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飞向明天
——上海飞机制造厂备忘录
郑伯权

高楼如林的上海。在它的北面难得有这么一块视野开阔的地盘。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下属的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厂区就坐落在这里,给人一种天高地厚的感觉。
在那宽广平坦的停机坪上,南北两端停放着两架飞机。南端的一架“运十”型飞机是70年代“上飞”职工遵照毛泽东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民航工业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的我国大型民用客机的第一个产儿。它性能良好,发育健全,一次性试飞成功。北京、沈阳、哈尔滨、昆明、拉萨……几乎中国所有大城市的上空,都留下过它的身影。它唱着自力更生的进行曲飞行了150多个小时。北端,停放的是一架新安装好的MD—82型客机,它是美国麦道公司和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合作生产的,标志着80年代民航工业先进水平的大型客机,目下各种测试工作已全部完毕,它的家族中的其它13名成员正在等待着它一同去称雄长空。上航和麦道的伙伴关系始盟于1985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我国民航工业,踏上国际合作的一个新台阶。
“运十”和中外合作生产的MD—82飞机,分别代表着我国大型民用客机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既有区别又互为依存。俗话说:两好合一好。只有在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上,一旦开放的大门开启,中国才有可能进入国际的竞技场,与世界的强手们一试身手。

麦道公司派驻“上飞”的专家组长鲁宾逊,名字同《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那个独处孤岛的鲁宾逊巧合。现实中的鲁宾逊,却是生活在有血有肉的“上飞”人中间。鲁宾逊代表麦道公司的利益,履行监督双方执行协议的责任。在他任期的3年半时间里,除了给人们留下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直率坦诚等良好印象之外,他和“上飞”职工两次打赌更是传之甚远的佳话。
“中美合作生产MD—82飞机和补偿贸易总协议”,是在1985年上半年签订的。协议规定一年后的4月1日为开铆日期。一天,鲁宾逊在办公楼的过道上,碰到刚从外地调来上航任总经理的景德元。他迎上去握住这位伙伴的手,说:“听说景先生到任,我是十分高兴的,但是,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根据对贵方准备工作的了解,按协议规定开铆的日期已经无法实现。对此,我想提醒景先生注意。”
鲁宾逊的话不能说超出了礼貌和克制的范围,但一字一句仍然是那样使人感到如芒在背。景德元对此并不介意,他对面前这位率直的老外没有使用外交辞令,只是斩钉截铁般回答说:“这点请美国朋友们放心,4月1日开铆的既定目标,我们一定会实现,绝不会因为上航的原因影响协议规定的进程。”鲁宾逊用迷惘的蓝眼睛看了看景德元,无可名状地摊了摊手,大概以为这位中方合作伙伴是一位讲大话的角色。
其实,鲁宾逊对眼前这位并不魁伟相反倒透出几分儒雅气质的中国北方汉子缺乏了解。景德元刚刚在位于江西景德镇的昌河飞机制造厂导演了我国自行研制的“直八”飞机上天的活剧。接着便衔命赴京,被航空航天工业部任命为“上航”公司总经理兼“上飞”厂厂长。此前,他对这项具有国际影响的合作项目的艰巨性,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1986年春节瓷都喜庆的鞭炮声,把他送到这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便像一泓清泉一下子溶汇到“上飞”这个群体的河道里。
他首先统一了决策层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主攻方向,调动一切力量突击型架的制作和安装——型架犹如婴儿的摇床,是MD—82飞机安身立命之所。他提出保质保量装好型架按期开铆的会战口号,要求政工人员、后勤人员、物资供应人员统统做到服务到现场。与此同时,还向全国兄弟单位借调技术骨干力量,协同作战,日夜苦干。全厂如汤似沸,热气腾腾。
