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学习富春同志的优良作风
——纪念李富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王任重
富春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１９２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先后在党务、军事、经济各条战线上担负过重要的领导工作，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富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但是他的优秀思想品质和作风仍然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在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正式做出决定，把整顿党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任务提到我们全党面前的今天，学习富春同志的优良作风，对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就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了。
富春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作风，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的作风。他担任过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政府的副总理，“官”够大的了，但他丝毫没有官架子，从不独断专行、盛气凌人。无论是干部或者是勤杂人员，他都是平等相待，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在国家计委工作多年，上上下下的人都尊敬他，拥护他。他真正做到了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有些同志“官”不大架子可不小，自以为很威风，听不得群众一点不同意见。他们如果坚持不改，到头来只会成为被人耻笑的丑角。
第二，富春同志在使用干部上，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他所使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不分亲疏，从不把自己的亲朋调到身边加以重用。这和我们少数领导干部拉帮结伙，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劣行径，有天渊之别。
第三，富春同志对工作既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又善于发挥各个职能部门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对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不搞一言堂，使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对具体工作不搞包办代替。工作中出现了失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从不片面责怪下级。这样在他领导下，干部能够放手大胆认真负责地工作，把工作做好。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对干部不放心，不放手，自己辛辛苦苦，搞事务主义，事情不分大小都要自己说了算，这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不可能做好工作的。
第四，富春同志生活俭朴，从不追求享受。他协助周恩来和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一直提倡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反对修建楼堂馆所。他到外地视察工作，反对形式主义的迎来送往，反对请客送礼。我在湖北工作期间亲自接待过他好几次，深深感到他为人很随便，对同志很亲切，在饮食起居上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在中央提出“要过几年紧日子”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认真学习富春同志生活俭朴的好作风啊！
对于富春同志的优良作风，我希望同志们认真学、切实做，这对于当前克服我们党的不正之风、密切联系群众、推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地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让我们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比赛，看谁做得最好！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坚信我们党风的根本好转，是大有希望的。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李富春同志的献身精神和求实作风
安志文 房维中 王光伟 贺光辉
今年５月２２日，是我们党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富春同志的九十寿辰。
富春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在计划经济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直到１９７５年初与世长辞。我们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缅怀、崇敬之情实难抑制。现在主要说一说他在编制和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的献身精神和求实作风。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至今日仍为人们所称颂，理由有两条：第一，它充分体现了党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第二，它切合中国的实际。这个计划执行的结果，完全符合现在我们常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要求。第一个五年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现在有许多还值得大家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用三年时间，就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那个烂摊子，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支持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早在１９５２年春，党中央就提出要着手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由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的陈云、李富春两同志负责准备。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搜集了大量资料，形成了初步的设想。当年８月，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洽谈援建项目问题，并学习他们计划工作的经验。９月底，恩来、陈云同志先期回国，富春同志继续率代表团留在苏联，对援建项目逐一研究，花费了大量心血。苏联援建项目，逐步增为１５６项。它们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骨干项目，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富春同志在苏联期间，还用心学习和研讨他们计划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当时的说法叫作“取经”。由于我们工业基础太差，编制计划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求援”和“取经”是完全必要的。但就在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很明确的，即“求援而不依赖”，“学习而不照搬”。富春同志就是严格遵守这个方针办事的。
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的。富春同志遇到问题，就与周围的干部商讨，向专家请教；重要的问题，及时向恩来、陈云同志汇报，有的直接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他这种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反复研究、及时报告的良好作风，也就是求实的作风，自然可以避免失误，提高效率。下面可以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富春同志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当然，其中有些是恩来、陈云同志的建议。
