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奥迪”迎面驶来（报告文学）
李玲修
厂长耿昭杰对我说：“你会后悔的，我们这里没什么可以写的。”
“我已经后悔了。我家离一汽这样近，可只在２０年前来参观过一次。这次呆了两个多月，才知道一汽是个大海洋，有捞不完的珍珠。”
“奥迪”，就是一汽人献给祖国的一颗明珠。
——采访手记
首席谈判代表的埋伏
１９８７年５月的一天，北京时间２２点，一个电话从中国的汽车城长春打到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
打电话的是一汽的第一副厂长，ＣＡ１４１换型总指挥李治国。他花白的头发，丰满的圆脸膛上那双浓眉紧皱着。一双大眼睛里带有几分血丝。他深知这个电话的份量。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将决定一汽的未来。
他要找的是一汽的总经济师吕福源。一个４０多岁浑身散发着学者气息的关东大汉。此时，他正带着一汽代表团坐在底特律克莱斯勒公司的谈判桌上，和他的对手交锋哪。
电话铃响了，工作人员把话筒递给吕福源。话筒里传来李治国那浓重的大连腔：“喂，吕福源吗？我是李治国啊……你好！怎么样啊？耿厂长来电话了，对，他已经在北京了，马上要去十堰参加轿车战略研讨会了，他让我问问你，发动机能不能签啊？”
吕福源听了一怔，随即说：“吵得一塌糊涂。对，根本没有任何影儿，怎么能……现在很难说，甚至能不能签下来都不知道！”
吕福源放下电话，眼前闪现出临行前耿昭杰殷切期待的目光：“老吕，此行无论如何要把发动机拿下来！”他们太需要引进这套发动机生产设备了。为了发动机选型，一汽的当家人对世界各大汽车公司的发动机进行了扫描分析、考察，最后才把目光定在克莱斯勒公司。这不仅因为，在汽车工业中克莱斯勒公司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是世界先进的，早就享有盛名，而且这个型的发动机和一个Ｔ—１１５轻型车救过克莱斯勒公司的命，也使李·亚科卡东山再起，搞出了美国当时最畅销的Ｋ型车。它的长处是既可以给轻型车当心脏，又能给轿车当心脏，一身可二用！
这对于资金匮乏的一汽是多么理想的选择！眼前，一汽正在上轻型车，迫切需要它，将来，一汽还要上轿车，更是迫切需要它，难怪耿昭杰那么迫不及待了。
但是欲擒先纵。几年来通过与外国人打交道，吕福源已成为谈判桌上独当一面的首席代表。他明白，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带来满盘皆输的结局。所以刚才他接电话时没有完全讲实情。事实是谈判大有希望，但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具体难题。现在正为这些难题争吵哪。如果他此时回答说很顺利，对方就会从中悟到我们签约的迫切心情，那就会寸步不让，这在谈判桌上是最忌讳的！
这一切没法在电话里说清楚，只好让敦厚纯朴而又极其聪明的李治国自己去揣摩。但是有一个脉搏吕福源已从刚才的电话里摸到了，那就是耿厂长去参加轿车发展研讨会时，迫切需要有发动机引进成功这张王牌。为此，他必须和他的代表团继续进行艰苦而缜密的努力……
总指挥的轿车情
见不着吕福源面的李治国尽管也知道吕福源守着克莱斯勒公司的人讲话会有一点策略上所需要的隐蔽和含混，但毕竟话里话外没有流露出一点成功的暗示，为此李治国坐立不安。
也许在一汽领导班子成员中，李治国的经历带点传奇色彩。３４年前，当筹建中的一汽去大连招工时，年轻的４级钳工李治国毅然告别了大海和亲人，只身来到了尚是一片荒野的汽车城。为的是那个国产汽车诞生的梦。
他跟这片汽车城一起成长。他以非凡的毅力顶风冒雪，在念中专的同时补习初中课程，接着又是六年夜大，获得了一张吉林工业大学机械与工艺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文凭。
有了文化，又有赤诚，这个八级印刷工的儿子如虎添翼。他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学习模范、劳动模范。１９５７年，２３岁的他荣幸地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６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作为一汽青年的代表，他受到李哈乔夫汽车厂的邀请，在那里拜会了曾在一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参观时，他看到那一辆辆的小轿车，就曾暗暗思忖，中国什么时候也能生产轿车呢？
