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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金马人物特写征文

  落叶松
肖复华
5月6日,对于大兴安岭,是一个触目惊心又刻骨铭心的日子。三年前的这一天燃起一场全球瞩目的大火,一片又一片过火林中,那样伟岸粗大的树,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唯有落叶而不落泪的落叶松,依然挺起那参天树干,重新抖擞起生命的年轮,呼唤着绿色的明天。
就在3年前的6月,一辆吉普车载着周昌友驰进中国最北部的漠河县。第一个闯入他眼帘的景象,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正衣衫褴褛露宿在落叶松下。
汽车驰进火后残存的招待所。同车相送的老吴对服务员说:“我给你们送新县委书记来了。赶了一天路,给你们书记打点洗脸水吧!”
“乒!”一个掉了瓷的破脸盆扔在了地上,算是对新书记的欢迎词儿。
老周赶紧捡起脸盆,轻轻拉拉老吴衣角:“这是重灾区,我第一次来,别先书记书记的挂在嘴边……”他知道,此刻大兴安岭的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房子、粮食、衣裳……
第二天清早,他一进县委办公楼就站住了脚问:“堆在楼道里的行李是干什么用的?”
“救灾办公室准备分给县委干部的。”
走进办公室,千头万绪的事先放下,他让秘书了解一下机关干部是否都有盖的。答:基本都有。于是,他下达了第一条指示:把楼道里的50多套行李都分到群众中去;并立一规矩,今后所有救灾物资,一律先基层后机关,先群众后党员。
这一天,周昌友没有坐车,徒步走进大火劫后的林区。他找到漠河二中校长李明久,紧紧握住李校长的手:“老李呵,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你……”只一句话,他的眼睛就湿润了,嗓子哽咽了,怎么也讲不下去了。他知道,大火那夜,李校长坚守岗位,安全疏散了全校师生,却顾不上大火吞噬了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周昌友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上面写着:送给最可尊敬的人。里面放着他临来时从银行取出的生活费——100元!……
两双手再次紧紧握在一起!“面对这样的人民,别说是钱了,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他们!”周昌友深深地被灾区人民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也深深感到自己责任重!
十月一天深夜,一阵雨后紧接着便飘来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周昌友走进风雪,走进一间铁皮钉成的小简易房。
进屋第一句话:“下雪了,可要注意呵,别冻着,尤其孩子。”他知道这间难挡风寒的简陋小屋中有两个瘦小体弱的孩子。他走向土炕,伸手摸摸两个已酣睡的孩子被窝,“还行,挺暖。”他放心了,转身对夫妇俩说:“咱们一起再坚持坚持,房子马上就要分了……”小屋里的蜡烛扑闪扑闪地落泪了,女的一扭头,甩下一串泪珠子。男的张望着一双感动的眼睛问:“您是……”“我叫周昌友,有什么困难,就到县委找我。”啊,是周书记!这位林区工人,这个经过火炼的汉子跨前一步,握着县委书记的手:“我们连大火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周昌友病倒了。他已年逾花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恼人的脑血栓,再加上这么没白没夜的干,怎么能不病倒呢?可是,眼下正是大兴安岭重建家园的关键时刻,他能安心住进医院吗?不管别人怎么劝,他坚持不走。共产党人就是一面旗!他信奉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引用过的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办公室当病房,吊针输液就在这里进行。周昌友既是病号,又是指挥全县工作的县委书记!七天七夜的输液呵!面对着胳膊上插着针管的县委书记,谁还好意思营营苟苟?谁还好意思不努力地干?一位年迈多病的老大娘拉着他的手感动得急不择言:“只要见了你,真比吃副药还精神!”
三年过去了,漠河县城已重建一新,处处可以触摸到建设者的心。尤其是那一片一片的落叶松,格外引人注目,显得郁郁葱葱……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文系)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有创见的美学论著
——读《艺术家的美学》
弘石
翟墨师从王朝闻先生多年,是王先生最初收的研究生之一。而这也就使翟墨顺理成章地成了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最为直接的研究者,于是也就有了《艺术家的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写作和问世。
翟墨之选择王朝闻,也许有他对导师偏爱的这层因素,但我猜度,对王朝闻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历程中独特地位和特殊价值的发现,却是翟墨写作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专著的真正动因。正如刘纲纪先生在“序”中所说,“王朝闻的美学思想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又是十分独特的。它不仅不同于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而且不同于自‘左联’以来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其他任何人的美学思想”。翟墨认为,虽然王朝闻无意构筑一个纯思辨的理论框架,但他的著作中所涵藏的潜在的体系性却是可以把握的,它们有着内在的逻辑系统性,有着与之相应的范畴、法则、方法和与众不同的表述方式。他在“总论”中把王氏体系形象地描述为一个具有反馈功能的“太极炉”。进而又由“总论”而“分论”,微观剖析了王氏体系中的各个子系统。不仅如此,翟墨还结合王朝闻的人生经历及其理论的生命机制,梳理出他的美学思想的几个阶段和发展态势。这种知人论世、探幽发微的论述,无疑为我们理解作为“这一个”美学家的王朝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但是,《艺术家的美学》的意义还不仅止于此。我们在书中看到,一方面,翟墨在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和世界美学发展的坐标中,确证了王朝闻的思维成就的独特地位,认为王朝闻在经验和思辨之间“走亲戚”,在现象的丰富性和本质的深刻性之间“荡秋千”,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写着与“纯粹理性批判”相对的“感觉和人类知解力批判”;另一方面,翟墨又力图从美学的边缘特性和多极趋向出发,以王朝闻为例证,来阐述和构建他自己的美学类型观。而后者正是翟墨数年来殚精竭虑之所在。
翟墨把美学的理论形态分为哲学家型和艺术家型两大类,前者重抽象思辨,善于提出重大命题和基本观念;后者尚经验实证,能够从审美经验出发切近美的本体特征。他认为中国当代美学由于受西方影响过深,过于偏重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兜圈子,一方面显得还“年轻”,另一方面却出现了理论的“饱和”和感性的“贫困”。因此,他从王朝闻那重感性体验的“创作式”美学得到启发,倡导应当发挥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优势,来完善和发展艺术家型的美学理论。这种看法无疑有其精到之处。而在接受这精到的见解的同时,我们无意中发现在《艺术家的美学》中,翟墨与王朝闻又有了另一层关系:翟墨以王朝闻为立论基础;王朝闻成了为翟墨构建自己的美学形态观所用的例证和注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意把《艺术家的美学》“读”成一部具有创见的美学形态论。


