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老战友黄镇同志
耿飚 姬鹏飞 王幼平 韩念龙
建国之初，我们几个长期战斗在武装斗争前线的老战士，一同脱下戎装，换上文装，由军事战线转入外交战线，在周恩来、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共同为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而努力奋斗。回想起当年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共同战斗的岁月，不禁浮想联翩，无限思念已经故去的黄镇同志。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我们一起调到外交部。毛主席寓意深刻地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将军，虽然不懂外文，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周总理则明确地教导我们：你们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服从指挥，遵守纪律，思想政策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都较高。外交工作虽然你们过去没有干过，而且授权有限，但是，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加强请示汇报，就一定能够完成新的任务。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和殷切期望。从此直至１９７７年１２月调任文化部长止，黄镇同志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２７个春秋。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胆识和才智，肩负重任，不避风险，跑遍全球，勤勤恳恳为坚决贯彻我国外交政策、开创新型外交、发展对外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愧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出使东欧、东南亚
建国前后，针对美国敌视、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一边倒”的战略决策，即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为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派出的第一批大使中，黄镇同志被任命为我国驻匈牙利首任大使并兼管我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事务。
黄镇同志于１９５０年８月到任，人地生疏，加之中匈两国互相了解不够，开展工作有一定困难。他本着团结友好的方针，动员全馆人员努力学习匈牙利语言，尊重匈牙利风俗习惯，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广交朋友。他主动同匈牙利的党政领导人接触和交往，坦诚地向他们介绍我国情况和方针政策，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在较短的时间内，他就同匈牙利的党政领导人建立了亲密友谊，促进了中匈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他在匈期间，为加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了不懈努力，还积极开展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匈使节的友好工作。特别是在朝鲜人民抗美斗争期间，他努力协助朝鲜驻匈使节争取到了物资援助，获得了各方的高度赞扬和敬佩。
１９５４年，中央特调黄镇同志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印尼是东南亚一个重要国家，又是我华侨旅居最多、台湾国民党特务分子较活跃的地方。当时印尼正在倡议召开亚非会议，我国十分重视和支持。他到达印尼后就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很快同印尼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和深厚情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
当时我国在印尼的华侨约２７０万人，其中２／３生长于印尼，具有双重国籍。他们在印尼从事的职业相当广泛，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印尼都有一定影响。黄镇同志遵照国内指示，一面要求华侨遵守印尼的法律和社会习惯，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为发展印尼民族经济和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另一面在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同时，加速同印尼政府就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谈判，为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期间，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和印尼外长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作好准备。此后，黄镇同志又非常生动形象地解释和宣传我国关于华侨选择国籍的三好政策：华侨自愿加入印尼国籍，很好；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好；华侨如果愿意回国，也好。