这个机会来到了，１９５８年一汽试制“红旗”轿车的战役打响了。身为７级钳工的李治国，以精湛的工艺解决了使专家们都束手无策的液压变速箱试制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他因此也成为轰动一汽的劳模。
七年后李治国又创造了第二个奇迹。当时“红旗”车空调的试制连连受挫，专家和从上海请来的工程师、老师傅也被迫告退。在这种情况下，李治国挺身而出，修改了设计结构和制造工艺，只用３个月时间就将几年来未突破的难关——冷气压缩机试制成功。一直到现在，“红旗”轿车上的空调关键部件，用的仍是李治国当年的“专利”。
从此，李治国对“红旗”轿车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周总理决定用“红旗”轿车换下当时接待国宾用的吉斯车，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礼宾车时，他感到无限的自豪与欣慰。
但是近几年来，在进口小轿车浪潮的冲击下，“红旗”车受到了冷遇。中央有关部门还做出了“红旗”车停产的决定。理由是“红旗”车耗油率高。李治国觉得，这样评价不公平。“红旗”车是有缺点，比如刹车上还需改进，内饰还需提高水平，（注：现在均已做了改进）但发动机并不逊色于美国车的发动机。在耗油这个问题上，人们习惯拿她和皇冠、丰田车比，希望“红旗”的耗油能同丰田一样，这根本不可相比，希望大骆驼和小毛驴吃同量的草料可能吗？再者，高档豪华车追求的主要指标不是油耗低，而是华贵、高速、安全、舒适、加速性好。就拿英国女皇用车“罗斯罗依斯”来说，她的耗油率并不比“红旗”低。可是在“罗斯罗依斯”车的说明书上理直气壮地写着，“你怕耗油多，就别用罗斯罗依斯车！”
以油耗高为理由将唯一的国产轿车打入冷宫，显然是一次中国汽车工业贻误历史时机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决策的后果推迟了发展中国轿车的历史，以至多年来中国大厂造大车，小厂造小车，遍地都是汽车厂，敲敲打打也出车的畸形产品结构，和发达国家大厂造小车，小厂造大车，集团化、系列化，技术密集型生产形成鲜明对照，并进一步拉大了距离。
但是一汽的“红旗”并没有被彻底丢弃。汽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仍在搞新车型的开发。有时为了赠送外宾，满足外来部门更新和节日检阅的需要，也零星让一汽生产几辆“红旗”。
有个传说使这个七万人大厂的换型总指挥感到极大的羞辱：一位日本官员说：“我到了北京，但我感觉还是在东京——因为满街跑的都是日本车！”为这个传说，李治国好长时间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这倒不是他神经脆弱，而是感受到了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所不能无动于衷的刺激！尤其他小时候曾在大连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侮！
什么时候才能名正言顺地批量生产国产轿车呢？李治国翘首等待着；一汽干部工人翘首等待着；整个中国汽车工业战线翘首等待着……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马上要在二汽召开的中国轿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这次研讨会上，各厂家将大摆龙门阵，论证自己上轿车的设想。
为这个会，一汽的领导班子反复进行了研究。决定打出几张牌来展示一汽要上轿车的宏图大略和优势。其中的王牌就是，如果克莱斯勒公司的发动机生产线引进能成功，那就不仅在时间上，也在资金上具备了一个大优势。
遗憾的是与底特律的通话并没有得到成功的消息，李治国只得如实将这不甚妙的军情汇报给耿昭杰。
耿昭杰接了这个电话后，当天就没吃晚饭。
企业家的焦虑与王牌
一汽人早给他们的厂长——个子不高但威信很高，气质潇洒精明强干的耿昭杰起了个外号：耿着急。
他怎么能不着急呢？自从１９８５年被选拔为一汽的厂长后，他没有一天忘记自己肩上的使命，没有一天不感受到这个老牌汽车城的负荷和要换新貌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重重障碍。
客观的说，耿昭杰这个厂长当得挺出色。他赶上了一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他也创造了一汽历史上显赫的战史：３０年一贯制的“解放”牌车的换型成功，原有的解放汽车工业企业联营公司发展到跨２６省市。这其中耿昭杰和一汽其他的当家人经历了多少风险，消耗了多少心血，奋斗了多少日夜，闯过了多少危机，那是一部长篇也说不完的。