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景德元和职工在工场加班,鲁宾逊也来到现场,一看眼前这番闹哄哄的场面,很不理解地问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职工答曰:“我们在加班搞突击。”鲁宾逊一听,不以为然地绽出了一丝苦笑,说:“你们的行为看起来虽然很可爱,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们停止这种徒劳无益的做法。按期开铆显然是不可能了。” 
这时,一位和鲁宾逊相处很久的我方工长,走到鲁宾逊面前,充满信心地说:“鲁宾逊先生,我们有这个能力,保证能按协议规定,一分钟也不耽误开铆的时间。”这位工长认真的神色引起了鲁宾逊的兴趣:“那好,我们来打个赌吧。如果事实证明是我输了,我请你们的客。”我方也毫不示弱:“如果你赢了,我请你吃一顿中国的饺子。”“好!”一拍手,一场友好的赌注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之后,“上飞”的生产形势一日三变,忙乱现象得到克服,生产速度直线上升。当第一个型架完全符合要求安装起来后,鲁宾逊明白了输已成定局,他亲自驱车到市内买来了8个节日蛋糕和两大箱汽水,在生产现场请“上飞”工人的客。
“上飞”工人乐哈哈吃过美国人的蛋糕和汽水,提前一个星期燃放了庆祝正式开铆仪典的鞭炮。然而,这个随意式的打赌,仅仅是使“上飞”人在外国伙伴面前出了一次小风头;叫美国人彻底佩服的是另一场认认真真的打赌。
按双方协议规定:第一架合作生产的飞机,应在1987年5月23日全部安装完毕进入喷漆。第一架飞机的安装,正碰上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横梗在日程表上。此前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出勤率较低,以致拖欠了五千多个标准工时。任务紧迫,急如燃眉。厂部领导日夜开会筹措应急方略,党、政、工、团兵分四路下到职工中了解情况。一致认为只要方法对头,措施得力,进一步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完全有把握按期实现计划的。于是决定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进行任务、措施交底,打一场百日大会战。
在2月13日的动员大会上,“上飞”职工纷纷发言表示决心后,鲁宾逊作为参加大会的60多名美方人员的代表,拿过麦克风发言了。他似乎忘记了不久前的殷鉴说:“这架飞机能在5月23日装好,但你们的喷漆厂房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了,如果你们真能够创造出奇迹,那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工人的素质是第一流的,那末我也乐意为这种奇迹的出现,举行一次空前规模的热狗宴会。”
不到5月23日,“上飞”职工又是提前将第一架MD—82飞机推进了新建成的喷漆厂房内。
美国人从香港运来了全套热狗宴烤炉,在5月23日下午举行了一次真正称得上空前规模的招待会,宴请参加这个合作项目的全体中方人员。在招待会上,鲁宾逊对刚从美国述职回到上海的一位麦道公司副总裁说:“今后,在进度上对中方不用担心了,他们订出的目标,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达到,这一点我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如果说前面两次和美国人打赌,是靠“人民战争”赢得了筹码的话,那么当生产秩序走向正常化,要保持稳定发展时,会战之类的作法已不行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的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迄今为止,世界上能进行大型民航飞机生产的企业只有3家公司,麦道即其中之一。80年的苦心经营,使它形成了“一家之言”的管理体系。要取得麦道管理程序的全部文字资料,它的国际行情是6000万美元!合作生产MD—82飞机,采用麦道公司第27号生产许可证延伸到上航公司的方式进行,意味着上航公司必须建立麦道公司长滩分厂,采用业已得到美国联邦航空局(即FAA,后文从此)审定的生产程序和系统,实际上成为长滩分厂生产线的组成部分。合作生产能否按协议进行,要经过FAA检查通过。这对封闭已久的中国人来说,不啻天外飞来一块陨石。有那么一些暂时还不懂得如何把优良传统的躯体同落后愚昧的浊水中分离出来的同志,在背后议论纷纷:“为什么要把我们那套传统的做法丢掉?我们搞会战不是创造出佬外也认为不可能出现的奇迹吗?”
