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继承传统 不断追求
——山西文艺创作介绍
温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西的文学艺术在继承、革新、创造中得到健康的发展。反映变革现实的文学作品，描写农村生活题材的戏剧、电影，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坚持走民族化道路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佳作纷呈，人才辈出。这一期间，虽然几次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和侵袭，但是由于山西的艺术家们遵循邓小平同志“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指示，从国情、省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继承和发展了山西民族民间文化和革命根据地文化两个优秀传统，出现了繁荣景象。
一
山西的艺术家多年来潜心于这块浑厚沃土，驰骋于民间文艺的海洋，搜集整理民歌二万余首，民间舞蹈二百多种。雁北道情、忻州二人台、祁太民歌、左权小花戏、运城伞秧歌、上党八音会、忻定“大得胜”、晋南威风锣鼓等，都是别有情趣，各具风采。艺术家们在挖掘筛选中十分注重扬弃陈旧、过时的东西，在传统艺术中注入现代意识，运用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艺术技巧，去革新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他们深深植根于山西历史文化的广袤土地中，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做学生也做先生，采风、辅导、创作并行，教学相长，掌握了更多的艺术形式、语言和素材，创造出一批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的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品。如１９８６年，在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中，山西参赛的《元宵夜》、《江河水》、《捣米》等１３个节目全部获奖。以后，相继推出了民间歌舞《黄河儿女情》，民俗系列舞蹈《黄河一方土》。这两部具有民族风格、时代风采和地方风韵的作品，在旋律、节奏、色调、线条、布局中，在富有立体感和流动感的造型中，显示出了民族文化的印记和时代精神的渗透。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了群众文化上升到更高的层次。遍布农村、厂矿、校园的群众艺术与专业艺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激发，已形成良性循环。山西传统民间文艺的诸多品种，还进入国际文化交流舞台，进入了屏幕，进入了大城市。山西民间艺术团先后出访日本、比利时、荷兰，山西民间青庙音乐、面塑艺术、木偶皮影、戏曲及戏曲文物等，也多次应邀出访英、美、加、联邦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国庆４０周年庆典的天安门广场上，晋南的威风锣鼓打出了排山倒海的雄风豪气。在１９８９年首届全国民间艺术节上，晋城矿务局的醉鼓获得特别奖。将在今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由四百人组成的威风锣鼓和绛县飞龙，以及在亚运会期间重展芳华的《黄河儿女情》和《黄河一方土》，又将提高本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必将汇入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时代主旋律中。
二
山西文艺的另一个优秀传统就是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传统。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作家、艺术家。他们经受战争烽火的考验，直接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熏陶熔铸，对社会主义崇高事业有必胜的信念，与人民血肉相关，对生活执著投入。由于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风格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文学界所称“晋军”的中青年作家群体虽然在题材、风格、创作个性上各有千秋，但在重视作品的生活依据，强化作品的社会功能方面，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作为文学后备力量的业余创作队伍，大都分布在基层和工农业战线上。贴近生活、反映时代、富有新意的作品不断出现。马烽、孙谦十分关注农村改革，为农民写，写农村生活，近几年来他们所写的几部电影《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和《黄土坡的婆姨们》等，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盈的新时期农民形象，反映了改革开放中的农村生活，昭示了历史前途和人民意愿。在他们的影响下，山西所有从事电影创作的中青年作家，许多都是写农村题材的。革命根据地文化的优良传统影响了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三
重大题材或者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一直是山西文艺的优势。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对于人们世界观的形成、道德情操的培养，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深入开掘革命历史题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真实而富于魅力地再现历史图景，创造革命者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在历史长河与现代观众中寻求情感与认识的衔接点，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情操的树立的。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电视剧的创作、制作势头很好，连续四年获五次“飞天奖”。艺术家们注意把革命史题材优势和电视艺术优势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文艺的各种功能。１９８５年，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山西推出了电视连续剧《上党战役》，获得了成功。１９８６年初，省委、省顾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唤起艺术生产部门和剧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作热情。剧作家华而实先后创作出《上党战役》、《大敌当前》和《评梅女士》三部优秀作品，并分别获奖。四年来，全省已摄制完成从建党初期到太原解放的重大革命史题材电视剧１７部，共１１０余集。这些作品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又积累了珍贵的革命史料，成为对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同时也赋予电视剧一种史诗性的美学品格。
