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两会新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何永林代表（黑龙江）说：
严格审查新的农民负担项目
对农民的富裕程度不能估计过高，对农民负担逐年增长的危害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坚决制止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的行为。建议国务院确定权威部门综合把关，严格审查新的负担项目出台，对不合理的负担要采取措施清理并坚决减掉，造成支农光荣、卡农可耻的社会风尚。
任仲夷代表（广东）说：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对城乡有利
从全国范围来看，除江苏、广东、浙江等省和部分沿海地区外，乡镇企业还是发展得不够，在很多地方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政府工作报告对乡镇企业提出的“八字方针”是否可以加上“发展”两字。因为积极的而不是盲目的发展乡镇企业，无论对于农村和城市来说，都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八字方针”中有“改造”两字，什么样的乡镇企业应当改造，按照什么要求去改造，也应该作出明确的规定。
杨波代表（山东）说：
应重视发展城镇集体经济
这几年对发展城镇个体、私营经济讲得多，对发展城镇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讲得少。根据宪法第八条的精神，国家应提倡鼓励和支持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这不仅可以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而且有利于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同时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须坚持的方向。柯茂盛代表（甘肃）说：
要加快西部的开放步伐
坚持对外开放，必须东、西部同时进行。历史上有丝绸之路，通往欧洲，对增加中外各国交流起了很大作用。西部自然资源丰富，也有一定工业基础，铁路与苏联接轨，有现成的向西开放条件，加快西部的开放，也对全国有利。国务院应从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的战略出发，加快对西部经济开发和开放的步伐。阿沛·阿旺晋美代表（西藏）说：
西藏极少数人分裂祖国不能容忍
西藏有极少数人搞独立，妄图分裂祖国，这是不能容忍的。稳定局势仍是第一位的大事。要坚决贯彻两手抓的方针，把西藏各方面的事情办得更好。阿苏大岭代表（云南）说：
希望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种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逐步缩小。希望国家在财政税收、贷款利率、民贸政策、资源勘探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帮助这些地区启动内部活力，加快经济发展。目前有相当部分国营森工企业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发展下去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希望尽快采取措施，理顺体制，帮助转产。
刘文西代表（陕西）说：
老区急需文化投资
陕北老区不少文化馆站工作面临困境，很难开展正常工作。首先表现在活动经费极度困难，除了人头费以外没有一点业务经费。其次有的文化馆的基础设施太差，不具备应有的工作条件，由于没有文化活动场所和缺少文化器材，影响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陕北是革命的老区，对中国革命作了重大贡献，并且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当前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下，更需要弘扬光大。陕北需要文化，因此文化工作应放在一定地位。由于陕北处于老少边穷地区，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切实重视陕北老区的文化建设，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希望给予应有的文化投资。
刘冰代表（甘肃）说：
搞好农村教育至关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把教育摆在了重要位置，非常正确。从长远说，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的重点应当放在农村。在我国，８０％以上的人口在农村，８０％以上的学生也分布在农村。如果农村教育上不去，农业生产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也会受到制约。因此，搞好农村教育，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裴鲁青、王安来代表（浙江）说：
东海渔场资源严重衰竭
这几年来，对东海渔场采取掠夺性的捕捞，海洋渔业资源已严重衰竭，一些主要鱼类已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对此，国家和地方虽制定了法律和规定，但不少渔区领导注重短期效益，一味强调“多捕”。再加上渔区搞一刀切的分船到户，造成管理失控，以至有法难依、违法难究。对此，如再不认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其后果不堪设想。
严义壎代表（上海）说：
从根本上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
我国每年有上千万件科研成果诞生，但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率很低，至多约３０％，对经济发展很不利。科研成果向生产转化，不单纯是科技问题。建议国务院组织力量，在较高层次上综合深入研究，从根本上找出解决科技转化为生产的具体途径。
马大谋代表（陕西）说：
出版政策要调整
当前出书难，卖书难，乱出书，出书乱，根子在体制和政策上。出版社实行企业化管理后，税种增加，税率提高，资金紧缺，国家再不调整出版政策，损失将无法估计，扫黄成果很难巩固。
郭洪歧、范文彬代表（河北）说：
香港基本法是重要的历史性文件
香港基本法是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香港基本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１５０年的殖民史将洗刷干净。该法反映了大陆和香港中国同胞共同的心愿。香港基本法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路线，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结果，它为解决台、澳问题提供了范例和条件。同时也是对国内外极少数人妄图分裂我国活动的一个警告和打击，增强了全国人民为维护和实现祖国统一的信心和决心。
王叔文代表（四川）说：
香港基本法（草案）通过后要大力宣传
香港基本法（草案）获本次大会通过后，是一个全国性的法律，不仅是香港的，大陆的公民到香港去同样要遵守。因此，需要大力宣传。
秦基伟代表（解放军）说：
自觉为维护国家稳定作贡献