一直保持完整、健全的上航党、政体系,面对当时出现的思想混乱,没有回避观望。公司党委书记陶人观、工厂党委书记吴作权,和他们得力的政工干部,出现在思想防线的前哨。他们通过召开各个层次的座谈会,运用种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帮助职工弄通思想。
特别有启迪效应的,是请学识渊博的航空工业专家讲世界航空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故。
近年来,有几架标志着航空工业发展最新成果的飞机失事坠毁。通过对黑匣子里的资料分析论证,这些事故几乎都不是由于主机的故障而引起的,相反,往往是一些被人忽略的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出现了失误。譬如一个铆钉上的粘胶的疲劳强度的设计系数,没有考虑到飞行空间不同高度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结果便导致了机毁人亡的悲剧。一位副总工程师在向人们叙述这些悲剧事件后,深有感触地说:“航空工业每前进一步都是用鲜血换来的。一场流血的事故,换取一个细节的改进,如果没有一套科学、准确的管理程序给以保证,则无法找到追踪的记载,也就无法改正这些失误,血就会白流。乘飞机的人,每当升上高空,就把自己交给上帝安排了!其实保证旅客生命安全的上帝,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从事飞机制作的人,包括哪怕是一个在机翼上打铆钉的普通工人。”攀着启迪的扶手,那些有抵触情绪的职工,逐渐从困惑的泥淖中拔脱出来,景德元手中的“权杖”不再那么沉重了。
麦道公司的那套程序化的管理法规,严格得简直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做什么,谁来做,怎样做,在什么地方做,在什么时间做,一条一款写得明明白白,滴水不漏;完成后的工作件周围绝不允许有任何剩余物,否则质保人员绝不予以验收,也不管你的零件制作得如何白璧无瑕;制作好的零部件要绝对按规定好的时间送到位……在这本浩繁的管理程序法规上,“绝不”,“绝对”,触目皆是。FAA检查则是根据这个程序的法规来进行的。对于参加生产的每个人员,你所干的每件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都由专人详细记录在案。一架MD—82飞机总装完毕,有关它的档案记载足足有一吨多重。
下车间采访时,一位工人对笔者说:“现在我一进入岗位,强烈的责任感就随之而来。因为我的工作都有详细的记录存入档案。一架飞机的服役期限是20年,如果在这20年中间,飞机出了事故,就很有可能追踪到我头上来。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庙可以不管在与不在,但是和尚却是跑不掉的。”
麦道公司的管理程序把庙和和尚的关系颠倒了一下。就是说,一个企业一旦以法治代替了人治,一切都在程序的法则中运转,不管领导层人事如何更迭,“庙门”如何改换,庙里的和尚还依旧念他该念的经,企业的稳定与发展由一种法定的程序保护起来,这种优越性是应该正视的。
“上飞”职工从自发到自觉,接受并切实实施了麦道公司的这套看来似乎不近人情的管理程序。3年多来的实施情况,表明“上飞”这个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得到很大的增强,企业发育得健康壮实:1987年交付使用的飞机为2架;1988年为4架;1989年则直线上升为7架。补偿贸易也由1987年的300万美元递增到1989年的400余万美元。取得如此巨大的效益,这不能不承认科学管理程序的确立起了保证作用。
然而,在这种保证作用中,看不见的是“上航”党政工作人员花费的大量心血。
笔者在采访公司党委书记陶人观和厂党委书记吴作权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是空头政治家。他们既是党的工作者,又是精通企业管理的专门家。革命化和专业化在他们身上的结合,就像他们善于把党的思想化做活鲜的血和肉,溶化到企业管理机制的每一个肌腱里去那样完美。
陶人观说:“我们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要求‘上飞’职工大胆学习麦道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还有另一方面的启发。我们最近翻译了麦道公司的一本‘行为手册’,里面有些内容与我们的思想工作和对职工的素质要求是一致的。你看,美国的资本家也十分注重人的行为和职工的素质来完善自己攫取利润的手段!殊途同归,同途也可能异归。看问题要看本质。”