第8版(副刊)
专栏:

  由伯爵焚稿想起的
范敬宜
听说过这样一件轶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有一位失宠的伯爵,隐居在荒岛的灯塔上埋头从事历史著述。一天,灯塔下发生一起斗殴事件,伯爵站在窗口观看了整个过程。第二天,一位朋友来看望他,谈起昨天发生的一切,叙述的情节竟与他亲眼见到的大相径庭。伯爵感慨万分,喟然叹曰:“昨天刚发生的、而且都是耳闻目睹的事实,两个人的结论尚且如此不同,何况是千百年前的历史!”于是,他把已经写成的书稿付之一炬。
如果这件轶事只是说明历史的难写,当然是很生动的。但是,我决不赞成那位英国伯爵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由于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态度不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事实终究是历史事实,任凭怎样掩盖、歪曲、篡改,最后还是要还它的本来面目。正直的历史学家,从来只对历史负责,而不计较一时的得失、褒贬、毁誉。焚稿,只能说是对自己应该坚持的真相的不负责任。
1989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千千万万学生、教师、学者、官员、新闻记者以及普通老百姓,亲自经历了整个过程,目击了全部事实。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还缺少一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出来的对这动荡的56天的纪实性著作。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落笔,也许是因为事情过于复杂还没有理清头绪,也许是因为对问题的认识还有相当距离,也许是还在等待什么……然而,西方的宣传家却仍在无休无止地胡说八道,往这段本来十分清楚的历史上任意涂抹斑驳陆离、千奇百怪的色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车慕奇同志写出了一本小册子:《北京风波的前前后后》。他本身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已经“超期服役”的新闻战线老兵,长期的慢性病使他已经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健笔纵横,日试万言。但是,他勇敢地拿起了笔,写出了他认为应当写出的历史真相。如果他不写,没有任何人苛求他;写了,有可能招来一些麻烦。然而,他选择了后者。他的动机只有一个: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在如此重大、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面前,他不能像那位英国伯爵那样保持沉默,而应当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尽管他非常清楚,在震耳的喧嚣中,他微小的声音不足以振聋发聩,但他相信,正义的声音是阻挡不住的,当历史恢复它本来面目的时候,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一定会在丛中微笑,得到它应有的评价。
作为车慕奇同志的朋友和同行,我首先对他这种挺身而出的勇气表示敬佩;同时也感谢他要求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把这当作是对我的信任。言之无文的我,写不出更多的赞誉之词,想说的只是证实一点:他说的都是真话、实话。这些真话、实话,不是在今天的形势下才说的,而是在那惊心动魄的56天中,经常通过电话、见面向我讲过的。这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敢于对历史、对自己负责的人。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说的实实在在的话,我完全相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