黄镇同志赴印尼不久，躬逢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一面积极参加代表团的各项活动，一面动员全馆人员做好代表团的后勤和保卫工作。当时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极力在会内会外进行破坏，斗争非常尖锐复杂，台湾当局妄图谋害周总理，派遣特务炸毁了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黄镇同志以对党无限忠诚、对周总理无限敬爱的高度负责精神，一面要求印尼政府加强警卫工作，保证代表团的安全。一面在周总理外出时，同杨奇清等同志紧紧围绕在周总理的身边，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周总理。同时，他遵照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争取开好会议的方针，积极安排各种活动，阐述我国的主张，协助周总理为推动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增进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团结友好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致力于中国与亚非的友谊
１９６１年４月，黄镇同志从印尼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亚非地区事务。１９６２年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发动进攻，我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我国为了向有关国家说明真相，特派黄镇同志为政府特使，出访缅甸、印尼、锡兰（斯里兰卡）、埃及、几内亚等国，向这些国家领导人和正在印尼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阐明了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和我国的主张，赢得了同情和支持，收到很好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友谊和团结，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４年初，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亚、非、欧１４个国家。在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访问中，黄镇同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负责处理了大量内外事务，并参与拟定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特别是在周总理即将去加纳访问的时候，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事件。当时有一种考虑，如按时去访，加纳接待可能有困难，总理的安全也难保证，最好不去。周总理为了尊重和支持恩克鲁玛总统，认为虽有风险，仍决定如期访问。为照顾加纳的特殊处境，周总理还提出要向加方主动建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去机场迎送，也不在城堡以外举行会谈和宴会，以保证安全。为此特派黄镇同志乘坐专机，先去加纳了解情况，征询加方意见，并作具体安排。他到加纳后，即同黄华大使一起去城堡会见负伤的恩克鲁玛总统，代表周总理表示慰问，并转达了周总理的意见。恩克鲁玛总统即表示同意，并感激周总理的支持，赞誉中国是加纳的患难之交。
新中国第一个驻西方大国的使节
进入６０年代以后，西欧国家独立自主和联合自强的趋势日益发展，欧洲共同市场逐步形成。法国戴高乐总统毅然拒绝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机构。特别是，他果断地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障碍。中法经过谈判，于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７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黄镇同志被选派为我国驻法国首任大使。
黄镇同志是我国派往西方大国的第一个大使，引起各方瞩目。他去法国不久，就同戴高乐总统及法国许多高级官员、议会议员、知名人士建立了友好关系。同时，大力促进中法经济合作，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打开了美国对我国封锁禁运的缺口。他也很重视同法国和西欧文艺界的交往，积极开展对外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法国各界人士对他这位参加过长征的外交家和书画家十分钦佩。著名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夫妇也是他的座上客，对他的热忱关怀非常感动，表示永记不忘。经他同法国政府商定，我国于１９６５年派往法国学习法语的２００多名中学生，在他的关怀和培育下，现在都已成才。
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许多国家要求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黄镇同志任驻法大使９年，不仅出色地推进了中法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而且为我国同其他一些国家建交和发展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他同一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建交接触和谈判，谈成并签订建交公报的有：意大利、智利、圣马力诺、土耳其、比利时、黎巴嫩、扎伊尔、澳大利亚、西班牙等９国。在建交谈判中，黄镇同志本着我国建交原则，既不急于求成，也不拖延不决。他把谈判同交友结合起来，使建交中的某些问题在平时交往中就取得了谅解。
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
１９６９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决定同中国“走向和好”。黄镇同志曾奉命邀请斯诺等人访华，转达双方信息，推动了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确定巴黎为秘密联系渠道。中方由黄镇同志担负联络重任，美方由其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为联络代表。当时打开中美关系是两国的重大决策，联系工作至关重要，要绝对保守机密，要准确及时转达信息，任务繁重，时间紧急。从１９７１年７月至１９７２年２月，黄镇同志同沃尔特斯将军就会晤了４５次，同基辛格博士会晤了４次，圆满地完成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托。
