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历史不会忘记
——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江耀进

又是春天。我
想接近你
触摸那只绿色的苹果
可我,却抓住了你的根
石头很暖。一滴水
在日光下突然摊开
这时,我看到了海
看到了白花花的盐爬上礁岩
看到一只船
看到一百五十年前悲壮的英雄
哦,英雄
让时间再次证明你们
让天空再次拥有你们
蓝鸟,掠过海面
为了寻找你们的回声
寻找至今没有风干的骨头和血

现在,我们把记忆重新翻开
上面写满了耻辱和鲜血
我们面对那曾被销毁
然后又疯长的鸦片
面对雪亮的炮口,一艘艘沉船
或者,面对曾被扯成布
裹着自己尸骸的旗帜
面对一排排从未倒下去的脊梁
硝烟,擦亮了我们双眼
当黄河浸泡着五千年的根
当钟声又一次警示我们的灵魂
我们甚至不知道根在哪里,
叶子在哪里
不知道
一百五十年前的今天在哪里
当一只苹果贴近我们的脸
贴近属于我们的
大片金黄的麦子
我们转过身,背对土地
审度历史

谁没有自己的家园
而那时,
我们的祖辈到处流浪
从这座山翻过那座山
枯藤。昏鸦。破碎的风车
谁没有自己亲手裁剪的蓝天
当我们的祖辈漂过海走向岸
从井口里捧出的
却是伤痕累累的日子
从指缝间滴落下眼泪
历史,
不会忘记我们民族的真正脊梁
历史,不会忘记
虎门礁岩曾经高昂的头颅
鲜血浇灌了、肥沃了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根
所有的叶子
现在,
让我们记住一百五十年前
那耻辱的日子
那用英雄命名的日子


第8版(副刊)
专栏:“金人”人物特写征文

  剪纸“仙手”
禹本愚
市里搞民间剪纸艺术展览,邀省里几个专家来观看,那五光十色的剪纸彩画,蕴含爱情故事的连环画,还有套色木刻般的剪纸,目不暇接,但人们偏在一幅似乎粗陋的作品前驻足不前。这幅剪纸是十二生肖图案,用的普通红纸,土里土气,缺少光泽。专家的目光却凝固在这里。我细细地看去,才觉得这幅剪纸确实不同一般,有点像汉画,内涵丰富,境界高古,粗陋中可见匠心。
专家说:“大巧若拙,这是一件民间珍品。”
当听说作者是山乡老农时,大家的眼光都拉直了,动了去看看他的念头。
剪纸人李富财居豫西鲁山县下汤乡,年近五旬,一目眇,一目却熠熠发光;左腿稍跛,双足著布鞋,冬日不喜穿袜,走路拐弯抹角,十分迅疾。
他的小泥屋居温泉不远,蒸气氤氲,似超然才气缭绕不去。室内一灶一锅一床,足见生活简朴。打问乡人,方知为奇人:薄床独被,门窗招风,寒冬不冷;蔬食淡饭,四时不厌,体健无病。
我们跟他拉手,触之无温,那掌粗厚且茧大,如铜钱累累斑斑。少不了嘘寒问暖,他报之憨笑:“嘿嘿,惯了,惯了。”
人丑,不娶妻,孑身独居,数十年伴剪刀一把,据讲,剪的红纸三大车也拉不完。方圆十多里办喜事少不了他,逢节更忙,怀揣剪刀,跑了这家跑那家,乐呵呵的,为人家剪窗花、壁花、顶棚花和各样字画。人说,李富财能带来福气。他也乐意送上一片喜庆。开宴之时,常忘了他。他却悄悄溜了;留得红纸花在,算捧场了。
我们问得多,他答的少,口讷,憨实之态溢于言表。当介绍省城某某教授某某会长时,李不知何尊何贵,神态木然。
目不认文,但无师自通。他剪的《凤求凰》《芝麻官坐轿》《花果山群猴图》,构思巧妙,图案复杂,画中有画。五彩花卉自是布满他胸中,题目是我们后定的。
那《花果山群猴图》中,老猴痴呆,小猴顽态可掬,中间插两个山鬼,面目狰狞,呼之欲出,观后有如临其境之感。
艺高人胆大,折迭有巧,下剪随心创意,尽情翻新,变戏法似地能剪出580多种复杂图案,仙手也!
忽见右手中指指节隆起,骨质变粗,数倍于他人,成包状,不禁悚然。喔,枝虬般的手指,我们的传统艺术之根呵!
窗外,桃李在爆芽。我们被红纸照得脸发烧:一群锦衣饰外玉食充内的人,能不赧然?  (作者单位:河南平顶山市文联)