在速度问题上，开始曾设想工业生产年增长超过２０％，农业生产达到７％。经过多方研究，认为指标过高，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于是将工业速度定为年增长１４．７％（包括现代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农业速度定为４．３％。众所周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五年工业生产的指标，四年就完成了；农业生产也如期完成并略有超过。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在拟定计划时，因有许多难以预见的因素，必须留有余地。计划超额完成，我们工作主动，人民群众高兴；如果指标定得过高而完不成，必将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工作也就很被动。１９５３年春，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不能百废俱兴，分散使用力量。这是有针对性的。
在各部门的关系问题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方面，这是当时国际环境和国家经济发展实际需要所决定的，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否则无法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同时考虑到，重点过重，就会产生不协调。在中国，人口多，要吃要穿，农村人口当时又占９０％以上，因此必须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相应发展。在编制和执行计划中，对农、轻、重的投资和生产速度进行过多次调整。执行计划的结果，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是基本协调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精辟的论述。
对建设新企业和发挥原有企业作用的问题，对建设大型骨干企业和兴办中小企业的问题，对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都解决得比较合理。我们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对这些问题往往缺乏全面的考虑，出现了片面性。例如，在建新厂和改造旧厂的问题上，往往只强调新建大厂，对原有企业特别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重视不够，花的钱很多，时间拖得很长，整体效益并不好。新建大厂又往往一拥而上，急于求成，造成很大浪费。
富春同志在建立我国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提出过很切实的意见。早在１９５３年，他就指出：对不同的经济成份和不同的企业，在计划上应有不同的要求。对国营经济，应是直接计划，即指令性计划；但企业有大小，水平有高低，要求也不能千篇一律。对非国营经济，应实行间接计划。其中，对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公私合营的），可以经过计算编制简要计划；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私人工业，只能根据典型调查推算，在总的方针政策下，编制方向性的估算计划。在这里，他实际上已提出三种计划管理形式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系。我们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实行了这个办法，效果是很显著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于１９５５年３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同年７月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在此以前，实际工作已按计划草案进行。实施计划的重担，自然主要落在当时担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党中央分管工业的富春同志肩上。他日夜操劳，经常工作到凌晨。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计划任务，党中央抓得很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同志，都经常参与讨论，亲临企业或基建工地检查、指导工作。
１５６项援建项目的基建工程，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正如计划的序言中所指明的：“采取积极的工业化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在于求得建立巩固的国防，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对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并首先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１５６个工业单位的建设，而在这个主要基础上来继续利用、限制和改造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保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１５页）为了保证１５６项工程按既定的计划进行，富春同志经常召开会议，逐个地讨论厂址的选择，厂区的布局，设计、施工进度，以及与之相关的配套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他乐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又善于作出合理的结论。他往往开完会就亲自去现场视察，严冬顶着风雪，盛夏冒着酷暑，奔波跋涉在田野山岭和江河湖泊之间，弄清楚建设的种种具体条件，使设计、施工计划趋于合理和完善。
在富春同志和广大建设者多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下，１５６个重点项目，除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发电装机因库区泥沙淤积严重，未能达到原定规模外，其余的都实现了计划预期的目标，达到了设计能力，这在世界工业建设史上是罕见的成就。
第一个五年计划以１５６项重点工程为骨干，我们扩建了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了大型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飞机、拖拉机、船舶、新式武器等制造工业，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富春同志长年日夜奔波的巨大劳绩和功勋将永留人间。
让我们大家都来学习他那无私的献身精神，学习他那严格的求实作风，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壮丽，更加伟大！
（附图片）
６０年代初，李富春（右一）、蔡畅与彭真、杨尚昆在北京合影。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富春同志三事
孙力余
今年５月２２日是富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缅怀富春同志的事迹，往事历历在目。
１９４３年仲夏，在延安各机关各单位，开展了“抢救运动”。有一天，我向党中央办公厅汇报整风进展情况时，突然间，当时主持抢救运动的最高负责人，宣布撤销我中央医院总支书记职务，理由是一年多来，一个特务也没抓出来。当即另派两位同志任中央医院党总支正副书记领导运动。当时我感到突然，实在想不通。就在这时候，富春同志叫我留下，语重心长地开导我。
富春同志对我说，你应该知道反动派几次反共高潮都被我击败。他们不断地派遣特务潜入我抗日根据地，妄图破坏我人民政权和瓦解我抗日部队。发动群众进行抢救运动是有根据的。但是在抢救中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九条方针办事，凡是经过调查研究，真正查清确系特务分子，几年来又确有破坏活动的事实，决不放过。凡是来延安学习或来参加工作的，也要了解清楚。不是被敌人派遣来搞破坏，不是坏人，不能当坏人“抢救”，更不能搞逼供信。
富春同志又说，对于免职不要灰心，还要积极地参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不说假话。我听了他的诚恳教导，立即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较短的时间，党中央察觉有些单位没按毛主席九条实事求是地办事，出现了偏差，宣布停止“抢救运动”，改为“自救”，随后转为甄别工作。很快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参加甄别被抢救的人员。
