片战争至清政府垮台前，清廷对外赔款数近１３亿两白银（包括偿还兵费、鸦片费、商欠、利息等）。设若把这一总数平均于这７０年，中国每年负担的对外赔款竟达１８００万两白银；设若按照１９００─１９１１年时的物价，银一两可以维持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来计算，这１３亿两白银对中国人是何等沉重的负担。事实上，惊人的赔款的确造成了中国金融财政的进一步枯竭。如果说同治以前，每次赔款，清政府还能东拼西凑勉强应付的话，那么，自同治后，财政就渐趋不支，只得对内加紧向人民搜刮，对外举借外债。由于债台高筑，且又需用关税、盐税、烟酒税来担保，中国的财政大权也步步旁落外人之手。
外国入侵者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破坏，当然远不止于上述几点。“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道，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捕肥而食，无所顾忌。”（《湖北学生界》第２期第１页）这一发自当时人的感叹，生动地勾勒出了外国资本主义破门而入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变化。
当然，要罗列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在转移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提供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方面，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这毕竟不是入侵者的本意，更不是它的主要作用。这种近代文明的输入是被动的。西方列强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我们在实事求是分析这种客观作用时，决不能估价过高，否则，就未免主次不分，以至本末倒置了。
纪念鸦片战争，要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实现四化大业贡献力量
资本主义列强破门而入纵然给近代中国社会造成了种种恶果，使其渐趋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但是，诚如某些学者所言，近代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走向沉沦的国家，因为此间还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中国社会本身近代化不断扩展。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这显然是个涉及如何全方位考察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问题。
依我看，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虽然起了促进封建经济结构解体，促进中国发生资本主义的作用，但就中国社会本身近代化不断深入扩展而言，这种作用毕竟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主要的。说到底，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在沉沦中奋起，主要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一部血和泪汇成的中国近代史记录着，中华民族虽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但更是一个经得起忧患的民族。１５０年前，当英国用大炮、刀剑和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人们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有一个严酷的事实却要人们必须作出回答：为什么“礼义教化之国”，“昌明隆盛之邦”竟惨败于“鄙之为禽兽”的“夷狄”？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先进的中国人学会了用世界眼光考察本民族的地位，以横向比较的强烈反差来估价自我。他们猛然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能不能抵抗外来侵略，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完全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与外国力量的对比，而决不能继续采取自我孤立的慢性自杀政策。专心考察“夷情”、放眼世界的结果，使他们发现“夷狄”并不那么野蛮落后，还有不少“长技”值得学习，遂即提出了富有时代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于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者，既要反对它，又要学习；只有学习它的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有效地抵御以至战胜它，便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图存救亡、谋求民族独立的信条。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不少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主动地投身到考察、介绍、宣传“西学”的工作中去，即使遭到“洋大人”的歧视、冷遇、刁难、凌辱，以及本国封建士子的讥笑、排斥、辱骂、诬陷也不为所动。起初，他们只痛切感到中国在器物技能方面不如“夷”，仅仅满足于枪炮船舰、机器技术的引进，热衷于与“夷”进行“兵战”和“商战”；后来，又认识到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法律思想、理论学术，等等。正是这种关心社稷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得中华民族在近百年间的风风雨雨中，能够百经曲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回，才使得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
总之，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破门而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数不清的灾难，而不是福音。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愤于国耻，从列强入侵那天起就开始了反抗斗争。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史册还记录着，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犹如一声春雷，宣告了中国人民同入侵者是势不两立的。义和团运动则使入侵者发出了这样一种唉叹：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四分之一生灵。”（八国侵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语）。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既是一部中国被侵略、受凌辱的国难史，同时又是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抗压迫的斗争史。
今天，当我们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时，理应从中受到一些启迪。唯有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之所以积弱至贫，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列强入侵造成的，并进一步认识到从１５０年前父母之邦任人宰割到今天强大的共和国，是几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结果这一道理，才能倍加珍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相信，这种有益的启迪，必将激励每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搞好改革开放，为实现四化大业贡献力量。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实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形式
高焕喜
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治理整顿期间，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实行计划经济，意味着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要进行计划调节。那么，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需要通过哪些具体形式来实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呢？
回顾十年改革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我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可以通过如下一些形式来实现。
一、战略规划。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和目标设计。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应成为进行战略规划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作规划既要考虑全局利益、生产水平、资源现状、发展目标、比例关系、总量平衡等，同时又要考虑价值规律、市场供求、生产者利益等。比如，在制定涉及全局性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时，就必须以价值规律的要求和市场的供需关系为基础，尊重企业和生产者利益；而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则必须在国家依据全局要求划出一定范围的基础上去发挥作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过程，既是统筹考虑全局经济发展，协调各种经济关系的过程，也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条件，权衡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利弊得失，使二者互为补充，抑弊兴利，相得益彰，有机嫁接组合的过程。