第8版(副刊)
专栏:

  真正一个年轻的老头
潘小多
方成画的画,写的书,我们一家子都爱看,方成也因此成了我们全家人的朋友。一个初春的晚上,我跟着妈妈敲响了方成老先生家的门。
茶壶里很快冲出两杯浓酽的碧绿清茶。大人自有大人的话题,我便捧了茶杯,坐在一边端详这位著名的漫画家。
他可一点不像72岁的人。头顶虽有一大片空地,然而精神抖擞地亮着;头发有些薄,但乌黑齐整;体态高大、腰板倍儿直;特别是脸上那荡漾不尽的笑意,更把本来就不多的“老”的痕迹抹去了。
墙上挂着黄永玉、许麟庐等画家的作品,画案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但书稿堆得有些散乱,这不使人感到儒雅书卷气,只觉出主人的轻松随意。
书案上方悬着周路石为他画的像:做沉思状的方成,手中沉思的烟斗里,冒出一大片烟雾,烟雾中蹲着一个人,胖脸、大肚、短腿、小脚——这是方成笔下人物的常见形象。无论多么可恶、可恨的人,都是这幅老实巴交的样儿。想着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再看他宽鼻子上架的背时眼镜,和气忠厚甚至憨态可掬的尊容,叫人忍俊不禁。
方成不止一次说自己忙,他没法不忙。他得马不停蹄地作画,因为经不住众多索稿者的软磨硬泡。他接连不断地出书,在最近5年里,《笑的艺术》、《幽默·讽刺·漫画》、《挤出集》、《报刊漫画》、《滑稽与幽默》相继问世,一套12本的《外国漫画家丛刊》业已脱稿,其中3本已经出版。有的配漫画的外文(德文),是他借字典译出的,挺不易。他又担任了不少相通艺术的顾问。各处聘他当评委参加评选,像漫画、动画片、相声什么的;还要讲学,他担任外地两所大学的教授,主讲新闻漫画;此外就是没完没了的出差。去年,至少跑了10个地方,连轴转:上海、石家庄、郑州、南京、广州……过几天又要到外地搞笑话评选,5月至9月的日程已排得满满当当。
他说去拿新出的书送我们,走到半道又趿拉着拖鞋回到客厅。“来,看看我的书房。”书房算不上大,但有气派。9个书柜顶天立地。这些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国籍”多,门类多。中文的不说,外文的就有日文、俄文、德文、英文,有的是寄外汇托驻外记者代买的,有的是访日赴港时逛书店的收获。最多的还是笑话、幽默一类的书。说到这个,他挺自豪:“过去侯宝林家的笑话书最多,‘文革’时被抄了,现在怕数我的了!”二是书摆得乱,高矮胖瘦一起码,还有不少是躺着的。方成的书,看来不像是装饰品,怕都消化在他那闲不住的脑子和微微鼓起的肚子里了。
提到出书,他很有些忿忿不平:“有些不懂文化的人管书店,就认武侠、凶杀,什么棺材里爬出一个女尸。读者喜欢看的却买不着。我出的书,自己都买不着,一上架就没。”
问他有没有觉得自己老了,他挑战似地一挺胸脯:“哼,除非陪别人,我上楼从不乘电梯,一口气能爬19层呢!”问他有没有病,想了想:“牙不好。”大概不能嚼蚕豆了。
想到主人很忙,见再次添茶,忙起身告辞。他从书架里取出一双小鞋,上好弦,小鞋就像穿在谁的脚上似地一步步向前“走”。“隐身人?”人家没乐,他先乐了。“还有碰碰车呢。”他指着书架上方说。小碰碰车边上是他和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合影,笑得肆无忌惮。
真正一个年轻的老头。


第8版(副刊)
专栏:

  “郁诗”和“徐诗”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郁达夫诗全编》和《徐志摩诗全编》。收入在《郁诗》中的六百首诗,是迄今为止见到的郁诗全部,书中一些注释和附录的作者诗论,对于研究郁达夫的文学成绩颇有价值。新版的徐诗全编,以编年体形式收入诗人的诗作、译作和诗论。编者对一些疏漏和误植重新订正、勘校,特别是收入佚诗十首,对研究徐志摩的创作道路,弥足珍贵。
                   (翟超)


第8版(副刊)
专栏:

三顾图(国画) 段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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