尼克松总统１９７２年２月访华后，巴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联系人是两国的驻法大使。这时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美国各界人士纷纷要求来中国访问，两国间经济、贸易和文化、教育等交流也逐步开展起来。中美驻法大使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仅１９７２年３月至１９７３年３月的一年中，他们就会见５３次，安排了多起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篮球队、游泳队等访华和中国乒乓球队、杂技团、医药代表团、科技代表团等访美，互赠了熊猫和麝牛，并交换了开展双边交流活动和通航合作的意见，卓有成效地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和来往。
１９７３年初，尼克松继任美国总统。２月基辛格再次访华，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又选调黄镇同志为驻美联络处主任。行前毛主席接见时问他：“你这次由驻法大使调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是升了，还是降了？”他笑而未答。毛主席接着很风趣地说：“驻美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我看是升了。”周总理对他也给予了热忱的鼓励和重要的指示。
１９７３年５月，黄镇同志赴美后积极开展工作。尽管当时美国同台湾仍保持着“外交”关系，但美国的“中国热”方兴未艾。美国各界人士纷纷同联络处联系，有来表达良好愿望的，有来谈生意和文化交流的，有要求到中国参观访问的，也有华侨、华裔来询问亲友的。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黄镇同志爽朗热情，广泛交往，结识了很多朋友。在他建议和安排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袖、议员和各级官员、社会名流纷纷来华访问；他也多次到美国各地参观访问，深入了解情况，阐述我国政策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这对增进相互了解和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了良好作用。
成绩卓著 德高望重
黄镇同志无限忠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气魄，服从需要，从头学起，知难而进，一心一意扑在外交事业上。他２７年的外交生涯大都在国外度过，心怀祖国，忘我工作。
他深知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做好工作，必须深入了解情况，切实掌握政策。他每到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经常亲自通过各种途径，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掌握真实情况，作到心中有数，毛主席曾赞许地说，黄镇来的东西，我爱看。他每次接到国内重要指示，不仅及时组织有关同志进行学习，而且自己反复琢磨，深入思考，直到融会贯通，把握精神实质，然后结合自己了解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措施，坚决贯彻执行。因而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往往能收到良好效果，圆满完成任务，经常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赞扬。
黄镇同志是开展对外活动和广交朋友的能手。他深知要发展同驻在国的关系，必须做好驻在国上层和各界人士的工作。他同匈牙利的领导人交往频繁，经常促膝谈心。他同印尼的领导人交谊深厚，在他离印尼去法国后，苏加诺访法时曾两次去他的官邸探望。他同很少会见外国使节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夫妇过从密、情谊深。在美国，他先后结识了三届总统、副总统和其他许多重要官员，并一直保持着友好联系。他在交往中特别重视友情，不管对方是在台上或台下，只要怀有促进两国友好的愿望，他都一视同仁。他结交的许多朋友至今仍是经常同中国使馆来往的客人。
黄镇同志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贯勤俭办外交。他本人更是清正廉明，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他经常用自己节省下来的工资，添置工作服装，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尽力节省国家开支。他还多次给老区、灾区捐款，不忘军民鱼水之情。他克勤克俭，无私奉献了一生。
他特别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教育他们要珍视民族气节和国格人格，勉励他们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都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黄镇同志刚直不阿，光明磊落，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无私无畏，敢于坚持原则，把握正确方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图谋打倒陈老总、迫害周总理、篡夺外交大权的罪行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他曾受到冲击，被打成“耿（飚）、黄（镇）集团”。１９６８年９月，毛主席为扭转外交上的不正常状态，下令“解放”了黄镇同志，恢复了大使工作。
黄镇同志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成绩卓著，德高望重，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附图片）
任驻法大使期间，黄镇竭见戴高乐总统（中间）。
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与尼克松总统合影。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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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姐妹血洒武夷山