二、政策法规。政策法规是党和国家规范和引导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应成为我们制定政策法规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我们的政策法规体现的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它一方面要符合计划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在规范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协调社会各方面经济利益，抑制社会经济流弊的同时，又需要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克服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互相脱节，避免单独发生作用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能否使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辅相成，促使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应是检验经济政策法规的根本尺度。
三、经济杠杆。价格、信贷、税收等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杠杆，应成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载体。特别是价格可以成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想载体，因为价格既可以体现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可以成为计划调节的杠杆，它既可以反映商品的价值，也可以适当背离商品的价值，反映与调节供求关系。因此，我们在广泛调查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及时地制定和规范社会产品的价格，就成为组织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一环。我们既可以在尊重市场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需要制定某些产品的计划价格，也可以制定既具科学性和灵活性，又有导向性和权威性的指导性价格，还可以通过国营商业对自由价格予以引导，调节市场供求关系。
四、社会服务。开展系列化的社会服务，有助于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落到实处。首先，通过有组织地开展生产资料供应、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技术咨询、信息传递等社会服务，可以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要求结合起来，发挥推动生产，衔接供求，稳定物价，提高效益的重要作用，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其次，在开展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矛盾，又可以及时反馈信息，以便上级有关部门在战略规划、政策法规、经济杠杆诸方面及时作出必要的调整。当然，社会服务本身也应该坚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精神。
五、行政管理。一定的有效的行政管理是促使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重要保证。首先，行政管理是组织协调生产、落实指令性计划指标和指导性计划指标的强有力措施。其次，行政管理是组织培育市场、疏通流通渠道的重要手段，比如行政管理在组织批发市场和贸易中心，进行远距离流转和期货交易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后，行政管理还是建立市场规则，克服市场无序现象，惩治抢购套购、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掺杂使假、欺行霸市等社会弊端的有效措施。
上述实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诸种形式是共同发生作用的，不可偏废。当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与不同层次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各自所占的比重也会不同，其结合的程度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两者结合的具体形式也会相应地发生某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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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出版
在经历了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面对着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政局动荡，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前途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思考。由卢之超主编，刘国光、邢贲思、金冲及、仇启华、何建章、张式谷、林兆木、崔奇、刘溶沧、俞家庆等首都１９位理论工作者参加撰写，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一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有助于开阔思路、深入思考的有益读物。
此书讨论的内容比较广泛，又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例如，如何评估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７０多年的历史成就？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挫折？如何认识战后资本帝国主义的相对稳定发展？如何观察资本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为什么“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尽快地富起来？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求得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怎样正确认识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十多年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不能在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总之，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考问题，认识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等等。作者以研讨精神写作，坚持实事求是，力求从现实的和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阐述，可供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学习和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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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地方志集成》出版
大型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已由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巴蜀书社联合出版。这部篇幅浩瀚的历史文献，从现存８７００余种地方志中选收了３０００余种，由国内著名专家组成的“编辑指导委员会”负责审定。
我国地方志记述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民俗等各个方面，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该书的出版对于继承我国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加深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和了解，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套丛书根据各大图书馆所藏底本影印，有４．７万余卷，约７００册。全套丛书将于五年内陆续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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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出版
周叔莲撰著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一书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强调应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规律性的研究，对企业改革的理论依据、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地位作用、改革中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