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弘扬民族文化、革命根据地文化两个传统，开发革命史题材资源，这是近年来山西文艺工作者的追求。实践证明，这个根基是坚实的，追求是成功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白杨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邀请了几位文艺家就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等问题进行了笔谈。
学习江泽民同志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深受教育，很受鼓舞。回顾自己近六十年的从艺生涯，我力争走的是党所指出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记得自己从少年时代踏上影坛、剧坛后，从北平的芭莉芭剧社、南京的中国舞台协会，直到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我一直跟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人士演剧、拍片。“八一三”战火起，我们又将抗日救亡剧从大上海演到山城重庆、蓉城成都、春城昆明。尤其是在陪都的峥嵘岁月里，周恩来副主席领导我们进步文化界人士，利用文化阵地、文艺武器，与反动腐朽势力展开了机智、巧妙、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又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根据党的指示，摄制了一系列进步影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１９４９年４月，我与其他爱国文化人士一起，听从周恩来的召唤，毅然离开香港，冒着战争的硝烟，跋山涉水回到了北平。恩来同志带着我进了中南海，去毛主席家作客。我亲眼见毛主席穿着没有漂白的粗布衬衫、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裤，言谈举止平易近人。那天，我有幸与毛主席一同进餐，一同去长安戏院参加音乐欣赏会。１９６１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上海时，到我家中作客，合影的照片至今还珍贵地摆在我的书房里。想起这些，使我真切地感受到党的领导人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关怀。我们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下厂、下乡、下部队，到了工农兵火热的生活中，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中。随后，我们创作塑造出了一批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
在毛主席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把广大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十分尊重，充分发挥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获得了第二次艺术青春，走上了荧屏，再次来到了广大观众面前。
更可喜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同样十分重视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发挥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记得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时，像当年周恩来、陈毅同志那样，和有关领导同志，亲自到我家来看望。当我参加编剧与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洒向人间都是爱——宋庆龄的故事》完成后，江泽民同志百忙中抽身到电视台，参加审核全剧，还亲笔题写了剧名。联想在江泽民同志过问下举行的上海文化艺术节、上海国际电视节等等，深感江泽民同志是多么重视文艺工作及文艺工作者。江泽民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后，第一次回到上海，就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倾听了知识分子的意见，向我们作了不少重要指示。
作为一名从艺半个多世纪的文艺工作者，我从党的第一、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那里，直接领受了党的阳光雨露的恩泽，深切地感受到，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想日新其业，年有建树，就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指挥自己的言行，就得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记得１９８１年，我随全国政协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在华盛顿，有位美国记者问我：“像你这样的大明星，在我们这儿待遇是很高的，很有钱，您对此有什么感想？”我坦然回答说：“是的，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想的是１０亿中国人民，所以我感到很富有。”我想，作为一个有数亿观众的中国电影演员，这种精神的报酬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愿一切美好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们，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先进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去创造出更新、更美、更多的精神财富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唱出人民的心声 唱出士兵的风采