但是耿昭杰还是着急。
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时，他亲眼看见人民大会堂前的车海里，“红旗”车寥寥无几。有位外国记者报道说，人民大会堂前停车场只有一辆“红旗”牌轿车。也许这有点夸张，但确实是变相的外国轿车展览会。耿昭杰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激，中国人连原子弹都能送上天，难道就造不了小轿车吗？耿昭杰的个人自尊心也受到刺激，身为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基地的当家人，眼看着国家急需的外汇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几十亿的流到了美国、日本、西德等汽车制造商的腰包里，自己就不感到失职吗？而这些外汇如果用来发展民族汽车工业，可以建几个一汽和二汽？！
为此，他在人大会上提议案，通过记者呼吁要尽快发展祖国轿车工业。
这种现象，不仅使耿昭杰坐不住，也使许多有爱国心的政治家、汽车专家、老百姓坐不住。小轿车，成了中国人敏感而热门话题之一。几年来，从民间议论、专家呼吁、专题研讨到人大提案，不断升级。对政治敏感的耿昭杰常和班子里的同事议论，小轿车问题再拖延下去，就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症结而且会成为政治稳定的症结了。
为此，他能不着急吗？
因此，现在他要扔下厂里所有的事情准备去参加轿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
这可不是一般的研讨会，念念论文，发发牢骚，会会同行，交流一下科研成果。没这么轻松！参加会的每个代表都明白，在这次会上将有一个潜在的投标竞争，那就是将显现出哪些厂家可以成为中国轿车生产基地。
不利于一汽的是，有一种呼声：中国应该只有一个轿车生产基地。议论中这个基地似非二汽莫属。他们的“东风”车正春风得意，像个１８岁的小伙子，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魅力。因而经济效益异常好，具备了良好的资金积累条件。此外，除了中型车生产，没有上轻型车项目，可以轻装上阵。加之二汽的领导班子非常精干非常团结。厂长陈清泰是清华大学汽车系的高材生，党委书记马跃是他的同窗好友。两人配合默契，这就是了不起的力量，何况还有一班强将呢？
还有一点令人羡慕，二汽酝酿许久的发展轿车战略论点，早就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称道。为这个会，他们提前两个月准备了论文，踌躇满志。会址又是在二汽，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叫他们占全了。
一汽和二汽就像分了家的两个亲兄弟。既有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又存在着全方位的友谊竞争。一汽是老大哥，当年一汽包建了二汽，把自己开发的准备换型用的第二代产品给了小弟弟，而现在，小弟弟又成了自己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二汽人也钦服一汽人的勇气和实力。他们经过三届领导班子的接力，终于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老解放的换型，史无前例地创造了单轨制换型垂直转产的奇迹。
但是一汽新生儿ＣＡ１４１还是个婴儿。尽管这个婴儿非常健康非常讨人喜欢，但很难和１８岁的“东风”较量，就像当年“东风”刚诞生时难以和老“解放”在市场上格斗一样。
一汽呢，像个伟大的产妇。有她的喜悦和希望，也有她的虚弱和负担。但这个产妇偏偏不安生，刚挣扎着生下了ＣＡ１４１，又怀了生产６万辆轻型车的身孕。现在，又张罗着要生产轿车的指标，她有这个体力和气力吗？
这种分析与呼声并非没有道理。这也是耿昭杰万分焦虑的原因。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振兴的历史证明了一点，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而轿车又是汽车工业的支柱产品。生产轿车不仅是富厂之路，也是富国之路。
他们呼吁了这么长时间，等待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机会之舟飞来了，他们却可能被甩下，有着光荣传统的一汽人能善罢甘休吗？