第8版(副刊)
专栏:

  美景沧桑谈
广田
天下美好景物,总使人向往不已。但美好景物未必能永存于世,有些还常遭到人为的破坏。它们的沧桑变迁,令人感慨万千。去年盛夏,我曾在浙西天目山小住,西天目山绝顶,风势迅疾,高大的林木难以生长。但也有例外,在海拔900米的七星石旁,就生长着一株高36.5米,胸径2.331米,材积42.9立方米的柳杉。这株大树,需5人才能合抱,早在宋代,就有“千秋树”之誉。它经历了数百年狂风暴雨的侵袭,屹然挺立。清乾隆皇帝游天目时,将它命名为“大树王”。历代文人多有题咏。可就是这样一株罕见的大树,终于被人为的“风”所摧了。当地的僧人到处宣扬说,天子用玉带围过这大树,它已成了“龙抱树”,树皮能包治百病。此语一传,招来了比自然界的疾风狂暴得多的剥树皮之“风”。庙宇虽然因香火旺盛而发了些小财,“大树王”却就这样枯死了。
这使人想起了1924年9月间倾圮的雷峰塔,此塔之所以倒掉,就是因为人们迷信那塔砖可以招福,于是这个挖、那个挖,久而久之便坍倒了。由此可见,人们为了那未必存在的蝇头小利,对于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常会暗暗地给它造成这样那样的创伤。人数既多,创伤日益扩大,终于无可挽救。这样的事是常常发生的。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把这一类破坏称为“奴才式的破坏”。因为其结果,只能给人间留下一片瓦砾。
鲁迅的感喟发于65年前,时至今日,类似这种人为破坏之遗风,依然随处可见。在北京八达岭城楼刻满了“×××到此一游”的字迹;万里长城的古砖,竟进入了农家的猪圈。鄱阳湖畔一块形如蛤蟆的巨石——“蛤蟆石”,据考察,属于全国罕见的冰山遗迹,成千上万旅游者曾与它合影留念;然而,不知哪位“星相学家”说它邻近的一个县份是被这只“蛤蟆”吃穷的,于是此石竟被强行炸毁。
在庐山,为人赞叹过的仙人洞,如今外面成了停车场与营业区,人群熙来攘往的纷扰气氛,完全破坏了这个景观原有的幽美意境。过去,天穹般的溶洞中常年不断的涓涓水滴使它显得深不可测,四散飘逸的云雾使人浮想联翩。然而现在,仙人洞洞中干涸,云雾也失去了诡谲的变幻意味,“仙气”已荡然无存。据说,是由于有一家招待所雄踞于仙人洞之上,开挖地基,打夯砌桩,使断层中的泉水改变了走向。
对于这些,说它是鲁迅批评过的“奴才式破坏”,也许言重了,但对美好景观的破坏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说它是因愚昧、无知、自私等等造成,总不为过。文明社会需要文明的人,建设美好生活,需要有美好心灵的人。不对吗?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读书札记
林默涵
关于美的对立的原理
普列汉诺夫说:一些部落的黑人在近亲死了的时候,便把自己十分注意地装饰起来的头发剪去,作为悲哀的标志。有些黑人穿起脏衣服来。一些蒙古部落,把衣服翻转过来穿(过去在农村里,中国人也是如此,或者披上麻衣)。“在所有这些场合中,表现感情的是那种与平常生活中认为自然的、必要的、有益的和快适的行动恰恰相反的行动。”
在欧洲白种人那里,丧服是黑色的,而在澳洲黑种人那里,丧服是白色的。普列汉诺夫认为,原始部落通常十分引以自豪的,就是自己种族的身体的一切特点。白色皮肤在黑色皮肤民族看来是非常难看的,因此他们就用白色来表示哀伤。
可是,中国人也以白色表示哀伤,而朝鲜人却以白色表示吉庆,而他们都是黄种人。中国人并不以皮肤白的女子为难看。可见对于颜色的不同感觉还另有原因。
文学上的客观倾向与主观倾向
在《歌德谈话录》中,歌德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这一点你不仅在诗方面可以见出,就在绘画和其他许多方面也可以见出。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
歌德讲的“伟大的时代”,是指十五六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我们今天所处的是更加伟大的如旭日方升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怎么能去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倒退和衰亡时期的艺术道路呢?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要引导人民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要领导人民变革世界,它必然是富于客观精神的。
对《围城》的印象
《围城》是一部很好的作品,是可与《儒林外史》媲美的一部新《儒林外史》。作者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部分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是洞察入微、熟悉透了;他用娴熟的讽刺手法把这些人物的空疏、虚伪、勾心斗角的丑态刻画出来,真是淋漓尽致,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在火与血的伟大时代中一群卑琐人物的腐朽、猥屑的喜剧,这也正反映了他们所依附的阶级的腐朽和没落,虽然作者本人不一定意识到。从这意义上说,《围城》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当它出版之初,也并非人为地遭到冷遇,而是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可能造成轰动性的效果。
钱钟书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学者和作家。他作品中的比喻特别丰富,有许多是很精彩的。这是它的特色。恰切的比喻,可以使描写的事物更加生动、突出,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用得太多,就会显得堆砌,而且不可能每个比喻都很切当。我认为,《围城》最精彩的部分,是从第六章以后到末了。这几章所以特别吸引人,主要是由于对三闾大学那些教授们的明争暗斗和鸿渐结婚后夫妻牴牾的生动描写,留在我们脑子里的是这些情情景景,而其中的机智的比喻却留不下来,差不多都忘了。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苑轶话

