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关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问题的调查研究
陈俊生
最近我到湖北、湖南两省，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问题，作了一些调查研究。
所谓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指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和统一的社会化服务这两个层次的结合。当前，围绕双层经营体制，有四个问题需要明确。
为什么要强调建立和发展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概括地说，这种经营体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需要，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的必然要求。
第一，承认家庭承包经营是一个层次，是对十多年来农村改革成果的肯定，即应该稳定家庭承包制，这对稳定农村形势具有重大意义。
广大农民最满意的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最担心的就是改变这一政策。他们在家庭承包中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自身的经济利益，衷心拥护这一改革。据湖北省农委调查，１９８９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为４６４．６７亿元，其中家庭经营部分为３０８．５１亿元，占总收入的６６％；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占８９％。这说明家庭经营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这就确立了农民家庭经营在双层经营体制中的基础地位。
第二，多一个层次，多一个积极性。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即为千家万户服务，这是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层次，又是一个积极性。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而且农民迫切要求有统一的服务。现在农民已经感到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有很多不便。比如：要一家一户自己去搞农业生产资料，费时费力，又往往搞不来；农民需要技术指导；农副产品只靠自己销售困难很多；有些事，如水、电的分配，也需要有人组织协调。总之，土地承包到户后，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再加上统一服务的优越性，农村经营体制就比较完善了。
在承包初期，有人说：“土地包到户，何必要干部？”这个说法是片面的。现在，“土地包到户，农民盼服务”。农民要求有社会化服务这一层次，而这个层次要靠干部去组织，从而也密切了干群关系，有利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生产越发展，越需要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事实证明，家庭承包经营仍有很大的积极性，仍有很大潜力，而这种积极性和潜力的发挥，有赖于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和家庭承包经营联结起来，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营体制。这是农村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双层经营体制，不是把多户农民再捏合成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不是旧体制复归。双层经营也不同于现在出现的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也需要有服务体系。从世界各国来看，无论小生产为主的国家（如日本），还是规模经营为主的国家（如美国的家庭农场），都有一个统一服务的经营层次。因此，不能说搞规模经营就不需要统一服务了。
第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有些地方简称为“统”，而这个“统”是有特定内容的。“统”是以服务为宗旨；“统”不是向农民索取，而是给农民服务。有些村子里的蔬菜协会、西瓜协会，都是无偿为农民服务的。这种服务搞得越好，给农民的越多，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怎样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层次
目前，在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层次上存在以下一些实际情况：
１、在土地产权关系上，有些农民存在模糊认识。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既觉得土地是自己的，随便使用，如滥建私房等；但又感到不是自己的，经营中存在短期行为，如不注意对土地肥力投入，使土地肥力逐年下降。
２、生产单一，门路比较窄，多以种养业为主。湖北全省农民收入６０％来自种养业，１９８９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部分９９％来自种养业。湖南省一些贫困山区，耕地少，但农民又单一依靠土地，很少考虑其他产业。
３、基本上是手工操作，机械化程度低。湖北在家庭经营的土地中，机耕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１５％，８５％是手工操作。
４、在应用和推广农业科技上，水平相差悬殊，收入不平衡，差距越拉越大。我在这两个省都碰到这种情况：相邻的两个村，一个村积极推广杂交水稻或地膜玉米，而另一个村则完全还是用老办法种地，产量相差很大。
５、存在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湖北省统计，家庭经营主要农产品商品率分别为：粮食３５％，油料４６％，棉花８９％，禽蛋４６％，猪肉６０％，麻类７３％，水产品５１％。农民生活消费品的商品性支出为６１％。这说明农民家庭经营的商品经济成分占很大比重，它的性质已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农户经营，这就迫使农民进入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但由于体制不顺、市场发育不健全、价格不合理等原因，农民常常觉得很蹩脚，用农民的话来说，在学习游泳中经常“呛水”。
因此，要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则必须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
１、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土地产权关系。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并颁布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条例，明确土地是集体的，不是私有的，对如何使用、管理土地，要有明确规定。比如：荆州地区江陵县针对个别农户掠夺式经营、不愿长期投入的情况，统一制定了地力补偿制度，将土地分级划等，按地力升奖降罚，以保证土地有机质含量逐年有所增加。
２、逐步扩大家庭经营的范围和内容。要引导、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济。比如：发展庭院经济，利用好庭院的每一寸土地，向每一平米土地要效益。湖南大庸市慈利县岩泊渡镇廖家村农民常云生，在房前屋后栽植２５０棵柑桔，在柑桔树下又围圈养鸡，发展立体型庭院经济，年收入５０００多元。