“错过此渡无好舟！”
为了推敲润色一汽的论文：《对我国轿车工业发展的几点意见》，耿昭杰和他的助手们连续２０天奋战到后半夜。有一天熬到凌晨３点时，坐在沙发上抄稿子的人竟疲劳得一头栽下顶着地毯睡着了。
但是耿昭杰依然精神抖擞，他处于大战前那种亢奋状态，仿佛浑身蕴藏着用不完的精力。眼瞅着开会日期迫在眉睫，耿昭杰还有一件心事萦绕于怀，那就是底特律的谈判尚无消息。致使他到了十堰后，即使与二汽熟人见面寒暄叙旧声中，还在时时刻刻盼着电话铃响。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扭过脸去谛听。但是结果总是让他失望！
为了等这个电话，他曾想要求大会把他的发言往后推一推，但大会答复，次序已定，不好更改。缓兵之计也未能奏效。
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开会的头天晚上，李治国从长春打来电话，告诉他，吕福源不负使命，发动机技术引进谈判成功！并草签了协议！
耿昭杰放下电话，兴奋得像个小伙子。他居然吹了几声口哨，哼起了《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果然，第二天上午，耿昭杰在会上把这张王牌一打，论述了充分利用克莱斯勒发动机可以轻轿结合的条件，从３万辆先导工程入手，以挡住整车进口为目标，逐步发展轿车的战略设想。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连二汽人也悄悄议论：“一汽这一招儿就比我们节省时间四年！”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项目引进的全过程没有三四年时间是拿不下来的。
耿昭杰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但是陈清泰的压轴发言获得了更热烈的掌声。连一汽人听了也认为二汽以出口导向为目标的发展轿车的战略论点理论色彩强，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中国人谁不盼着中国的小轿车源源不断地驶向世界各地的那一天早点到来呢？
一个挡住进口，一个出口导向，一汽二汽的战略论点既针锋相对又各有千秋。仿佛是两个风格不同的乐章。一汽的乐章符合国情、切实可行，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二汽的乐章气势磅礴，前景辉煌，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两个乐章交织在一起，奏出以大企业为依托，发展民族轿车工业的战略交响乐……
１９８７年８月，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将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同时列为中国三大轿车生产基地。
但耿昭杰没有松口气，这仅仅是拿到了船票，能如期登舟起航吗？会不会有什么暴风雨呢？
“十三大”代表的使命
１９８７年７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视察了一汽。精细的一汽人请总理看了汽车研究所和与老厂相连的面积为３２３公顷的二厂区。这是未来轿车生产厂址所在，是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支持下解决的。给李鹏同志打下的烙印是，一汽完全具备开发、生产轿车的实力，而且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借着这股东风，一汽写了关于上轿车的可行性报告上交中央有关部门。但是三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下文。
就在这时，党委书记李玉堂当选为“十三大”代表要进京开会。班子里的人都一再叮嘱他到了会上，见到中央领导同志要呼吁呼吁，特别是李鹏同志。因为他视察过一汽，了解情况，对上小轿车是支持的。
年近半百的李玉堂，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神情显得自信而谦和。这位当过七年技术员的党委书记，当年刚进厂时，也曾为“红旗”试制流过汗水。事过３０年，他仍忘不了饶斌厂长，郭力、王少林副厂长领着一汽人在生产轿车现场挑灯奋战的情景。那片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灯海，永在他心中闪烁。
