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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为了举世注目的一瞬
——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日日夜夜
吴景泉 韩奇 苏扩善
1990年4月10日上午,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收到了亚洲卫星公司一份热情的电报:  “这次亚星发射成功,全世界报章均以大幅报道,使中国‘长征三号’火箭登上世界舞台,加强了中国的威望。”
 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使中国正式进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首次发射,牵动人心。那奋争的人,那动人的事,那些拚搏的日日夜夜,使我们难以忘怀……
    不寻常的夜晚
1989年1月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里,一个重要的仪式正在举行。
接近黄昏时刻,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力代表中方,亚星公司首席执行官薛栋代表用户,分别在双方议定的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合同书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仪式完毕,握手,拥抱。中方代表怎不为自己的国家进入国际航天市场而感到激动?!
美国。时间是1984年2月3日,一颗通信卫星由美国航天飞机送入太空。可惜未能进入静止轨道。同年11月12日,美国宇航局和休斯飞机公司合作,宇航员加德纳和艾伦在航天飞机第14次飞行期间,通过舱外活动将它拖到航天飞机上,带回地面。
美国休斯公司将卫星修复后,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英国大东电报有限公司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在香港合资建立的亚洲卫星公司将它购买下来,这就是“亚洲一号”卫星。
获得重生的卫星重1.24吨,有24个C波段转发器,分南北两个波束。定点于东经105.5度赤道上空,可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性通信卫星,覆盖面积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为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部分地区提供较为先进的通信服务。
中国。时间是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对外发射服务。”同时明确提出:这是中国利用自己的宇航技术,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开发利用外层空间所采取的重大步骤,是对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有益补充。
中国政府还强调:中国发展航天技术,首先是为了满足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时在有余力的条件下,面向国际市场,与各国同行一道积极开发外层空间,为人类造福。
1988年10月和12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了两轮谈判,并于12月正式签署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和《关于卫星发射责任的协议备忘录》。
1989年1月,中美正式签署了《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的协议备忘录》,我国进行空间技术的国际合作,具有可靠的法律保证。198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国加入《关于援救宇航员送回宇航员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体的协定》、《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到1988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完成了加入上述“外空三条约”的手续,从而为发射“亚洲一号”奠定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天梯石栈变通途
航天发射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根据协议,“亚洲一号”卫星于1990年2月12日入境,我方将承担包括卫星、固体发动机、卫星燃料、地面支持设备等接转运输任务。国防科工委、海关、民航、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卫生部、四川省等几十家单位通力合作,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凯歌。
卫星和地面支持设备的集装箱空运到西昌机场,必须用一种大型升降平台卸下。但平台尺寸超宽,无法通过成昆线,涉外运输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两步运送:先由铁路从北京运到成都,再由公路从成都运到西昌。
一声汽笛长鸣。1月16日晚10时55分,运送升降平台的火车从北京开出,一路单机牵引,7天后到达成都。
从成都到西昌,有547公里的公路。路窄,弯急,坡陡,空车通过都有困难。尤其是泥巴山、葫芦崖、菩萨岗像三只拦路虎令人望而发怵。
一支由开道警车、清道车、指挥车、平台拖车、汽车吊车等8辆汽车、6个单位31人组成的升降平台运输队缓缓地前进着。
那直插云天、有着海拔2500多米高的泥巴山是最难通过的路段。山下一片青翠,山上冰封雪裹。车队指挥组当即决定:不吃午饭,趁中午天气好立即爬山。这天是大年三十。
翻过泥巴山,车队又受阻在葫芦崖下。这里一边是半弧形的悬崖,一边是笔直的深渊,下面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路是从悬崖凿进去的“槽子”,路面宽仅2.9米。人们对前方山崖十几处凸出部位进行小规模爆破,然后在外沿划出行车警戒线,让车队通过。即使这样,汽车仍是紧贴着悬崖行驶。大家捏着一把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当车队总指挥袁广泉下达了“开过葫芦崖”的命令后,平台车驾驶员、昆明汽车运输公司的许斯隆,立刻拉平衣服,抖了抖肩膀,跃进驾驶室,双手握住方向盘,一寸一寸地沿着白线向前行进。