３、通过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促使家庭经营更好地应用科学技术，并逐步改变手工操作。湖南永顺县高坪乡雨龙村搞了１１００亩地膜玉米；有的地块复种指数达到一年４次；村里的手扶拖拉机统一为农户翻地、耙地。
４、为家庭经营进入产、供、销“一条龙”的网络创造条件，这是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的有效途径。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畜禽生产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现在拥有种苗孵化、饲料供应、畜禽防疫、味蛋、板鸭、洗绒、羽绒加工、宰杀分割、冷冻贮藏、经销等１０多家企业。这些企业网络了１２３００个农户，为农户饲养畜禽提供源种、防疫、供料、销售等服务，农户饲养的鸡、鸭、鹅、猪等由他们收购，然后进行系列加工；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１６个固定销售点，其中国外５个。去年，这条“龙”共销售禽蛋６００万枚，板鸭４万只，雏禽６０万只，羽绒７０吨，羽绒服装１３万件，胱氨酸２５吨，分割肉６００吨，实现产值３５００万元，销售收入２２００万元，创汇６００万美元。这样内联千家万户，外联广阔市场，把小生产纳入大市场，使家庭经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５、进一步完善承包合同。在农村，现在的某些合同，已经失去合同的本来含义，往往只规定农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没有国家和集体必须尽到的责任，农民对此意见很大，基层干部工作中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弄得干群关系紧张。既是合同，双方的责任都必须十分明确。
怎样完善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和家庭承包经营是不可分割的，互相促进的。两个层次比较起来，目前，统一的社会化服务是个薄弱环节。家庭经营也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但毕竟已经实行十多年了，今后，应把完善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做为重点。
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从发展程度来说，目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一点，但基本上还是空白；另一种是有一些，但内容简单，项目不多，范围很小，处于起步阶段，满足不了农民需要。因此，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势在必行，有大量工作要做。
１、建立统一的社会化服务网络。这个服务网络一般包括县、乡、村三个层次。
县一级，主要是强化各职能局的管理功能。管理应着眼于服务，搞好组织协调工作。从全国来说，比较普遍的是实行农业技术集团承包。以县为单位的技术集团承包是一种综合服务形式，采取三个结合：技术人员和行政领导结合；技术和物资部门结合；各种农业科学技术结合运用。湖北荆州地区去年有技术人员１２０３人参加了技术集团承包，承包面积达２８０万亩，各种服务搞得比较好。
乡一级很关键。乡是一级财政和政权组织，既有行政手段，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各种业务部门比较健全，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很多有利条件。对县和村来说，乡起着承上启下的联结作用。可以说，乡一级是整个服务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点可以放在乡一级，再逐步创造条件向村延伸。对乡一级，主要是强化各种服务功能。
村一级直接面向农民。目前，已出现一批民办的学会、协会等服务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村民委员会应更多地考虑如何为家庭承包经营提供服务。从这两省情况看，绝大多数村民委员会也是这么做的。
２、有计划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现在不少村是“有集体，无经济”，统一服务缺实力。实践证明，凡村级集体经济搞得好的，社会化服务就搞得好。有计划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的经济基础。但是，集体经济无论有多大实力，都不应代替农民交纳土地承包费。要使农民树立一种观念，土地不是私有的，种地就要花钱。其他能代替农民负担的，都可以办。村级集体经济的建立，不能搞一平二调，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可采取小额贷款等形式。不论怎么搞，都不能过急，不能盲目上项目。
３、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目的一定要十分明确，各种服务组织不能追求盈利，而是为家庭承包经营服务，为农民排忧解难，在搞好服务中求发展。
４、统一的社会化服务内容和项目，要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循序渐进，能统几项就统几项，不要追求大而全、齐头并进，重点是首先把科技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另外，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办的，要尽快统起来，比如：统一提供籽种，统一种植计划，统一排水、灌水、用电，统一防虫防病，等等，逐步向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发展。
５、为适应统一的社会化服务，特别是技术服务，可适当调整一下地块。实行区域化种植，但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真正需要，如果统一的社会化服务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不必忙于作地块调整；二是完全自愿，有一户思想不通也不要勉强。千万不能不管需要不需要、自愿不自愿，一哄而起，一阵风，把那些本不需要调整的或不愿调整的，也被风卷进来。在调整中，最好是数量不变，只作地块调整，要“小调整，大稳定”，此事不可过急。今后新开发的土地和国家、集体投资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不要平分，要归村一级做为集体所有，但可以承包给农户或联户经营。
６、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种是民办的，一种是官办的，还有半官半民的。村里有些是民办的，如各种学会、协会，县、乡主要是官办的，如农机站、农技站、科普协会、兽医站、种籽站、水利站、林业站，等等，这些部门原来就有，今后的任务是重点转向服务。有的组织里，既有财政开支的干部，又有自负盈亏的农民参加，既不属官办，也不属民办。官办、民办、半官半民的，都需要。
７、服务组织的领导关系问题。县、乡级服务组织，一般由县、乡政府领导，包括干部和业务领导；村一级服务组织属村级集体经济性质的服务组织，由村民委员会领导，有的由经济联合社领导。民办的各种协会在业务上受村民委员会或经济联合社指导；有些跨村、跨乡（镇）、跨县的服务组织，一般由几个乡、几个村的群众推选出服务组织负责人领导，他们一般都是法人代表。