现在一汽要上轿车，李玉堂像一汽搞老“解放”换型和横向联营时一样，继续竭尽全力支持耿昭杰、李治国等人的种种决策与指挥。尽管那时报纸上一再强调党政分开，但他认为分得太清就分家了，把一汽的事业搞好，党委同样也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他听说李鹏因在丰满水电站工作过，也是吉林代表团成员时，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完成这个不平凡的使命。
果然，当吉林省代表团开第一次小组会时，李鹏就来了。李玉堂赶忙找个空隙对他说：“李鹏同志，我看了人民大会堂前的会议用车，几乎全是外国车。我心里很难过。是我们没尽到汽车工业职工的责任。不是国家不想用国产车，是我们没生产出来……”
站在一旁的省委书记却为部下解释说：“轿车没生产出来，不完全是一汽的责任……”
李鹏听了也点头表示同意：“是啊，是啊，是这个问题……”
李玉堂赶忙趁热打铁：“李鹏同志，您原来视察一汽时，肯定了我们上轿车的项目。我们已给国家打了报告。但这个报告已经报上３个多月了，还在各部门周转。听说有的部门还有不同意见。希望您能过问这件事情，尽快批复。希望给我们用３万辆滚出１５万辆的扶植政策，把３万辆的利润留作发展轿车的基金……我们一汽人实在太着急了！”
李鹏微笑应允道：“好，我记住这个事，我帮你们催，应尽快解决。”
当李鹏第二次来代表团时，李玉堂不失时机的把省委书记签署了意见的报告递给了他，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会后，总理很快对一汽的报告做了批复，转给了有关部门。
至此，“奥迪”，这比“红旗”晚诞生２０年的混血小弟弟，才拿到出生指标。
一汽上上下下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奥迪”的诞生齐心合力地奋战起来。
这个事业是那样地吸引人，不仅现任班子里的每个成员欢欣鼓舞，忘我地工作，连那些已离休退居二线的老干部也都焕发了青春。瞧，离休在京的前厂长刘守华隔三岔五地回长春来献计献策；老厂长黄兆銮甘当配角摇旗呐喊，花甲之年的前任副厂长沈永言在建筑工地奔波忘返；干了大半辈子轿车的范恒光，日夜为轿车国产化呕心沥血……
“奥迪”啊“奥迪”！你简直像一个大家族未出生的宠儿那样牵动着一汽人的心！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全国乘用汽车展览会上，正在逐步实现国产化的一汽“奥迪”轿车像一位待嫁的新娘，引来了无数赞美、惊叹、审视与陶醉的目光。
啊，这就是一汽的“奥迪”，她的发动机将由一汽引进的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生产线生产，她的车身和整车技术则来自西德大众公司。“奥迪”作为国产轿车中档次和品位最高的车型，是性能与美感的最佳结合，经济与安全的集中体现，她不仅流线型外表诱人，具有最小的风阻系数，而且具备抗弯的安全车身和坚固的驾驶室。在受到冲击时，可保证乘车人的安全！她动力性高，经济性好，不仅适合各种行驶要求，在各种路面上，各种环境里风驰电掣，而且确保在弯道和雨、雪路上仍有优越的行驶性能！
啊，“奥迪”，国产轿车的希望之星。
１９８９年７月下旬，小轿车问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会上通过的《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的第四条规定：“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
从此一汽“奥迪”轿车备受青睐，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用车，也同时成为许多省委书记、省长和企业、团体的用车……
当这些白色、红色、黑色、蓝色、暗蓝色的“奥迪”在中国的大街上行驶时，中国人民不仅感受到了中央肃贪倡廉、取信于民的决心，而且也从心底滋生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一汽出展新研制的７２２５ＬＨ型红旗轿车，荣获《中国工业４０年大型企业成就展览会》最高奖——综合奖。曾在一汽工作过七八年的江泽民总书记用一种特殊的深情望着“红旗”轿车，握着李玉堂的手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是要回娘家看看的。”
中国的首都满街跑外国车的年月应该结束了。
中国轿车工业艰难的起飞时代应该开始了。事实是，已经开始进入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