  老舍和《柳树井》
司马言
一件关于老舍先生的往事,历时40年,仍然无法忘怀。
1949年末,梁柯平和杨沫两位同志创办北京市的第一份妇女杂志《北京妇女》。不久,杨沫生病,我也参与主持刊物的工作。当闻讯老舍先生从美国回国,我们的刊物虽小,却希望能约请先生写稿,于是我带着几本刊物到北京饭店去看望他。他是我所敬仰的作家,因此见到他时,心里很兴奋,也有几分拘谨,他会不会答应给我们稿子呢?我惴惴不安,没有一点把握。
他刚从海外归来,那天穿着西服,这在解放初期是不多见的。但他通身地道的北京味儿,语言不待说,那种平易、温和、安详,自是老北京的一种传统性格,我的拘谨消除了。
我记得向他谈了把妇女刊物办成一个通俗刊物的经过,他听了很感兴趣,说他也很喜欢通俗文艺。他翻着刊物,连声说:好,妇女需要这种通俗易懂的杂志。我便乘机提出要求,希望先生为我们刊物写稿。他热情地表示:应该写,只是刚回国,对新情况还不熟悉。我说:您是太熟悉北京了。为妇女写点作品吧!他答应以后一定写。那天我们谈得不少,他很有兴趣地问了解放后北京妇女的变化和婚姻法公布以后的情况。
后来,他写了《柳树井》这出小戏,发表在1952年第一期《北京妇女》上。据我所知,这是他解放初期回国后写的第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唱词通俗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反映妇女摆脱封建枷锁在婚姻上获得幸福,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著名曲艺演员魏喜奎当时是市妇联执委,正在首创曲剧,由她主演,把这出戏搬上了舞台。
然而,一位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师,回国后愿意优先在一个群众性的小刊物上发表通俗文艺作品,这使我很感动也深受教益。浩浩大江不辞涓涓细流,老舍先生既写《茶馆》这样的概括百年巨变内涵极为深广的巨作,也写群众喜闻乐见的小曲艺。我想,这是由于他学贯中西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而又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和普通群众之中,这也是老舍先生的过人之处,值得后辈师法。


第8版(副刊)
专栏:

翔(油画) 傅濛(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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