８、双层经营向供销合作社提出了新的要求，它应发挥更大作用。农村供销合作社联系群众面广、点多、设施比较齐全，还有一些“农业通”。建国以来，特别是建国初期作用十分突出。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在搞好农资专营，为农业服务方面，如有的供销社帮助农民测土配方施肥等，做了很多工作。但现在有些农村供销社受上边下达承包任务和盈利指标的制约，很多服务工作尚未开展起来，在整个社会化服务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供销合作社作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不能单纯做买卖，更不能以盈利为宗旨，应转轨变型，把为千家万户的生产经营服务作为主要任务。
９、有的地方要把承包时分下去的集体的东西作价收回来，以壮大集体经济，这种做法不可取。那样做很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加重农民怕政策变的恐惧心理，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在政策宣传和实际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建立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绝不是旧体制复归，走回头路；不是家庭承包制出了问题，不要搞什么“反思”。
２、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绝不能损害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业务部门不能借服务之名，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加重农民负担，更不能在服务中挖农、坑农。
３、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要量力而行，稳步前进，不能提出“限期消灭集体经济空白村”的口号。
４、清查财务可以搞，主要是清查群众意见大的，特别是干部贪占的，不是把承包初期分给农民的再收归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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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取历史经验 促进稳定发展
李力安
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必须坚决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这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国家要昌盛，人民要幸福，就必须坚持进行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这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稳定的目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什么建设和改革统统搞不成，什么昌盛、幸福都会落空。
建国４０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凡是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就迅速发展，科学文化就明显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就不断提高。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建国之初，我们的国民经济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但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结束了旧中国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我国历史的最高水平（１９３６年）。“一五”期间，全国政局和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奋发图强，加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帮助，我们如期完成了以１５６项工程为中心、以６９４个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为主体的工业布局的建设，初步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当时，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１０．９％。另一个例子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总的来说是稳定发展的时期，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８年的１０年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递增９．６％，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２．７％的速度，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１０年间，我国城镇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单位及城镇居民个人共建成住宅面积１２．４亿平方米，占建国４０年新建住宅面积的７０％，相当于前３０年的２．３倍；新建改建农民住宅６２亿平方米，相当于前３０年建设总量的２倍，有９６００万农户喜迁新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４３．７％。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说明，只有政局稳定，国民经济才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
相反，如果社会不稳定，经济建设就会遭到破坏，生产就会萎缩，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甚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最明显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全面内战”，“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是工厂无法正常生产，交通阻隔，学校停课，国民经济受到极大损失。至于给人们精神上留下的创伤，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对青年一代成长的影响，其危害之大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去年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时间虽然不长，其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在动乱中间，一些地区社会秩序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财产遭到破坏，仅北京直接损失就有几个亿，还不说青年学生的学业被耽误，思想被搞乱这些严重的破坏作用。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大家庆幸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挽救了国家，保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年之后，纵观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更觉当时平息暴乱、维护国家稳定，是何等英明和伟大！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充分证明，只有稳定发展，才能有国泰民安；没有稳定的局势，就没有发展，国家就遭殃，人民就吃苦头。去年２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深刻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后来，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到，“中国最高利益就是稳定”，“中国取得稳定发展几十年，到下世纪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的稳定发展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利益之所在。