上飞党委成员、副厂长刘希武说:“班子的团结是整个企业凝聚力的集中表现。我们都认同景德元同志提出的:尊重、理解、合作的共事原则。有不同意见放在桌面上讲,有争论不怕,拍桌子也不怕,怕就怕在背后计算人。谁能担保一个上万人的企业不良莠混杂?总有那么一些人爱窥探上层内幕。因此,你得给他把门堵死,让他找不到在夹缝中有用武之地。同在一个班子里的人都是和衷共济的战友。我看到景德元和班子里别的成员,工作那么忙,那么累,总是想为他们担点什么,我能为他们多做点工作,让他们得到一点解脱,心里就感到安慰。人生几何?为什么在一起就得窝里斗?只要不从权位上去争你大我小或你高我低,这样就能做到像我们吴作权书记说的那样,两心变一心,心心相印。的确我们班子里的成员只有一条心——党心。”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前面那位工人关于庙和和尚的比喻。我想能不能这样引伸一下:上飞的这个“庙”是个“好庙”,上飞的“和尚”也是“好和尚”,只要有一本“好经”,那就一定能香火百代,一代比一代鼎盛。

“我们是朋友。”“上飞”职工和“麦道”职工,一见面就是这句话。这不是客套,而是心灵的剖白和袒露。
在去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那场政治风波的时候,“麦道”驻“上飞”的工作人员接到本国政府要他们暂时撤离到香港的指示后,便找到景德元黯然神伤地把这个通知告诉了他,并请求上航协助他们做好撤离的工作。景德元没有向他解释什么,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二天当美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安全地登上上航公司的包机时,不少人动情地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美方专家的心并没有被飞机载去。他们在香港逗留期间,中方一天一个电话打去,告诉他们上海的形势;他们也焦急地询问情况。一听局势稳定,18天后他们就归心似箭,飞回上海了。一进厂区,一点也看不到动乱在这里留下过什么痕迹,宽坦的林荫道上绿叶吟风,路无遗尘;喷水池碧波荡漾,珠泉四溢,只有草坪上那茵茵嫩绿似乎添进了一层凝重的翠色,方表示出日月的推移。
人事无异,风景依然。麦道公司的朋友们感到既放心又高兴。
当然,也无须讳言,这场动乱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原定的全年安装7架飞机的指标,由于客观上的原因,到8月份才装好了2架,另5架要在最后的一个季度完成,形势不能不说是十分严峻的。但“上飞”职工抱定决心要把在动乱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对中国工人已经有了充分了解的麦道公司的专家们,虽然担心,但并不怀疑。对在特定环境下为了实现按常规达不到的目的而采取突击的工作方法,他们也理解了。他们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和工人们一同加班加点,他们也用开水泡方便面来对付饥饿的肚肠。
比这更有意思的是美国人居然用起我们的老传统来帮助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在“动乱”前的一天,麦道公司的培训专家能奈先生在一个工位上,看到几个工人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他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干活?”一个工人说:“没有零件。”能奈摇摇头,用生硬的中国话否定了这工人的答案:“不对,如果没有零件,我可以给你们送来。不用骗我,你们是因为奖金的问题在闹情绪。”说完能奈招招手,把工人们聚集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在上面画了3个圆圈,然后指着中间的小圈说:“这个最小的圆圈代表当年共产党的势力,外面那一圈代表国民党,再外面的代表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突破重重包围,由弱变强最后取得全国的胜利?难道靠的是发奖金?你们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难道为每多走一百里就多要钱吗?想到这些你们不感到害臊吗?”这些常常挂在我们政工干部口上的,并没有多少深奥道理的言词,一旦从这个具有几分绅士气质的异国人口中说出来,你能因为滑稽而置之一笑吗?