董文华
４月下旬，我随总政歌舞团奔赴拉萨，去慰问那里的藏汉军民。我们虽然因缺氧而头晕目眩，全身不适，常常躺倒在地，但由于大家的心里想着千千万万的藏汉群众，想着几年甚至几十年坚守在那里的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战士们，尤其是受他们的动人业绩和奉献精神的感染，所以，表现出来的艺术形象反而比平时更为出色。有的人在台下大口大口地吸氧，上台后却如矫捷的鸿雁，闪展腾挪；有的人嗓子疼痛得近于嘶哑，可唱起来又是那样的清丽。这一幕幕真是令人永远难忘。５月５日，我们回到了北京，正好读到了江泽民同志的《五·四讲话》，看见里面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正确论述和深切期待，联想起我的成长经历，联想起去北疆去老山去西沙和这次去拉萨的演出，联想起我和普通观众在一起的日子，既感到十分亲切，又意识到任重而道远。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这一节中这样说道：“深入实际，深入工农。研究社会，了解国情，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植根于工农群众之中，从群众身上汲取营养和智慧，把自己的力量与人民的力量融合在一起。”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对这一阐述的正确性深有体验。因为我身穿军装，所以我在为部队的演出中的感受就更多些。
记得在我刚刚担任独唱演员时，虽然也尽量选唱了一些反映部队生活和战士们比较熟悉的歌曲，可是每次演出后，掌声总是不太热烈。当时我还埋怨战士不会欣赏音乐，可是战士却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嗓子确实不错，可是在你唱的歌里，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感情！”听了这个意见，我既害怕，又很反感。我想，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哪一首歌的内容我不知道？哪一首词的意思我不理解？怎么会缺乏感情呢！当我冷静下来时再一想，觉得人家说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虽然当了几年兵，但战士们究竟在干什么想什么，我还真说不太清楚。我苦苦地思索……“歌声出自人心窝，没有感情哪有歌。”这是老一辈部队文艺工作者常给我讲的一句话。他们经常讲述他们在战争年代如何理解战士的心灵，用战士的情感来为战士演唱的故事。他们讲的是对的。为战士歌唱，首先必须要了解战士，必须将自己投身于军营这片沃土中。这时候我正巧参加了一个到哨所为几名战士慰问演出的小组。这个哨所地处北疆边远孤立偏僻的小山头上，用水要到很远的半山腰去挑。入冬后大雪封山，经常半年看不到报纸，收不到亲人的书信，常年吃不到新鲜蔬菜。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是一台电话机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真不敢相信战士们是怎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的。我们下部队也很苦，可那不过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而战士一守就是几年！我忍不住问战士：“你们在这里不觉得苦吗？”战士们笑着说：“苦！当然苦！可是我们不来，别人也要来，这是祖国的边疆，总得有人把守啊！”多么朴素的语言！望着这些热情纯朴的战士，我深深地感动了。当我在掌声中走到战士面前准备演唱时，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觉得唱起来再不像过去那样单纯地考虑声音技巧了，而是用我的心在歌唱。这种唱歌的情感来源于战士身上焕发出来的力量。我深深感觉到：要想歌唱战士，先要理解战士，只有深知士兵的心声，歌声中才有士兵的感情。那么什么是战士的心声呢？这就正像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奉献多于索取，甘当无名英雄。”这不正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种青年人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吗！
实践是我们的沃土，人民是我们的老师，如果脱离了实践，脱离了人民，我们文艺工作者必将一事无成。只有和人民融合在一起，才能找到施展艺术才能的广阔舞台。我深信，我们这一代青年文艺工作者，一定不会辜负祖国的期望，一定会创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作品。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深入生活是繁荣文艺的根本
冯德英
近几年来，文艺界让人费解的事情真不少。最突出的一例是，一方面，文艺报刊、出版社成百上千地增加，出版发表的作品上亿计，名目繁多的评奖活动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则是广大人民群众——上至领导干部，下至工人农民，却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文艺现状不满，甚至是很不满。我到农村采访，那里的新一代的具有高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捧着一些作家的作品，说他们看不懂；我到工厂参观，工人们则批评某作品歪曲了他们的生活；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参加省市政协会议，一些熟识和不熟识的政协委员找到我，质问为什么那样的书能出版？那样的作品能获奖？那样的电影还公演？那样的作者还受表彰？我做不出解释，因我对此也有些困惑；作为一个作家，党的文艺工作者，我在他们面前感到内疚和自惭。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功之作，都是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生活沃土的结果。倘若创作者能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那他的事业就会辉煌，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赞许。然而，遗憾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创作者迷失了方向，开始把自己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把创作当成追逐名利的敲门砖，当成发泄私愤的出气筒，当成自我表现的工具。有少数作品甚至丑化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人民。于是，以色情、凶杀和猎奇为主的低级下流庸俗之作出来了；于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诬蔑诽谤之作诞生了；于是，“沙龙文学”、“宾馆文学”、“贵族文学”和“玩儿文学”红极一时，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歪曲的描写。这样的作品一经抛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感，也就失去了创作者所渴望的“轰动效应”。