经过一年多来的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心思定，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去努力维护和发展稳定的局面。第一，要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我们要抓紧通过治理整顿、调整产业结构，理顺关系，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经济的发展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第二，要进一步抓好党的建设，从严治党。去年，制造动乱的人打着“清除腐败”的旗号，虽然这只是他们妄图推翻党的领导、颠覆国家政权的借口，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身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这是生长在党的肌体上的痈疽，只有痛下决心割除它，才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才能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局势。第三，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确实存在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倾向。密切联系群众本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今后，应该把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和帮助群众克服困难，作为制度坚持下去。只要我们任何时候不脱离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维护稳定局势就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群众要顾全大局，正确对待和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着弊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革除。但是对待这些困难、缺点和弊端，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解决。把一切看得一团漆黑，甚至用大轰大嗡、大闹大冲的办法，不但无济于事，还会被坏人利用，动乱和暴乱的事实不是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大家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维护稳定的大局。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保持国家的稳定局势，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两个文明建设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向前发展！
（本文是作者在本报召开的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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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华文化辞典》
张岱年 雷颐
自有人类始，便有文化。人创造了文化，但反过来，文化又塑造了人。这样，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进行反思，就是创造新文化所必需的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华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引起人们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全盘否定者有之，全盘肯定者亦有之；有的主张中体西用，有的主张西体中用；有人希望能“创造性转换”，有人则认为应任其“自生自灭”。但是，不论见解如何，大都不反对首先应对中华文化有一基本的了解。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丁守和等同志主编的大型工具书——《中华文化辞典》。该书的问世，为人们全面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什么是文化？长期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１６０余种。由此，辞典的编撰者们得到一个启示，“就是研究文化或文化史只能从实际出发，而不应从定义或概念出发，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不必强求一致。”这确是有识之见，但同时却也增强了这部辞典的编纂难度。因为，作为一部大型工具书，它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需要。这样，它的包涵面极广，力图对上起远古、下迄近现代的中华文化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作出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从思想、学术、哲学、教育、宗教、典章制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农学医药、科学技术到新闻出版、图书博物、文化典籍、文物宝藏、以及衣食住行、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等，无不包括在内。它以“文化”统领全书，成一完整体系，涵盖面广泛而又恰当。更为可贵的是，这部辞典不但内容丰富，门类齐全，而且释文较准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体现了该书编撰者认真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与一定的学术水平。
当然，任何辞典若仅有内容的宏伟丰富，而无科学的分门别类，则不但显得庞杂无章，且将影响人们的使用效率。对这部大型工具书来说，科学的分类与编排是很重要的，但困难很大。因为“文化”含义的范围极广，而又复杂，有时同一词目可以分归几个门类。若无科学合理的分类和编排，这部辞典所收集的一万余条词目将杂乱“无序”地堆集一起，就像进入一座无人引导的迷宫，只得盲目摸索而不得要津。作为读者，应感谢辞典编纂者的匠心独具，在体例上颇有独创性，融专著与辞典为一体，按章节编排，而辅以词目索引。这样，既可按章节系统阅读，便于读者能够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全貌和各门类的有关知识，又便于作为工具书随时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