穿过3区(州)8县,通过21座大桥、两个隧道,横跨大渡河、岷江、青江,终于比计划提前一天,于27日17时30分到达西昌机场。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一。
升降平台运来了,下面就等着“亚星”的到来。
那是2月12日清晨,天空晴朗,微风吹拂。首都机场呈现出一派紧张的气氛。6时25分,由美国洛杉矶飞来的运送“亚洲一号”卫星的波音747货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机身刚停稳,工作人员、海关人员和卫生防疫人员立即奔上前去。6时54分,当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和长城公司有关人员陪同美方人员进入机场卫星厅时,一切按“过境”处理,顺利办妥了“免检”手续。
当天,卫星从北京运抵西昌。晚上21时30分,“亚洲一号”卫星一路顺风,转运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亚洲一号”卫星入境之前,部分地面设备等已经运抵首都机场;卫星推进剂通过广州黄埔港入关。我方均按要求,安全、准时地运到西昌。
    “长征”,艰难与胜利的象征
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显示中华民族意志和宣言的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当中国的科学技术进入外层空间时,这一宏大工程的组织者、决策者们不愧是科学上的战略家,他们给运载工具也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长征”。
“长征”运载火箭历经30年,以它稳定、可靠、实用的性能为当今国际宇航科学界所共知。
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长征四号,以及在不同型号中产生的多个分类型号,形成了“长征”火箭的家族。发射高度也从几百公里跃上3.6万多公里。
1989年1月,中国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的合同正式签订。瞄准的发射日期是1990年4月。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自1984年投入使用以来,已将我国5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转移轨道。“亚星”则是最重的一颗。
作为火箭故乡的中国,尽管发展现代火箭技术起步较晚,但奋斗到今天,科技工作者们养成了能打硬仗的作风,从来未被困难所吓倒。
为确保“长征三号”有足够的运载能力,1989年初,火箭总设计师系统作出决定:在火箭原起飞推力280吨的基础上,一级发动机再增大4.8吨推力。发动机被喻为火箭的“心脏”。当时,一级发动机都已装配好,要对原装“心脏”部件进行改动,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上海新新机器厂接受任务后,马上把它作为重点,迅速抽调设计、工艺、检验、产品车间、热处理等部门的20多位精兵强将组成攻关组,在主任设计师张葆率领下,对关键部件汽蚀管进行技术攻关。经过300多次艰苦认真的试验,终于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1990年2月,距瞄准发射日期只剩两个多月了。休斯公司卫星技术专家通知我方火箭总设计师,将大椭圆过渡轨道远地点提高1111.9公里,即高度由标准的35786公里上升到36897.9公里,以节省远地点发动机的推力。这一改动,就意味着两个月精心设计计算完成的飞行软件要全部重做。箭载计算机被称为火箭控制系统的“大脑”,火箭在飞行中的拐弯、关机、俯仰、滚动等各种飞行姿态都是由它的中枢神经——飞行软件来实施的。火箭飞行软件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保证达到卫星“按时发射、可靠飞行、准确入轨”的总体要求,“亚星”发射指挥部决定在25天内拿出质量绝对可靠的两套主要飞行软件。如此短的时间完成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偏偏就在这时,西欧的阿丽亚娜火箭第36次发射在空中爆炸。这对中国的航天工作者是一个警示。他们慎之又慎地开始了突击工作。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万源公司总体部和第12研究所紧密配合,开展了一场紧张的“接力赛”。人员轮流加班,设备昼夜不停。
短短的25天,连续拚搏的25天!新的运行软件成功地进入了火箭飞行试验合练。
一个难题刚刚解决,另一个难题接踵而来。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休斯公司提出了要用火箭带动卫星起旋的要求。而我国已成功发射过5颗通信卫星的“长征三号”,都是在“星箭分离”后卫星自动起旋。
承担这一设计任务的研究小组立即钻进了以数据构织的资料海洋,反复分析研究火箭起旋的运动状态和多种因素对起旋运动的干扰和影响。
他们选择了可靠性较高的固体燃料起旋技术,采用4个起旋部件来防止万一。经过试验,达到了卫星起旋的要求。前后仅用了半个月时间。
“长征三号”首次承担对外发射业务,是对我国火箭技术的严峻考验,尽管从签订合同到发射只有14个月,尽管其间曾因某种原因有8个月中断了技术协调,但是无所畏惧的中国科技工作者硬是坚定地走出了这条“长征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各项技术改造。
    航天城日臻完善
连绵千里的凉山拱卫着西昌城,奔流不息的安宁河环绕着西昌城。以直刺蓝天的卫星发射塔架为中心坐标,西昌航天城为全世界所注目。
从1984年以来,这里已连续成功地发射了5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
此时,这里虽然已经建起了配套完整的测试发射、指挥控制、跟踪测量、通信、气象和技术勤务保障6大系统,但为适应对外发射服务的需要,设备仍在不断完善着。
为了在“亚星”发射前进行测试,需要建设一座面积为700多平方米,温度控制在25℃左右,湿度控制在35—50%左右,洁净度达到10万级的高大厂房。其洁净度就是指在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大于或等于0.5微米的尘埃数必须少于35×10万个。要建造如此高洁净度的厂房,国内尚无先例,也无国外资料可供参考,怎么办?