季音
一
１９４２年６月，抗日战争的第五个年头。
闽北武夷山下有个偏僻市镇，名叫赤石，镇上住着百十户人家。这里平日冷冷清清，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
１９日下午，残阳西斜，天气闷热得难受。肮脏的街道上忽然起了一阵骚动，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宪兵第八团士兵，挥舞着枪支大声嚷嚷着，把街上的行人统统赶进两旁的屋子里，命令主人立即关上大门，不准外出。
小镇一片死寂。
发生了什么事？老乡们疑惑地躲在门后从门缝里瞅着空荡荡的街道。
不多久，远处走来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走在队伍旁边的宪兵不时呵斥着，催促着。当这支队伍走近时，躲在门后的老乡们几乎惊叫起来——被押着走来的，竟是七个年轻的妇女！她们年龄都在２０岁上下，穿着一式的土黄色粗布军服，帽子下露出一绺绺黑色短发，脸色疲倦憔悴，但菜色中依然显露出英武之气，个个俊美秀丽，有的甚至还带点稚气。她们一边走，一边不时惊异地打量空空的街道两旁……
队伍很快就消失在镇口。
二
被押解着走出赤石镇的这７个年轻妇女，原是战斗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女战士，她们中间有文化教员、民运队员、机要员、战地服务团团员等等。
此刻，昂着头走在最前面的，是她们的班长吕明（实际是秘密党支部负责人）。吕明的真名叫李捷，“吕明”是进集中营后用的假名。
她是南京人，２９岁，有着颀长匀称的身材，显得健康、丰满而又端庄。姑娘１６岁的时候，由于家境穷困，没有读完中学，就被迫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一倍的反动军官。１９３９年，抗日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她再也不能忍受屈辱的命运，毅然走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她担任过文化教员，《抗敌报》译电员。
那紧跟在李捷后边的，是七姐妹里又一个不幸的年轻妈妈瞿淑。她丈夫薛克伯是新四军五团的一个政治工作干部，共产党员。皖南事变的炮火轰毁了这个革命的小家庭，夫妻同时被捕，又一起被送进上饶集中营，分别编到了两个队里。她改名“徐明”，当然也隐藏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她只能把对丈夫的思念埋藏在心中。
在这女囚的行列里，要数湖南姑娘戴庆哲年龄最大，３０岁，大伙都叫她“大姐”。她出身于长沙一个富裕人家，是旧社会的叛逆者，她１９３８年在长沙秘密参加了共产党。１９３９年，她和爱人唐士苹、好友刘希孟等３人，艰难跋涉两个多月，从湖南来到新四军军部。在集中营里，她帮小妹妹们搓麻绳，打鞋底，做鞋帮，教她们念《长恨歌》、《琵琶行》。
还带点稚气的汪企求与胡珍水，是这支队伍中间的两个小妹妹。她们都是江西人。企求２１岁，被捕后化名黄兰，她是新四军司令部的机要员。
比较起来，南昌姑娘胡珍水虽然只比阿胖大一岁，却老成得多。珍水在南昌读中学的时候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而被捕入狱。
镇江姑娘杨瑞年被捕后改名杨瑞莲，在七姐妹中排行第三，２６岁。她与胡珍水有相似的经历，在扬州中学和苏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投身学生运动，秘密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２０岁时就锒铛入狱。
走在队伍后边的七姐妹中唯一的非党员，是广东省东莞姑娘徐瑞芳。她是新四军的一个新战士，１９４０年夏天才离开西南联大，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从云南不远万里来到新四军。她原是医学院的学生，谙熟英、德两国外文，又多才多艺，尤其酷爱音乐，在新四军军部，她作为丈夫任光的助手，创作了《别了，皖南》等许多首唱遍皖南山山水水的著名歌曲。
三
走出赤石街不远，她们就发觉，队伍没有朝着集中营各队临时居住的村子走，而是在向野外走去，离村子越来越远，周围的景色愈加荒凉。她们的心紧缩起来。她们没有料到就在前一天，一个血淋淋的杀人计划已经布置就绪。
解放后，有关部门在积满灰尘的国民党旧档案里查到了一份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渝警四秘字第六十六号”密件，这份密件是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周钟岳上报行政院长蒋介石与副院长孔祥熙的，文题为“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东南分团（注）处决学员情况的呈文”，那上面说：
“……嗣奉司令长官顾谕（作者按：顾即顾祝同），以闽北奸党分子活跃，现驻地又系过去游击根据地，警卫兵力单薄，亟应考核思想言行，冥顽不化份子予以处决。……”
就是在这道屠杀令下，闽北赤石镇郊外演出了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最卑劣的一幕屠杀惨剧。
七姐妹们沿着山间小路走了一会，前面出现一座破旧的小土庙，门上悬着一块横匾，上书三个大字：“虎山庙”。
她们被带进庙里，不觉一怔，原来里边已经关着几十个集中营的难友，分别被持枪的特务、宪兵看押着。
门口有人在喊她们的名字，姐妹们一个接一个走了出去，刚跨出庙门，还未站定，冷不防几个躲在一边的大汉一拥而上，一条条绳索把她们的双手紧紧反绑起来，姑娘们用脚死命地踢边上的人，怒声嘶喊。这一切当然无济于事。姐妹们一个个踉踉跄跄地被推到茶树林前的一片草地上。
朦胧中，远处草地上已经站着一些被反绑了双手的人。
周围刹时出现了奇异的可怕的沉寂，甚至听不到一声呻吟或呵斥声，空气似乎凝结了。
一阵尖利的呼叫声打破了沉寂，呼声是从站在徐瑞芳旁边的杨瑞年大姐那里发出来的，这个倔强的镇江姑娘或许发觉，她留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能放过这最后的一分钟。她死命挣扎着，用身上的全部力量，发出了临终时对旧世界的抗议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徐瑞芳的大眼睛里噙着泪水，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也跟着大姐喊出了同样的吼声。
撕心裂肺的阵阵呼喊声冲出了沉寂的山谷，震撼着高耸的武夷山！……
密集的枪声响起，七姐妹倒在血泊里。
一抹惨淡的夕阳洒满在尸体狼藉的虎山庙前的草地上，一阵阵晚风吹过茶树林，传来了呜呜声——那是祖国母亲在为自己不幸的儿女哭泣。
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