在保持国家稳定中，军队有着特殊的作用。过去，我军曾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做过大量的工作。十年内乱，如果没有军队，局面很难控制。去年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军队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解放军在关键时刻是经得起考验的。今天，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自觉为维护国家的稳定作出贡献。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首先必须保持自身的稳定。要加强自身建设，做到政治上永远合格，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圆满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
徐效武、臧文清、王清涛、向孝书代表（解放军）说：
深入进行国防教育
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给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有利时机，但相对的和平环境，也容易使人们淡漠国防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深入进行国防教育尤为重要。要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和支持军队人人有责的良好风气。
郎杰代表（西藏）说：
发展西藏经济离不开中央关怀和各地帮助
长期形成的西藏与内地，尤其是与沿海先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不是可以一下拉平的。一是需要中央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二是需要中央财政的进一步扶持；三是希望在中央的统一协调下，先进省、区、市仍然从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对西藏予以支持和帮助，再加上我们本身的努力，西藏经济就能够实现腾飞。
段苏权代表（解放军）说：
清除腐败现象要综合治理
清除腐败现象，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行政上、法律上、规章制度上综合治理。“三反”、“五反”时，毛主席亲自抓，像打仗一样指挥，挂帅点将，一抓到底。当时指挥这场战役的国务院是周总理，军队是朱老总，地方上华东是陈毅，一抓就出成效。我认为，要清除腐败，想偷偷摸摸地把问题改掉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下大力抓好，因为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不解决不行。
班玛丹增代表（青海）说：
严格控制机构编制
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国务院发的文件，各部委要带头执行。但目前许多部委开会，都强调自己部门的工作重要，要求上下对口，增设机构或机构升格，增加编制。我们这样靠中央财政补贴过日子的小省，设那么多机构，人民能负担得起吗？
张耀华代表（江苏）说：
下决心砍掉不必要的检查评比
现在各种检查、评比活动还是不少，这既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也助长了不正之风。建议国务院清理一下，把各部门可搞可不搞的那些检查、评比等活动，下决心砍掉一些。这样有利于大家多做些实际工作，让企业能集中精力抓生产。
马洪代表（山西）说：
经济体制改革应从五个方面努力
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我认为今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二、根据产品性质和供求状况、企业规模、经济周期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等，合理地确定各个产品、各个企业在不同时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内容和形式；三、建立市场规则，约束企业行为；四、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五、积极准备并慎重推出价格改革，有计划地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
冯玉忠代表（辽宁）说：
建立健全计划调节五大体系
我们应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树立“大计划”观念。为此，建议政府建立健全计划调节的五大体系：一、指标调节体系。即通过政府下达指令性或参考性指标调节经济；二、杠杆调节体系。即利用各种经济杠杆或经济政策调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三、法规调节体系；四、信息调节体系；五、行政协调体系。在政府职能部门建立相应的经济、社会协调组织，有针对性地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当然，这种协调组织可以设得虚一点，不必搞得太实及扩大编制。
尚振令代表（吉林）说：
紧缩适度把工业生产搞活
当务之急，是要紧缩适度，把工业生产搞活。李鹏总理在报告中已经着重回答了努力改变市场销售疲软状况，保证工业生产适度增长的问题。前一个时期，我感到经济管理机关和研究部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市场疲软的利弊如何，不能笼统地判断，要具体地分析。如果疲软得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了，就不能说是好事。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宏观应急调节措施，是我们急切盼望的，希望能下决心在总量控制上适当放松一些，以简单再生产的正常运转为基准来引导消费，适度调解购买力。重要的是要加快实施的步骤，迅速落实到基层，否则上半年过去了，追补的难度就很大了。
丛福奎代表（黑龙江）说：
要提倡引导适度消费
要提倡引导适度消费，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没有消费的增长就没有生产的发展。目前一方面市场疲软，产品积压严重，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大约有７０００亿元的购买力。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应适当提倡消费，既可降低过多的结余购买力，又可减少企业库存压力，实质上等于给企业增加了流动资金。
邹尔均代表（福建）说：
不能笼统提向大中型企业倾斜
搞活大中型企业是对的，但在实行倾斜政策时，不能笼统提向大中型企业倾斜，而应提按产业结构、产业政策和经济效益倾斜。不能简单地认为大中型企业搞活了，其它企业就活了，小企业搞不好也会影响大中型企业，还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困难，不利于社会稳定。对生产短线产品、出口产品和紧缺产品的都应当予以政策倾斜和扶持。
李萍代表（甘肃）说：
科技兴农投入少产出多
甘肃这几年尝到科技兴农、科技承包的甜头。去年全省农业产值一亿多，创汇１３６万美元，但我们算下来只投入９００万元。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依靠科技开发的课题很多，诸如河西走廊土地的盐碱化、沙化问题，在干旱地区的节水灌溉问题，特别是陇南地区的泥石流、滑坡问题，常常中断交通和毁坏农田，还影响农用物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请国家科委予以支持，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题。
孙英代表（山西）说：