全部的目标实现了,这是奇迹中的又一个奇迹。七架MD—82飞机高标准装配出厂了,而且提前了13天。这个消息使世界航空界的同行们目瞪口呆,也振动了我们国家的中枢神经。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在接到航空工业部的报告后,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听到去年胜利完成七架MD—82飞机任务十分高兴,望转告该厂领导并全体职工继续发扬一丝不苟的精神,再接再厉保证质量,完成全部任务。”
FAA第四次来“上飞”检查,认为MD—82质量完全合格。美国联邦航空航天局以隆重方式向“上飞”颁发了在美国本土以外的第一份飞机制造的许可证延伸认可证书。在这个时刻,麦道公司的伙伴们兴高采烈的程度是一点也不亚于中国人的。
“我们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我们的成功也是他们的成功。”和我们谈这番感想的这个身高1.8米的虎虎生风的青年工人,就是在乔石同志来大场视察时接见过的马赛。新华社记者在一则通讯中这样写道:“乔石边看边听取厂长景德元的汇报。当听说青年工人马赛去年被美国麦道公司评为‘最佳员工’时,他高兴地与马赛握手,表示祝贺,赞扬他‘年轻有为’。”美国麦道公司被“上飞”传来的一个接一个的喜讯所鼓舞;被“上飞”工人创造性的劳动和拚搏精神所感动。为了表达诚挚的敬意,决定由麦道公司出面,在“上飞”厂开展评选“最佳员工”的活动。经过美方专家慎重的筛选,最后在“上飞”工人中选出了15名“最佳员工”,并议定在这15名人选中,再推出2人为代表,由美方出资,邀请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赴美观光游览。当评选结果张榜公布的第二天,在上海市最豪华的希尔顿五星级宾馆整整的一个楼面,举行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庆功大会,麦道公司的一位副总裁飞越重洋专程赶来主持这个盛典。无论从规模到规格,这个庆功会当时都使大上海为之振动。
据介绍对经费控制极严的麦道公司,为我“上飞”开展的这次评选活动前前后后耗资5万美元。你认为犯不着吗?麦道公司领导人再阔绰的时候,也是离不开他们的经济眼光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高明不过的广告艺术的杰作。不带任何广告的痕迹,向全世界做了一次最有收效的广告:和他们合作的中国伙伴的素质是第一流的,合作的成果顺理成章当然也是第一流的精品。
然而不管怎样,“上飞”人是实实在在领受了一份难忘的友谊。
“上飞”的工人在美国专家的心目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我想直接听一听外国人的评价。为此我访问了麦道公司驻“上飞”专家组的办公室主任雅达先生。弄不明白他的主任身份,是不是具有我国政工干部的性质。当他从翻译那里知道我是写文章的,多少有那么一点戒备。他很拘谨,每讲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尽量选择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感,绝对做到不失分寸:
我们和“上飞”的合作生产应该说是愉快的。因为“上飞”能按照协议的规定,完成每个阶段的工作计划,以保证总目标的令人满意的实现。在这里生产的MD—82飞机和在美国生产的飞机完全一样。FAA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的认可证书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证明。这是美国建国以来,FAA在国外发出的第一份飞机生产的许可证书。目前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这种大型客机:美国的西雅图、洛杉矶,和法国的吐鲁斯。现在中国的上海有可能成为第四个。
我们的愉快还在于我们认为和中国进行高科技的国际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工人的素质是好的,和美国人一样好。和这样的人合作是可以信赖的,因而也是愉快的。
雅达先生的这个评价,无疑是公允的。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自然与和平的对话
顾子欣
日本创作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艺术家和诗人。不久前在北京举办了他的个人摄影展。
你用心灵的镜头摄下这万象生态:
光的舞蹈,风的呢喃,雪的轻柔;
明月和燃烧的夕阳,天空和大海;
人和他的创造,在这美丽的星球。
仅仅是自然的翻版,造物的投影?
从滔滔逝川中采撷不变的刹那?
不,这里奔流着爱和诗的生命,
一颗心在同宇宙吐露深情的话。
不管日朗天清,不管风雨如晦,
走出你的画廊,谁不觉天地更寥廓,
山更亮,水更秀,百花更妩媚?
也许时间已晚,也许时犹未晚,
你的画在呼唤:珍惜这一切吧!
爱护这星球!这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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