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在甄别中逐个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终于确认中央医院没有混进一个特务，改正了原来的错误。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召开全院大会，宣布被抢救的八十多位同志都是来参加抗日的革命的好同志，并代表党向他们赔礼道歉。一时群情激动，被甄别清楚的同志更感激万分，大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二件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富春同志派我去东北参加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当时他对我说，到东北建立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艰苦奋斗，广泛发动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我遵照富春同志教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认真细致地宣传教育和组织干部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斗倒地主，分土地分财宝分房屋，农民欢天喜地，积极准备春耕生产。巩固的根据地建立了起来，农民积极性提高，送粮、出兵、抬担架支援我军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委工作期间，我亲眼看到富春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各局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准备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富春同志都是亲临现场，研究布局，选择厂址。他特别重视勘察设计、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在投资上强调国情和国力，要求节约，反对浪费。无数的事实使我认识到富春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贯的。这是第三件事。
和富春同志接触三十余年，他党性纯正，品德无私，为政清廉，作风朴实，勤俭节约，他是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他永远铭记于我的心中。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富春同志在经济战线上
吴俊扬 高风岐 曹家瑞
我们三人竟会有这样的同感：每当我们思念富春同志时，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联想到富春同志在经济计划工作中的思想观点和工作作风对我们的影响。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在经济战线上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同富春同志对我们的培育是分不开的。
当５０年代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时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十分强调厉行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早在１９５１年３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他就提出：“经济核算制是管理人民企业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在国家计划的集中指导下，发扬各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消灭浪费，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和增加资金积累，从而保证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与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坚决反对在生产建设、企业经营和机关开支等方面大手大脚花钱的作风，他将那种作风斥之为大少爷作风、败家子作风。他坚决反对在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摆阔气、讲排场等不良现象，反对脱离中国实际建设高标准的楼堂馆所。如果有谁提出这类建设项目送他审批，不仅得不到批准，而且会受到批评。他以身作则，首先从自己做起的。大家都知道，国家计委办公大楼的大屋顶是怎样被砍去的。当时有一股搞高标准楼堂馆所的风气，为了刹住这股歪风，他首先从自己所领导的国家计委做起，很快就刹住了这股歪风。
计划工作从来就是经济生活中供求矛盾的焦点。中国人民经过１００多年的牺牲奋斗，直到新中国建立、经过三年恢复时期，１９５３年，才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谁都希望新中国能够很快地富强起来。在这种强烈愿望的推动下，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希望能把本地区、本部门发展得更快一些。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国家计委的领导人，他指出：如果单从某一方面来看，要办的事情确实很多，而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全面来看，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又有限，必须分别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办成几件大事，决不能齐头并进，否则，就会上马又下马，造成一批又一批的癞痢头工程，导致积压以致浪费。那样搞建设，不是快了，而恰恰是慢了。我们想，凡是五、六十年代在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在计划部门工作过的同志，一定都能回忆起当年富春同志的这些谆谆教导。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一再重复着这类急于求成的错误，这也说明，富春同志的这些思想观点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５０年代，富春同志自始至终主持作为我国现代工业骨干的苏联援助的１５６项工程的建设。从决策的角度上说，这些项目的厂址选择和设计任务书的审批是建设中的两大关键问题。为了解决好厂址选择问题，他在回国后的当年冬天，冒着严寒，亲自率领有关各部的负责人和中苏双方专家，在当地领导同志和有关专家的陪同下，到兰州、西安、洛阳等地进行现场勘察和调查研究，考察了兰州的西固区、白银市、西安城东和城西两个工业区以及洛阳涧河以西的工业区，这些地区的城市规划和厂址选择，都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审批设计任务书，也是关系到建设项目成败的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１５６项工程的设计任务书，绝大部分是在他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后审定的。富春同志在审批这些设计任务书时的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这些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概算、产品方案、协作关系等都要多方面地听取和考虑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他也要弄个明白。记得在审批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的设计任务书时，由于技术性强，对于电力电容器这种产品的用途性能以及对我国电力工业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他要我们向专家请教，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才审批。凡是参与过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和规划城市建设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遇到的矛盾和分歧意见往往是很多的，解决起来有时还很棘手，但富春同志通过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和分析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妥善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确实从中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富春同志在工作中也曾有过失误，但在事后，他从不上推下卸，而是主动地把领导责任承担起来，严格检查自己和他主管的部门，也正因为这样，就更加赢得大家的拥护和爱戴。不管工作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他说了话，拍了板，大家都坚决地去执行。
值此富春同志九十诞辰之际，我们又相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个年代，并以这篇短文来寄托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我们的尊长和蒙师的思念。
（附图片）
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左二）、李富春（右一）、蔡畅参加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