要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是粮食生产稳定的前提条件。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专营以来，对稳定价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更有效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专营部门必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进行预测，并提前进行储备，以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农用生产资料专营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对储备必要农用生产资料所用贷款给予低息优惠，或国家拿出一定贴息金扶持专营部门，以正常储备物资。
应模章、陈增光代表（福建）说：
农资专营要有配套政策
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农资专营，坚持专营方向是对的，关键在于如何改进工作。专营后农资生产企业承受很大压力，资金积压，产品积压，工资发不出去，把困难都压到企业上了。应该认真研究，要有配套政策。
郑俊民代表（山东）说：
加强药政管理严禁伪劣药品
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在药政职能和管理权限上分工不明确，药品管理法也缺乏明确规定。目前不少行业都经营药品，伪劣药品经常出现，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建议国务院加强药政管理工作。
王耀华代表（福建）说：
在学校加强传统文化课程
传统文化的教育必须从小开始，并贯穿于各级学校之中。为使这一工作得到切实保证，应从教材建设、师资培养入手。在教材建设方面，以往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已引起了注意。但在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中，还必须规定适当的传统文化的比例，让民族文化遗产在教材中站稳脚跟。
严升贵代表（四川）说：
大力提倡节约用粮
在粮食产需矛盾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浪费粮食现象却大量存在。我省现有酒厂一万余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土法生产，其工艺落后，耗粮比较高。还有，在城镇的饭馆、餐厅、学校、机关和家庭中，在农村的婚、丧、娶、嫁等过程中，浪费粮食现象举目皆是。
为此，我呼吁全社会，希望人人都来珍惜这粒粒皆辛苦的粮食。
陈启宗代表（河南）说：
粮食储存问题应列入国家重点攻关项目 粮食丰收了，而产后的损失却很严重。这包括收割、运输、加工、储存全过程中的损失。其中储存中的损失最为突出。按平均一年储粮因遭受虫害的净损失３％计算，年产８１４９亿斤粮食，被虫吃掉的损失就达２４４．４７亿斤，可供上海１５００万人吃上４年。
解决这个问题，涉及的学科多，又非短期可见效，建议组织专家集中攻关。在去年国家８５个攻关项目中，有关粮食储存的项目全未列上。我认为这是决策上的失误。
第3版(两会新闻)
专栏：中国民主党派简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
台盟的宗旨和纲领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广泛团结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为实现祖国统一，为台湾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台盟是继承台湾人民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以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人士，根据当时台湾人民的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要求，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名称，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即孙中山先生诞辰）在香港成立。台盟成立后拥护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旗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和“台湾独立”，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主张实现人民民主。１９４８年５月，台盟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１９４９年９月，台盟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台盟由一个地方性的政治组织成为中国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单位。台盟参加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并进行民主监督。台盟不少负责人和成员担任了各级人大、政协和政府的领导工作，台盟约有１／３的盟员被选为全国、省、市、县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４０年来，台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国家的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做为自己的任务，在反帝爱国斗争，在巩固人民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实施，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台盟一方面代表台胞的利益，提出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号召和推动盟员和所联系的台胞，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台盟关心台湾的前途，关心台湾人民的利益。台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台盟一贯主张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分割，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反对任何外国侵略台湾；一贯支持台湾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人民的压迫。１９５６年台盟与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一起发表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联合声明。