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万才大率领攻关小组夜以继日,短短50天时间里,就拿出了120多张设计图纸。
图纸拿出来了,是否可行?各路专家、学者汇聚一起,论证会一连开了3天。最后结论是:这个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可以试验一下。
就在这时,香港几家公司打来电话,认为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劝我们赶快下马。
万才大和他的设计人员却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设计是合理的,就一定能成功!
厂房竣工后,按预想起码需要40天才能调试出来,但到第7天时,最佳状态可以达到5000级,尘埃更少了,比休斯公司提出的要求高出20倍!
当“亚洲一号”卫星的技术人员首次来到这里时,吃惊了,唯一的评价就是:“Very good!”(非常好)
1988年12月,李鹏总理来到这里,详细询问了厂房的设计、施工、安装和管理情况,也对这项工程表示满意。
不仅建造这个洁净的厂房难度大,要改进那个矗立在深山峡谷中的洁净发射塔架的难度更大。研究院设计人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塔架的改造方案,在卫星段增加了大小两个封闭,使内部的洁净度、温度、湿度达到了“亚洲一号”卫星的要求。
“亚洲一号”卫星有了舒适、洁净的环境,负责“亚洲一号”的国外技术人员也住进了公寓——腾云楼宾馆。这是刚刚落成不久、专门为满足对外发射需要所建起的生活服务设施。
腾云楼宾馆设立了咖啡厅、健身房、台球室,专门为外宾购买了20辆越野自行车。周末的舞会、爬山、郊游、篮球比赛给外宾带来了乐趣。闲暇时间,外宾们常去野外忘情地观赏发射中心周围的田园风光,一睹“月亮城”清澈圆润的明月。
发射中心专门引进了一套11米的卫星地球站,它可以与洛杉矶詹姆斯堡开通,同休斯公司保持直接联系,中心并为外宾提供了能够接收国外节目的电视接收系统。在宾馆还装配了程控电话系统。
怀着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热情接待了外国来宾。
    壮国威的飞腾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已矗立在发射塔架之中,一切发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4月7日,北京时间21时30分,随着“起飞”令下,火箭尾部喷出一股桔红色的烈焰,强烈的轰鸣声像阵阵春雷滚过,群山在颤抖,整个夜空被映得通红。“长征三号”腾空而起。加速,奔腾,再加速,火箭变成了一个亮点,渐渐地消失在夜幕中……
人们都在关心“亚星”发射的成败,都在暗暗祝福它“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九天”。细心的观众可能从发射实况电视直播中看到,在临发射前的短暂时间内,巍然耸立在发射场上的“长征三号”火箭,其上半部冒出了缕缕白烟。是燃料泄漏?还是其他原因?虽然此时的发射控制台上显示出的数据充分表明:箭上各系统一切状态正常。但在电视屏幕前的一些热心观众却不禁打了个问号。
其实,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因为第三级火箭使用了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发射前刚刚下过雷阵雨,空气的湿度达到87%以上。这样高的湿度与温度极低(接近摄氏零下253度)的液氢加注活门接触,自然马上就形成浓密的水蒸汽。它并不影响卫星的发射。
此刻,发射中心的欢呼声、掌声响成了一片!
正在西昌发射中心参观的荣毅仁副委员长幽默地说:“现在我明白了什么叫发射窗口,那就是在选择的发射时间里天上要有一个窟窿。现在‘亚星’发射成功了,我热烈祝贺!”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控制大厅中央,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亚星”技术协调员张有根,高兴地把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送来的起旋火箭点火时间、星箭分离时卫星姿态和6个初始轨道根数的传真件,郑重地交给了美国休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斯坦豪尔先生迅疾挥笔签了字。这标志着发射“亚星”任务的圆满完成。
美国休斯公司的马克先生听到卫星入轨的消息后,用手摸着络腮胡子,不停地耸着肩膀,几乎是喊着说:“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23时30分,在宾馆的大门口。斯坦豪尔一见到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上官世盘副主任,就兴奋地告诉他:“我们的跟踪站已经抓到卫星了!”
8日0时,在腾云楼里,“亚星”公司举行招待会。人们喜气洋洋,相互举杯祝贺。直到凌晨3时,大厅里仍然挤满了人,谁也没有睡意,谁也不愿离去……
中国西昌所发生的壮举,立即成了全世界的热门话题:
菲律宾《世界新闻》发表社论称赞:这次发射成功令人惊叹和瞩目;
泰国《中华日报》评价:“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联邦德国的驻京记者说:“中国的卫星发射技术被外国专家认为是可靠的。中国人的口袋里已经装着另外一些外国卫星的发射合同。”
……
这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一跃!这也是扬国威、振民气的一跃!