文艺脱离群众，重要的原因还是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立足点和思想感情问题。深入生活，深入实际，真正地将立足点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真正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如我们抱着某些个人恩怨，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深入到生活中去，就会看到生活一片阴暗，人们丑陋不堪，这是必然结果。人无完人，再完美的人身上也有缺点；生活从来都是两方面的，光明与黑暗，你站在生活的背面去看生活，阴暗的程度自然地就夸大了。
归根到底，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仍是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多少年来，文艺界始终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尤其前些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有人甚至连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要全盘加以否定。所以，如今重提加强文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非常必要的，非常迫切的。我想，我们每一个创作者，只有全身心地把自己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当成创作的唯一源泉，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局面才会真正到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舞蹈
张苛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群农民汉子犹如龙腾虎跃般跳得黄土飞扬，大地颤抖，把人们“震”得目瞪口呆。这就是《安塞腰鼓》。１９８８年，在昆明举行的广场民间舞蹈会演和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式上，展示了像《花鼓灯》、《高跷秧歌》、《农乐舞》、《威风锣鼓》等一批撼人心魄的舞蹈。紧接着，１９８９年，以弘扬民族文化为主旨的“中国舞蓉城之秋”又推出《反排芦笙》、《板鞋舞》、《英歌》、《度火都格》、《太平鼓》、《鼓子秧歌》等舞蹈。再放眼看，近几年的节庆日里，在各地举办的花会、灯会、庙会乃至新兴的风筝节上，那舞动着的狮子、旱船、龙灯等民族民间舞蹈，真像热气腾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
形容其“热”，是这些优秀的民族民间舞蹈总给人以亲切、振奋和力量的感受。称其为“中国舞”，是因为它们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从而形成无以代替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在国际上几次获奖的《鼓子秧歌》自不待言；早已闻名，至今才见真面目的《太平鼓》更引人入胜：那众多舞者，各自挥动着一二十斤重的鼓身，上下举打、甩打、跨打，各种舞姿和咚咚作响的击鼓声融成了一种整体感，使人如见浑厚凝重、滚流翻腾的黄河。再如《英歌》，当看到各种戏剧人物，在像似联系信号的木棒敲击声中形成行进着的单线队形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一百单八将攻打大名府的情景。此时，观众的兴味大增。
民族民间舞蹈的传统形式经过时光的冲刷，并非只剩下用来当作“小摆设”的躯壳，而总是寄托着人们的现实希冀。许多传统形式的作品，也并没有局囿在故事情节或表现对象上，它们发挥着舞蹈特有的手段，辐射出强烈的现代人的感情光束。像《威风锣鼓》也很难再解释为某次出征或凯旋的庆典，它已升华为表现中国农民敢于向大自然向命运宣战的气魄。
这批民族民间舞蹈不仅是以气势取胜，也以抒情见长。例如红火热闹的《花鼓灯》里，突然间出现水灵灵的“车水步”。那遮着扇、踮着脚、又脆又梗的步法，把农村姑娘们俏皮、大方、美丽的情态都“走”出来了。新近挖掘出来的壮族《板鞋舞》，是以“步调要一致”为警喻，但没有板着面孔去说教，而是通过六个人穿着一双长长的“板鞋”，一不小心就跌得前仰后翻的形象，使观众在哄堂大笑中去咀嚼主题。
民族民间舞蹈源于生活，也最接近生活，故常带着一股“土”味。但近来出现的一批优秀的舞蹈，“土”而不旧、不俗、不酸。更重要的是舞蹈气质上发生了变化。在蓉城展示的苗族舞《反排芦笙》，那全身放松，每个关节都灵活自如尽情扭动的舞姿，始终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其实，少数民族舞蹈中多含有“扭”的因素，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人们觉得这种自然、豪迈、粗犷的扭动，很美也很尽兴，于是受到强化和艺术化而变得更美了。民族民间舞普遍都在变：“阿细跳月”里彝族姑娘或进或退的摆动幅度夸大了；原傣族“戛光”的较蜷缩的线条拉长为优美的“新戛光”；云南藏族原以弯腰为美的“锅庄”变得昂扬了。有人认为民族民间舞蹈陈旧、僵死，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这显然是一种错觉。事实上，上述的优秀舞蹈都是“变”的产物、它们变得更精湛，更集中，舞蹈性更强，民族风格更浓郁，作为表演者则更纵情了。
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民族民间舞蹈的“主角”——广大群众的自身发生了变化，艺术修养、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而且表演意识也在强化。可以说，在他们的表演中，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在血管里流，而舞姿却映照出时代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