台盟声援了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祖国统一新阶段的开始，台盟拥护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断地反映海内外台胞的意见和建议，在为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参与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形势的发展，台盟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互相了解，为促进以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台盟第四次全盟代表大会确定的台盟当前有关台湾的主张和行动纲领是：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原则，争取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广泛联系台湾岛内外各界人士和各方面政治力量，沟通往来，共商国是；促进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和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和平谈判的实现；以及支持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维护切身利益、为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台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致力于完善和发展业已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台盟在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先后召开了第二、三、四次全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修改了章程，确定了台盟的方针任务。
台盟中央迁到大陆后初设于上海，１９５５年迁至北京。在台湾同胞较集中的１３个省、市设有地方组织。盟员大多数是台湾省人士中的知识分子，有教授、医师、研究员、工程师和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等。
台盟历届主席为谢雪红（女）、蔡啸、苏子蘅。第四次全盟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和评议委员会，推举苏子蘅为台盟中央名誉主席；改主席制为主席团制，主席团第一任主席林盛中，第二任即现任主席蔡子民，评议委员会主席为李纯青。
第3版(两会新闻)
专栏：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各级工商联的全国性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单位之一。长期以来，工商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一道参政议政，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１９４９年，工商界作为一个方面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一届政协全体会议。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政治报告》中提出成立工商业联合会，随即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商谈筹组事宜，并于次年组成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１９５２年８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了工商联的组织构成和基本任务。在此之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大中城市接收和改组了旧商会、工业会和同业公会，成立了工商联。各地工商联团结领导广大会员，进行爱国守法经营，协助政府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开展税收、安排就业、协调劳资关系，对恢复国民经济起了促进作用。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全国工商联举行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在过渡时期，工商联认真参与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讨论学习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制订执行，配合党和政府贯彻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赎买政策，推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以至公私合营的开展，组织工商界接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参加抗美援朝和五反运动，对促进社会生产、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建国以后，工商联的领导人直接参加了国家政权和人民政协的工作，有一批负责人担任了人民政权的领导职务。
１９５６年以后，工商联组织会员学习政治理论，进行自我教育，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为体现党的政策，帮助解决少数工商业者生活困难，成立了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委员会。
１９７９年，全国工商联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结合自身熟悉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联系面广的优势，开展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联络海外工商界，以及兴办企业等工作，走出了新路子，做出了新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工商联吸收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有关团体和人士入会，使会员构成发生变化，体现了我国新时期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特点；工商联借鉴过去经验进行组建同业公会工作的试点，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日益发挥出积极作用。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全国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工商联是统一战线组织和对内对外民间商会。主要特征是统战性、民间性和经济性的统一，具体体现为：广泛联系、团结海内外工商业界，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前提下，代表工商业界的合法权益；参与国家大政方针、重大经济和社会决策的协商，特别是经济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反映会员的意见建议，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举荐人才参加国家政权机关，参加人民政协的活动；向会员和社会提供经济、技术、法律等服务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促进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的发展。
全国工商联主办的出版物有《工商时报》和《中国工商》杂志。
全国工商联现有５０多万会员，建立县级以上地方组织１７００多个。
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是陈叔通，第四、五届主任委员（主席）为胡子昂。现任主席荣毅仁，名誉主席胡子昂。