(附图片)
图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向北京指挥所报告卫星运行情况。
葛年摄
图为用来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正在西昌发射场进行吊装、起竖、对接。  张桐胜摄
图为负责跟踪、测量、拍摄火箭飞行的大型电影经纬仪。
张桐胜摄


第6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祖国的骄傲 民族的脊梁
——访三位火箭专家
本报记者 赖仁琼
江泽民总书记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在广大从事航天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近日,记者走访了几位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火箭专家,他们激动地说:“总书记的讲话犹如给研制火箭的人加注了燃料,我们劲头更足了。”
    王永志: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
年富力强的王永志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近30年来,他全身心地致力于火箭的研制,从普通设计员成长为几个型号火箭研制的总指挥。江泽民在讲话中对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肯定,使他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我就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
王永志出身于贫农之家,祖辈中几乎没有人识字。幸运的他上了八路军办的不收学费的学校,知识和革命一同输入他幼小的心灵。打那时起,他便立志长大后报效祖国。
1961年春,王永志留苏归来后便潜心于我国火箭的研制。多少年过去了,他报效祖国的愿望一个个变成了现实,他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还被推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
作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永志对我国这支研制火箭的队伍十分自豪,谈起该院的老专家和为数众多的科技工作者,他的敬重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前几年社会上办公司最热闹时,我们院的技术骨干不为优厚的待遇和高薪所动,没有一个被挖走,都心甘情愿为祖国的航天科技发展吃苦受累。从“长征一号”到“长征三号”的研制、发射,其间凝聚着我国成千上万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正是这些可敬可爱的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才使我国的火箭导弹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范士合:那辉煌的一瞬是大协作的成果
“长征三号”副总设计师范士合,带着一个月前指挥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回忆愉快地说,在电视机前观看“亚星”发射的人或许并不知道,那辉煌的一瞬间,是多年来广大科技工作者与全国各行各业大协作的成果!党和国家领导人打来电话、电报表示祝贺,我们在指挥中心欢呼、拥抱,不少人流下了幸福的热泪。成功的喜悦将辛劳一扫而光,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温暖着我们的心!
“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范士合1956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参加我国第一代火箭——“东风一号”的研制。
此后,为了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们又着手研制能够发射通信卫星的火箭。当时,只有美、法两国掌握这一高技术。然而,外国对我们保密、封锁。在聂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科学家们硬是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凭着全国各行各业的协作,终于在1984年研制成功质量稳定的“长征三号”,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这种高技术产品的国家。
范士合说,研制过程极其艰苦。记得1984年第一次飞行试验受挫,现场几百名科技工作者难过得直掉泪。大家纷纷表示:我们不回家,留在试验站继续工作。
从分析原因、制订新的改进措施到现场改装火箭,几百人夜以继日地奋战,短短70天后,试验场便传出喜讯。范士合说,如果从1976年准备阶段算起,我们干了十几年,终于把“长征三号”的质量搞稳定了,使“亚洲一号”的发射得以成功。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获得了中外专家的高度赞誉,美国休斯公司的技术顾问高兴地对范士合说:“你们的人员造诣很深,所有这类卫星的发射,入轨精度最高的是‘亚洲一号’”。
    王之任:愿将毕生献祖国
第一次见到火箭专家王之任,单看外表,很难把她与火箭、卫星联系在一起:瘦弱的身躯,平常的相貌,普通的穿着。然而,正是她和她领导的科技人员一起,研制出了装备“长征三号”的氢氧发动机。
今年61岁的王之任,1945年离开家乡,来到边区一家兵工厂当工人。这位曾在村里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进厂后深感知识的重要。从那时起,她一边拚命地工作,一边勤奋地学习。终于从一个制造炸药的姑娘成长为火箭专家。她欣喜地说:“回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
1951年,王之任被派往莫斯科学习。行前,周总理为他们开了欢送会。总理说:“国家目前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去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忆及往事,王之任心潮难平:“多少年过去了,但总理的话我一直深深铭记。正是强烈的爱国热情,才使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研制出了一代又一代火箭。”
然而,女科学家更有男同志所难以体会的艰辛。王之任告诉记者,她经常出差,很少顾及家庭、孩子。丈夫在首钢工作,那时交通不便,一个礼拜回家一次。一双儿女年幼时经常闹病,不是高烧、抽风、肺炎,就是软骨病、麻疹。天下父母谁不疼自己的骨肉?但为了设计、试验,王之任从未去医院陪伴。
前些年,工作条件较差,从研究所到试验场,王之任和同志们常常乘坐大卡车往返。到了山上,有时连水也喝不上。但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大家毫无怨言。飞行试验受挫,王之任难过得几天几夜没睡觉。他们留在试验场附近简陋的房间里,裹着棉衣棉裤,在床上铺开图纸,坐在小马扎上计算数据、探讨方案,直至成功。
如今,王之任虽已年过花甲,但她仍在为我国的火箭导弹技术奋力拚搏。这位全国三八红旗手满怀深情地表示:我愿把毕生精力献给亲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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